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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1913年9月2日生，广西东兰人，壮族。少年时，家庭被反动当局摧残，父亲韦宗典、祖父韦庭繁相继被杀害，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意志。1928年夏，15岁的韦国清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后改为赤卫军），参加了攻打东兰城的战斗，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192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参加百色起义，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193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他在党的培育和关怀下，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里艰苦奋斗，勤奋努力，从战士逐级成为身经百战、文武兼备的开国上将，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发出指示：要求红七军离开右江苏区，“坚决地进攻柳州、桂林，向广东的西、北江发展。”11月9日，红七军7000多名健儿离开广西河池，沿着黔、湘、粤、赣诸省边界地区，踏上了艰苦悲壮的征程。
1931年1月2日，红七军来到全州，守敌一击即溃，很快占领全州。此时，尾追的湘军已停止入桂，驻桂林的桂军又不敢贸然北上，使红七军得到难能可贵的短暂休整。在全州，邓小平召开前委会，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必须有根据地作依托，才能逐步发展壮大。他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江西红军力量最大，经常打胜仗，而且有一大块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邓小平和张云逸总结出动以来，攻城拔寨、强攻强打造成严重损失的教训，力主放弃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变硬打攻坚战略，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确定红七军沿湘、桂、粤、赣边境向江西苏区前进，去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汇合。这个决策，受到韦国清和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为做好行动准备，韦国清除组织战士搞好警卫、参加学习、恢复体力外，还和战士们一起打草鞋，以便连续行军之用。
1月8日，时值隆冬，红七军从道县向江华前进途中，遇上了一场南方罕见的大雪，寒风呼啸，衣着单薄的指战员穿着草鞋，顶风冒寒，在湿滑的路上艰难前行。韦国清鼓励战士以革命军人的钢铁意志战胜困难。他看到有的战士赤着脚板走路，赶忙拿出自己备用的草鞋递给战士穿上，而他自己却穿着破草鞋跑前跑后。那天尽管风雪交加，行动困难，但警卫排在行军途中没有一个掉队的。
1月14日，红七军翻越湘、桂、粤3省交界的老苗山，来到广西贺县的桂岭圩。红七军前委鉴于部队在连续转战中严重减员，由出动时的7000余人减到3500人，决定就地休息、整编，将原十九师缩编为五十五团，原二十师缩编为五十八团，干部多数降职使用，韦国清在第一营第三连任排长。
2月2日，红七军在梅花村遭到国民党军3个团和民团的夹击。韦国清所在的第一营担负坚守左侧高地的任务，连续打退国民党军5次进攻，战斗异常惨烈，部队伤亡很大。当国民党军发起第6次进攻时，第一营的指战员以反冲锋进行反击，韦国清带领全排向国民党军猛扑过去，营长不幸被手榴弹炸伤倒地。韦国清奋不顾身地背起营长迅速撤下火线。经过5小时激战，部队连续打退国民党军8次进攻，毙伤其1000余人，自身也伤亡四五百人，干部伤亡过半。为保存有生力量，红七军前委决定放弃建立粤北根据地的计划，撤出战斗，立即转移。
红七军从梅花村撤离后，连夜向乐昌河（今武水）畔的杨溪口急进，计划迅速渡到乐昌河东岸，奔赴江西与红一方面军会合。2月5日清晨，部队来到乐昌河西岸，鉴于粤军在后追赶，军情紧急，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和军部一部先行渡河，占领东岸滩头阵地，张云逸指挥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在后掩护。至黄昏，邓小平、李明瑞率韦国清所在的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1个连共1500余人刚渡到乐昌河东岸，粤军大部队就从乐昌、韶关赶到，张云逸率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两个连共600余人被阻于乐昌河西岸。此后，红七军便兵分两路，各自为战。
在梅花村战斗后，韦国清由于表现出色，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升为第三连副连长。
1931年4月，红七军会合到一起，湘赣苏区人民对他们的到来热烈欢迎，为他们补充了新战士，红七军人数增加到3000余人。韦国清看到当地军民的鱼水情谊和部队的恢复发展，很受鼓舞。此时，国民党正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同时以3个师对赣江以西地区进行“围剿”。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红七军等部在安福西南的廖塘桥、古田地区，以伏击手段，歼灭了由阜田来援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旅的1个团，击毙其100余人，俘其700余人，缴获步枪近千支、迫击炮数门。韦国清带领连队参加了这次战斗，发挥了重要作用。
4月下旬，红七军在永新举行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总结红七军从广西北上到江西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宣布到江西苏区与红军会合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为保卫与扩大中央苏区而斗争。韦国清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这期间升为连长。
5月，红军奉命开赴莲花、宜春、分宜活动。韦国清带领连队在张云逸、李明瑞指挥下，英勇战斗，配合兄弟部队猛烈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保卫并扩大了湘赣苏区。
6月，红七军会同湘东独立第一师，向湘东南地区发出攻势作战，先后攻克茶陵、安仁、攸县、酃县等地，歼国民党军和土杂武装各一部，扩大了湘赣苏区和红七军的影响。韦国清带领连队参加了这次攻势作战，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6月底，红七军由湘东南返回赣西，进到赣县沙地地区，苏区中央局调红七军东渡赣江，到中央苏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韦国清和指战员们为此异常兴奋，有说不尽的欢喜。在这期间，韦国清带领的连队认真学习了红一方面军第一、二次反“围剿”的经验，进行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与人民军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三大原则的教育，开展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学习，指战员们的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部队政治素质有很大加强，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执行新任务打下了政治基础。 7月11日，韦国清率连队随红七军东渡赣江进入中央苏区，13日到达兴国，22日到达于都县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编入红三军团战斗序列。
红七军到达于都桥头镇地区后，红一方面军总部给红七军补充了大批战士，补充了枪支、弹药和被服，将红七军扩编为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八共3个团和军部，增加到7000余人。韦国清仍任连长，带领全连干部战士做好战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的到来。
