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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融会中外贯通古今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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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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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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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古《逸礼·王度记》有“庶人驾一”的记载，《尚书大传》说“庶人单马木车”，考古发掘中也有个别一马配一车的现象，以致古今学者认定两周时期存在着庶人一马驾车的礼俗。其实，仔细考察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可知：首先从当时车子自身特点来看，一马不可能驾车；其次从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看，不具备庶人驾车的条件。考古所见的庶人车马坑，年代皆在战国之后，并且都是双马驾车，故上村岭虢国墓地的一车配一马不属于正常现象。新疆和内蒙古岩画中也有一马配一车的画面，其突出的仍然是两轭，即二马驾车。古人认定的驾一之车——安车，是汉代的双辕马车
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昭示法币信用而成立的机构。其成立是中央银行不健全、国内政治不统一的结果，成立之初对于推行法币、检查公告发行准备、提高法币信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组织的不完备和职能的缺陷，非但没有达到最终确立法币信用的初衷，而且成为检验国民政府屡次失信的晴雨表。
教会学校进行宗教教育，灌输基督精神，旨在塑造学生于“内心与习惯上，都印有耶稣基督的记号”，“对于一切事情的见解，皆能以基督的主张为标准”（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然而，历史发展的结局，并未以教会的意志为转移，近代中国的宗教教育发生始料未及的“异化”，学子们在养成了奉献和救世的人格、接受基督教伦理的同时，却摒弃了基督教神灵，从基督文化中萃取奉献精神、平等博爱观念，神格逐渐被人格质素取代，养成为他人和社会服务的人格模式，以至于其浓厚的主体意识、
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教授此文原为本刊去年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而撰，文章完成时，那组纪念五四的笔谈已进入清样校对程序，故未能编人，便拟适时发表。孰料，去年9月2日王先生竞驾鹤西归。哲人逝世已届周年，适因今年是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30周年，本刊借此机会刊发长期担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等领导职务的王桧林先生此文，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和纪念。王先生一生学问之大、之深、之精，非吾辈所能妄加评述。惟先生在此文中，以治思想史的博大视野（世界史的视野）对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透视和解剖，思考问题之大
晚清一民国埠际贸易网络体系的发展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传统经济的转变过程，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885-1904年的快速扩展阶段；1936-1937年的战前埠际贸易发展的最高峰；1938年以后战争期间的非常规阶段。引人注意的是，埠际贸易的空间分布在百年尺度上变化极其剧烈。长江南北有较大的区域性差异，南方埠际贸易网络更为复杂。埠际贸易仅仅具备中等的空间集中程度，枢纽城市的贸易权重在研究时段内渐趋走低，中小城市港口直航渐成趋势，这种发展态势在抗战爆发之后略有反转。
在缺乏准确可信的计量数据时，从区域的生产与流通空间着手，度量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绩效，是理解该区域经济成长的一个有效指标。从发展地理学的角度考察近代长三角地区农业、商业、工业演进过程中的时空轨迹，从而证实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起飞阶段的失衡状态，这不能被误解为“停滞”或“陷阱”，结构与空间的二元性具有自我消解的内在动力。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成功地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对华橡胶禁运，从东南亚地区为苏联代购了大量橡胶。中国在橡胶贸易上对苏联的积极配合，不仅巩固了新中国与苏联的经济联系，也反映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成员，勇于承担自己的国际义务与责任，具有强烈的奉献与牺牲精神。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美国国内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有过短暂的争论，争论焦点在于美国在华利益是凭中国皇帝的恩准，即“一体通商”，还是美国应有同英国一样“庄严的条约”。最终，坚信条约派取得胜利。美国政府派遣顾盛使团前来中国，要求清政府以中美签订条约的形式，保证美国在华利益。谈判签订《望厦条约》，中美双方经历了从对抗到妥协的发展过程。以耆英为首的清政府谈判代表团基本上做到了据理力争，期望通过努力尽量减少条约给国家利益造成太多的损失，但鸦片战争后的国际环境使清政府无法拒绝美国政府提出的“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要求。条约的
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高宗为其颁有大量谕旨，因此可以说全书不仅是中华帝国最后的自足自信的知识体系的展示，也是中华帝国最后一位强势皇帝眼中天下的反映。通过谕旨中的文史批评与对史书编纂或修改的干涉，高宗有意识地为清廷论证了正统合法性，是一个典型的帝国意识形态建构过程：通过史著的编修与体例的不断修正，高宗不惜褒举明季诸臣，贬斥本朝“贰臣”，意在鼓吹正统；而体例本身即正统之体现，高宗以此以及一些技术性指示进一步确证了本朝为亘古未有之得统至正的国家。
上一个世纪80年代以来至本世纪初，日本对华投资实现了快速的增长并伴随着频繁的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投资总量与投资产业结构的变化上。与此相连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日本国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并将这归因于中国，随之将“中国威胁论”推到了高潮。时至今日，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些问题已不再是热点，但它始终是重要而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而且未来也可能再次成为影响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障碍性因素。本文从历史视角对日本对华投资与日本产业空心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再审视，以求对相关问题做出更加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