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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最流行的歌是《相约一九九八》。
那一年我31岁，两个女儿1岁。我在县广播电视局负责广告、点歌节目。广告做得最多的是各种门店开张，还有县政府和各部门的通告;接到点歌单，点得最多的三首歌，是孙悦的《祝你平安》，蔡国庆的《三百六十五个祝福》和陈明的《快乐老家》，反反复复，听得我差点抑郁。
那一年，洪水泛滥，士兵们死守长江堤坝，涌现出很多英雄。而我，像只困兽，浑身不自在，埋下要到远方冒险的念头。
对，是冒险。因为女儿刚刚一岁。这个时候远行，简直就是冒险。
但是我又觉得这是我人生一次最重要的机会，如果错过，“万劫”不复。
到北京去。
九月，T6次特快—一个人的文学梦，往往有趟绿皮火车陪伴。咣当咣当，车上昏睡两天，夜晚到的北京。转公交，到站时没人提醒，等到下车，车上一位老人探出头来，哈哈，你坐过站了，幸灾乐祸。刚下车的一位中年妇女，及时指路，我终于赶上最后一班地铁。朝阳门站，坐“面的”，到东八里庄，鲁迅文学院，泊在黑暗之中——这是全中国文学青年到北京最初、最好的落脚点，或者说是收容站。
听的是影视课，学制一年，跟家人说，只上半年，然后回去。没想到一待就是四年，刚好一个“本科”。
我真是喜欢这里。看录像带，一部接一部的电影。之前只知道奥斯卡，这一回才晓得还有威尼斯和戛纳。以前只知道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这一回知道君特格拉斯、塞利纳、索尔仁尼琴。有了换血一般的感觉。
我是个迟到者——我曾经在县城一个朋友的宿舍里，对着窗外的江水写作，写什么，写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明显的花拳绣腿。
写作者的大脑，很多时候真的不能由自己，以及自己熟悉的县城、乡镇、村庄来“开发”;写作者的大脑，很多时候，真是得由北京这样的大地方以及君特格拉斯、塞利纳或者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大师来“开发”。矿藏是矿藏，工具是工具。真不能把矿藏当工具。对我来说，北京就是“大型修理厂”，君特格拉斯、塞利纳或者索尔仁尼琴就是“大型挖掘机”。
这是后来我对自己“北漂”的“认识”。
这四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尽管当时还在迷惘之中，但是不管怎样，我的“文学生活”，就在迷惘中从北京开始了。
鲁院课堂上看的那些电影，授课老师说的那些文学作品，是我生活的底色。我的同学们，则是我的同道。忧郁的，快乐的;有目标计划的，茫然无措的，都汇集在这里。
白天上课，晚上在鲁院楼下，有人朗诵《圣经》：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人唱歌，郑钧的《灰姑娘》：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五六十号人，来自天南海北，在鲁迅文学院，听课，写作，透过这里看北京。
很难忘的一段日子。
我是兴奋的，除了听课，北京韬奋三联书店，东棉花胡同中戏小剧场，看书买书、蹭戏，完全是另外的一种崭新的生活。这是命运幕墙上的一道缝隙，人生幸运圈上的第一环，被我给抓住了。我当时交往得最多的，是几位儿童文学作家，他们一本接一本地给书商写书。好奇的我也仿效，反正觉得那样能挣钱。我花了三千元在中关村买了台组装电脑，用了二十天時间，也写了一部“青春文学”，五千块钱卖给了一位湖南书商。这是在小县城里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后来在地铁上看到自己写的书在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留在北京“北漂”也是很偶然的事情，一个人所谓的好运气，往往都是一个或多个人帮助的结果，在北京，我遇到了“贵人”，请允许我说出他们的名字：赵兰振、陈锟、卢枫霖、廉荔桦、刘连壁、陈晓莱、卢望平……我先在出版社上班，后到央视打工，他们是我的摆渡人。关于在北京的生活，那是一部小说的容量，世纪之交的北京岁月，待我好好沉淀再小心奉上。总之，我那时充满“斗志”，两个例子：
