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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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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也流传着一些官场笑话，《万历野获编·补遗》中就记载了有关钱能的两条。
钱能是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的著名太监，奉成化皇帝之命镇守云南。镇守太监这个岗位是明初的洪熙皇帝设立的。皇上不放心下边的官员，就派那些经常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太监下去盯着。应该承认，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明朝的官员经常糊弄皇上，皇上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譬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掏钱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上。所以，派遣家奴们下去替皇上盯着，这已经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博弈的第三回合了。皇上被逼无奈，到此亮出了最后的武器。试想，再派下去还能派谁？而且仔细想来，太监不好色，没有老婆孩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应该比一般官员的私欲少些。设身处地替皇上想想，我们不能不敬佩皇上选贤任能的良苦用心。
问题在于，钱能之类的最后预备队也乐意被收买。更要命的是，镇守太监们权力极大，有合法伤害众人的能力，下边便不敢不来收买。
当时云南有个富翁，不幸长了癞。富翁的儿子偏偏又是一位有名的孝子，很为父亲的病痛担心。于是钱能把这位孝子召来，宣布说：“你父亲长的癞是传染性的，要是传染给军队就糟了。再说他又老了。现在，经研究决定，要把他沉入滇池。”孝子吓坏了，立刻就想到了收买。他费了许多心思，掏了一大笔钱，反复求情，最后总算取得了领导的谅解，撤消了这个决定。
当时云南还有个姓王的人，靠倒卖槟榔发了财，当地人都叫他槟榔王。钱能听说了，便把这位姓王的抓了起来，道：“你是个老百姓，竟敢惑众，僭越称王！”书上没有仔细描绘这位槟榔王的反应，但我敢肯定，无论是什么季节，他听到这个罪名之后一定汗如雨下。擅自称王就是向皇上宣战。谁抓住这个王，谁的功劳就大得足够封侯了。槟榔王深知这个罪名的厉害，他不惜一切代价消灾免祸，史书上说他“尽出其所有”，才算逃过了这一劫。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说，钱能的贪虐，古来无有。后来，在镇守云南的官员中，贪求无厌的人也不少，但是听说钱能做的这两件事，没有不失笑的。《万历野获编·补遗》完成于万历四十七年（1618年），作者沈德符是浙江嘉兴人，与钱能的精彩演出相隔一百五十余年，相距约两千公里。可见此事流传之久远。
明朝的中后期也存在失业问题。人多地少，人口过剩，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失败的人们，最后便沦为流民。追究起来，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就亡在流民手里。没有流民，老百姓安居乐业，闯王恐怕只能当个小团伙的头头。甚至闯王李白成本人也不会去闯，他没有土地，又被驿站（邮电局兼招待所）裁员下岗，走投无路才加入了老闯王的团伙。钱能啃净了槟榔王，其作用正是制造李闯王。本来那位槟榔王可以给众多农民和小商贩带来生意，现在其中一些人却要失业甚至成为流民，从这个角度看，钱能啃的是皇上的命根子。考虑到本来还会有很多人愿意学习槟榔王，创造出更多的商业和就业机会，而槟榔王等人的遭遇却将他们吓了回去，钱能的影响就更显得要命了。
性质如此要命，并且影响久远的一个祸害，皇上又是怎么对付的呢？皇上依靠耳目了解情况，御史和镇守太监都是皇上的制度性耳目，他们之间也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成化六年（1470年），巡按云南的御史郭瑞给皇上写报告，专门汇报了镇守太监钱能的情况。郭瑞说：“钱能刚强果敢，大有作为，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如今钱能生了病，恐怕要召还京师休养。乞求皇上圣恩，怜悯云南百姓，永远令他镇守云南。”皇上回答说，知道了。
耳目把皇上糊弄了。《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咬牙切齿地说：“钱能这个大恶棍，为天下人所痛恨，而郭瑞竟以监察官员的身份上奏保他，就是把郭瑞一寸一寸地剁了，也不足以弥补他的罪过。”但这只是气话。郭瑞似乎并没有出什么事，没人去追究他。蒙骗皇上又怎么样？蒙了还不就是蒙了。由此看来，皇上是个容易糊弄的冤大头。
钱能糊弄皇上连连得手，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开始打交阯（即越南）和云南少数民族的主意。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个危险而敏感的领域，事关边疆的稳定，动静很大，而且外族又不在你的治下，出了问题就不容易压住。果然，钱能派出的亲信惹出了麻烦。朝廷担心了，就派著名的清官，右都御史（监察部常务副部长）王恕去云南调查。王恕为人刚正清严，数年后国内传开两句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两京指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每一京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大部，这是明朝全套高干班子。可见王恕声望之隆。
王恕很快就查清了钱能的问题，向皇上奏了一本。其中最有分量的几句话是：“当年在越南问题上，就因为镇守太监选错了人，以致一方陷落。今日之事比当年还要严重。为了安定边疆，陛下还吝惜一个钱能么？”王恕的这笔利害关系账替皇上算得很透彻，钱能害怕了。他立刻托自己在皇上身边的太监哥们儿活动，将王恕召回。王恕很快被调任南京监察部当领导，钱能之围立解，一点事也没有了。
