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曹操最终为什么会功亏一篑，而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是因为当时客观上不存在统一的可能呢，还是由于他自己在主观方面存在什么问题？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后者。对此，我们不妨从下述两个方面作些分析。
一、政治上失人心是导致曹操最终未能统一天下的根本原因
先说其失士心。
曹操之在一定程度上失士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时的许多一流人才最终舍他别就，即是明证。当然，他失掉的只是部分士人之心，但这对他的统一大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致命的。而考其所以会失士心，当与下述因素有关：
第一，本人性格方面存在缺陷。他性格复杂，充满矛盾，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自信而又自卑，大度而又狭隘，宽厚而又忌刻，通达而又多疑，弘雅而又奸诈，谦下而又傲慢⋯⋯而其性格上的那些负面特点，如奸诈多疑、刻薄寡恩、残忍狠毒等，有时表现得是相当突出的。他族孔融、杀杨修、害崔琰、废毛玠等，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欧阳修干脆名之为“鬼蜮之雄”。
王夫之曾说，“东汉之中叶，士以名节相尚”（《读通鉴论》卷九）。而讲究名节操守的人，在心理上自然很难接受曹操这种人。
起初，曹操手下其实也并不乏讲究名节操守者，这恐怕与他们一开始对曹操的上述性格特点认识不清有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不是背叛了曹操，如陈宫等；就是被曹操杀死或逼死，如孔融、荀彧等；有的则是被废置，如毛玠等。所以，到最后，曹操身边就只剩下一些像司马懿、华歆、贾诩之类的滑头式人物了。
第二，果于杀戮。曹操的果于杀戮是人所共知的。他的这一做法，对其招贤纳士的人才政策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曹操最早杀害的名士是边让。边让少有才名，孔融、王朗等均礼敬之。然而，他恃才傲物，不肯屈服于曹操，且对其多有“轻侮”之言，曹操竟因此而将其杀害。边让被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惧”。曹操部将陈宫由此而感到不安，遂于兴平元年（194）乘操东征陶谦之机，与从事中郎许汜、原陈留太守张邈等一起发动叛乱（《资治通鉴》卷六十一）。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但却曾一度搞得曹操极为狼狈。
可能是因为吸收了杀害边让的教训，此后不久，即建安元年（196），名士祢衡即使对他百般羞辱骂詈，他也不肯亲自加害了，而是玩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派人将祢衡强制送到荆州。荆州牧刘表不肯上当，又将祢衡送到江夏，结果使得祢衡最终被江夏太守黄祖杀害。继除掉祢衡之后，曹操于建安元年至建安二十一年（216）不仅杀害了杨修、孔融、崔琰等，而且还先后杀害尚书冯硕、名医华佗、老朋友许攸、旧交娄圭和少年才俊周不疑，并逼死首席谋士荀彧。
第三，不臣之心暴露过早。曹操的不臣之心究竟萌于何时，史无明载，笔者推测时间大致应是在初平元年（190）至建安元年（196）间。初平元年之前，曹操还是心存汉室的。那时，他的志向也不过是“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初入仕也曾很想有一番作为。比如，他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后，执法不避豪强，竟至于以犯禁夜行的罪名杀掉深受皇帝宠信的小黄门蹇硕的叔父；黄巾起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镇压起义军；迁济南相后，他奏免阿附贵戚、赃污狼藉的官吏；初平元年，他又积极参与讨伐董卓的行动，并在众人畏惧、莫敢先进的情况下毅然独自率军西行，等等。但是，独自西行大败而回之后，见诸将不图进取，他深为失望，遂以前往扬州募兵为借口脱离讨卓联盟。而他的不臣之心，或即由此萌生——他已不再关心朝政的得失与治乱，而是专心在镇压黄巾余部和参与军阀混战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自己。为达目的，他政治上“奉天子以令不臣”，经济上“修耕植以蓄军资”，四处征战，拓土开疆，到建安元年则干脆自专朝政，开始把“皇袍当做内衣穿”。那些对他曾抱有某种幻想的拥汉派官僚，如荀彧、崔琰等，则或与他分道扬镳，或消极对抗，但他们不是被杀，就是被废。
