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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女性的压抑几乎达到了顶峰时，生活在男性的控制下便表面平静地像一汪暗藏汹涌的湖水。女性作家在接受了几千年有关只有男性拥有创作的力量和资格的熏陶后，潮涌而起，她们毅然拿起了笔，书写自己、书写女性，将女性文学印上了文学史。面对几乎来自整个父权文化社会的压力，女作家们充满了身份焦虑，最终她们否决了象征被男性掌控房中的天使，以暗藏疯狂地自我争取和反抗，疯女人式样的抗争继续写作。《傲慢与偏见》《简·爱》《呼啸山庄》《第二性》等等作品便从阁楼之上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之中。
关键词：阁楼上的疯女人;“疯女人”人物形象;女作家创作困境;
正文引题：假如说诗歌是自然界的一面镜子，那么女性必须打破“房中的天使”“魔鬼”等迎合男性观点所产生的固定化形象之后，才能深入镜子的另一面找到和形成真正的女性的定义以及女作家写作的真实意义并且以女性的视角笔触去写女性，而不是继续抒写男性赋予女性的固定特点或者继续抒发伪“女性的论述”。
一、阴茎文学的反面——女性创作的力量
1.以血泪为笔触的女性写作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安妮·芬奇·温彻尔西伯爵夫人的一首诗揭开了《疯女人》的帘幕——啊呀呀/一位胆敢握笔的女人/真是冒犯了男子们的权威呀/简直是一种胆大妄为的物种呢/以致再没有美德能够赎回她的过错。1
男性作家对于写作的定义是类似性器官的倾泻、“性快感”的抒发与书写，而男性作家对于女性美德所统一的要求是“静思的纯洁”，即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家庭中女性都应该处于屈从于男性的地位并永远保持优雅地服从辅助男性。处于这种充满压迫的社会气息中，安妮·芬奇以女性作家的身份自然更能感受到父性文化的社会对她们这些不合于群的野马的恶意与压迫。从《圣经·旧约》中的“莉莉丝”伊始，一个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亚当创造的女性形象由于坚定自己与亚当是平等的想法而以每天死亡一百个与恶魔所生的孩子为代价被放逐至恶魔聚居之处，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女性界定为“不完整的人”，再到狄更斯笔下“死一样安详宁静”的弗洛伦斯·董贝，西方文学史上女性的形象似乎一直与不完满、畸形、下流等恶劣相联系。
2.身份焦虑与形象突破
19世纪的文学妇女不仅被禁锢在男性占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中，还陷落于被葛特露·斯泰因称为“父权诗学”的特殊的文学建构内2，逃離社会与文学的双重禁锢便成了首要目标。如同《阁楼》所言，身处时代中的女作家们自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便竭力尝试自证，女性作家的身份却使她们更加的焦虑。简·奥斯汀笔下的安妮·埃利奥甚至不无沮丧地嘲讽，“男人在讲故事方面比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有利条件。他们比我们手的教育好得多;笔一直在他们手中。”3
女性真实形象究竟是什么，或说是否有必要将女性形象用一些形容词、名词来加以限定;她的形象究竟该如何定义，我们为何不用这样的方式来界定男性形象;如果对女性的形象加以定义，是否等于给女性加以限制。在无限的对抗与焦虑中推生了文学的新一个浪潮，不要让“房中的天使”安静地像死去一样，不如掀去天使圣洁的服装，将她邀下阁楼，于是便有了这些经典，带着女作家们为代表的抗争、发问与创造的力量——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米切尔的《飘》……
二、阁楼上的“疯女人”与镜子里的“天使”
1.作品中的“疯女人”形象
《阁楼上的疯女人》中“疯女人”指的便是夏洛蒂作品《简·爱》中最终纵火而亡的伯莎·梅森。她的出现不过寥寥数次，却次次影响了女主人公简的命运。疯女人的形象以其疯癫痴狂而不为人喜，但细读作品可以发现，在罗彻斯特与简可以为己辩护的时候，疯女人只能像一条见不得人的疯狗被锁死在阁楼上，无论是清醒还是疯癫。作为书中人物，她是与拿起笔的女作家一样的，出于男性掌权的不利地位却能够走下禁锢的阁楼，凭借自己手中微薄的力量做抗争;从另一个方面看，伯莎·梅森则又可以看做是简·爱的内心，她背后疯狂却更真实的一面，揭穿罗彻斯特的已婚身份，撕毁代表着男权的“王子头纱”，烧毁本属于她财富，打破贵族阶层占据高处的地位，为简·爱与罗彻斯特最终的平等结合铺平道路。伯莎的疯狂便是每一位优雅背后所匿的自我抗争的体现，她的代表性形象使得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其他“疯女人”形象，也带有了抗争、突破与拯救的意味。她们与传统男性所希望的贤妻良母并不是一类形象。
2.碎“镜”重生
女性往往以渴望写作和反复无常为特点进行自我反思和持续思考的创作作为捍卫自我的武器。拯救镜子（文学）中的女性自我的过程是艰难的，新时期以来，在女性主义理论光照下了女性文学逐渐被性别化，这种进程虽然能使得两性平等意识建立、女性写作获得主体性，但也将女性创作单调、刻板化，掩盖了其复杂与丰富性，因此，后来的女性写作中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去性别化”的倾向。4女性是女性写作的一个视角，但从来不是唯一视角。
参考文献
[1]阁楼上的“疯”女人：繁漪——曹禺剧作人物论.刘芭.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6月.第26卷.