不仅没事，钱能还继续走运，先回北京跟皇上说了些王恕的坏话，撺掇皇上派了他一个苦差事。钱能自己则当上了南京守备，镇守南京军区。以职务而论，南京守备比镇守太监更显赫。南京是大城市，又是留都，生活条件比云南强多了。大名鼎鼎的太监郑和，当年下西洋回来，也就当了个南京守备。
这个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财主。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鸡鸭猪狗，主人还给他加工资发奖金。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卖了，主人还提拔他当管家。有人路见不平，揭发了家奴，主人不但不惩罚家奴，反而打了揭发者一巴掌。这样的主人，不是冤大头又是什么？
以上说的皇上是成化皇帝朱见深。这位皇上身材粗壮，说话有些结巴，反应也有些迟钝，但是心眼并不坏。奈何在去世前的十多年里，三十多岁的皇上迷上了春药和房中术，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受到一个善于影响他的贵妃及其亲信太监汪直的控制。辅佐这位皇上的大臣也不得力，当时京城内外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说，可见那几位总理副总理和政府部长尸位素餐、混事糊弄的德行。这样的皇上不说也罢。 成化皇上的儿子弘治皇上，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好皇上。他身材瘦弱，据说长着明亮的眼睛和稀疏飘逸的胡须。这位年轻人满怀儒家的理想主义精神，对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感兴趣，而且努力按照圣人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可惜十七岁即位，三十五岁就去世，只当了十八年皇上。在这样一位好皇帝的治下，钱能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487年9月17日，弘治皇上登基。第二年年底，户部员外郎（财政部副司长）周时从上疏，请求依法惩办先朝遗奸汪直、钱能等辈，同时考核两京和各地的镇守太监。面对共同威胁，宦官集团迅速反击。他们仔细研究周时从的奏疏，挑出了一个书写格式方面的错误。本来，在提到皇上、祖宗、社稷、宗社之类尊贵词的时候，一定要另起一行，越出格外，顶着天书写，就好象文革中报纸上引用最高指示一定要用黑体字印刷一样。而周时从奏疏中的宗社就没有越格。这不是蔑视宗社吗？于是将周时从逮捕，交司法部门处治。钱能又平安无事了。
钱能最终也没出什么事。《明史》上说完他的经历，最后交代了一句“久之卒”。似乎得了善终。《万历野获编》说他在弘治末年老死京师，弘治的儿子正德皇上登基，又赐葬最胜寺，哀荣也不算差了。不是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么？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么？钱能怎么就一漏再漏，作恶多端仍有善报呢？沈德符说，这使人们怀疑，究竟还有没有天道。
当时的人们显然不肯接受这种现实，就编了一个故事，说钱能的养子钱宁负责掌管他的钥匙，为了得到他的遗产，在他生病的时候下了毒药，把钱能毒死了。沈德符说，如果是这样，钱能也就不算漏网了。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故事编得显然不合情理。除了钱宁这么一个养子，钱能在中国再不认得别的亲戚，遗产不给他又给谁？连钥匙都掌握在手里了，又无须亲自端屎端尿，何必给一个垂死的老人下毒呢？顺便交代一句，钱宁确实不是好鸟。后来他当了正德皇上的干儿子，皇上赐他姓朱，他的名片上就写着：“皇庶子朱宁。”朱宁掌管特务机构，在政界的实际地位排在最前边的三五位里，比养父还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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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混过关，并不是什么个别例外。即使励精图治的弘治皇帝，也经常被人糊弄得一塌糊涂。
弘治十七年（1504年）6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见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刘大夏，当时皇上三十四岁，已经登基十七年。刘大夏年近七十，进士出身，但工农兵和财政监察都管过，中央地方都干过，可谓阅历丰富。皇上召见刘大夏，是为了追问一句话。
起初，皇上任命刘大夏当兵部尚书，刘大夏说身体不好，推辞了多次。但皇上坚持让他干，刘大夏只得上任。见到刘大夏，皇上诚恳地问道：“朕好几次任用你，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刘大夏回答得也很诚恳，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皇上听了，默然无语。
刘大夏对形势的判断，使皇上深感震动。现在，皇上特地将刘大夏召到便殿，追问道：“你以前说过一句话，说天下民穷财尽。可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皇上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皇上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问题在于，他治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支配运行的。钱能敲诈并走运的个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规模民困军穷的现实也表明，这种规则已经通行天下。而皇上对这类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潜规则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
我得声明一句：在皇上身边工作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著名的清官王恕当了一段吏部尚书（中组部长），选拔推荐了一大批刘大夏这样正直能干的人，史书上说：“一日寸正人充布列位。”这在明朝要算相当难得的一段好时光。那么，皇上怎么会被糊弄到不了解基本状况的程度呢？他身边的好干部对情况又了解多少？
