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边政学为应对当时边疆危机而兴起。拉卜楞地区是西北藏传佛教流布较广和藏族聚居地,也是当时正在兴起的西北经贸和交通枢纽,从而吸引了不少边政学者及各界人士的研究和前往考察。此间,学者对拉卜楞藏族社会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追寻拉卜楞藏族的族源及形成过程、探讨拉卜楞藏族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农牧业及商业的发展前景、考察拉卜楞地区“设治局、改县”的后续局势及影响、观察拉卜楞寺的僧纲制度与拉卜楞藏族的宗教生活、思考拉卜楞藏族文化教育的近代化问题和走向、研判拉卜楞藏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所形成的文献资料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拉卜楞藏族社会的基本状况。这些研究主要综合了近代“新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治学方法,既抱持近代化立场又怀有浪漫化情感,既有跨民族共情又不免民族偏见,体现了中国学术近代化发展的特质以及当时中国学界的知识和精神特征。当时的学者将学术研究和参与当地社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所展现的拉卜楞藏族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以及跨民族共情的示范,不仅有助于内地民众提高对边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情感认同,而且为维系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作出了超出学者本职的努力和贡献,对当代中国学界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