[2]成就与缺憾的反思——《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论略.杨莉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3]重访与招魂——评《阁楼上的疯女人：三十周年评论特集》.欧阳月姣.北京大学中文系.2009.
[4]阁楼上为什么藏个疯女人？——解读《简·爱》中疯女人伯莎的密码涵义.董莉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0年8月.
[5]“饥饿、反叛和愤怒”与“荆棘冠”：《简·爱》中的女性主义意识与福音主义话语.萧莎.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6]当代女性写作的“去性别化”现象考察.郭冰茄.南方文坛.2020年6月.
[7]对抗性“凝视”中的“他者”一一兼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电影的反“凝视”.纪莉.王燕灵.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8]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问题研究.王潇.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9]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对“疯女人”形象的研究之研究.马梦楹.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0]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注释：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美）吉尔伯特（Gilbert， S.M.），（美）古芭（Gubar， S.）著;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p66.
转引自成就与缺憾的反思——《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论略.杨莉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美）吉尔伯特（Gilbert， S.M.），（美）古芭（Gubar， S.）著;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p72.
当代女性写作的“去性别化”现象考察.郭冰茄.南方文坛.2020年6月.
（中国计量大学 人文与外语学院）
关键词：阁楼上的疯女人;“疯女人”人物形象;女作家创作困境;
正文引题：假如说诗歌是自然界的一面镜子，那么女性必须打破“房中的天使”“魔鬼”等迎合男性观点所产生的固定化形象之后，才能深入镜子的另一面找到和形成真正的女性的定义以及女作家写作的真实意义并且以女性的视角笔触去写女性，而不是继续抒写男性赋予女性的固定特点或者继续抒发伪“女性的论述”。
一、阴茎文学的反面——女性创作的力量
1.以血泪为笔触的女性写作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安妮·芬奇·温彻尔西伯爵夫人的一首诗揭开了《疯女人》的帘幕——啊呀呀/一位胆敢握笔的女人/真是冒犯了男子们的权威呀/简直是一种胆大妄为的物种呢/以致再没有美德能够赎回她的过错。1
男性作家对于写作的定义是类似性器官的倾泻、“性快感”的抒发与书写，而男性作家对于女性美德所统一的要求是“静思的纯洁”，即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家庭中女性都应该处于屈从于男性的地位并永远保持优雅地服从辅助男性。处于这种充满压迫的社会气息中，安妮·芬奇以女性作家的身份自然更能感受到父性文化的社会对她们这些不合于群的野马的恶意与压迫。从《圣经·旧约》中的“莉莉丝”伊始，一个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亚当创造的女性形象由于坚定自己与亚当是平等的想法而以每天死亡一百个与恶魔所生的孩子为代价被放逐至恶魔聚居之处，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女性界定为“不完整的人”，再到狄更斯笔下“死一样安详宁静”的弗洛伦斯·董贝，西方文学史上女性的形象似乎一直与不完满、畸形、下流等恶劣相联系。
2.身份焦虑与形象突破
19世纪的文学妇女不仅被禁锢在男性占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中，还陷落于被葛特露·斯泰因称为“父权诗学”的特殊的文学建构内2，逃離社会与文学的双重禁锢便成了首要目标。如同《阁楼》所言，身处时代中的女作家们自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便竭力尝试自证，女性作家的身份却使她们更加的焦虑。简·奥斯汀笔下的安妮·埃利奥甚至不无沮丧地嘲讽，“男人在讲故事方面比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有利条件。他们比我们手的教育好得多;笔一直在他们手中。”3