曹操手下的重要人才，基本上都得自于建安元年以前，建安元年以后，曹操再也没有得到像样的人才。是此后社会上不再有这样的人才吗？显然不是。这一现象实与上述因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至于曹操所下三道求贤令，也都是在建安十五年（210）之后。这说明，曹操本人似乎也察觉到，自己在招揽人才方面出现了问题。但他大概并不知道，问题其实就出在自己身上。所以，即使他八年间连下三道求贤令，也并未收到多大效果。
再说其失民心。
曹操之失民心，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考其原因，大致如下：
一是在战争中动辄“屠城”、“残戮”，滥杀无辜。初平四年（193），曹操以其父被杀为借口东征陶谦，凡所下之城“皆屠之”，“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徐州百姓几乎被屠戮净尽（《后汉书·陶谦传》）。兴平元年（194）夏，曹操再次“征陶谦，⋯⋯所过多残戮”；建安三年（198），曹操征吕布，先屠彭城，进至下邳后又决泗、沂水灌城；官渡之战，操擒绍将淳于琼，割其鼻，杀士卒千余人，皆取其鼻，牛马割唇舌；曹操攻邺，决漳水灌城，城中死者过半（《魏书·武帝纪》及注）。是战争就总要杀人，但如此残忍地杀戮平民、虐待敌方俘虏并辱及战死者，怎能不大失人心？所以，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征荆州，十余万士民宁随刘备南逃，甘与同败，也不肯归附曹操；而次年曹操“欲徙淮南民”，则“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蜀书·先主传》与《魏书·蒋济传》）。
二是赋税、徭役相对偏重。先说当时的赋税问题。军屯虽属土地耕种，但管理性质一如军队，所有收获均归公家，所以不存在租税问题。民屯则分用官牛还是用私牛：用官牛的，收获官六私四；用私牛的，五五分成。另外，规定屯田开始第一年免租税，第二年收一半租税，第三年全额征收。至于屯田民，则多是由自由农民通过强募、强迁或收编黄巾军转变而来，所以带有很大的强迫性质。自耕农租调制，内容只有一条：田租每亩四升，户调绢二匹，绵二斤。不过此非通例，而是在灭掉袁绍集团后针对河北的特殊情况颁布的，其他州郡比这个标准要高，而且所征之物也肯定不限于粮食和绢帛之类。
较之赋税情况的记载，史籍有关曹魏徭役情况的记载更为简略，并且只有关于具体事件的记载而没有制度方面的记载。如建安九年（204）攻打袁谭时，因河川结冰，船无法通行，曹操便强迫百姓凿冰以通船，“民惮役而亡”，被捕获后即处以死刑。建安十一年（206），曹操为征三郡乌桓，先“凿呼沲水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次年，曹操“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以上见《魏书·武帝纪》及注）。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其时徭役的繁重程度。
曹操是精于统治之术的人。平心而论，他的相关措施对于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解民于倒悬之危，也的确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其所处毕竟是一个军阀混战、动乱频仍、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时代，他所加给民众的赋税和徭役负担不仅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社会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所以，他统治时期北方地区的赋税、徭役负担，比之同时代的吴、蜀两国都要重得多。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曹操统治的北方地区，民众的反抗始终也没有停息过。从建安十年（205）起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几乎平均每三年就会发生两起农民或屯田客甚至地方官吏的起义或暴动。其失民心于此可见一斑。
卢弼《三国志集解》引宋人唐庚评论曹操的话说：“是人能为善而不能不为恶，能为善，是以能享国；不能不为恶，是以不能取天下。”可谓一语中的。
二、在重大军事行动上失策略是导致曹操最终未能统一天下的关键原因