此时，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已经开始。按照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的命令，红七军参加了反“围剿”作战。其中，红七军协同兄弟部队于9月15日，将北撤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包围在兴国县东固区方石岭以南地区，发动猛攻，将其歼灭，俘其5000余人，此战称为“东固大捷”，红七军打出了百色劲旅的军威，为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写下了光辉篇章。韦国清率领连队参加了这次战斗，缴获甚多，俘获甚众，只可惜让俘获的第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化妆为伙夫潜逃了。
就是这个韩德勤，与韦国清似乎有不解之缘。在那13年后的1943年3月18日，国民党顽固派、时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在率部进犯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山子头时，被时任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旅长韦国清指挥的部队擒获。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红三军团彭德怀总指挥对归他指挥的红七军留下了深刻印象，称赞红七军是“猛如虎，精如猴”的英雄部队。1931年11月15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表彰红七军英勇转战的业绩，授予该军“转战千里”的锦旗。韦国清作为红七军成长起来的基层指挥员，对红七军征战得到的肯定和表彰，受到巨大鼓舞，决心将红七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1931年秋，中革军委为加强红军指挥员的培养提高，决定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0月开学。韦国清作为红军优秀基层干部，被选送第一期军事连学习。校部在瑞金城内谢家祠堂，条件简陋，学员分散住在附近民房里，上课时背包当凳，膝盖当桌，许多活动都在露天进行。学习内容分为：军事训练以步兵战术为重点，从单兵到连的战术，还有射击、投弹等技术课目。政治教育有党的纲领、党的政策、政治常识等。文化教育，在家读过私塾、上过小学的韦国清，利用学文化的时间学写家信、战斗文书和批条子等，为尔后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每期学习时间3个月。结业时，韦国清门门优秀，展现出良好的军人素质，引起学校的关注，决定将他留校任教，继续再学3个月的特科。
1932年2月1日，第二期开学，校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除原有的军事、政治科外，增加了包括炮兵、机关枪、工兵的特科。韦国清在工兵连学工兵专业，学习成绩优异。第三期时，韦国清任工兵连副连长兼教员。第四、第五、第六期，从1932年10月到1933年9月，韦国清均任工兵连连长兼教员，为红军各部队培养了大批懂爆破、会架桥的工兵人才。
1933年10月17日，组建红军大学、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其中，特科学校设炮兵营、工兵营、重机枪营，培养专业干部。这对红军由步兵向多兵种发展有重要意义。韦国清在3个月时间内，由工兵连长升为工兵营副营长、代营长、营长，仍兼工兵教员。
韦国清鉴于工兵是当时特科学校的尖端科学，学习内容多，知识面广，除让教员给学员补习文化和自然知识外，还采取“联系实际，少讲多练，少课堂，多野外”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例如，讲操作架桥时，就把学员带到河边，边示范，边讲解，让学员自己动手干，在实践中学习“流速计算法”等常识，从而增强了学习效果。
1934年1月初，红三军团包围了福建沙县县城，城墙高大坚固，红三军团请军委派工兵支援。任务下达到特科学校。作为工兵营长的韦国清，执照学校领导指示，将土木作业连连长郭斌和第一区队区队长刘始明找来，对他们说：“红三军团准备夺取沙县，可我们红军没有重型火炮，守敌凭险固守，步兵难以夺取，需要工兵爆破炸开城墙，现派刘始明带领你们区队前往红三军团，配合部队消灭守城的敌人，任务很重要，时间很紧迫！限你们半天做好准备，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沙县，在三军团领导下，执行好这项任务。”韦国清还讲了爆破的一些做法，要刘始明在执行任务中注意安全，多动脑筋，严密组织，运用平时所学的知识来圆满完成任务，为红军争光，为特科学校争光！韦国清问刘始明有什么想法？刘始明满怀信心地表示：“请营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韦国清随即将学校写给三军团的介绍信交给刘始明，说：“这是对你们的考验，祝你们成功，完成任务后尽快返校。”
不久，传来消息：1月25日，工兵将装满炸药的棺材送进坑道深部，爆破成功，将守敌2000余人全部歼灭，缴获当时苏区紧缺的大量食盐、粮食、布匹等物资，韦国清听后甚感欣慰。
就是这个用爆破来攻破坚固堡垒的经验，韦国清在那20年后的1954年5月6日担任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时，帮助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战役中运用这个办法，先挖坑道，用1吨炸药炸毁法军A1据点的坑道，将坑道内的敌人全部震毙，迫使法军投降，越南人民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重大胜利。
1934同年1月底，韦国清被选调到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红大是红军的最高学府，位于瑞金西郊的下窝村（今沙洲坝大布村）。校长兼政委是参加秋收起义、参与指挥红三军团第一次攻克长沙的何长工。红大设置：培养师以上军政干部的高级指挥科，培养团政委和政工干部的上级政治科，培养团长、营长的上级指挥科，培养军、师、团参谋长的上级参谋科。学员都是久经战火洗礼、富有工作经验、值得培养的优秀干部。韦国清就是军委、总政治部以命令形式选调来深造的，分配在上级政治科，并任该科的党支部书记。
学员进校后，不分职务高低，一律过战士一样的生活，每人一支枪、50发子弹，早晨出操，每天上课6小时，听专职军事教员、政治教员讲课，或听中央、军委领导人作报告。韦国清珍惜学习机会，不论听教员讲课，还是参加操练或讨论，都很认真，并且成绩优异，上级政治科每次考试，他都是第一名。与他同期在上级军事科学习的原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在上级军事科每次考试也都是第一名，因而在上干队乃至红军大学就传出“军张”、“政韦”之说。韦国清与张爱萍当时建立的深厚友谊，为他们尔后的合作共事打下了良好基础。 同年5月，韦国清在红军大学学习毕业，留校任专职党总支部书记。此时，红大未设政治机关，这个党的总支部就担当起红大的政治机关的职能，领导校部机关和各科党支部的工作，组织学员和教员开展文化、体育活动，对警卫和公勤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等项工作。
1936年长征后的韦国清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共8.6万人进行战略转移。出动前军委将红军大学、第一、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等4所学校合编为红军干部团，学员都是从部队选调有战斗经验的班、排以上干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辖上级干部队（即营以上干部）和4个营，第四营是特科营，辖炮兵、工兵、机枪3个连，培养炮兵、工兵、机枪干部，营长韦国清，政委黄金山。他们隶属于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主要任务是：参与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为部队培养、储备、输送干部，还要参加战斗，完成中央和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韦国清带领的特科营在瑞金县九堡于14日完成编组。
