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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我从长沙出发，经过新德里奔向阿富汗。在10天的时间里，我必须完成《潇湘晨报》“9·11五周年祭”专题17版面的图片和文字报道，而除了我蹩脚的英语、一份报道策划，以及通过网络、报刊上轻浅了解的阿富汗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
到达阿富汗的5天后，在阿富汗北部地区潘杰希尔省我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一起采访抗苏游击队的老兵。美国同行熟练普什图语，前后7次到过阿富汗，他们报社在这边配有3个专职的联络员，而后方负责编辑的团队有7人，两部卫星电话，在ANA（阿富汗国家卫队）里还有线人。他们除了当时发回的稿件，每次任务结束，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分别乘坐不同的航班，带上拷贝两份的稿件和照片回去（如果一个人发生空难，另外的记者也能带回报道）。我管他们的报道方式叫做猛兽式，他们则称我为游击队员。
在国内国外，我用这种游击队的方式工作了6年，也总结了不少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无论在哪里，必须找到一个当地你可以信任的人。和他在一起你会安全，通过他去认识其他人。在阿富汗，我第一个遇到可以信任的人是法雷，我的翻译。通过他我认识了法力昂，正是他，在我一路去往危险的潘杰希尔时为我保驾护航，免于被不明武装分子绑架。实际上几次危险，因为他在我左右才化险为夷。
通过7个人你就可以认识全国的人
在复杂的环境里，你可能遇到难以预料的情况，不可能直接邀请和遇到你的采访对象，这时候你就要明白这一个法则，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在埃及，其中有两个采访对象是那次报道非常关键的人——两名“二月革命”的领导者。但到了开罗，问题就来了。这两名“革命者”都不在家，因为冲突升级，又重新投入了革命，正在解放广场帮助示威人群提供补给。此时的解放广场聚集了3万人，要从3万人里找两个人？这个时候就只能使用那个办法，先从你身边的人开始。最后通过我的向导和翻译，再经过要找的那个人的丈夫等五六个人四个小时候后，我们便在人群中找到采访的对象。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在进攻苏尔特的前一天，我和半岛电视台记者几乎是同时接到了消息，这时其他的记者都在的黎波里。是好机会吗，当然！但是从班加西到苏尔特直接到达前线，因为谁也不知道多远的距离可能开战，这就意味着安全无法保障。我的翻译和司机都不愿冒险，于是我加佣金，从100、200到300最后直到他们点头。当我到达离前线约100公里的时候，还是取消了继续前行，前方的炮火太密集了。而这时，半岛电视台租用的武装人员和花500美元一小时的装甲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他们做足了准备，当我花100美元从我司机的侄子口中买到进攻苏尔特的情报时，半岛早在3天前就花了大价钱得知了“零点行动”全部细节。
时间对于摄影记者是最重要的
2012年3月，日本地震一周年，我在日本采访时的同行还有德国《法兰克福经济时报》的记者、自由摄影师詹姆斯。在拍摄墓地的时候，我只有不到1个小时，而他有几个月时间，他会在不同的天气下在同一个地方拍摄，一个墓地他跑了不下30次。最终他拍摄的墓地选为当月《时代周刊》的封面。那张照片的环境是下着大雪，阴霾的天空，极佳的表现出人物心理和环境的关系。而那时，我已经匆忙的赶往仙台。
我是名摄影记者，我的题材多数是灾难、战争。很多人，包括同事、同行，认为越是在这样的环境、题材下越是容易出好片子。其实，差太远了。如今已经不是卡帕时代了，不是你冲到最前线、离得最近就有好的照片。你冲到最前线，你会发现前面都是记者。而且你会慌乱，你会觉得眼前都是可以拍的，拍出来却什么都不是。如今的战场，你需要更多的发现，好的照片不只是前线才有，和你拍一个车祸、一场球赛是一样的。还有，后方报社的组织、编辑也非常重要，否则拿回来的图片没有故事，没有观点。最致命的是，国内媒体对于国际战事的报道还仅仅停留在去了就是成功的标准。
我拍过一些自己喜欢的照片，比如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因为闪光灯忘了关，刺激到我偷拍的一名士兵，以至于在我拍摄的同时他开了枪，幸运的是我的保镖用手拉住了枪杆，不至于第二枪将我毙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张好的照片，但对我来说这是我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照片。战争中的士兵有时会对战争上瘾，如同电影《拆弹部队》里开头叙述的一样。记者也一样，总是认为错过了好的机会、总是觉得这一次离战火不够近，和战争中的人呆的时间不够久。一直是这样的问题，你会把所有没有拍出好照片的理由都归结到这里。而事实上呢？谁知道呢，我只知道我要更多的时间。不过，总有一天我也能成为猛兽，与猛兽同行。