也是在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近似中宣部和外交部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李东阳奉命去山东曲阜祭孔。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现象，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后，李东阳给皇上写了份汇报，描述了亲眼见到的形势，分析几条原因。李东阳是当时的大笔杆子，这份上疏又写得直言不讳，一时广为传诵。
李东阳的上疏大意如下：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臣如果不是亲自经过这些地方，尽管在政府部门工作已久，每天还接触文件汇报和各种材料，仍然不能了解详细情况，更何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了。
臣在路上作了一些调查，大家都说现在吃闲饭的太多，政府开支没有章法，差役频繁，税费重叠。北京城里大兴土木，奉命施工的士兵被榨得力尽钱光。到了部队演习操练的时候，宁死也不肯去。而那些权势人家，豪门巨族，土地已经多得跨越郡县了，还在那里不断请求皇上的赏赐。亲王到自己的封地去，供养竟要二三十万两银子。那些游手好闲之徒，托名为皇亲国戚的仆从，经常在渡口关卡都市的市场上征收商税。国家建都于北方，粮食等供应依赖东南，现在商人都被吓跑了，这绝对不是小问题。更有那些织造内官，放纵众小人搜刮敲诈，运河沿线负责政府税收的官吏也被吓跑了。小商贩和贫穷百姓被搅得骚动不安，这些都是臣亲眼看见的。 平民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开始于一点宽容和隐瞒，结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宽容和隐瞒在开端处很小，蒙蔽的结果则祸害很深。
臣在山东的时候，听说陛下因为天灾异常，要求大家直言无讳地反映情况。然而，尽管圣旨频频下发，下边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况，一旦事情涉及到内廷和贵戚的利益，干什么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后都被阻止了，放弃了。我恐怕今天的这些话，还要变成空话。请皇上把从前的建议找出来，仔细研究选择，决断实行。
皇上看了，称赞了一回，又感叹了一回，批转给了有关方面。
在上述事件、情景和当事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总结了。
李东阳说了：“老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这大意是不错的。不过，按照他的说法，老百姓和皇帝之间只隔了两道信息关卡，即郡县和朝廷。实际上，在充分展开的情况下，老百姓和皇帝之间隔着七道信息关卡。直接接触老百姓的是衙役，这是第一关。衙役要向书吏汇报，这是第二关。书吏再向州县官员汇报，这是第三关。州县官员向府一级的官员汇报，这是第四关。府级向省级官员汇报，这是第五关。各省向中央各部汇报，这是第六关。中央各部向内阁（皇上的秘书班子）汇报，这是第七关。信息到达终点站皇上面前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站了。这还没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处、局和秘书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经过这许多层的传递仍不失真。
更何况，信息在经过各道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加工。在无数信息之中，注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哪些方面，隐瞒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这都是各级官吏每天面对的选择。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说领导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难道有谁能天真地指望钱能向皇上汇报，说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两次敲诈勒索么？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当然还有监察官员，包括御史、给事中和钱能那样的宦官。这是一个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说来，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官场关系学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细说。反正，最后的结果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监察系统中说真话的人趋于减少。到了最严重的时期，譬如《万历野获编·补遗》说到的嘉靖末年，上边的恩宠和下边的贿赂互相促进，上下彼此蒙骗，作者竟说，他没听说过向皇上揭发贪官污吏之类的事情。贪赃枉法者无人揭发，这就意味着监察系统的全面失灵，皇上整个瞎了。
最终摆到皇上面前的，已经是严重扭曲的情况。在这种小眼筛子里漏出的一点问题，摆到皇上面前之后，也未必能得到断然处理。皇上的亲戚和亲信将拖延和减弱皇上的惩办决定。这也难为普通的皇上们。就连毛泽东主席那样的雄才大略，他的秘书田家英还说他“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还有江青在旁边捣乱。我们怎么好苛求那些在皇宫里长大的年轻人呢？
总之，都说皇上如何威严了得，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个块头很大却又聋又瞎的人。他不了解情况，被人家糊弄得像个傻冒，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侵犯了他家的根基的人，想狠狠揍他一顿，左右又有亲信拉手扯腿，说他认错了人。说不定这人还真是他的亲戚。皇上本来就够孤独无助了，就算有点怀疑自己的亲信，总不能连他们一并收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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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上，弘治皇帝恰好走在半途。他的处境并非他个人所独有，他只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中的一环。这是一场持续了一代又一代，无休无止，看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别的朝代不说，在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局下不完的棋。