特科营刚组建完，韦国清就接受军委赋予的第一项任务，在于都河上架两座浮桥。于都河又名贡水，是红军从苏区进到突围前进阵地必须越过的河流，总部确定架10座浮桥，由干部团工兵连架于都、白鹅两座，要求架得结实牢固，能通过4路纵队，还有骡马和重要物资。为防避国民党军飞机侦察，规定架桥在当日下午5时至次日7时之间进行，于16日24时架设完毕。
10月15日凌晨，韦国清与陈赓团长一起，率工兵连的干部、学员200多人，携带架桥工具向60公里外的于都进发，下午赶到。韦国清随陈团长找到红军总部作战局，了解在于都架桥的位置、要求和相关情况后，立即返回组织实施。他着重抓了三条：一是，抓架桥所需的船只、木板、绳索等材料的落实；二是，掌握好桥的轴线。夜间要准备好马灯照明，保证桥面在一条主线上；三是，将每条船的锚下正、定好，以保证在河面连接的船左右稳定。就这样，将宽600米、水深1-3米、流速每秒约1.2米的于都河浮桥，在午夜前架设完毕。陈赓团长走过横跨在于都河上的浮桥检查后，称赞工兵连干得好。另一座桥是白鹅桥。韦国清鉴于部队行动在即，他必须返回掌握队伍行动，因而将白鹅桥的架设任务委托给与他搞工兵多年、相互知根知底的黄朝天连长组织实施，保证在16日24时前架好。事后得知，白鹅桥架设的速度快、质量好，保证了中央纵队踏过白鹅桥进到出发前进阵地。
11月27日晚，长征到达湘西道县的韦国清，接到团部的特急命令，要求工兵连在30日4时前，在广西界首的湘江上架一座浮桥，保证主力西渡湘江。命令还告诉，第二营同时出发，负责湘江桥的警戒。韦国清与政委黄金山商量，营队行动由黄政委掌握、带领，他带工兵连去执行在界首架设湘江浮桥的任务。他赶到工兵连，一面集合队伍，一面同连长黄朝天研究，鉴于到120公里外的界首路程远，来不及做饭吃，就让大家吃点干粮上路。工兵连一路急行军，越过崇山峻岭，克服千辛万苦，于30日零时赶到界首湘江边。韦国清和黄朝天组织大家分秒必争，分头找船、找门板、找绳索，尔后从两岸对架。这时，朱德总司令来到湘江边检查督导，给韦国清和工兵连指战员以巨大鼓舞。经工兵连指战员共同努力，按时将长约250米的湘江浮桥架设完毕。朱总司令看到界首浮桥横跨在湘江上非常高兴，称赞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对架桥任务完成得好。韦国清目睹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踏着湘江桥西去，标志着红军主力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感到莫大的喜悦的自豪。随后，他带着工兵连跟随干部团的队伍西进。
同年12月31日，韦国清率领特科营进到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刚会过餐，庆贺1935年元旦到来的仪式刚过，学员们便倒头就睡。韦国清匆匆来到工兵连，叫着黄朝天一起来到团部，由陈赓团长领着，来到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处。周副主席指着地图，扼要地向他们介绍敌我态势：渡过湘江后，追敌紧追不舍，蒋介石又令黔军在乌江北岸布下重防，妄图前后夹击我们；只有突破乌江，才能粉碎敌人的围攻；而乌江渡口只有两只小木船，红军千军万马怎能尽快过去？架乌江桥才是我们的出路。你们干部团有敢打敢拼的光荣传统，又有架桥方面的力量，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的。这是中革军委向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直接下达的架设乌江桥的任务。陈赓团长当即表态，他马上带领部队到江边，尽最大努力，来完成周副主席交付的任务。韦国清和黄朝天感到任务既光荣又重于泰山，甚感荣幸和自豪。
1935年元旦凌晨，韦国清命令工兵连紧急集合，一阵急促的哨声将学员们惊醒，他们迅速穿好衣服到街上列队，随陈赓团长、韦国清营长出发，冒着寒风冻雨，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崎岖的山道急进，天亮时赶到江界河渡口。陈赓、韦国清带着黄朝天来到江边指挥所报到，找到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进一步搞清情况，明确任务。乌江是贵州最大的河流，江面宽250米，最深处15米，流速为每秒1.8米，要求工兵连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波涛汹的江面上架一座浮桥；砍黄竹、伐木材，搜集绳索、门板、木材、箩筐等架桥器材，由步兵部队协助；红一军团一部掩护特科营工兵连架桥。军团炮兵连炮击对岸之敌，打击了北岸之敌的气焰。
韦国清帮助黄朝天选点定位，制订架桥计划，确定扎竹排、搭浮桥，将全连学员分为几个作业组，随着黄竹、门板、绳索等器材的运到，编竹排的作业全面展开。他们用3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中间摆上连接好的枕木，上面再铺上门板，组成一节一节的门桥。陈赓、韦国清和工兵教员都认为门桥牢固适用，就把门桥定了下来。
怎样把门桥固定在浮桥轴线上呢？这是当时乌江架桥的一大难题。陈赓、韦国清在现场开诸葛亮会，请大家出主意，工兵教员何涤宙、谭希林提出用大石头当锚来拖住门桥。韦国清在现场密切观察，及时指点。大家围绕着石锚的改进七嘴八舌，从单块石头改为用竹片编成大篓子，里面装着大小石块，中间交叉三根两头尖的长木棍作为锚爪，石锚顶端系上一条粗锚纲，每个石锚足足有一两千斤重。石锚在竹筏上制成，用竹筏运到下水地点再推入江中，石锚果然把门桥拖住了。这个难题的突破，使乌江浮桥迅速向北岸推进，韦国清原来焦急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经过大家紧张战斗，反复试验，苦战36小时，终于克服水流快、器材缺、工具少、军情急、时间紧等困难，把乌江浮桥由南岸架设到北岸，为红军直下遵义开辟了通路。 陈赓、韦国清和工兵连指战员，看到由军委纵队与中央纵队合编的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部队从乌江桥上安全通过后，他们两天一夜没有休息、没有吃上一顿安稳饭的饥饿和疲劳，已经忘得无影无踪，胜利的喜悦和幸福感涌上了每个人的心头。
韦国清带领的特科营拥有迫击炮、重机枪，是长征红军中少有的火力拳头，在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指挥下，时常配合主力作战，出奇制胜。
1935年1月下旬，红军在川黔边转战，韦国清关照炮兵连、机枪连的干部要做好随时参战的准备。28日，红三、红五军团在贵州西北部赤水河东岸的土城与川军6个团激战。干部团奉命增援，陈赓团长令特科营用火力支援。韦国清指挥机枪连、炮兵连分别占领有利阵地，向敌开火。重机枪猛烈射击，杀伤敌人，掩护学员队冲锋；隐蔽在半山腰小庙里的一营川军，被一阵炮弹解决了。陈赓团长称赞特科营打得好。
2月下旬，特科营参加了再战遵义城的战斗。其中，遵义城西南端制高点老鸭山的争夺最为激烈。特科营在团首长带领下，前来参加战斗。韦国清指挥炮兵连、机枪连在小山包上支好机枪、架好炮，向正在运动的两营敌军猛烈射击，敌人顿时慌了手脚，两个学员队配合红三军团第十团乘胜攻占老鸭山的争夺，红军再夺遵义城。此役，红军仅俘敌就有30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狠狠打击国民党军的士气。
5月初，红军干部团抢渡金沙江、抢占皎平渡后，为掩护红军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陈赓奉刘伯承总参谋长命令，指挥干部团主力夺取通安州。部队向北挺进，途中山路狭窄，有一段是悬崖峭壁，韦国清严密组织，艰难地来到通往通安州必经之地的山顶。陈赓团长要求第二营佯攻，第一营从敌右翼包抄迂回，特科营火力掩护。韦国清要重机枪分别掩护正面攻击和向右翼迂回的分队，迫击炮先打前沿、后向敌纵深延伸。陈团长一声令下，冲锋号响，重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勇士们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敌军顿时大乱，慌忙向会理城逃窜。干部团一鼓作气，直追到通安州，在宋任穷政委带来第三营配合下，占领了通安州，俘敌团长以下600余人。夺取通安州，是抢渡金沙江、抢占皎平渡战斗的继续，使中央红军早日入川的愿望得以实现。中革军委对干部团胜利完成抢渡金沙江、抢占皎平渡和夺占通安州的任务很满意，予以通令嘉奖。韦国清带领全营指战员参加了干部团的庆功大会。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党中央决定北上陕甘，对中革军委和红军部队的编组进行了调整。其中，将红军的兵团改为军；红军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编为新的红军大学，设上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步兵团和特科团。干部团改为红军大学特科团，韦国清任代理团长，宋任穷仍任政委，已从红四方面军招收了一批学员。由于干部团的学员已毕业分配，留下的干部仍集中在特科团。