一、 我在电视台，主要做栏目包装，负责写串词，一般写好串词交给导演，就万事大吉，不用考虑在演播室录像的事情。那一次，离录像的日子还有一个星期，领导突然告诉我，这次录像由你负责组织完成。我一听就傻了，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突然被推下河，只能靠本能来扑腾。好在往常录像时我就在演播室里观摩，加上同事也很帮忙，终于过了这一关。因为录像时不停地发指令，脑子里全是回音和录像时的画面，当天晚上我竟失眠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从那以后，这“活”就归我了。一场演播室下来，我要跟很多人打交道，不停地找人，不停地说话。后来我回广西，一句话要说两遍，这就是在北京落下的“毛病”。忙碌的工作，改变了我说话的习惯和口气。
二、 在出版社上班时，每天从八里庄踩自行车，团结湖、工体、东四十条一直到单位，大概四十分钟。那年春天非常寒冷，一场春雪，让人领略什么叫“春寒料峭”。那天下班，我跟赵兰振差不多回到八里庄，兰振突然说，刚才我们路过工体的时候，我好像看见桃花开了。我说，不可能，天那么冷，桃花怎么会开呢？兰振说，是，桃花开了。我坚持说天冷，桃花不会开。我俩打赌，又踩车到工体。结果我输了。桃花真的开了。
现在我想到这些事情，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那个时候，我看似离文学很远，其实就活在文学里，活在自己的命运里。有一天在机房剪片子，机房一排电视，好几个电视在放足球，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城市的名字，后来又看了一部电影《上帝之城》，这个城市的名字就刻在我心中，当时我想，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还会不会写小说，如果还写，就用它来做笔名。
2002年5月，T5次特快带我回广西，我想起在鲁院的时候，看的那本美国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的著作《流放者归来》，一群作家去欧洲游历的情形。想想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跟他们一样吗，离开，回来。
流放者归来。
2019年8月8日
那一年我31岁，两个女儿1岁。我在县广播电视局负责广告、点歌节目。广告做得最多的是各种门店开张，还有县政府和各部门的通告;接到点歌单，点得最多的三首歌，是孙悦的《祝你平安》，蔡国庆的《三百六十五个祝福》和陈明的《快乐老家》，反反复复，听得我差点抑郁。
那一年，洪水泛滥，士兵们死守长江堤坝，涌现出很多英雄。而我，像只困兽，浑身不自在，埋下要到远方冒险的念头。
对，是冒险。因为女儿刚刚一岁。这个时候远行，简直就是冒险。
但是我又觉得这是我人生一次最重要的机会，如果错过，“万劫”不复。
到北京去。
九月，T6次特快—一个人的文学梦，往往有趟绿皮火车陪伴。咣当咣当，车上昏睡两天，夜晚到的北京。转公交，到站时没人提醒，等到下车，车上一位老人探出头来，哈哈，你坐过站了，幸灾乐祸。刚下车的一位中年妇女，及时指路，我终于赶上最后一班地铁。朝阳门站，坐“面的”，到东八里庄，鲁迅文学院，泊在黑暗之中——这是全中国文学青年到北京最初、最好的落脚点，或者说是收容站。
听的是影视课，学制一年，跟家人说，只上半年，然后回去。没想到一待就是四年，刚好一个“本科”。
我真是喜欢这里。看录像带，一部接一部的电影。之前只知道奥斯卡，这一回才晓得还有威尼斯和戛纳。以前只知道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这一回知道君特格拉斯、塞利纳、索尔仁尼琴。有了换血一般的感觉。
我是个迟到者——我曾经在县城一个朋友的宿舍里，对着窗外的江水写作，写什么，写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明显的花拳绣腿。
写作者的大脑，很多时候真的不能由自己，以及自己熟悉的县城、乡镇、村庄来“开发”;写作者的大脑，很多时候，真是得由北京这样的大地方以及君特格拉斯、塞利纳或者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大师来“开发”。矿藏是矿藏，工具是工具。真不能把矿藏当工具。对我来说，北京就是“大型修理厂”，君特格拉斯、塞利纳或者索尔仁尼琴就是“大型挖掘机”。
这是后来我对自己“北漂”的“认识”。