朱元璋平定中国之前，中国的形势很像是一场四国演义。朱元璋先吞了西边的一个，又惦记着吞东边的张士诚。他派人打听，听说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懒得管事，就发了一通感慨。
朱元璋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平定中国之后，朱元璋建立特务网，监督官员，努力维持着处罚贪宫污吏的概率和力度。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但是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了结。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在这段话里，我听出了焦躁和疲惫。这种不耐烦的感觉将直接影响对局者的战斗意志。一旦松懈下去，失败就要降临了。
朱元璋是个责任感很强，很有本事的人，也是吃苦耐劳的意志坚强的人。他都不能取得彻底胜利，他的那些在深宫里长大的后代能超过祖宗么？
两个世纪之后，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临北京。25日午夜刚过，崇祯皇上来到景山的一棵树下，他要把自己吊死在这棵树上。崇祯在自己的衣襟上写了遗书，但他最终怨恨的似乎并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断糊弄他的官僚集团。他写道：“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够，惹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一切，都是由于诸臣误我。我死了没脸见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头发遮住脸，任凭你们这些贼分裂我的尸体，不要伤害一个百姓。” 崇祯的怨恨自有道理。他在位十七年，受到了无数惨不忍睹的蒙骗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几个月，他的首辅（宰相）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没打起来的战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奖赏。这场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亲自指挥的，就发生在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一般而论，皇上和官吏集团是这样过招的：皇上说，你们都要按照我规定的办，听话者升官，不听话者严惩。官员们也表态说，臣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实际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机会，试探性地违法乱纪一下。结果如何呢？一般来说，什么事都没有。皇上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威胁中的雷霆之怒并未降临。于是这位占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励，寻找机会再来一次。背叛一次，没有反应；再背叛一次，还没有反应。即使你本人没有进行这类试探，也会看到其他人的试探结果。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升官。
皇上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上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儿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的贪官污吏，造就大批的钱能，同时降低清官的比重。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报应不爽，势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贪官污吏改造成好人。
譬如钱能，大家都知道他满肚子坏水。后来他当了南京守备，类似南京军区政委。不幸的是，他的对头，“两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的那个王恕，也去南京当了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正好管着钱能。王恕的才干足够对付钱能，斗争的弦儿想必也绷得很紧。在王恕的威慑之下，钱能表现得极其谨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对人说：“王公，天人也。我老实恭敬地给他干活就是了。”由此看来，钱能天良未泯，知道善恶是非，只是缺乏管束，让冤大头惯坏了。如果皇上不是冤大头，钱能未必不是一个“治世之能臣”。
最后还得做两点修正。
第一，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只是泛泛而论。朱元璋杀官如麻，为了一个开空白申报单问题（史称空印案），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杀掉了数百个在“空白介绍信”上盖章的官员。如此过激的反应，不仅不是冤大头，连“睚眦必报”的形容也显得太弱了。不过，明朝十六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睚眦必报的也就一个半。放宽标准可以算两个半，百分之十几而已。所以，我们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准确性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第二，我们说皇上是冤大头，是把皇上当成天道的代理人来说的。他作为个人可能非常贪婪非常苛刻，斤斤计较，甚至带头糊弄天道。对这样甘愿当败家子的皇上，我们也就不好说他是冤大头了。天道才是冤大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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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也流传着一些官场笑话，《万历野获编·补遗》中就记载了有关钱能的两条。