女性真实形象究竟是什么，或说是否有必要将女性形象用一些形容词、名词来加以限定;她的形象究竟该如何定义，我们为何不用这样的方式来界定男性形象;如果对女性的形象加以定义，是否等于给女性加以限制。在无限的对抗与焦虑中推生了文学的新一个浪潮，不要让“房中的天使”安静地像死去一样，不如掀去天使圣洁的服装，将她邀下阁楼，于是便有了这些经典，带着女作家们为代表的抗争、发问与创造的力量——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米切尔的《飘》……
二、阁楼上的“疯女人”与镜子里的“天使”
1.作品中的“疯女人”形象
《阁楼上的疯女人》中“疯女人”指的便是夏洛蒂作品《简·爱》中最终纵火而亡的伯莎·梅森。她的出现不过寥寥数次，却次次影响了女主人公简的命运。疯女人的形象以其疯癫痴狂而不为人喜，但细读作品可以发现，在罗彻斯特与简可以为己辩护的时候，疯女人只能像一条见不得人的疯狗被锁死在阁楼上，无论是清醒还是疯癫。作为书中人物，她是与拿起笔的女作家一样的，出于男性掌权的不利地位却能够走下禁锢的阁楼，凭借自己手中微薄的力量做抗争;从另一个方面看，伯莎·梅森则又可以看做是简·爱的内心，她背后疯狂却更真实的一面，揭穿罗彻斯特的已婚身份，撕毁代表着男权的“王子头纱”，烧毁本属于她财富，打破贵族阶层占据高处的地位，为简·爱与罗彻斯特最终的平等结合铺平道路。伯莎的疯狂便是每一位优雅背后所匿的自我抗争的体现，她的代表性形象使得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其他“疯女人”形象，也带有了抗争、突破与拯救的意味。她们与传统男性所希望的贤妻良母并不是一类形象。
2.碎“镜”重生
女性往往以渴望写作和反复无常为特点进行自我反思和持续思考的创作作为捍卫自我的武器。拯救镜子（文学）中的女性自我的过程是艰难的，新时期以来，在女性主义理论光照下了女性文学逐渐被性别化，这种进程虽然能使得两性平等意识建立、女性写作获得主体性，但也将女性创作单调、刻板化，掩盖了其复杂与丰富性，因此，后来的女性写作中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去性别化”的倾向。4女性是女性写作的一个视角，但从来不是唯一视角。
参考文献
[1]阁楼上的“疯”女人：繁漪——曹禺剧作人物论.刘芭.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6月.第26卷.
[2]成就与缺憾的反思——《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论略.杨莉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3]重访与招魂——评《阁楼上的疯女人：三十周年评论特集》.欧阳月姣.北京大学中文系.2009.
[4]阁楼上为什么藏个疯女人？——解读《简·爱》中疯女人伯莎的密码涵义.董莉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0年8月.
[5]“饥饿、反叛和愤怒”与“荆棘冠”：《简·爱》中的女性主义意识与福音主义话语.萧莎.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6]当代女性写作的“去性别化”现象考察.郭冰茄.南方文坛.2020年6月.
[7]对抗性“凝视”中的“他者”一一兼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电影的反“凝视”.纪莉.王燕灵.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8]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问题研究.王潇.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9]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对“疯女人”形象的研究之研究.马梦楹.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0]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注释：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美）吉尔伯特（Gilbert， S.M.），（美）古芭（Gubar， S.）著;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p66.
转引自成就与缺憾的反思——《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论略.杨莉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美）吉尔伯特（Gilbert， S.M.），（美）古芭（Gubar， S.）著;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p72.
当代女性写作的“去性别化”现象考察.郭冰茄.南方文坛.2020年6月.
（中国计量大学 人文与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