8月初，红军总部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军大学编在包括由红一、红三军在内的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过草地时，韦国清代理团长严密组织行军、宿营，为部队的吃饭操心、忙碌。离出草地还要两天时，工兵连断炊了，连青苗也找不到，干部战士一筹莫展。韦国清得知后，马上派人将他的乘马牵去，让工兵连杀了充饥，使工兵连终于走出了草地。对韦国清叫杀马救战士一事，时任连长、后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黄朝天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雪里送炭啊，不，用‘雪里送炭’来形容韦国清团长对战士的关怀太不够分量了。长征途中这种骨肉般的阶级友爱精神，是任何文字都难以形容的。”
为贯彻北上抗日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0日凌晨，红三军和军委纵队遵照党中央指示，从阿西地区出动，向红一军所在的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地区靠拢。当时，红四方面军有人不明真相，提出要派部队阻拦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韦国清随后得知上述情况，对为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叶剑英、徐向前增加了敬佩之情。
9月10日晨3时，特科团接到北上的命令，立即集合队伍。出发时，宋任穷、韦国清先后讲话，向干部和学员介绍：“现在有两条方针，一条是向甘肃、陕北北上抗日，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北上是党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北上的可以留下。”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就这样，特科团的队伍出发了。黎明时分，队伍后面传来命令：部队原地停下。原来是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持着张国焘下达的停止前进的命令，带着几名警卫员气势汹汹地追来。走在特科团前面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领导人，也在半山坡的一块平地上停了下来。这时，韦国清、宋任穷来到毛泽东身边，护卫毛主席。李特质问毛泽东，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来了命令叫部队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毛泽东面对无理威胁，耐心说明应北上、不应南下的道理后，正告李特：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就在后边，彭德怀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的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
毛泽东的严正警告，彭德怀在红军能征善战的声威，使李特不得不有所顾忌，见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提出：“特科团的学员留下。”毛泽东当即表示，要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去。他叫站在他身边的韦国清集合特科团的全体同志。韦国清迅即集合队伍，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强调：“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就这样，特科团中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继续北上，原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南下。但也有一些学员设法留了下来。韦国清的警卫员杨琏是红四方面军的，听说要叫红四方面军的学员离开，便躲了起来，执意要跟着特科团北上。他就是受韦国清的影响，懂得北上的意义，就自动留了下来。
9月18日，在甘肃省南部宕昌县哈达铺，红一方面军先行北上的部队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韦国清任随营学校特科营长。他带领特科营的干部战士随军继续向北进发，于10月19日到达陕西省西北部的保安县（今志丹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红一方面军历时1年，纵横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韦国清上将
1936年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19日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瓦窑堡成立。设3个科：第一科是高级指挥科，培养师以上军政干部；第二科是上级指挥科，培养营、团军政干部；第三科又称普通科，培养连排干部。普通科以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设3个营，韦国清任第一营政委。当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在进行西征战役，后方兵力薄弱，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都驻在瓦窑堡，只有韦国清和营长陈士榘率领的第一营在那里，称得上是战斗部队，他们便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重担。
6月21日，国民党军高双成部一部及民团，突袭瓦窑堡。周恩来紧急命令陈士榘、韦国清率队迎敌，掩护党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转移。陈士榘、韦国清分别率领连队与敌激战，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掩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和党、政、军机关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韦国清在战斗中身负重伤。9月，韦国清伤情好转，被组织上安排进红大高级科学习。
同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分别与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11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随营学校来到甘肃环县木钵镇，与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合并，组成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又称工农红军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后任校长兼政委），辖两个步兵团和1个特科团。特科团长由在红大高级科学习两个月的韦国清担任，培养特种兵的基层干部。
韦国清到教导师特科团赴任时，正好赶上发生西安事变。学员和教职员议论纷纷，要求杀蒋介石。很快，传来毛主席在红军大学讲话的内容：对蒋介石被抓起来以后，是杀、是关还是放？中央认为要学诸葛亮七擒孟获，把蒋介石放了，这对抗日有利。韦国清及时传达毛主席讲话精神，要求大家学习毛主席从全国全党大局利益观察分析问题，要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使学员和教职员思想很快平静下来。西安事变后，原驻甘肃庆阳的东北军全部南撤，红大第二校校址奉命由环县移至庆阳，改称庆阳步校，对外仍称教导师。
1937年1月，根据毛主席指示，庆阳步校增加了文化教育的时间，韦国清认为这对学特种兵更为需要。经过3个月的努力，基本扫除了文盲、半文盲，达到高小或初小文化程度。从4月起，特科团转入专业学习。韦国清要求炮兵、工兵、重机枪、骑兵学员队，按专业不同严密组织，要求教员讲清道理、构造、要领和操作方法等，展示实物，然后到野外现地组织演练，加深理解。对班、排、连的进攻、防御及游击战术的单兵战术，韦国清也要求学好，不能放松。考虑到有些学员会去带领游击队，还组织学员学习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加强军容风纪教育，学会严格管理，以适应抗战新任务的要求。至7月初，绝大多数学习成绩都达到优秀水平。韦国清对学员的学习成绩是满意的。