钱能是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的著名太监，奉成化皇帝之命镇守云南。镇守太监这个岗位是明初的洪熙皇帝设立的。皇上不放心下边的官员，就派那些经常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太监下去盯着。应该承认，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明朝的官员经常糊弄皇上，皇上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譬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掏钱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上。所以，派遣家奴们下去替皇上盯着，这已经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博弈的第三回合了。皇上被逼无奈，到此亮出了最后的武器。试想，再派下去还能派谁？而且仔细想来，太监不好色，没有老婆孩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应该比一般官员的私欲少些。设身处地替皇上想想，我们不能不敬佩皇上选贤任能的良苦用心。
问题在于，钱能之类的最后预备队也乐意被收买。更要命的是，镇守太监们权力极大，有合法伤害众人的能力，下边便不敢不来收买。
当时云南有个富翁，不幸长了癞。富翁的儿子偏偏又是一位有名的孝子，很为父亲的病痛担心。于是钱能把这位孝子召来，宣布说：“你父亲长的癞是传染性的，要是传染给军队就糟了。再说他又老了。现在，经研究决定，要把他沉入滇池。”孝子吓坏了，立刻就想到了收买。他费了许多心思，掏了一大笔钱，反复求情，最后总算取得了领导的谅解，撤消了这个决定。
当时云南还有个姓王的人，靠倒卖槟榔发了财，当地人都叫他槟榔王。钱能听说了，便把这位姓王的抓了起来，道：“你是个老百姓，竟敢惑众，僭越称王！”书上没有仔细描绘这位槟榔王的反应，但我敢肯定，无论是什么季节，他听到这个罪名之后一定汗如雨下。擅自称王就是向皇上宣战。谁抓住这个王，谁的功劳就大得足够封侯了。槟榔王深知这个罪名的厉害，他不惜一切代价消灾免祸，史书上说他“尽出其所有”，才算逃过了这一劫。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说，钱能的贪虐，古来无有。后来，在镇守云南的官员中，贪求无厌的人也不少，但是听说钱能做的这两件事，没有不失笑的。《万历野获编·补遗》完成于万历四十七年（1618年），作者沈德符是浙江嘉兴人，与钱能的精彩演出相隔一百五十余年，相距约两千公里。可见此事流传之久远。
明朝的中后期也存在失业问题。人多地少，人口过剩，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失败的人们，最后便沦为流民。追究起来，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就亡在流民手里。没有流民，老百姓安居乐业，闯王恐怕只能当个小团伙的头头。甚至闯王李白成本人也不会去闯，他没有土地，又被驿站（邮电局兼招待所）裁员下岗，走投无路才加入了老闯王的团伙。钱能啃净了槟榔王，其作用正是制造李闯王。本来那位槟榔王可以给众多农民和小商贩带来生意，现在其中一些人却要失业甚至成为流民，从这个角度看，钱能啃的是皇上的命根子。考虑到本来还会有很多人愿意学习槟榔王，创造出更多的商业和就业机会，而槟榔王等人的遭遇却将他们吓了回去，钱能的影响就更显得要命了。
性质如此要命，并且影响久远的一个祸害，皇上又是怎么对付的呢？皇上依靠耳目了解情况，御史和镇守太监都是皇上的制度性耳目，他们之间也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成化六年（1470年），巡按云南的御史郭瑞给皇上写报告，专门汇报了镇守太监钱能的情况。郭瑞说：“钱能刚强果敢，大有作为，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如今钱能生了病，恐怕要召还京师休养。乞求皇上圣恩，怜悯云南百姓，永远令他镇守云南。”皇上回答说，知道了。
耳目把皇上糊弄了。《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咬牙切齿地说：“钱能这个大恶棍，为天下人所痛恨，而郭瑞竟以监察官员的身份上奏保他，就是把郭瑞一寸一寸地剁了，也不足以弥补他的罪过。”但这只是气话。郭瑞似乎并没有出什么事，没人去追究他。蒙骗皇上又怎么样？蒙了还不就是蒙了。由此看来，皇上是个容易糊弄的冤大头。
钱能糊弄皇上连连得手，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开始打交阯（即越南）和云南少数民族的主意。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个危险而敏感的领域，事关边疆的稳定，动静很大，而且外族又不在你的治下，出了问题就不容易压住。果然，钱能派出的亲信惹出了麻烦。朝廷担心了，就派著名的清官，右都御史（监察部常务副部长）王恕去云南调查。王恕为人刚正清严，数年后国内传开两句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两京指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每一京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大部，这是明朝全套高干班子。可见王恕声望之隆。
王恕很快就查清了钱能的问题，向皇上奏了一本。其中最有分量的几句话是：“当年在越南问题上，就因为镇守太监选错了人，以致一方陷落。今日之事比当年还要严重。为了安定边疆，陛下还吝惜一个钱能么？”王恕的这笔利害关系账替皇上算得很透彻，钱能害怕了。他立刻托自己在皇上身边的太监哥们儿活动，将王恕召回。王恕很快被调任南京监察部当领导，钱能之围立解，一点事也没有了。