世人至今都认为，曹操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大军事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军事上，曹操实际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参见笔者《重评曹操的军事才能》一文，载《门外谈兵》，齐鲁书社，2003年版）。比如，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就是其突出的缺陷之一。我们只要全面地考察一下曹操平生的军事实践就不难发现，他在战术运用和战术指挥上正确、成功者多而错误、失败者少，但在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上却正好相反。
例一：赤壁之败，败于战略失策
到建安十二年（207），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操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方。次年秋，他南征刘表，刘表已死而其子刘琮投降，刘备仓促中只好南走夏口。这样，尚未被曹操剪除的割据势力，就只剩下凉州马超、汉中张鲁、益州刘璋、江南孙权和已无立足之地的刘备了。曹操的声威使华夏震动、远近恐惧，以至于刘璋反复致意，明示归顺。
形势的确一派大好，但是这一形势对于曹操来说是否就只有利而没有弊呢？当然不是。此时的形势，从表面上看起来对曹操极为有利，但实际上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1）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的本质，已被许多士人所认清，所以“奉天子而令诸侯”的大旗此时已无多大号召力；（2）曹操靠武力、诈谋经营天下，在政治上不可能最大限度地赢得人心，许多人（尤其是拥汉派和遭受过他屠杀、掳掠的民众）对他有的只会是憎恨和恐惧，不会是拥护和支持；（3）曹操的后方也不稳固，既有内忧（拥汉派的反对甚至谋杀），又有外患（关西马超、韩遂的巨大军事威胁）；（4）军事上舍长就短，以不习水战的北方士卒与南方将士争衡，而且是长途奔袭，在兵法上实属大忌；（5）孙、刘两方虽兵力少于曹操，但精兵也不下五六万人，而且主明、士智、将勇、卒练，曹操一旦来攻，他们面对共同的强敌势必联合起来，拼死抵抗（见《蜀书·诸葛亮传》和《吴书·周瑜传》）。所以，为曹操计，在夺取荆州之后，实宜暂缓用兵，不可企图凭一战而竟全功。这时，他似宜采取如下对策：第一，停止对刘备的穷追猛打，同时也不与孙权决战，而是抓紧时间巩固在荆州的已有战果，沿长江建立稳固防线；第二，整顿内部，分化、瓦解反对派的力量，消除各种不利因素；第三，减轻民众负担，发展生产，积蓄物资，增强实力；第四，抚定关中，相机夺取凉州、汉中和益州，以形成对孙、刘两集团的包围态势；第五，等待孙、刘之间出现衅端，以便坐收渔翁之利。然而，不幸的是，曹操未能这样做，所以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从而丧失了一次统一华夏的天赐良机。
在《重评曹操的军事才能》一文中，笔者曾指出：荆州江南地区，位于孙氏集团的上游，无论为谁所占，都将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所以孙权绝不可能对之无动于衷。至于刘备，当时尚无立足之地，对他来说，夺取荆州江南地区最为近捷，最为现实。在这样的形势下，若无共同的强敌压迫，孙、刘只会鹬蚌相争而不可能联合对外。至于关西、汉中与两川地区，除马超是个人物外，张鲁和刘璋都是庸劣之辈，曹操若以强兵临之，夺取这些地方将不会有多大困难。然而，曹操却放着这些意义重大的地区和相对容易制服的敌人不打，偏偏去进攻两个最为强大、连自己也认为是“人杰”的对手，从而迫使他们迅速联合起来共同抗击他，这实在是战略决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曹操在赤壁战前所以会作出如此错误的战略决策，当下述因素有关：（1）缺乏战略眼光，战略决策水平不高；（2）连胜之后渐生骄心（小觑、冷遇张松就是例子）；（3）得力谋士，郭嘉已死，荀彧已不受信任，贾诩虽谏阻而未听（《魏书·贾诩传》），其余或系庸才碌碌备员而已，或心里清楚却滑头不说。
例二：汉中之失，在于既失机又失人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遣钟繇攻汉中，遣夏侯渊出河东与繇会，遣曹仁督诸将拒马超、韩遂。同年，刘璋迎刘备入益州击张鲁，刘备则于建安十九年乘机夺取益州。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亲征张鲁，张鲁于十一月投降。刘备此时正“引兵五万下公安”，与孙权争荆州。他得知曹操已定汉中而张鲁遁走巴西，只好“与（孙）权连合”，还军与曹操争汉中（《蜀书·先主传》）。丞相主簿司马懿对曹操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曹操却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主簿刘晔也说：“⋯⋯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势而压之，无不可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忧。”曹操仍然不听。过了一段时日之后，有蜀地前来投降的人说，当时“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曹操问刘晔说：“今尚可击否？”刘晔答道：“今已小定，未可击也。”（《晋书·宣帝纪》、《魏书·刘晔传》）于是，曹操乃于十二月留夏侯渊屯汉中，自己则率部众从南郑东还邺城。
