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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滚石只能衬托出Marianne Faithfull愈老弥坚的创造力。当她一张嘴歌唱，地狱的大门也为之缓缓打开—不，她不是什么折翼的天使，她只是让内心的魔鬼，唱出了情诗。
当Marianne Faithfull在你面前涂唇膏—毕竟，她确实就是那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女神和二十一世纪歌神—你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只好掉过头看窗外，越过尖沙咀的车水马龙，远远地，大海，船只，海鸥，恍如隔世。
忽然想起在伦敦看过的莫奈，那是他第一次来伦敦滑铁卢桥，泰晤士河，小船，日出，三十年之后莫奈重游伦敦，又画：滑铁卢桥，泰晤士河，小船，只是日出变成日落—大本钟，晚霞，鸟，一派苍茫。
莫奈的日出日落正是玛丽安·菲思富尔（我不愿把她译成菲丝弗尔那么纤秀）的最佳写照，甚至，莫奈画出了她的嗓音音色，落霞孤鹜秋水长天，万物混沌，冷不丁有一道寒光划向茫茫黑夜。
六十年代的幸存者
六十年代的她，就像日出时的河面，清澈见底的歌声。当年她还演过《哈姆雷特》，没错，她就是奥菲利亚，她圣洁的脸庞和清澈的歌声是六十年代永恒的象征—这是与梦露不同的另一个女性形象，不食人间烟火的玉女，却混迹于魔鬼之中，像沼泽中盛开的花。然而假如没有后来的人生炼狱，那她只能作为一个玉女经典供后人怀旧乃至意淫。
在香港采访完Marianne Faithfull之后我去了黑胶王阿paul那儿，好不容易淘到一张六十年代的Marianne Faithfull专辑，不料老板说自己要珍藏，不卖。但我运气真好，后来去了旺角另一家二手唱片店，不单淘到这张，还淘到八十年代复出后的经典专辑《Broken English》，但六十年代这张卖120港币，八十年代这张只卖50港币。但在我看来，作为歌手,1979年复出的她比六十年代高一个档次，二十一世纪的她又比八十年代高一个档次，音乐史上绝少像她这样越老越棒的歌手，没有滚石乐队的贾格尔和基斯·理查兹为她写的《as teas go by》就没有她后来的艺术生涯，但她早期的歌唱生涯与后来相比，在艺术上几乎可以说没什么价值，假如非要说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唯一的价值就是以一种单调的清纯来衬托出后来的丰饶和酷烈。
西方六十年代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中产阶层的反叛”，但Marianne Faithfull远不只如此，她是贵族血统（这甚至可从她漂亮的英语发音听出来），父亲则是军情六处的！—在摇滚史上可能只有Jim Morrison的海军军官老爹可以和她的特工老爹有一拼。她在结识滚石之前，年仅十九岁就已嫁人生子，可以说拥有大家闺秀该有的一切稳如磐石的人生要素，但她走在大街上，忽然就被六十年代的一阵狂风席卷而去一去不返：摇滚，性，毒品......野史的经典段子说在警方破门而入抓捕涉毒的贾格尔等人时，玛丽安刚好美人出浴披着浴巾出来—请允许我们尽情意淫历史吧。
一个原来以翻唱披头士《Yesterday》取悦大众的小鸟依人的大家闺秀，后来竟然杀气腾腾地翻唱起列侬的《工人阶级英雄》而且完全把列侬比了下去。在香港艺术节的舞台上，她唱《工人阶级英雄》的时候，现场表现又远胜于唱片，她跺着脚，似乎要咬碎每一个字，最后高高举起左手，其狂飙突进的气势俨然跟仅比她小一天的朋克女诗人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有一拼。