不仅没事，钱能还继续走运，先回北京跟皇上说了些王恕的坏话，撺掇皇上派了他一个苦差事。钱能自己则当上了南京守备，镇守南京军区。以职务而论，南京守备比镇守太监更显赫。南京是大城市，又是留都，生活条件比云南强多了。大名鼎鼎的太监郑和，当年下西洋回来，也就当了个南京守备。
这个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财主。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鸡鸭猪狗，主人还给他加工资发奖金。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卖了，主人还提拔他当管家。有人路见不平，揭发了家奴，主人不但不惩罚家奴，反而打了揭发者一巴掌。这样的主人，不是冤大头又是什么？
以上说的皇上是成化皇帝朱见深。这位皇上身材粗壮，说话有些结巴，反应也有些迟钝，但是心眼并不坏。奈何在去世前的十多年里，三十多岁的皇上迷上了春药和房中术，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受到一个善于影响他的贵妃及其亲信太监汪直的控制。辅佐这位皇上的大臣也不得力，当时京城内外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说，可见那几位总理副总理和政府部长尸位素餐、混事糊弄的德行。这样的皇上不说也罢。 成化皇上的儿子弘治皇上，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好皇上。他身材瘦弱，据说长着明亮的眼睛和稀疏飘逸的胡须。这位年轻人满怀儒家的理想主义精神，对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感兴趣，而且努力按照圣人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可惜十七岁即位，三十五岁就去世，只当了十八年皇上。在这样一位好皇帝的治下，钱能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487年9月17日，弘治皇上登基。第二年年底，户部员外郎（财政部副司长）周时从上疏，请求依法惩办先朝遗奸汪直、钱能等辈，同时考核两京和各地的镇守太监。面对共同威胁，宦官集团迅速反击。他们仔细研究周时从的奏疏，挑出了一个书写格式方面的错误。本来，在提到皇上、祖宗、社稷、宗社之类尊贵词的时候，一定要另起一行，越出格外，顶着天书写，就好象文革中报纸上引用最高指示一定要用黑体字印刷一样。而周时从奏疏中的宗社就没有越格。这不是蔑视宗社吗？于是将周时从逮捕，交司法部门处治。钱能又平安无事了。
钱能最终也没出什么事。《明史》上说完他的经历，最后交代了一句“久之卒”。似乎得了善终。《万历野获编》说他在弘治末年老死京师，弘治的儿子正德皇上登基，又赐葬最胜寺，哀荣也不算差了。不是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么？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么？钱能怎么就一漏再漏，作恶多端仍有善报呢？沈德符说，这使人们怀疑，究竟还有没有天道。
当时的人们显然不肯接受这种现实，就编了一个故事，说钱能的养子钱宁负责掌管他的钥匙，为了得到他的遗产，在他生病的时候下了毒药，把钱能毒死了。沈德符说，如果是这样，钱能也就不算漏网了。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故事编得显然不合情理。除了钱宁这么一个养子，钱能在中国再不认得别的亲戚，遗产不给他又给谁？连钥匙都掌握在手里了，又无须亲自端屎端尿，何必给一个垂死的老人下毒呢？顺便交代一句，钱宁确实不是好鸟。后来他当了正德皇上的干儿子，皇上赐他姓朱，他的名片上就写着：“皇庶子朱宁。”朱宁掌管特务机构，在政界的实际地位排在最前边的三五位里，比养父还有出息。
2
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混过关，并不是什么个别例外。即使励精图治的弘治皇帝，也经常被人糊弄得一塌糊涂。
弘治十七年（1504年）6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见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刘大夏，当时皇上三十四岁，已经登基十七年。刘大夏年近七十，进士出身，但工农兵和财政监察都管过，中央地方都干过，可谓阅历丰富。皇上召见刘大夏，是为了追问一句话。
起初，皇上任命刘大夏当兵部尚书，刘大夏说身体不好，推辞了多次。但皇上坚持让他干，刘大夏只得上任。见到刘大夏，皇上诚恳地问道：“朕好几次任用你，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刘大夏回答得也很诚恳，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皇上听了，默然无语。
刘大夏对形势的判断，使皇上深感震动。现在，皇上特地将刘大夏召到便殿，追问道：“你以前说过一句话，说天下民穷财尽。可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皇上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皇上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问题在于，他治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支配运行的。钱能敲诈并走运的个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规模民困军穷的现实也表明，这种规则已经通行天下。而皇上对这类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潜规则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
我得声明一句：在皇上身边工作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著名的清官王恕当了一段吏部尚书（中组部长），选拔推荐了一大批刘大夏这样正直能干的人，史书上说：“一日寸正人充布列位。”这在明朝要算相当难得的一段好时光。那么，皇上怎么会被糊弄到不了解基本状况的程度呢？他身边的好干部对情况又了解多少？