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进兵汉中，曹操遣曹洪率兵往援，并于次年七月亲自西征。二十四年，夏侯渊被蜀将黄忠击斩。这年三月，曹操自长安出斜谷进入汉中，与刘备相持累月，因无取胜希望，不得已而引兵回长安。由此，刘备遂据有汉中，并于七月称汉中王。
夏侯渊系曹操部下重要将领之一，为将勇有余而智不足。对此，曹操心里是清楚的，所以曾告诫他说：“为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魏书·夏侯渊传》）问题是，曹操既知渊短，却仍让他守汉中，且不为之留辅佐，显然是一大失误。
同年法正对刘备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蜀书·法正传》）但我们考察曹操于建安二十年十二月离开汉中，至建安二十二年，其内部并未发生什么大的变故。相反，他倒是于建安二十一年，也就是从汉中回去后次年五月，即称魏王；又次年四月受献帝诏，“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魏书·武帝纪》）。虽说是建安二十三年发生了太医吉本与少府耿纪谋反之事，但那已经是后面的事情了。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建安二十年，曹操已经是61岁的老人了；到建安二十四年与刘备再争汉中失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五年正月，他回到洛阳旋即病死，卒年66岁。
由此笔者认为，曹操所以不纳司马懿和刘晔的建议，坐失良机，主要是因为：（1）对形势变化不敏感，缺乏决断；（2）年事已高，斗志衰退；（3）心有所系，急于称王。可见，此时的曹操已非当年那位高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烈士”了，毕竟岁月不饶人。
一、政治上失人心是导致曹操最终未能统一天下的根本原因
先说其失士心。
曹操之在一定程度上失士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时的许多一流人才最终舍他别就，即是明证。当然，他失掉的只是部分士人之心，但这对他的统一大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致命的。而考其所以会失士心，当与下述因素有关：
第一，本人性格方面存在缺陷。他性格复杂，充满矛盾，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自信而又自卑，大度而又狭隘，宽厚而又忌刻，通达而又多疑，弘雅而又奸诈，谦下而又傲慢⋯⋯而其性格上的那些负面特点，如奸诈多疑、刻薄寡恩、残忍狠毒等，有时表现得是相当突出的。他族孔融、杀杨修、害崔琰、废毛玠等，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欧阳修干脆名之为“鬼蜮之雄”。
王夫之曾说，“东汉之中叶，士以名节相尚”（《读通鉴论》卷九）。而讲究名节操守的人，在心理上自然很难接受曹操这种人。
起初，曹操手下其实也并不乏讲究名节操守者，这恐怕与他们一开始对曹操的上述性格特点认识不清有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不是背叛了曹操，如陈宫等；就是被曹操杀死或逼死，如孔融、荀彧等；有的则是被废置，如毛玠等。所以，到最后，曹操身边就只剩下一些像司马懿、华歆、贾诩之类的滑头式人物了。
第二，果于杀戮。曹操的果于杀戮是人所共知的。他的这一做法，对其招贤纳士的人才政策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曹操最早杀害的名士是边让。边让少有才名，孔融、王朗等均礼敬之。然而，他恃才傲物，不肯屈服于曹操，且对其多有“轻侮”之言，曹操竟因此而将其杀害。边让被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惧”。曹操部将陈宫由此而感到不安，遂于兴平元年（194）乘操东征陶谦之机，与从事中郎许汜、原陈留太守张邈等一起发动叛乱（《资治通鉴》卷六十一）。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但却曾一度搞得曹操极为狼狈。
