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3日， 巴顿将军在西西里岛陆军医院慰问伤员，住院的二等兵库尔正没精打采地坐在帐篷里。巴顿问及伤情时，库尔耸了耸肩答道：“我只是紧张，不是受了什么伤。”然后又嘀咕了一句：“我猜我是受不了了。”
　　库尔说得不假，他的病历上记录着：“神经功能焦虑状态，严重程度中等。该士兵已两次短期住院治疗，重返部队后又多次被送回，显然不能再上前线。”
　　但是巴顿当场就气炸了，他甩手抽了库尔的下巴，大喊： “不要接收这个没种的混球，你马上给我回前线！”边骂边抓起库尔的衣领把他拖到帐篷门口，一脚把他踹了出去。库尔并没有因此返回前线，他正在发高烧，还感染了疟原虫。
　　巴顿的暴怒也是事出有因，他刚刚听到将领们抱怨兵力薄弱，怀疑有人假借疲劳躲在医院里。
　　当晚，他在日记中把库尔描述为“我队伍里唯一的懦夫”，并宣称任何逃避军人义务者都应以“懦夫”罪名受审甚至枪毙。这还嫌不够，他又在给下级的指令中加了一条——严禁第七集团军出现战斗疲劳。
　　可惜“懦夫”不只库尔一个，几天后，巴顿在另一个医院又遇到二等兵保罗·柏奈特，同样的发烧、紧张失眠、精神萎靡，甚至连回答也差不多： “我只是紧张，我再也受不了那些炮击了。”巴顿再度爆发，除了扇耳光斥骂，他还掏出手枪威胁柏奈特说，如果不立刻回到前线，就一槍崩了他。
　　这事影响不小，艾森豪威尔知道后要求巴顿向被打的士兵道歉，甚至解除了他的指挥权近一年之久。直到1944年，巴顿才重新回到欧洲战场。
　　据说当年因为这件事，罗斯福还收到不少支持巴顿的来信，人们相信士兵必须坚强起来，才能走出战争的地狱。但是如果穿越到今天，巴顿会被口水淹死，因为这两个士兵很可能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主要病因是环境刺激，而不是个人性格弱点。
　　既然是环境刺激引发，那么任何年代战场上的士兵都可能出现这种病症。不过，对这种症状的看法和治疗在不同的年代却有天壤之别。
　　在一战中，大规模重武器的使用令军中大范围出现抽搐、瘫痪、失忆、甚至歇斯底里等症状，成了当时著名的怪病。最初认为主要是枪炮的巨响令大脑损伤所致，如果表现出类似症状，会被诊断为“炮弹休克症”。但是，没有经受枪炮震惊的战士也表现出同样的症状。于是， “战争神经症”这个术语很快代替了“炮弹休克症”。
　　患者很可能会在战地医院接受可怕的电疗，同时要忍受周围的白眼，因为当时人们怀疑这种无从解释的病症其实是士兵在装病。即便没人拿你当逃兵， “神经症”这个词也意味着人们认为你天性中有情绪弱点。既然是个体原因，当然筛查掉这些神经质就万事大吉了。
　　于是，美国在1940年由精神分析学家苏利文设计了一个筛选项目，为二战筛出了约150万“精神不适宜” （包括精神疾病甚至神经质）的士兵，取消了他们的服役资格。
　　如果通过了筛选，走上战场，那么就是基因好，天然勇士，天生打仗的料。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更没人关心士兵的疲劳和情绪失控了。据估计，二战中有精神问题的人数飙升至一战的两倍，陆军中的比例最高，而医务人员对此毫无准备。
　　1944年，马歇尔将军取消了入伍前的精神缺陷筛查，因为精神疾病的发生率并没有减少。于是，医生又给这种病症起了个新名字“战斗疲劳”。还配上了一句口号：每个人都有他的极限点。这是一次突破，因为它承认症状可能发生在任何军人身上。
　　根据美军的观察和统计，上战场90天左右，士兵会达到“战斗力高峰”。这之后“战斗疲劳症”的状况就频频开始出现，除了发烧、失眠之外，还包括高亢、偏执、抑郁、记忆丧失等。虽然不再被当作“神经有缺陷”，但“战斗疲劳”从命名上就够轻描淡写的。不是疲劳吗？休息几天，症状就会消失的。所以，首选方案是让受伤的士兵在战区附近接受治疗，以便迅速回到前线，大不了疲劳了再来休息，只有严重的精神问题才被发送回国。
　　二战结束后，不少战士的疲劳症状久不消解，痛苦延续到家庭中。据研究，精神创伤的症状可能持续6年到20年，直至完全消失，有些甚至伴随老兵长达70年。
　　1947年，美国陆军发布了题为《灰色阴影》的纪录片，专门介绍二战期间精神疾病的成因和治疗。后来，经过退伍军人和各界的努力，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第一次提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念，这一概念被纳入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