这四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尽管当时还在迷惘之中，但是不管怎样，我的“文学生活”，就在迷惘中从北京开始了。
鲁院课堂上看的那些电影，授课老师说的那些文学作品，是我生活的底色。我的同学们，则是我的同道。忧郁的，快乐的;有目标计划的，茫然无措的，都汇集在这里。
白天上课，晚上在鲁院楼下，有人朗诵《圣经》：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人唱歌，郑钧的《灰姑娘》：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五六十号人，来自天南海北，在鲁迅文学院，听课，写作，透过这里看北京。
很难忘的一段日子。
我是兴奋的，除了听课，北京韬奋三联书店，东棉花胡同中戏小剧场，看书买书、蹭戏，完全是另外的一种崭新的生活。这是命运幕墙上的一道缝隙，人生幸运圈上的第一环，被我给抓住了。我当时交往得最多的，是几位儿童文学作家，他们一本接一本地给书商写书。好奇的我也仿效，反正觉得那样能挣钱。我花了三千元在中关村买了台组装电脑，用了二十天時间，也写了一部“青春文学”，五千块钱卖给了一位湖南书商。这是在小县城里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后来在地铁上看到自己写的书在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留在北京“北漂”也是很偶然的事情，一个人所谓的好运气，往往都是一个或多个人帮助的结果，在北京，我遇到了“贵人”，请允许我说出他们的名字：赵兰振、陈锟、卢枫霖、廉荔桦、刘连壁、陈晓莱、卢望平……我先在出版社上班，后到央视打工，他们是我的摆渡人。关于在北京的生活，那是一部小说的容量，世纪之交的北京岁月，待我好好沉淀再小心奉上。总之，我那时充满“斗志”，两个例子：
一、 我在电视台，主要做栏目包装，负责写串词，一般写好串词交给导演，就万事大吉，不用考虑在演播室录像的事情。那一次，离录像的日子还有一个星期，领导突然告诉我，这次录像由你负责组织完成。我一听就傻了，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突然被推下河，只能靠本能来扑腾。好在往常录像时我就在演播室里观摩，加上同事也很帮忙，终于过了这一关。因为录像时不停地发指令，脑子里全是回音和录像时的画面，当天晚上我竟失眠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从那以后，这“活”就归我了。一场演播室下来，我要跟很多人打交道，不停地找人，不停地说话。后来我回广西，一句话要说两遍，这就是在北京落下的“毛病”。忙碌的工作，改变了我说话的习惯和口气。
二、 在出版社上班时，每天从八里庄踩自行车，团结湖、工体、东四十条一直到单位，大概四十分钟。那年春天非常寒冷，一场春雪，让人领略什么叫“春寒料峭”。那天下班，我跟赵兰振差不多回到八里庄，兰振突然说，刚才我们路过工体的时候，我好像看见桃花开了。我说，不可能，天那么冷，桃花怎么会开呢？兰振说，是，桃花开了。我坚持说天冷，桃花不会开。我俩打赌，又踩车到工体。结果我输了。桃花真的开了。
现在我想到这些事情，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那个时候，我看似离文学很远，其实就活在文学里，活在自己的命运里。有一天在机房剪片子，机房一排电视，好几个电视在放足球，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城市的名字，后来又看了一部电影《上帝之城》，这个城市的名字就刻在我心中，当时我想，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还会不会写小说，如果还写，就用它来做笔名。
2002年5月，T5次特快带我回广西，我想起在鲁院的时候，看的那本美国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的著作《流放者归来》，一群作家去欧洲游历的情形。想想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跟他们一样吗，离开，回来。
流放者归来。
2019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