可能是因为吸收了杀害边让的教训，此后不久，即建安元年（196），名士祢衡即使对他百般羞辱骂詈，他也不肯亲自加害了，而是玩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派人将祢衡强制送到荆州。荆州牧刘表不肯上当，又将祢衡送到江夏，结果使得祢衡最终被江夏太守黄祖杀害。继除掉祢衡之后，曹操于建安元年至建安二十一年（216）不仅杀害了杨修、孔融、崔琰等，而且还先后杀害尚书冯硕、名医华佗、老朋友许攸、旧交娄圭和少年才俊周不疑，并逼死首席谋士荀彧。
第三，不臣之心暴露过早。曹操的不臣之心究竟萌于何时，史无明载，笔者推测时间大致应是在初平元年（190）至建安元年（196）间。初平元年之前，曹操还是心存汉室的。那时，他的志向也不过是“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初入仕也曾很想有一番作为。比如，他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后，执法不避豪强，竟至于以犯禁夜行的罪名杀掉深受皇帝宠信的小黄门蹇硕的叔父；黄巾起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镇压起义军；迁济南相后，他奏免阿附贵戚、赃污狼藉的官吏；初平元年，他又积极参与讨伐董卓的行动，并在众人畏惧、莫敢先进的情况下毅然独自率军西行，等等。但是，独自西行大败而回之后，见诸将不图进取，他深为失望，遂以前往扬州募兵为借口脱离讨卓联盟。而他的不臣之心，或即由此萌生——他已不再关心朝政的得失与治乱，而是专心在镇压黄巾余部和参与军阀混战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自己。为达目的，他政治上“奉天子以令不臣”，经济上“修耕植以蓄军资”，四处征战，拓土开疆，到建安元年则干脆自专朝政，开始把“皇袍当做内衣穿”。那些对他曾抱有某种幻想的拥汉派官僚，如荀彧、崔琰等，则或与他分道扬镳，或消极对抗，但他们不是被杀，就是被废。
曹操手下的重要人才，基本上都得自于建安元年以前，建安元年以后，曹操再也没有得到像样的人才。是此后社会上不再有这样的人才吗？显然不是。这一现象实与上述因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至于曹操所下三道求贤令，也都是在建安十五年（210）之后。这说明，曹操本人似乎也察觉到，自己在招揽人才方面出现了问题。但他大概并不知道，问题其实就出在自己身上。所以，即使他八年间连下三道求贤令，也并未收到多大效果。
再说其失民心。
曹操之失民心，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考其原因，大致如下：
一是在战争中动辄“屠城”、“残戮”，滥杀无辜。初平四年（193），曹操以其父被杀为借口东征陶谦，凡所下之城“皆屠之”，“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徐州百姓几乎被屠戮净尽（《后汉书·陶谦传》）。兴平元年（194）夏，曹操再次“征陶谦，⋯⋯所过多残戮”；建安三年（198），曹操征吕布，先屠彭城，进至下邳后又决泗、沂水灌城；官渡之战，操擒绍将淳于琼，割其鼻，杀士卒千余人，皆取其鼻，牛马割唇舌；曹操攻邺，决漳水灌城，城中死者过半（《魏书·武帝纪》及注）。是战争就总要杀人，但如此残忍地杀戮平民、虐待敌方俘虏并辱及战死者，怎能不大失人心？所以，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征荆州，十余万士民宁随刘备南逃，甘与同败，也不肯归附曹操；而次年曹操“欲徙淮南民”，则“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蜀书·先主传》与《魏书·蒋济传》）。
二是赋税、徭役相对偏重。先说当时的赋税问题。军屯虽属土地耕种，但管理性质一如军队，所有收获均归公家，所以不存在租税问题。民屯则分用官牛还是用私牛：用官牛的，收获官六私四；用私牛的，五五分成。另外，规定屯田开始第一年免租税，第二年收一半租税，第三年全额征收。至于屯田民，则多是由自由农民通过强募、强迁或收编黄巾军转变而来，所以带有很大的强迫性质。自耕农租调制，内容只有一条：田租每亩四升，户调绢二匹，绵二斤。不过此非通例，而是在灭掉袁绍集团后针对河北的特殊情况颁布的，其他州郡比这个标准要高，而且所征之物也肯定不限于粮食和绢帛之类。
较之赋税情况的记载，史籍有关曹魏徭役情况的记载更为简略，并且只有关于具体事件的记载而没有制度方面的记载。如建安九年（204）攻打袁谭时，因河川结冰，船无法通行，曹操便强迫百姓凿冰以通船，“民惮役而亡”，被捕获后即处以死刑。建安十一年（206），曹操为征三郡乌桓，先“凿呼沲水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次年，曹操“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以上见《魏书·武帝纪》及注）。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其时徭役的繁重程度。