也是在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近似中宣部和外交部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李东阳奉命去山东曲阜祭孔。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现象，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后，李东阳给皇上写了份汇报，描述了亲眼见到的形势，分析几条原因。李东阳是当时的大笔杆子，这份上疏又写得直言不讳，一时广为传诵。
李东阳的上疏大意如下：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臣如果不是亲自经过这些地方，尽管在政府部门工作已久，每天还接触文件汇报和各种材料，仍然不能了解详细情况，更何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了。
臣在路上作了一些调查，大家都说现在吃闲饭的太多，政府开支没有章法，差役频繁，税费重叠。北京城里大兴土木，奉命施工的士兵被榨得力尽钱光。到了部队演习操练的时候，宁死也不肯去。而那些权势人家，豪门巨族，土地已经多得跨越郡县了，还在那里不断请求皇上的赏赐。亲王到自己的封地去，供养竟要二三十万两银子。那些游手好闲之徒，托名为皇亲国戚的仆从，经常在渡口关卡都市的市场上征收商税。国家建都于北方，粮食等供应依赖东南，现在商人都被吓跑了，这绝对不是小问题。更有那些织造内官，放纵众小人搜刮敲诈，运河沿线负责政府税收的官吏也被吓跑了。小商贩和贫穷百姓被搅得骚动不安，这些都是臣亲眼看见的。 平民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开始于一点宽容和隐瞒，结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宽容和隐瞒在开端处很小，蒙蔽的结果则祸害很深。
臣在山东的时候，听说陛下因为天灾异常，要求大家直言无讳地反映情况。然而，尽管圣旨频频下发，下边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况，一旦事情涉及到内廷和贵戚的利益，干什么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后都被阻止了，放弃了。我恐怕今天的这些话，还要变成空话。请皇上把从前的建议找出来，仔细研究选择，决断实行。
皇上看了，称赞了一回，又感叹了一回，批转给了有关方面。
在上述事件、情景和当事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总结了。
李东阳说了：“老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这大意是不错的。不过，按照他的说法，老百姓和皇帝之间只隔了两道信息关卡，即郡县和朝廷。实际上，在充分展开的情况下，老百姓和皇帝之间隔着七道信息关卡。直接接触老百姓的是衙役，这是第一关。衙役要向书吏汇报，这是第二关。书吏再向州县官员汇报，这是第三关。州县官员向府一级的官员汇报，这是第四关。府级向省级官员汇报，这是第五关。各省向中央各部汇报，这是第六关。中央各部向内阁（皇上的秘书班子）汇报，这是第七关。信息到达终点站皇上面前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站了。这还没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处、局和秘书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经过这许多层的传递仍不失真。
更何况，信息在经过各道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加工。在无数信息之中，注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哪些方面，隐瞒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这都是各级官吏每天面对的选择。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说领导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难道有谁能天真地指望钱能向皇上汇报，说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两次敲诈勒索么？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当然还有监察官员，包括御史、给事中和钱能那样的宦官。这是一个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说来，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官场关系学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细说。反正，最后的结果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监察系统中说真话的人趋于减少。到了最严重的时期，譬如《万历野获编·补遗》说到的嘉靖末年，上边的恩宠和下边的贿赂互相促进，上下彼此蒙骗，作者竟说，他没听说过向皇上揭发贪官污吏之类的事情。贪赃枉法者无人揭发，这就意味着监察系统的全面失灵，皇上整个瞎了。
最终摆到皇上面前的，已经是严重扭曲的情况。在这种小眼筛子里漏出的一点问题，摆到皇上面前之后，也未必能得到断然处理。皇上的亲戚和亲信将拖延和减弱皇上的惩办决定。这也难为普通的皇上们。就连毛泽东主席那样的雄才大略，他的秘书田家英还说他“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还有江青在旁边捣乱。我们怎么好苛求那些在皇宫里长大的年轻人呢？
总之，都说皇上如何威严了得，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个块头很大却又聋又瞎的人。他不了解情况，被人家糊弄得像个傻冒，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侵犯了他家的根基的人，想狠狠揍他一顿，左右又有亲信拉手扯腿，说他认错了人。说不定这人还真是他的亲戚。皇上本来就够孤独无助了，就算有点怀疑自己的亲信，总不能连他们一并收拾了吧？
3
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上，弘治皇帝恰好走在半途。他的处境并非他个人所独有，他只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中的一环。这是一场持续了一代又一代，无休无止，看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别的朝代不说，在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局下不完的棋。