这批学员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奔赴抗日前线。韦国清带领留校学员和教职员，欢送他们奔赴抗日前线。（编辑 王世英）
七千里转战奔江西
1930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发出指示：要求红七军离开右江苏区，“坚决地进攻柳州、桂林，向广东的西、北江发展。”11月9日，红七军7000多名健儿离开广西河池，沿着黔、湘、粤、赣诸省边界地区，踏上了艰苦悲壮的征程。
1931年1月2日，红七军来到全州，守敌一击即溃，很快占领全州。此时，尾追的湘军已停止入桂，驻桂林的桂军又不敢贸然北上，使红七军得到难能可贵的短暂休整。在全州，邓小平召开前委会，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必须有根据地作依托，才能逐步发展壮大。他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江西红军力量最大，经常打胜仗，而且有一大块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邓小平和张云逸总结出动以来，攻城拔寨、强攻强打造成严重损失的教训，力主放弃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变硬打攻坚战略，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确定红七军沿湘、桂、粤、赣边境向江西苏区前进，去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汇合。这个决策，受到韦国清和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为做好行动准备，韦国清除组织战士搞好警卫、参加学习、恢复体力外，还和战士们一起打草鞋，以便连续行军之用。
1月8日，时值隆冬，红七军从道县向江华前进途中，遇上了一场南方罕见的大雪，寒风呼啸，衣着单薄的指战员穿着草鞋，顶风冒寒，在湿滑的路上艰难前行。韦国清鼓励战士以革命军人的钢铁意志战胜困难。他看到有的战士赤着脚板走路，赶忙拿出自己备用的草鞋递给战士穿上，而他自己却穿着破草鞋跑前跑后。那天尽管风雪交加，行动困难，但警卫排在行军途中没有一个掉队的。
1月14日，红七军翻越湘、桂、粤3省交界的老苗山，来到广西贺县的桂岭圩。红七军前委鉴于部队在连续转战中严重减员，由出动时的7000余人减到3500人，决定就地休息、整编，将原十九师缩编为五十五团，原二十师缩编为五十八团，干部多数降职使用，韦国清在第一营第三连任排长。
2月2日，红七军在梅花村遭到国民党军3个团和民团的夹击。韦国清所在的第一营担负坚守左侧高地的任务，连续打退国民党军5次进攻，战斗异常惨烈，部队伤亡很大。当国民党军发起第6次进攻时，第一营的指战员以反冲锋进行反击，韦国清带领全排向国民党军猛扑过去，营长不幸被手榴弹炸伤倒地。韦国清奋不顾身地背起营长迅速撤下火线。经过5小时激战，部队连续打退国民党军8次进攻，毙伤其1000余人，自身也伤亡四五百人，干部伤亡过半。为保存有生力量，红七军前委决定放弃建立粤北根据地的计划，撤出战斗，立即转移。
红七军从梅花村撤离后，连夜向乐昌河（今武水）畔的杨溪口急进，计划迅速渡到乐昌河东岸，奔赴江西与红一方面军会合。2月5日清晨，部队来到乐昌河西岸，鉴于粤军在后追赶，军情紧急，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和军部一部先行渡河，占领东岸滩头阵地，张云逸指挥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在后掩护。至黄昏，邓小平、李明瑞率韦国清所在的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1个连共1500余人刚渡到乐昌河东岸，粤军大部队就从乐昌、韶关赶到，张云逸率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两个连共600余人被阻于乐昌河西岸。此后，红七军便兵分两路，各自为战。
在梅花村战斗后，韦国清由于表现出色，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升为第三连副连长。
参加反“围剿”作战
1931年4月，红七军会合到一起，湘赣苏区人民对他们的到来热烈欢迎，为他们补充了新战士，红七军人数增加到3000余人。韦国清看到当地军民的鱼水情谊和部队的恢复发展，很受鼓舞。此时，国民党正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同时以3个师对赣江以西地区进行“围剿”。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红七军等部在安福西南的廖塘桥、古田地区，以伏击手段，歼灭了由阜田来援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旅的1个团，击毙其100余人，俘其700余人，缴获步枪近千支、迫击炮数门。韦国清带领连队参加了这次战斗，发挥了重要作用。
4月下旬，红七军在永新举行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总结红七军从广西北上到江西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宣布到江西苏区与红军会合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为保卫与扩大中央苏区而斗争。韦国清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这期间升为连长。
5月，红军奉命开赴莲花、宜春、分宜活动。韦国清带领连队在张云逸、李明瑞指挥下，英勇战斗，配合兄弟部队猛烈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保卫并扩大了湘赣苏区。
6月，红七军会同湘东独立第一师，向湘东南地区发出攻势作战，先后攻克茶陵、安仁、攸县、酃县等地，歼国民党军和土杂武装各一部，扩大了湘赣苏区和红七军的影响。韦国清带领连队参加了这次攻势作战，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6月底，红七军由湘东南返回赣西，进到赣县沙地地区，苏区中央局调红七军东渡赣江，到中央苏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韦国清和指战员们为此异常兴奋，有说不尽的欢喜。在这期间，韦国清带领的连队认真学习了红一方面军第一、二次反“围剿”的经验，进行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与人民军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三大原则的教育，开展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学习，指战员们的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部队政治素质有很大加强，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执行新任务打下了政治基础。 7月11日，韦国清率连队随红七军东渡赣江进入中央苏区，13日到达兴国，22日到达于都县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编入红三军团战斗序列。
红七军到达于都桥头镇地区后，红一方面军总部给红七军补充了大批战士，补充了枪支、弹药和被服，将红七军扩编为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八共3个团和军部，增加到7000余人。韦国清仍任连长，带领全连干部战士做好战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的到来。
此时，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已经开始。按照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的命令，红七军参加了反“围剿”作战。其中，红七军协同兄弟部队于9月15日，将北撤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包围在兴国县东固区方石岭以南地区，发动猛攻，将其歼灭，俘其5000余人，此战称为“东固大捷”，红七军打出了百色劲旅的军威，为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写下了光辉篇章。韦国清率领连队参加了这次战斗，缴获甚多，俘获甚众，只可惜让俘获的第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化妆为伙夫潜逃了。