曹操是精于统治之术的人。平心而论，他的相关措施对于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解民于倒悬之危，也的确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其所处毕竟是一个军阀混战、动乱频仍、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时代，他所加给民众的赋税和徭役负担不仅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社会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所以，他统治时期北方地区的赋税、徭役负担，比之同时代的吴、蜀两国都要重得多。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曹操统治的北方地区，民众的反抗始终也没有停息过。从建安十年（205）起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几乎平均每三年就会发生两起农民或屯田客甚至地方官吏的起义或暴动。其失民心于此可见一斑。
卢弼《三国志集解》引宋人唐庚评论曹操的话说：“是人能为善而不能不为恶，能为善，是以能享国；不能不为恶，是以不能取天下。”可谓一语中的。
二、在重大军事行动上失策略是导致曹操最终未能统一天下的关键原因
世人至今都认为，曹操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大军事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军事上，曹操实际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参见笔者《重评曹操的军事才能》一文，载《门外谈兵》，齐鲁书社，2003年版）。比如，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就是其突出的缺陷之一。我们只要全面地考察一下曹操平生的军事实践就不难发现，他在战术运用和战术指挥上正确、成功者多而错误、失败者少，但在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上却正好相反。
例一：赤壁之败，败于战略失策
到建安十二年（207），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操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方。次年秋，他南征刘表，刘表已死而其子刘琮投降，刘备仓促中只好南走夏口。这样，尚未被曹操剪除的割据势力，就只剩下凉州马超、汉中张鲁、益州刘璋、江南孙权和已无立足之地的刘备了。曹操的声威使华夏震动、远近恐惧，以至于刘璋反复致意，明示归顺。
形势的确一派大好，但是这一形势对于曹操来说是否就只有利而没有弊呢？当然不是。此时的形势，从表面上看起来对曹操极为有利，但实际上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1）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的本质，已被许多士人所认清，所以“奉天子而令诸侯”的大旗此时已无多大号召力；（2）曹操靠武力、诈谋经营天下，在政治上不可能最大限度地赢得人心，许多人（尤其是拥汉派和遭受过他屠杀、掳掠的民众）对他有的只会是憎恨和恐惧，不会是拥护和支持；（3）曹操的后方也不稳固，既有内忧（拥汉派的反对甚至谋杀），又有外患（关西马超、韩遂的巨大军事威胁）；（4）军事上舍长就短，以不习水战的北方士卒与南方将士争衡，而且是长途奔袭，在兵法上实属大忌；（5）孙、刘两方虽兵力少于曹操，但精兵也不下五六万人，而且主明、士智、将勇、卒练，曹操一旦来攻，他们面对共同的强敌势必联合起来，拼死抵抗（见《蜀书·诸葛亮传》和《吴书·周瑜传》）。所以，为曹操计，在夺取荆州之后，实宜暂缓用兵，不可企图凭一战而竟全功。这时，他似宜采取如下对策：第一，停止对刘备的穷追猛打，同时也不与孙权决战，而是抓紧时间巩固在荆州的已有战果，沿长江建立稳固防线；第二，整顿内部，分化、瓦解反对派的力量，消除各种不利因素；第三，减轻民众负担，发展生产，积蓄物资，增强实力；第四，抚定关中，相机夺取凉州、汉中和益州，以形成对孙、刘两集团的包围态势；第五，等待孙、刘之间出现衅端，以便坐收渔翁之利。然而，不幸的是，曹操未能这样做，所以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从而丧失了一次统一华夏的天赐良机。
