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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传奇小说中的劝惩特点历来为人诟病。但劝惩不是简单的说教和议论，其中所体现出的对历史教训的重视和对题材价值意义的追求，充分表明了宋代传奇说对社会功能的重视。这是由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文学自身演变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由此，宋代的文学的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趣味都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宋代传奇小说；历史题材；劝惩
【中图分类号】 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69（2007）07-0191-02
程毅中先生曾说过：“宋人小说文备众体，本非一格……近体小说源出于瓦舍说话，其为市井细民写心，固无伦矣；而传奇志怪，亦多人情世态，声色俱绘，叙事则如经目睹，记言则若从口出，此可于《摭青杂说》等书觇之。宋之传奇于搜神志异而外，或摹壮士佳人之心胆，或述引车卖浆之言语，声气风貌，神情毕肖，千载而下，犹可仿佛。自兹而后，小说一家，蔚为大国，可以兴观群怨，或且优于诗赋。”[1]这段话准确地表述了宋代传奇小说的主要的基本特征。此外宋传奇还有一个颇受争议和非议的特点就是篇尾的劝惩，即劝善惩恶，警世说教，阐发故事的现实意义。对于一般文章而言，这是“文以载道”，但对于小说这无疑会影响小说的故事性，降低艺术形象的感染力，使得小说更像是道德品行的教科书，当然也不符合现代意义上小说的审美标准。但从另一角度来讲，劝惩恰恰是宋人对小说的社会意义重视的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主流方向。
就历史题材而言，由于小说强调了历史对现实的警世作用，宋代传奇中的历史题材作品普遍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和社会责任感。作者的创作心态远比唐人更富有历史使命感。相较而言，唐人创作侧重于情节乃至细节的趣味性，更关注自我的个体生命价值，忽视个人的社会属性。唐代文言小说包括唐传奇也有“篇末垂诫”的形式，“其间虽亦或托讽谕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才与意想……”但根本的兴趣则在于“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2]他们的重头戏在于文才和情感，劝惩只是借以表现议论才华的一种手段。
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例，唐人有《长恨歌》《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作品，以陈鸿的《长恨歌传》为代表，这些作品大多歌颂爱情为主题，对爱情的悲剧表示同情。宋人乐史创作的《杨太真外传》情节都来自于前人史料，但描写的重心转移到对唐明皇“恣行燕乐”“衽席无别”荒淫误国的批判。至于他们的爱情悲剧，则有了警世于人的历史教训。作者用正史的眼光进行了评价：“夫礼者，定尊卑，礼国家。君不君，何以享国？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所以禄山叛乱，指罪三人。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明确了表示创作动机不在于重拾故事而是寻找题材的社会意义和历史认识价值。在《梅妃传》里，作者对唐明皇的批判更加强烈：“议者或谓覆宗，或非命，均其瑁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耄而伎忍，至一日杀三子，如轻短蝼蚁之命。奔串而归，受制昏逆，……是岂特两女子之罪哉？” 在《李师师外传》中则直接评议“道君奢侈无度，卒召北辕之祸，宜哉！”小说 还借李师师之口斥骂奸佞“吾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官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变宗社计？今又北面事丑虏，冀得一当，为呈身之地。吾岂作若辈羔雁贽耶？”在小说附录中有宋人张端义的评价“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国家安危治乱，可想而知亦。”[3]由此可以看出宋人在历史题材的传奇小说中能够摆脱传统的“女人祸水”的思想，把罪魁祸首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隋炀帝的几个传奇作品《隋遗录》《海山记》《开河记》《迷楼记》都以详细的笔触描写了隋炀帝骄奢淫逸、奢侈无度的生活以及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作者的意图不在于对富贵繁华的宫廷秘事津津乐道，而在于揭示统治阶级的罪行和百姓的灾难。小说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都很强。《海山记》中矮人王义的上书可以称得上是一篇讨伐炀帝罪行的檄文：
“大兴西苑，两至辽东，龙舟逾于万艘，宫阙遍于天下。兵甲常役百万，士民穷乎山谷。……今日百姓存者无几，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殍盈郭。狗彘厌人之肉，乌鸢食人之余，闻臭千里，骨积如山。目断平原，千里无烟。残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