就是这个韩德勤，与韦国清似乎有不解之缘。在那13年后的1943年3月18日，国民党顽固派、时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在率部进犯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山子头时，被时任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旅长韦国清指挥的部队擒获。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红三军团彭德怀总指挥对归他指挥的红七军留下了深刻印象，称赞红七军是“猛如虎，精如猴”的英雄部队。1931年11月15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表彰红七军英勇转战的业绩，授予该军“转战千里”的锦旗。韦国清作为红七军成长起来的基层指挥员，对红七军征战得到的肯定和表彰，受到巨大鼓舞，决心将红七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进红军学校深造
1931年秋，中革军委为加强红军指挥员的培养提高，决定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0月开学。韦国清作为红军优秀基层干部，被选送第一期军事连学习。校部在瑞金城内谢家祠堂，条件简陋，学员分散住在附近民房里，上课时背包当凳，膝盖当桌，许多活动都在露天进行。学习内容分为：军事训练以步兵战术为重点，从单兵到连的战术，还有射击、投弹等技术课目。政治教育有党的纲领、党的政策、政治常识等。文化教育，在家读过私塾、上过小学的韦国清，利用学文化的时间学写家信、战斗文书和批条子等，为尔后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每期学习时间3个月。结业时，韦国清门门优秀，展现出良好的军人素质，引起学校的关注，决定将他留校任教，继续再学3个月的特科。
1932年2月1日，第二期开学，校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除原有的军事、政治科外，增加了包括炮兵、机关枪、工兵的特科。韦国清在工兵连学工兵专业，学习成绩优异。第三期时，韦国清任工兵连副连长兼教员。第四、第五、第六期，从1932年10月到1933年9月，韦国清均任工兵连连长兼教员，为红军各部队培养了大批懂爆破、会架桥的工兵人才。
1933年10月17日，组建红军大学、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其中，特科学校设炮兵营、工兵营、重机枪营，培养专业干部。这对红军由步兵向多兵种发展有重要意义。韦国清在3个月时间内，由工兵连长升为工兵营副营长、代营长、营长，仍兼工兵教员。
韦国清鉴于工兵是当时特科学校的尖端科学，学习内容多，知识面广，除让教员给学员补习文化和自然知识外，还采取“联系实际，少讲多练，少课堂，多野外”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例如，讲操作架桥时，就把学员带到河边，边示范，边讲解，让学员自己动手干，在实践中学习“流速计算法”等常识，从而增强了学习效果。
1934年1月初，红三军团包围了福建沙县县城，城墙高大坚固，红三军团请军委派工兵支援。任务下达到特科学校。作为工兵营长的韦国清，执照学校领导指示，将土木作业连连长郭斌和第一区队区队长刘始明找来，对他们说：“红三军团准备夺取沙县，可我们红军没有重型火炮，守敌凭险固守，步兵难以夺取，需要工兵爆破炸开城墙，现派刘始明带领你们区队前往红三军团，配合部队消灭守城的敌人，任务很重要，时间很紧迫！限你们半天做好准备，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沙县，在三军团领导下，执行好这项任务。”韦国清还讲了爆破的一些做法，要刘始明在执行任务中注意安全，多动脑筋，严密组织，运用平时所学的知识来圆满完成任务，为红军争光，为特科学校争光！韦国清问刘始明有什么想法？刘始明满怀信心地表示：“请营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韦国清随即将学校写给三军团的介绍信交给刘始明，说：“这是对你们的考验，祝你们成功，完成任务后尽快返校。”
不久，传来消息：1月25日，工兵将装满炸药的棺材送进坑道深部，爆破成功，将守敌2000余人全部歼灭，缴获当时苏区紧缺的大量食盐、粮食、布匹等物资，韦国清听后甚感欣慰。
就是这个用爆破来攻破坚固堡垒的经验，韦国清在那20年后的1954年5月6日担任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时，帮助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战役中运用这个办法，先挖坑道，用1吨炸药炸毁法军A1据点的坑道，将坑道内的敌人全部震毙，迫使法军投降，越南人民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重大胜利。
1934同年1月底，韦国清被选调到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红大是红军的最高学府，位于瑞金西郊的下窝村（今沙洲坝大布村）。校长兼政委是参加秋收起义、参与指挥红三军团第一次攻克长沙的何长工。红大设置：培养师以上军政干部的高级指挥科，培养团政委和政工干部的上级政治科，培养团长、营长的上级指挥科，培养军、师、团参谋长的上级参谋科。学员都是久经战火洗礼、富有工作经验、值得培养的优秀干部。韦国清就是军委、总政治部以命令形式选调来深造的，分配在上级政治科，并任该科的党支部书记。
学员进校后，不分职务高低，一律过战士一样的生活，每人一支枪、50发子弹，早晨出操，每天上课6小时，听专职军事教员、政治教员讲课，或听中央、军委领导人作报告。韦国清珍惜学习机会，不论听教员讲课，还是参加操练或讨论，都很认真，并且成绩优异，上级政治科每次考试，他都是第一名。与他同期在上级军事科学习的原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在上级军事科每次考试也都是第一名，因而在上干队乃至红军大学就传出“军张”、“政韦”之说。韦国清与张爱萍当时建立的深厚友谊，为他们尔后的合作共事打下了良好基础。 同年5月，韦国清在红军大学学习毕业，留校任专职党总支部书记。此时，红大未设政治机关，这个党的总支部就担当起红大的政治机关的职能，领导校部机关和各科党支部的工作，组织学员和教员开展文化、体育活动，对警卫和公勤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等项工作。
奋战在长征途中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共8.6万人进行战略转移。出动前军委将红军大学、第一、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等4所学校合编为红军干部团，学员都是从部队选调有战斗经验的班、排以上干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辖上级干部队（即营以上干部）和4个营，第四营是特科营，辖炮兵、工兵、机枪3个连，培养炮兵、工兵、机枪干部，营长韦国清，政委黄金山。他们隶属于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主要任务是：参与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为部队培养、储备、输送干部，还要参加战斗，完成中央和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韦国清带领的特科营在瑞金县九堡于14日完成编组。
（1）架桥保证主力前进
特科营刚组建完，韦国清就接受军委赋予的第一项任务，在于都河上架两座浮桥。于都河又名贡水，是红军从苏区进到突围前进阵地必须越过的河流，总部确定架10座浮桥，由干部团工兵连架于都、白鹅两座，要求架得结实牢固，能通过4路纵队，还有骡马和重要物资。为防避国民党军飞机侦察，规定架桥在当日下午5时至次日7时之间进行，于16日24时架设完毕。