在《重评曹操的军事才能》一文中，笔者曾指出：荆州江南地区，位于孙氏集团的上游，无论为谁所占，都将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所以孙权绝不可能对之无动于衷。至于刘备，当时尚无立足之地，对他来说，夺取荆州江南地区最为近捷，最为现实。在这样的形势下，若无共同的强敌压迫，孙、刘只会鹬蚌相争而不可能联合对外。至于关西、汉中与两川地区，除马超是个人物外，张鲁和刘璋都是庸劣之辈，曹操若以强兵临之，夺取这些地方将不会有多大困难。然而，曹操却放着这些意义重大的地区和相对容易制服的敌人不打，偏偏去进攻两个最为强大、连自己也认为是“人杰”的对手，从而迫使他们迅速联合起来共同抗击他，这实在是战略决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曹操在赤壁战前所以会作出如此错误的战略决策，当下述因素有关：（1）缺乏战略眼光，战略决策水平不高；（2）连胜之后渐生骄心（小觑、冷遇张松就是例子）；（3）得力谋士，郭嘉已死，荀彧已不受信任，贾诩虽谏阻而未听（《魏书·贾诩传》），其余或系庸才碌碌备员而已，或心里清楚却滑头不说。
例二：汉中之失，在于既失机又失人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遣钟繇攻汉中，遣夏侯渊出河东与繇会，遣曹仁督诸将拒马超、韩遂。同年，刘璋迎刘备入益州击张鲁，刘备则于建安十九年乘机夺取益州。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亲征张鲁，张鲁于十一月投降。刘备此时正“引兵五万下公安”，与孙权争荆州。他得知曹操已定汉中而张鲁遁走巴西，只好“与（孙）权连合”，还军与曹操争汉中（《蜀书·先主传》）。丞相主簿司马懿对曹操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曹操却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主簿刘晔也说：“⋯⋯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势而压之，无不可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忧。”曹操仍然不听。过了一段时日之后，有蜀地前来投降的人说，当时“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曹操问刘晔说：“今尚可击否？”刘晔答道：“今已小定，未可击也。”（《晋书·宣帝纪》、《魏书·刘晔传》）于是，曹操乃于十二月留夏侯渊屯汉中，自己则率部众从南郑东还邺城。
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进兵汉中，曹操遣曹洪率兵往援，并于次年七月亲自西征。二十四年，夏侯渊被蜀将黄忠击斩。这年三月，曹操自长安出斜谷进入汉中，与刘备相持累月，因无取胜希望，不得已而引兵回长安。由此，刘备遂据有汉中，并于七月称汉中王。
夏侯渊系曹操部下重要将领之一，为将勇有余而智不足。对此，曹操心里是清楚的，所以曾告诫他说：“为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魏书·夏侯渊传》）问题是，曹操既知渊短，却仍让他守汉中，且不为之留辅佐，显然是一大失误。
同年法正对刘备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蜀书·法正传》）但我们考察曹操于建安二十年十二月离开汉中，至建安二十二年，其内部并未发生什么大的变故。相反，他倒是于建安二十一年，也就是从汉中回去后次年五月，即称魏王；又次年四月受献帝诏，“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魏书·武帝纪》）。虽说是建安二十三年发生了太医吉本与少府耿纪谋反之事，但那已经是后面的事情了。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建安二十年，曹操已经是61岁的老人了；到建安二十四年与刘备再争汉中失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五年正月，他回到洛阳旋即病死，卒年66岁。
由此笔者认为，曹操所以不纳司马懿和刘晔的建议，坐失良机，主要是因为：（1）对形势变化不敏感，缺乏决断；（2）年事已高，斗志衰退；（3）心有所系，急于称王。可见，此时的曹操已非当年那位高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烈士”了，毕竟岁月不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