朱元璋平定中国之前，中国的形势很像是一场四国演义。朱元璋先吞了西边的一个，又惦记着吞东边的张士诚。他派人打听，听说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懒得管事，就发了一通感慨。
朱元璋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平定中国之后，朱元璋建立特务网，监督官员，努力维持着处罚贪宫污吏的概率和力度。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但是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了结。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在这段话里，我听出了焦躁和疲惫。这种不耐烦的感觉将直接影响对局者的战斗意志。一旦松懈下去，失败就要降临了。
朱元璋是个责任感很强，很有本事的人，也是吃苦耐劳的意志坚强的人。他都不能取得彻底胜利，他的那些在深宫里长大的后代能超过祖宗么？
两个世纪之后，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临北京。25日午夜刚过，崇祯皇上来到景山的一棵树下，他要把自己吊死在这棵树上。崇祯在自己的衣襟上写了遗书，但他最终怨恨的似乎并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断糊弄他的官僚集团。他写道：“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够，惹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一切，都是由于诸臣误我。我死了没脸见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头发遮住脸，任凭你们这些贼分裂我的尸体，不要伤害一个百姓。” 崇祯的怨恨自有道理。他在位十七年，受到了无数惨不忍睹的蒙骗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几个月，他的首辅（宰相）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没打起来的战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奖赏。这场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亲自指挥的，就发生在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一般而论，皇上和官吏集团是这样过招的：皇上说，你们都要按照我规定的办，听话者升官，不听话者严惩。官员们也表态说，臣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实际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机会，试探性地违法乱纪一下。结果如何呢？一般来说，什么事都没有。皇上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威胁中的雷霆之怒并未降临。于是这位占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励，寻找机会再来一次。背叛一次，没有反应；再背叛一次，还没有反应。即使你本人没有进行这类试探，也会看到其他人的试探结果。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升官。
皇上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上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儿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的贪官污吏，造就大批的钱能，同时降低清官的比重。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报应不爽，势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贪官污吏改造成好人。
譬如钱能，大家都知道他满肚子坏水。后来他当了南京守备，类似南京军区政委。不幸的是，他的对头，“两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的那个王恕，也去南京当了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正好管着钱能。王恕的才干足够对付钱能，斗争的弦儿想必也绷得很紧。在王恕的威慑之下，钱能表现得极其谨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对人说：“王公，天人也。我老实恭敬地给他干活就是了。”由此看来，钱能天良未泯，知道善恶是非，只是缺乏管束，让冤大头惯坏了。如果皇上不是冤大头，钱能未必不是一个“治世之能臣”。
最后还得做两点修正。
第一，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只是泛泛而论。朱元璋杀官如麻，为了一个开空白申报单问题（史称空印案），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杀掉了数百个在“空白介绍信”上盖章的官员。如此过激的反应，不仅不是冤大头，连“睚眦必报”的形容也显得太弱了。不过，明朝十六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睚眦必报的也就一个半。放宽标准可以算两个半，百分之十几而已。所以，我们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准确性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第二，我们说皇上是冤大头，是把皇上当成天道的代理人来说的。他作为个人可能非常贪婪非常苛刻，斤斤计较，甚至带头糊弄天道。对这样甘愿当败家子的皇上，我们也就不好说他是冤大头了。天道才是冤大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