10月15日凌晨，韦国清与陈赓团长一起，率工兵连的干部、学员200多人，携带架桥工具向60公里外的于都进发，下午赶到。韦国清随陈团长找到红军总部作战局，了解在于都架桥的位置、要求和相关情况后，立即返回组织实施。他着重抓了三条：一是，抓架桥所需的船只、木板、绳索等材料的落实；二是，掌握好桥的轴线。夜间要准备好马灯照明，保证桥面在一条主线上；三是，将每条船的锚下正、定好，以保证在河面连接的船左右稳定。就这样，将宽600米、水深1-3米、流速每秒约1.2米的于都河浮桥，在午夜前架设完毕。陈赓团长走过横跨在于都河上的浮桥检查后，称赞工兵连干得好。另一座桥是白鹅桥。韦国清鉴于部队行动在即，他必须返回掌握队伍行动，因而将白鹅桥的架设任务委托给与他搞工兵多年、相互知根知底的黄朝天连长组织实施，保证在16日24时前架好。事后得知，白鹅桥架设的速度快、质量好，保证了中央纵队踏过白鹅桥进到出发前进阵地。
11月27日晚，长征到达湘西道县的韦国清，接到团部的特急命令，要求工兵连在30日4时前，在广西界首的湘江上架一座浮桥，保证主力西渡湘江。命令还告诉，第二营同时出发，负责湘江桥的警戒。韦国清与政委黄金山商量，营队行动由黄政委掌握、带领，他带工兵连去执行在界首架设湘江浮桥的任务。他赶到工兵连，一面集合队伍，一面同连长黄朝天研究，鉴于到120公里外的界首路程远，来不及做饭吃，就让大家吃点干粮上路。工兵连一路急行军，越过崇山峻岭，克服千辛万苦，于30日零时赶到界首湘江边。韦国清和黄朝天组织大家分秒必争，分头找船、找门板、找绳索，尔后从两岸对架。这时，朱德总司令来到湘江边检查督导，给韦国清和工兵连指战员以巨大鼓舞。经工兵连指战员共同努力，按时将长约250米的湘江浮桥架设完毕。朱总司令看到界首浮桥横跨在湘江上非常高兴，称赞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对架桥任务完成得好。韦国清目睹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踏着湘江桥西去，标志着红军主力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感到莫大的喜悦的自豪。随后，他带着工兵连跟随干部团的队伍西进。
同年12月31日，韦国清率领特科营进到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刚会过餐，庆贺1935年元旦到来的仪式刚过，学员们便倒头就睡。韦国清匆匆来到工兵连，叫着黄朝天一起来到团部，由陈赓团长领着，来到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处。周副主席指着地图，扼要地向他们介绍敌我态势：渡过湘江后，追敌紧追不舍，蒋介石又令黔军在乌江北岸布下重防，妄图前后夹击我们；只有突破乌江，才能粉碎敌人的围攻；而乌江渡口只有两只小木船，红军千军万马怎能尽快过去？架乌江桥才是我们的出路。你们干部团有敢打敢拼的光荣传统，又有架桥方面的力量，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的。这是中革军委向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直接下达的架设乌江桥的任务。陈赓团长当即表态，他马上带领部队到江边，尽最大努力，来完成周副主席交付的任务。韦国清和黄朝天感到任务既光荣又重于泰山，甚感荣幸和自豪。
1935年元旦凌晨，韦国清命令工兵连紧急集合，一阵急促的哨声将学员们惊醒，他们迅速穿好衣服到街上列队，随陈赓团长、韦国清营长出发，冒着寒风冻雨，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崎岖的山道急进，天亮时赶到江界河渡口。陈赓、韦国清带着黄朝天来到江边指挥所报到，找到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进一步搞清情况，明确任务。乌江是贵州最大的河流，江面宽250米，最深处15米，流速为每秒1.8米，要求工兵连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波涛汹的江面上架一座浮桥；砍黄竹、伐木材，搜集绳索、门板、木材、箩筐等架桥器材，由步兵部队协助；红一军团一部掩护特科营工兵连架桥。军团炮兵连炮击对岸之敌，打击了北岸之敌的气焰。
韦国清帮助黄朝天选点定位，制订架桥计划，确定扎竹排、搭浮桥，将全连学员分为几个作业组，随着黄竹、门板、绳索等器材的运到，编竹排的作业全面展开。他们用3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中间摆上连接好的枕木，上面再铺上门板，组成一节一节的门桥。陈赓、韦国清和工兵教员都认为门桥牢固适用，就把门桥定了下来。
怎样把门桥固定在浮桥轴线上呢？这是当时乌江架桥的一大难题。陈赓、韦国清在现场开诸葛亮会，请大家出主意，工兵教员何涤宙、谭希林提出用大石头当锚来拖住门桥。韦国清在现场密切观察，及时指点。大家围绕着石锚的改进七嘴八舌，从单块石头改为用竹片编成大篓子，里面装着大小石块，中间交叉三根两头尖的长木棍作为锚爪，石锚顶端系上一条粗锚纲，每个石锚足足有一两千斤重。石锚在竹筏上制成，用竹筏运到下水地点再推入江中，石锚果然把门桥拖住了。这个难题的突破，使乌江浮桥迅速向北岸推进，韦国清原来焦急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经过大家紧张战斗，反复试验，苦战36小时，终于克服水流快、器材缺、工具少、军情急、时间紧等困难，把乌江浮桥由南岸架设到北岸，为红军直下遵义开辟了通路。 陈赓、韦国清和工兵连指战员，看到由军委纵队与中央纵队合编的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部队从乌江桥上安全通过后，他们两天一夜没有休息、没有吃上一顿安稳饭的饥饿和疲劳，已经忘得无影无踪，胜利的喜悦和幸福感涌上了每个人的心头。
（2）配合主力作战
韦国清带领的特科营拥有迫击炮、重机枪，是长征红军中少有的火力拳头，在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指挥下，时常配合主力作战，出奇制胜。
1935年1月下旬，红军在川黔边转战，韦国清关照炮兵连、机枪连的干部要做好随时参战的准备。28日，红三、红五军团在贵州西北部赤水河东岸的土城与川军6个团激战。干部团奉命增援，陈赓团长令特科营用火力支援。韦国清指挥机枪连、炮兵连分别占领有利阵地，向敌开火。重机枪猛烈射击，杀伤敌人，掩护学员队冲锋；隐蔽在半山腰小庙里的一营川军，被一阵炮弹解决了。陈赓团长称赞特科营打得好。
2月下旬，特科营参加了再战遵义城的战斗。其中，遵义城西南端制高点老鸭山的争夺最为激烈。特科营在团首长带领下，前来参加战斗。韦国清指挥炮兵连、机枪连在小山包上支好机枪、架好炮，向正在运动的两营敌军猛烈射击，敌人顿时慌了手脚，两个学员队配合红三军团第十团乘胜攻占老鸭山的争夺，红军再夺遵义城。此役，红军仅俘敌就有30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狠狠打击国民党军的士气。
5月初，红军干部团抢渡金沙江、抢占皎平渡后，为掩护红军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陈赓奉刘伯承总参谋长命令，指挥干部团主力夺取通安州。部队向北挺进，途中山路狭窄，有一段是悬崖峭壁，韦国清严密组织，艰难地来到通往通安州必经之地的山顶。陈赓团长要求第二营佯攻，第一营从敌右翼包抄迂回，特科营火力掩护。韦国清要重机枪分别掩护正面攻击和向右翼迂回的分队，迫击炮先打前沿、后向敌纵深延伸。陈团长一声令下，冲锋号响，重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勇士们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敌军顿时大乱，慌忙向会理城逃窜。干部团一鼓作气，直追到通安州，在宋任穷政委带来第三营配合下，占领了通安州，俘敌团长以下600余人。夺取通安州，是抢渡金沙江、抢占皎平渡战斗的继续，使中央红军早日入川的愿望得以实现。中革军委对干部团胜利完成抢渡金沙江、抢占皎平渡和夺占通安州的任务很满意，予以通令嘉奖。韦国清带领全营指战员参加了干部团的庆功大会。
（3）代理特科团长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党中央决定北上陕甘，对中革军委和红军部队的编组进行了调整。其中，将红军的兵团改为军；红军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编为新的红军大学，设上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步兵团和特科团。干部团改为红军大学特科团，韦国清任代理团长，宋任穷仍任政委，已从红四方面军招收了一批学员。由于干部团的学员已毕业分配，留下的干部仍集中在特科团。
8月初，红军总部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军大学编在包括由红一、红三军在内的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过草地时，韦国清代理团长严密组织行军、宿营，为部队的吃饭操心、忙碌。离出草地还要两天时，工兵连断炊了，连青苗也找不到，干部战士一筹莫展。韦国清得知后，马上派人将他的乘马牵去，让工兵连杀了充饥，使工兵连终于走出了草地。对韦国清叫杀马救战士一事，时任连长、后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黄朝天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雪里送炭啊，不，用‘雪里送炭’来形容韦国清团长对战士的关怀太不够分量了。长征途中这种骨肉般的阶级友爱精神，是任何文字都难以形容的。”