她盛赞六十年代—“一切都在怒放”，但又“充满错误”，说其中一大错误是毒品。如果说她身上还有什么六十年过来人典型的印记，那就是印度，她并不像迪伦在八十年代回归基督教，但也没有信仰佛教，只是选择了一种自由的灵修，而且不再借助大麻或迷幻药，只是冥想静修，以及瑜伽，而这一切，都要拜好友艾伦·金斯堡所赐。
一个六十年代的幸存者，以酷烈的人生绽放那个时代的伤口，然后在新世纪重新愈合。
破碎的英语
或许可以用这么几个“破碎的英语”来形容无与伦比的Marianne Faithfull：
Tears。《As Tears Go By》已经是她生命是她身体的一部分，这首歌的三个不同版本代表了三种不同人生。她曾说过这首歌不应该在二十岁唱，要等到四十岁之后。四十岁之后她把这首歌唱得悲伤甚至悲怆—这是这首歌最动人的版本，也胜过贾格尔的版本，六十岁之后也就是现在，这首歌被她放缓了，变得平静如水，只不过二十岁那一汪清水变成了明月照大江，歌声中带着某种神启般的喜悦，泪中带笑。
Broken。《Broken English》就像把心当核桃一样砸开咬碎，贵族的，典雅的，莎士比亚的英语通过她碾磨机一样的声带一路火花四射。她说莎士比亚是至高无上的。苏珊·桑塔格当年曾说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大门乐队之间，我当然会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但问题是我干吗非得（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莎士比亚和滚石乐队之间，Marianne Faithfull充当了一个摇滚版的奥菲利亚。
Strange或Stranger。她的专辑名字，歌名和歌词频频出现的词。如果用王菲的《只爱陌生人》来比较，会觉得一个只是在夜店洗手间的镜子前顾盼自如，而另一个已经把大街当成了家，一个只是在水面上轻盈地漂过，而另一个是在溺水前歌唱。玛丽安演唱会终曲是汤姆维茨（Tom Waits）写的《Strange Weather》—难以找到比“奇异的天气”更准确的词来形容她的唱腔了。尽管她最喜欢的是像莎士比亚和蒙田这样的传统作家，但“奇异的陌生人”的形象更像是来自波德莱尔和卡夫卡。
Goast。我最爱的Marianne Faithfull的歌是《There Is A Goast》，典型的Nick Cave钢琴恋曲，亡魂的爱的主题也非常Nick Cave，但这是Faithfull写的歌词。她在演唱会上赋予这首情歌一种人道主义感召力，人们容易把这首歌狭窄地解读为她和贾格尔之类的旧日情怀，但其实她是为爱尔兰内战死难者而作，在演唱会上她又特别宣布把这首歌献给在暴政和战争中消失的人，波斯尼亚，拉美，中东……“亡魂不愿意消失，他们想从阴间回到爱人身边”，Faithfull向我们解释这首歌，在尖沙咀初春中午明媚的阳光下。
我故意问她觉得Lady Gaga如何？—其实我预料得到她的反应，我知道她绝不可能像小野洋子那样拉着雷姐的手一起高唱《Inmagine》—她的反应果然是：“what?”我只好扯到女权，她又反问:so what？在Faithfull面前，Lady Gaga 就像一个在蹦蹦床上活蹦乱跳的充气女权娃娃。
她在采访一开始便先声明不想再谈到滚石乐队—尽管她说很喜欢基斯·理查兹去年出版的自传《Life》—Faithfull一直被当成了滚石乐队的某种附属品，一个废弃的花瓶，乃至堕落的骨肉皮。八十年代复出后，有一次被问及瘾君子生涯中的艳遇或滥交，她反问：你会问一个男人这样的问题？又有一次被问及与滚石的瓜葛，她当场拔掉麦克风退席。
然而如今，滚石只能衬托出Marianne Faithfull愈老弥坚的创造力。没错，64岁的老美人脸上早已失去往日的精致和纤细，身材早已走样，变成了一个乍一看大街上到处都是的老太太，而贾格尔身材嗓音差不多五十年不变。那又怎样?这位魔鬼陛下只不过成了一个仿佛刚从牛奶浴缸捞出来的健美先生，而他的六十年代老情人，当她一张嘴歌唱，地狱的大门也为之缓缓打开——不，她不是什么折翼的天使，她只是让内心的魔鬼，唱出了情诗。