宋人在经历了五代的历史变乱后，对江山社稷的存灭兴亡，开始了痛定思痛的深入思考和反省，“世代兴亡，非偶然也”，根本的原因在于“乱自上作”，追究统治者主观责任的意图非常明显。而宋人对文言小说劝惩功能的强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是受到时代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变化。
教化与讽谏的文学传统在汉代以后时隐时现，与时代的治乱有密切关系。整个五代时期，先秦以来的儒家文化大受冲击，道德标准改变，价值观念颠倒，孝节义之风荡然无存。儒家的诗教传统在晚唐五代一度衰落，几至断绝。宋初的统治者有意振兴文教，大力提倡儒学，实用主义的文学观又得到了重视和强化。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道德意识，宋代文人自觉地把教化视为文学的重要使命。表现在文言小说领域就是作者们不厌其烦地在小说中进行道德劝惩，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为救世的良方，赋予小说“美教化”“厚人伦”的现实功能。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历来存在史家观念之小说。小说作品常为补史，“备史官之阙”。宋人传奇里的劝惩追求题材的意义，更强调历史对现实的警世作用，而不是闲暇时的消遣娱乐，所以宋人历史题材的传奇小说普遍具有较高起点的审视眼光。这对于后世的历史演义小说以“乱自上作”为开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由于宋人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而使得劝惩成分增多，不同程度地带有了道学气息，但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宋人观念中文言小说的地位有所上升。虽然仍被视为“小道”，但其“可观”的一面已经被充分挖掘出来。正如明朝桃源居士在《宋人百家小说序》中对比唐宋文言小说时曾说：“彼如丰年玉，此如凶年谷，彼如柏叶菖蒲，虚人智灵，此如嘉珍法酒，饫人肠胃。”对宋代传奇的劝惩特点，应该做辨证的分析，客观看待时代赋予它的特色。
【参考文献】
[1]李剑国辑校．宋代传奇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1．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程毅中．古体小说钞·宋元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5．
[4]赵兴勤．古代小说与伦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5]侯忠义，刘世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李军均．论宋初传奇小说文体发展的文化生态[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7，(2)．
[7]李剑国辑校．宋代传奇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1．
[8]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选[M]．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1997．
【关键词】宋代传奇小说；历史题材；劝惩
【中图分类号】 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69（2007）07-0191-02
程毅中先生曾说过：“宋人小说文备众体，本非一格……近体小说源出于瓦舍说话，其为市井细民写心，固无伦矣；而传奇志怪，亦多人情世态，声色俱绘，叙事则如经目睹，记言则若从口出，此可于《摭青杂说》等书觇之。宋之传奇于搜神志异而外，或摹壮士佳人之心胆，或述引车卖浆之言语，声气风貌，神情毕肖，千载而下，犹可仿佛。自兹而后，小说一家，蔚为大国，可以兴观群怨，或且优于诗赋。”[1]这段话准确地表述了宋代传奇小说的主要的基本特征。此外宋传奇还有一个颇受争议和非议的特点就是篇尾的劝惩，即劝善惩恶，警世说教，阐发故事的现实意义。对于一般文章而言，这是“文以载道”，但对于小说这无疑会影响小说的故事性，降低艺术形象的感染力，使得小说更像是道德品行的教科书，当然也不符合现代意义上小说的审美标准。但从另一角度来讲，劝惩恰恰是宋人对小说的社会意义重视的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主流方向。
就历史题材而言，由于小说强调了历史对现实的警世作用，宋代传奇中的历史题材作品普遍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和社会责任感。作者的创作心态远比唐人更富有历史使命感。相较而言，唐人创作侧重于情节乃至细节的趣味性，更关注自我的个体生命价值，忽视个人的社会属性。唐代文言小说包括唐传奇也有“篇末垂诫”的形式，“其间虽亦或托讽谕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才与意想……”但根本的兴趣则在于“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2]他们的重头戏在于文才和情感，劝惩只是借以表现议论才华的一种手段。
