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在许多地方变成了“黄金粥”，四五亿人出门旅游，不少地方的高速公路成了停车场，许多热门景点不堪重负，还发生了一系列安全事故和游客与景区的冲突，这让人们开始思考黄金周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反思的声音很快就被拉动消费的正面信息所取代。与此同时，某些方面的专家又将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建议提了出来。一个黄金周不行，咱就搞两个、三个，似乎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最近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反“四风”，相比而言，“四风”中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反起来相对容易些，看得见，摸得着，比如公款大吃大喝的歪风已经得到有效的遏制。而“四风”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要真正得到改变，却非一朝一夕之功，许多事情已经是习惯成自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已经固化，甚至在不知不觉中继续犯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老毛病。
　　比如黄金周的问题，每年都在讨论，每年都找不到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带薪休假已经喊了多年了，就是因为推行起来有一定难度，有关方面便遇到矛盾绕着走，不是想方设法从制度建设上有效推进它的全面落实，而是从所谓拉动内需的需要出发，积极拼凑“黄金周”，因为这件事做起来相对简单，只要发个通知调整一下放假时间就行，利用人们的出游需要，促进内需的增长，何乐而不为？
　　所以，当年推出黄金周的出发点，主要还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黄金周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拉动国内消费市场。而全民运动式的出行，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是否有能力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服务，让他们度过一个令人愉快的假期；游客的大规模增加，会不会使自然和历史文化景观因超出承载能力而遭受不应有的破坏，这些问题可能并没有引起决策者们的特别关注。所谓“黄金”二字，主要还是针对商家而言，对高价出游买罪受的普通民众来说，并没有太大关系。
　　有人说，搞黄金周是不得已的事情，因为带薪休假无法落实，只好采取这样的办法，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此论听起来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因为带薪休假的问题，只要政策法律到位，贯彻措施得力，就完全可以实现，与国情没有太大的关系。而黄金周的设立，恰恰是一个没有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典型事例。因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我们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做任何决策的时候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而给十三亿人确定一个统一的放假时间，让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段出去旅行，本身就是严重违背中国国情的荒唐之举，而有关方面多年来却乐此不疲。这种不从民众利益和福祉出发，由政府部门主导一切的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思维方式和思想作风，确实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除去黄金周带给人们出行的种种痛苦和烦恼，没有人真正统计过“黄金周”带来的表面效益和它背后的隐形损失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比例关系。除了对人文与自然景观的破坏之外，由畸形的供需关系带来的巨大浪费也是十分惊人的。许多景点及周边城市宾馆饭店及各种基础设施为了应对这种运动式的旅游修了不少，可一到黄金周，却依然难以满足需求。许多地方虽是价格暴涨，游客仍然一床难求，食宿无着。可一阵风过后，这些地方又都是门可罗雀，萧条冷清。所以，黄金周带来的所谓业绩，只不过是平日里需求的一种集中爆发，如果摊平了，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增长。而那些花纳税人的钱大修大建的基础设施，既无法从容应付黄金周，又在平时派不上多少用场，这其中的巨大损失到底又多大，恐怕没有多少人认真地算过账。
　　类似于黄金周的问题，还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高考的户籍壁垒、现行的养老金双轨制等种种社会不公现象，都长期存在且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它们已成为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的突出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和黄金周的弊端一样，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就是在种种利益纠葛中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特别在牵涉政策制定者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改革就显得更加举步维艰，难以推进。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群体的分裂和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
　　“黄金周”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反对形形色色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首先必须要在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用法律和制度的形式杜绝简单随意、违背民意的胡乱决策；同时，有关方面在推进改革时，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打破现有利益格局，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绝不能因自身的利益牵连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无所作为。否则，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不正常现象，将会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长期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