到达阿富汗的5天后，在阿富汗北部地区潘杰希尔省我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一起采访抗苏游击队的老兵。美国同行熟练普什图语，前后7次到过阿富汗，他们报社在这边配有3个专职的联络员，而后方负责编辑的团队有7人，两部卫星电话，在ANA（阿富汗国家卫队）里还有线人。他们除了当时发回的稿件，每次任务结束，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分别乘坐不同的航班，带上拷贝两份的稿件和照片回去（如果一个人发生空难，另外的记者也能带回报道）。我管他们的报道方式叫做猛兽式，他们则称我为游击队员。
在国内国外，我用这种游击队的方式工作了6年，也总结了不少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无论在哪里，必须找到一个当地你可以信任的人。和他在一起你会安全，通过他去认识其他人。在阿富汗，我第一个遇到可以信任的人是法雷，我的翻译。通过他我认识了法力昂，正是他，在我一路去往危险的潘杰希尔时为我保驾护航，免于被不明武装分子绑架。实际上几次危险，因为他在我左右才化险为夷。
通过7个人你就可以认识全国的人
在复杂的环境里，你可能遇到难以预料的情况，不可能直接邀请和遇到你的采访对象，这时候你就要明白这一个法则，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在埃及，其中有两个采访对象是那次报道非常关键的人——两名“二月革命”的领导者。但到了开罗，问题就来了。这两名“革命者”都不在家，因为冲突升级，又重新投入了革命，正在解放广场帮助示威人群提供补给。此时的解放广场聚集了3万人，要从3万人里找两个人？这个时候就只能使用那个办法，先从你身边的人开始。最后通过我的向导和翻译，再经过要找的那个人的丈夫等五六个人四个小时候后，我们便在人群中找到采访的对象。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在进攻苏尔特的前一天，我和半岛电视台记者几乎是同时接到了消息，这时其他的记者都在的黎波里。是好机会吗，当然！但是从班加西到苏尔特直接到达前线，因为谁也不知道多远的距离可能开战，这就意味着安全无法保障。我的翻译和司机都不愿冒险，于是我加佣金，从100、200到300最后直到他们点头。当我到达离前线约100公里的时候，还是取消了继续前行，前方的炮火太密集了。而这时，半岛电视台租用的武装人员和花500美元一小时的装甲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他们做足了准备，当我花100美元从我司机的侄子口中买到进攻苏尔特的情报时，半岛早在3天前就花了大价钱得知了“零点行动”全部细节。
时间对于摄影记者是最重要的
2012年3月，日本地震一周年，我在日本采访时的同行还有德国《法兰克福经济时报》的记者、自由摄影师詹姆斯。在拍摄墓地的时候，我只有不到1个小时，而他有几个月时间，他会在不同的天气下在同一个地方拍摄，一个墓地他跑了不下30次。最终他拍摄的墓地选为当月《时代周刊》的封面。那张照片的环境是下着大雪，阴霾的天空，极佳的表现出人物心理和环境的关系。而那时，我已经匆忙的赶往仙台。
我是名摄影记者，我的题材多数是灾难、战争。很多人，包括同事、同行，认为越是在这样的环境、题材下越是容易出好片子。其实，差太远了。如今已经不是卡帕时代了，不是你冲到最前线、离得最近就有好的照片。你冲到最前线，你会发现前面都是记者。而且你会慌乱，你会觉得眼前都是可以拍的，拍出来却什么都不是。如今的战场，你需要更多的发现，好的照片不只是前线才有，和你拍一个车祸、一场球赛是一样的。还有，后方报社的组织、编辑也非常重要，否则拿回来的图片没有故事，没有观点。最致命的是，国内媒体对于国际战事的报道还仅仅停留在去了就是成功的标准。
我拍过一些自己喜欢的照片，比如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因为闪光灯忘了关，刺激到我偷拍的一名士兵，以至于在我拍摄的同时他开了枪，幸运的是我的保镖用手拉住了枪杆，不至于第二枪将我毙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张好的照片，但对我来说这是我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照片。战争中的士兵有时会对战争上瘾，如同电影《拆弹部队》里开头叙述的一样。记者也一样，总是认为错过了好的机会、总是觉得这一次离战火不够近，和战争中的人呆的时间不够久。一直是这样的问题，你会把所有没有拍出好照片的理由都归结到这里。而事实上呢？谁知道呢，我只知道我要更多的时间。不过，总有一天我也能成为猛兽，与猛兽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