当Marianne Faithfull在你面前涂唇膏—毕竟，她确实就是那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女神和二十一世纪歌神—你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只好掉过头看窗外，越过尖沙咀的车水马龙，远远地，大海，船只，海鸥，恍如隔世。
忽然想起在伦敦看过的莫奈，那是他第一次来伦敦滑铁卢桥，泰晤士河，小船，日出，三十年之后莫奈重游伦敦，又画：滑铁卢桥，泰晤士河，小船，只是日出变成日落—大本钟，晚霞，鸟，一派苍茫。
莫奈的日出日落正是玛丽安·菲思富尔（我不愿把她译成菲丝弗尔那么纤秀）的最佳写照，甚至，莫奈画出了她的嗓音音色，落霞孤鹜秋水长天，万物混沌，冷不丁有一道寒光划向茫茫黑夜。
六十年代的幸存者
六十年代的她，就像日出时的河面，清澈见底的歌声。当年她还演过《哈姆雷特》，没错，她就是奥菲利亚，她圣洁的脸庞和清澈的歌声是六十年代永恒的象征—这是与梦露不同的另一个女性形象，不食人间烟火的玉女，却混迹于魔鬼之中，像沼泽中盛开的花。然而假如没有后来的人生炼狱，那她只能作为一个玉女经典供后人怀旧乃至意淫。
在香港采访完Marianne Faithfull之后我去了黑胶王阿paul那儿，好不容易淘到一张六十年代的Marianne Faithfull专辑，不料老板说自己要珍藏，不卖。但我运气真好，后来去了旺角另一家二手唱片店，不单淘到这张，还淘到八十年代复出后的经典专辑《Broken English》，但六十年代这张卖120港币，八十年代这张只卖50港币。但在我看来，作为歌手,1979年复出的她比六十年代高一个档次，二十一世纪的她又比八十年代高一个档次，音乐史上绝少像她这样越老越棒的歌手，没有滚石乐队的贾格尔和基斯·理查兹为她写的《as teas go by》就没有她后来的艺术生涯，但她早期的歌唱生涯与后来相比，在艺术上几乎可以说没什么价值，假如非要说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唯一的价值就是以一种单调的清纯来衬托出后来的丰饶和酷烈。
西方六十年代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中产阶层的反叛”，但Marianne Faithfull远不只如此，她是贵族血统（这甚至可从她漂亮的英语发音听出来），父亲则是军情六处的！—在摇滚史上可能只有Jim Morrison的海军军官老爹可以和她的特工老爹有一拼。她在结识滚石之前，年仅十九岁就已嫁人生子，可以说拥有大家闺秀该有的一切稳如磐石的人生要素，但她走在大街上，忽然就被六十年代的一阵狂风席卷而去一去不返：摇滚，性，毒品......野史的经典段子说在警方破门而入抓捕涉毒的贾格尔等人时，玛丽安刚好美人出浴披着浴巾出来—请允许我们尽情意淫历史吧。
一个原来以翻唱披头士《Yesterday》取悦大众的小鸟依人的大家闺秀，后来竟然杀气腾腾地翻唱起列侬的《工人阶级英雄》而且完全把列侬比了下去。在香港艺术节的舞台上，她唱《工人阶级英雄》的时候，现场表现又远胜于唱片，她跺着脚，似乎要咬碎每一个字，最后高高举起左手，其狂飙突进的气势俨然跟仅比她小一天的朋克女诗人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有一拼。
她盛赞六十年代—“一切都在怒放”，但又“充满错误”，说其中一大错误是毒品。如果说她身上还有什么六十年过来人典型的印记，那就是印度，她并不像迪伦在八十年代回归基督教，但也没有信仰佛教，只是选择了一种自由的灵修，而且不再借助大麻或迷幻药，只是冥想静修，以及瑜伽，而这一切，都要拜好友艾伦·金斯堡所赐。
