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这是《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一文中开门见山提出的重大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百年党史，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不断前行，我们党至少有六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我革命。
　　第一次是1927年八七会议。这是党在早期探索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危急关头的一次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但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对主导北伐战争的国民党领导集团政治警觉不够。1927年北伐胜利进军时，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屠杀大量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在大革命面临失败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会议，检讨党的工作，批判大革命后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会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指出：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会议制定的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开启中国共产党独自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艰巨使命的伟大征程。

　　第二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这是在极端危急关头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一次自我革命。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挫折，湘江战役伤亡空前。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擴大会议，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毛泽东的发言不仅对他们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分析，而且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会议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要求，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2月初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子举行会议，政治局常委再作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3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遵义附近的苟坝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重新成立“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以周恩来为团长，成员为毛泽东和王稼祥。遵义会议以来的这些重大决策，在长征濒临绝境时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以后，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第三次是延安整风运动。这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从思想上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一次自我革命。遵义会议后，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但一直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有鉴于此，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党内思想矛盾，批判党的历史错误，克服不好的思想意识，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就非常必要。这次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它的直接成果，就是既为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四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践行“两个务必”思想的整风整党运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谋划筹建新中国时，毛泽东提出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践行“两个务必”思想，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整风运动全面展开;1951年春开展整党运动，为党在全国执政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进行教育;这年底，党中央又决定将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与整党结合，严肃批判与处理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贪污、浪费、受贿等腐化堕落行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严处理了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第一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开启了从严治党、清廉治国的良好风气。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首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第五次是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面拨乱反正。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社会主义。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开始实现从“两个凡是”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全会还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这个决议指出，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胜利。
　　第六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的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自我革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坚持“打虎”、“拍蝇”、“猎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党中央严肃查处从中央到地方一帮腐败变质的领导干部和一批重大案件，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这场伟大的自我革命，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它在理论上将对党的建设规律认识提到新高度，在实践上深得党心民心，更加巩固了执政基础。
　　（王炜荐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