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例，唐人有《长恨歌》《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作品，以陈鸿的《长恨歌传》为代表，这些作品大多歌颂爱情为主题，对爱情的悲剧表示同情。宋人乐史创作的《杨太真外传》情节都来自于前人史料，但描写的重心转移到对唐明皇“恣行燕乐”“衽席无别”荒淫误国的批判。至于他们的爱情悲剧，则有了警世于人的历史教训。作者用正史的眼光进行了评价：“夫礼者，定尊卑，礼国家。君不君，何以享国？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所以禄山叛乱，指罪三人。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明确了表示创作动机不在于重拾故事而是寻找题材的社会意义和历史认识价值。在《梅妃传》里，作者对唐明皇的批判更加强烈：“议者或谓覆宗，或非命，均其瑁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耄而伎忍，至一日杀三子，如轻短蝼蚁之命。奔串而归，受制昏逆，……是岂特两女子之罪哉？” 在《李师师外传》中则直接评议“道君奢侈无度，卒召北辕之祸，宜哉！”小说 还借李师师之口斥骂奸佞“吾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官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变宗社计？今又北面事丑虏，冀得一当，为呈身之地。吾岂作若辈羔雁贽耶？”在小说附录中有宋人张端义的评价“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国家安危治乱，可想而知亦。”[3]由此可以看出宋人在历史题材的传奇小说中能够摆脱传统的“女人祸水”的思想，把罪魁祸首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隋炀帝的几个传奇作品《隋遗录》《海山记》《开河记》《迷楼记》都以详细的笔触描写了隋炀帝骄奢淫逸、奢侈无度的生活以及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作者的意图不在于对富贵繁华的宫廷秘事津津乐道，而在于揭示统治阶级的罪行和百姓的灾难。小说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都很强。《海山记》中矮人王义的上书可以称得上是一篇讨伐炀帝罪行的檄文：
“大兴西苑，两至辽东，龙舟逾于万艘，宫阙遍于天下。兵甲常役百万，士民穷乎山谷。……今日百姓存者无几，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殍盈郭。狗彘厌人之肉，乌鸢食人之余，闻臭千里，骨积如山。目断平原，千里无烟。残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
宋人在经历了五代的历史变乱后，对江山社稷的存灭兴亡，开始了痛定思痛的深入思考和反省，“世代兴亡，非偶然也”，根本的原因在于“乱自上作”，追究统治者主观责任的意图非常明显。而宋人对文言小说劝惩功能的强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是受到时代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变化。
教化与讽谏的文学传统在汉代以后时隐时现，与时代的治乱有密切关系。整个五代时期，先秦以来的儒家文化大受冲击，道德标准改变，价值观念颠倒，孝节义之风荡然无存。儒家的诗教传统在晚唐五代一度衰落，几至断绝。宋初的统治者有意振兴文教，大力提倡儒学，实用主义的文学观又得到了重视和强化。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道德意识，宋代文人自觉地把教化视为文学的重要使命。表现在文言小说领域就是作者们不厌其烦地在小说中进行道德劝惩，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为救世的良方，赋予小说“美教化”“厚人伦”的现实功能。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历来存在史家观念之小说。小说作品常为补史，“备史官之阙”。宋人传奇里的劝惩追求题材的意义，更强调历史对现实的警世作用，而不是闲暇时的消遣娱乐，所以宋人历史题材的传奇小说普遍具有较高起点的审视眼光。这对于后世的历史演义小说以“乱自上作”为开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由于宋人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而使得劝惩成分增多，不同程度地带有了道学气息，但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宋人观念中文言小说的地位有所上升。虽然仍被视为“小道”，但其“可观”的一面已经被充分挖掘出来。正如明朝桃源居士在《宋人百家小说序》中对比唐宋文言小说时曾说：“彼如丰年玉，此如凶年谷，彼如柏叶菖蒲，虚人智灵，此如嘉珍法酒，饫人肠胃。”对宋代传奇的劝惩特点，应该做辨证的分析，客观看待时代赋予它的特色。
【参考文献】
[1]李剑国辑校．宋代传奇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1．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程毅中．古体小说钞·宋元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5．
[4]赵兴勤．古代小说与伦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5]侯忠义，刘世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李军均．论宋初传奇小说文体发展的文化生态[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7，(2)．
[7]李剑国辑校．宋代传奇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1．
[8]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选[M]．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