一个六十年代的幸存者，以酷烈的人生绽放那个时代的伤口，然后在新世纪重新愈合。
破碎的英语
或许可以用这么几个“破碎的英语”来形容无与伦比的Marianne Faithfull：
Tears。《As Tears Go By》已经是她生命是她身体的一部分，这首歌的三个不同版本代表了三种不同人生。她曾说过这首歌不应该在二十岁唱，要等到四十岁之后。四十岁之后她把这首歌唱得悲伤甚至悲怆—这是这首歌最动人的版本，也胜过贾格尔的版本，六十岁之后也就是现在，这首歌被她放缓了，变得平静如水，只不过二十岁那一汪清水变成了明月照大江，歌声中带着某种神启般的喜悦，泪中带笑。
Broken。《Broken English》就像把心当核桃一样砸开咬碎，贵族的，典雅的，莎士比亚的英语通过她碾磨机一样的声带一路火花四射。她说莎士比亚是至高无上的。苏珊·桑塔格当年曾说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大门乐队之间，我当然会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但问题是我干吗非得（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莎士比亚和滚石乐队之间，Marianne Faithfull充当了一个摇滚版的奥菲利亚。
Strange或Stranger。她的专辑名字，歌名和歌词频频出现的词。如果用王菲的《只爱陌生人》来比较，会觉得一个只是在夜店洗手间的镜子前顾盼自如，而另一个已经把大街当成了家，一个只是在水面上轻盈地漂过，而另一个是在溺水前歌唱。玛丽安演唱会终曲是汤姆维茨（Tom Waits）写的《Strange Weather》—难以找到比“奇异的天气”更准确的词来形容她的唱腔了。尽管她最喜欢的是像莎士比亚和蒙田这样的传统作家，但“奇异的陌生人”的形象更像是来自波德莱尔和卡夫卡。
Goast。我最爱的Marianne Faithfull的歌是《There Is A Goast》，典型的Nick Cave钢琴恋曲，亡魂的爱的主题也非常Nick Cave，但这是Faithfull写的歌词。她在演唱会上赋予这首情歌一种人道主义感召力，人们容易把这首歌狭窄地解读为她和贾格尔之类的旧日情怀，但其实她是为爱尔兰内战死难者而作，在演唱会上她又特别宣布把这首歌献给在暴政和战争中消失的人，波斯尼亚，拉美，中东……“亡魂不愿意消失，他们想从阴间回到爱人身边”，Faithfull向我们解释这首歌，在尖沙咀初春中午明媚的阳光下。
我故意问她觉得Lady Gaga如何？—其实我预料得到她的反应，我知道她绝不可能像小野洋子那样拉着雷姐的手一起高唱《Inmagine》—她的反应果然是：“what?”我只好扯到女权，她又反问:so what？在Faithfull面前，Lady Gaga 就像一个在蹦蹦床上活蹦乱跳的充气女权娃娃。
她在采访一开始便先声明不想再谈到滚石乐队—尽管她说很喜欢基斯·理查兹去年出版的自传《Life》—Faithfull一直被当成了滚石乐队的某种附属品，一个废弃的花瓶，乃至堕落的骨肉皮。八十年代复出后，有一次被问及瘾君子生涯中的艳遇或滥交，她反问：你会问一个男人这样的问题？又有一次被问及与滚石的瓜葛，她当场拔掉麦克风退席。
然而如今，滚石只能衬托出Marianne Faithfull愈老弥坚的创造力。没错，64岁的老美人脸上早已失去往日的精致和纤细，身材早已走样，变成了一个乍一看大街上到处都是的老太太，而贾格尔身材嗓音差不多五十年不变。那又怎样?这位魔鬼陛下只不过成了一个仿佛刚从牛奶浴缸捞出来的健美先生，而他的六十年代老情人，当她一张嘴歌唱，地狱的大门也为之缓缓打开——不，她不是什么折翼的天使，她只是让内心的魔鬼，唱出了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