为贯彻北上抗日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0日凌晨，红三军和军委纵队遵照党中央指示，从阿西地区出动，向红一军所在的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地区靠拢。当时，红四方面军有人不明真相，提出要派部队阻拦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韦国清随后得知上述情况，对为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叶剑英、徐向前增加了敬佩之情。
9月10日晨3时，特科团接到北上的命令，立即集合队伍。出发时，宋任穷、韦国清先后讲话，向干部和学员介绍：“现在有两条方针，一条是向甘肃、陕北北上抗日，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北上是党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北上的可以留下。”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就这样，特科团的队伍出发了。黎明时分，队伍后面传来命令：部队原地停下。原来是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持着张国焘下达的停止前进的命令，带着几名警卫员气势汹汹地追来。走在特科团前面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领导人，也在半山坡的一块平地上停了下来。这时，韦国清、宋任穷来到毛泽东身边，护卫毛主席。李特质问毛泽东，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来了命令叫部队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毛泽东面对无理威胁，耐心说明应北上、不应南下的道理后，正告李特：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就在后边，彭德怀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的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
毛泽东的严正警告，彭德怀在红军能征善战的声威，使李特不得不有所顾忌，见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提出：“特科团的学员留下。”毛泽东当即表示，要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去。他叫站在他身边的韦国清集合特科团的全体同志。韦国清迅即集合队伍，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强调：“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就这样，特科团中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继续北上，原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南下。但也有一些学员设法留了下来。韦国清的警卫员杨琏是红四方面军的，听说要叫红四方面军的学员离开，便躲了起来，执意要跟着特科团北上。他就是受韦国清的影响，懂得北上的意义，就自动留了下来。
9月18日，在甘肃省南部宕昌县哈达铺，红一方面军先行北上的部队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韦国清任随营学校特科营长。他带领特科营的干部战士随军继续向北进发，于10月19日到达陕西省西北部的保安县（今志丹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红一方面军历时1年，纵横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1936年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19日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瓦窑堡成立。设3个科：第一科是高级指挥科，培养师以上军政干部；第二科是上级指挥科，培养营、团军政干部；第三科又称普通科，培养连排干部。普通科以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设3个营，韦国清任第一营政委。当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在进行西征战役，后方兵力薄弱，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都驻在瓦窑堡，只有韦国清和营长陈士榘率领的第一营在那里，称得上是战斗部队，他们便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重担。
6月21日，国民党军高双成部一部及民团，突袭瓦窑堡。周恩来紧急命令陈士榘、韦国清率队迎敌，掩护党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转移。陈士榘、韦国清分别率领连队与敌激战，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掩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和党、政、军机关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韦国清在战斗中身负重伤。9月，韦国清伤情好转，被组织上安排进红大高级科学习。
同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分别与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11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随营学校来到甘肃环县木钵镇，与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合并，组成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又称工农红军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后任校长兼政委），辖两个步兵团和1个特科团。特科团长由在红大高级科学习两个月的韦国清担任，培养特种兵的基层干部。
韦国清到教导师特科团赴任时，正好赶上发生西安事变。学员和教职员议论纷纷，要求杀蒋介石。很快，传来毛主席在红军大学讲话的内容：对蒋介石被抓起来以后，是杀、是关还是放？中央认为要学诸葛亮七擒孟获，把蒋介石放了，这对抗日有利。韦国清及时传达毛主席讲话精神，要求大家学习毛主席从全国全党大局利益观察分析问题，要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使学员和教职员思想很快平静下来。西安事变后，原驻甘肃庆阳的东北军全部南撤，红大第二校校址奉命由环县移至庆阳，改称庆阳步校，对外仍称教导师。
1937年1月，根据毛主席指示，庆阳步校增加了文化教育的时间，韦国清认为这对学特种兵更为需要。经过3个月的努力，基本扫除了文盲、半文盲，达到高小或初小文化程度。从4月起，特科团转入专业学习。韦国清要求炮兵、工兵、重机枪、骑兵学员队，按专业不同严密组织，要求教员讲清道理、构造、要领和操作方法等，展示实物，然后到野外现地组织演练，加深理解。对班、排、连的进攻、防御及游击战术的单兵战术，韦国清也要求学好，不能放松。考虑到有些学员会去带领游击队，还组织学员学习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加强军容风纪教育，学会严格管理，以适应抗战新任务的要求。至7月初，绝大多数学习成绩都达到优秀水平。韦国清对学员的学习成绩是满意的。
这批学员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奔赴抗日前线。韦国清带领留校学员和教职员，欢送他们奔赴抗日前线。（编辑 王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