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在编舞家郑宗龙的作品中，月亮与荧黄似乎是一名“常客”。
　　从以“满月”为灵感的《大明》，到汲取“月晕础润”典故的《毛月亮》;从《十三声》里炫目的荧光色，到《乘法》中突破黑白灰的那一抹亮黄……
　　这位云门舞集下任艺术总监的编舞，既传承了创办人林怀民《水月》等经典作品的冲淡深粹，又发展出他独有的恣肆生猛。
　　2019年底，云门舞集与陶身体剧场联手打造的《交换作》举行大陆巡演，开场作品即郑宗龙为陶身体舞者编创的《乘法》，简约的舞蹈动作，翩跹如行云，透过节奏与意象的交迭，幻化出别样生机与遐想。
　　排练前夕，郑宗龙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清瘦高挑的他，脑后扎了个短小发髻，一袭黑衣，静坐在初冬的暖阳下。他温和地诠释着舞作《乘法》的编创，也确乎总结了多年“修炼”的心得——“舞蹈是‘乘’，亦是‘法’。”

万华街头的小“野”龙

　　2018年秋冬，郑宗龙携《十三声》来大陆巡演时用上了微信，头像选了张强对比度的黑白照：一条在黑暗中慢慢攀爬的白亮蜥蜴，乍看像一条发光的小龙。
　　林怀民说，郑宗龙身上有一样他一辈子没有且羡慕的东西：那种属于街头的旺盛的活力——一种“野”。
　　与自幼濡染于书斋的林怀民不同，郑宗龙生于台北万华（旧称“艋舺”）街头，他的外公曾是剥皮寮的面摊师傅，父母很早就进入社会闯荡，他小时候也跟着家人在街边摆摊卖拖鞋。这个古灵精怪的孩子，学着大人手舞足蹈地叫卖，警察一来，小小的郑宗龙拎起一袋拖鞋就拼命地跑……街头活力和人生百态，成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来源。
　　“我的童年视角就是蹲在万华尿涕路边向上望的景象，我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嘶吼的，叫卖的，哀求的，祈祷的……那里的声音、气味、形体、事件、颜色，街上人们的态度，如每天世上发生的事，转眼即逝。”
　　“十三声”是郑宗龙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传奇人物。1960年代的艋舺华西街，“十三声”在大厝口广场卖艺，举凡古今佚事、流行俚俗，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一人分饰多角，忽男忽女，幼声老嗓，唯妙唯肖。所到之处，万人空巷。
　　在舞作《十三声》中，郑宗龙召回了一幅幅童年记忆的场景：黑帮拼斗、庙会阵头、野台戏班、扶鸾乩童……经他编创，11位舞者身着荧光彩衣，在台上诡笑、嚎叫、念咒，在唢呐、那卡西、电子乐中“变身”，舞出各种失序、佝偻、张狂的动作，激烈似烟火齐发，又如泱泱大河，淌出令人目眩的众生相。
　　郑宗龙表示，他想“更深入地探索身体语汇与记忆的样态。我从街道上人们的样貌、文化的仪式，试着寻找一个跳舞的理由，舞蹈的方法”。
　　为何跳舞？回到自身，郑宗龙少时习舞，只因家人觉得他太过好动，常常“闯祸”。小时候跟着母亲去理发，一把刀片在手，他不留神就割到了手指;走在路上，他撞碎了整片落地窗，把自己弄得全身是伤。
　　“我是一个让母亲提心吊胆的孩子，完全不受控，可能因为这些原因，母亲把我送去学跳舞，芭蕾、京戏、新疆舞、蒙古舞、现代舞，什么都学。”
　　郑宗龙对10岁时拉筋印象深刻，跳舞让他很早就学会用身体的痛感来遗忘心里的忧伤：“我把脚放在那边，压下去，让自己痛、让自己痛，好像筋拉一拉，身体痛一痛，心里面的感受就会不见了。”
　　上中学时，他也曾经历青春叛逆期，“没好好念书，每天晃来晃去，骑着改装摩托车到处跑，和人称兄道弟，加入小幫派”;高中在华冈艺校念舞蹈科，郑宗龙曾是学妹小S暗恋的“男神”，《康熙来了》中，小S曾公开表示，读书时看到这位帅气的学长练舞，她情愿为他去买便当。
　　高中毕业，郑宗龙本想报考台北艺术大学，可惜文化课差三分落了榜，转而入读台湾艺术大学舞蹈系夜间部。那段日子，白天他帮父亲送货，夜里继续跳舞……其间遇到罗曼菲（云门2前艺术总监），她看了郑宗龙的表演，鼓励他报考台北艺术大学插班生。郑宗龙隔年赴考，终于如愿转入理想中的学校。
　　大四那年，郑宗龙曾一度陷入迷茫：不知为何而舞。他选择休学去当兵。当兵站哨，一站就近两小时，他总觉背痛，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支撑脊椎的椎弓开裂——若不开刀，万一椎弓滑脱，极易导致瘫痪。挣扎良久，郑宗龙决定开刀，医生挖了他骨盆的骨头补缝，再在脊椎旁打了两颗钢钉。
　　体内种下两颗钢钉后，郑宗龙静养了整整两年。“那段时间穿着铁衣，起卧都是僵着的。身体稍微好一点就跟爸爸去送货，或是自己开车去。那段时间我就会想，人一定要珍惜身体没有病痛的时刻。”
　　休养过后，回到学校，还剩一年毕业，郑宗龙编了三支舞，顺利转入编舞系。他发觉身体逐渐好转，毕业后考取了云门舞集，决心再次起舞。

出入“云门”的流浪者

　　云门的舞者非常安静地处理身体，这对生性好动的郑宗龙起初是个挑战。
　　他进团第一堂课就是站桩，一站就是一个半时辰，汗水并非在舞动中挥洒，而是默默滴在脚边。这样的坚韧修炼曾在郑宗龙体内激起强烈的冲撞。
　　“我因此而痛苦，但这个剧烈的冲突好像为我带来了静下来的可能。”
　　四年云门舞者生涯，打磨着郑宗龙的心性，一种向内的力量开始生长，但体内的钢钉也在提醒他，身体无法负荷这一切。跳完舞，别人隔天都没事，他每周却要看三趟中医，周末还要做复健。“大家在休息看电影，我在医院拔罐、针灸、贴药。日积月累，我发现自己没办法了，我需要很多休息。”
　　郑宗龙终因脊椎伤势，不得不退团。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对舞蹈如此不舍，牵筋动骨。离团那天，他躲在排练场哭了一下午。“任何分离都是难受的，那时候我和舞蹈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离开云门后，郑宗龙曾有两年几乎在谷底盘旋。中断舞者生涯后他转向编舞，为生计接下各种商演，却几度遭厂商打脸，连车马费都不付便打发走人。“那时全身上下加存款，只剩几十块，一走出去，泪就掉下来了。”

　　因着对舞蹈的热爱，商演之外，郑宗龙每晚都和好友在社区大楼的健身房里编舞。但他当时没有经济能力，要租房，要借场地编排，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在他最困难的日子，林怀民伸出了援手。
　　“林老师跟我说，如果他想去哪里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开车去载他，他下车时就照计程车的费用付我。”就这样，郑宗龙给林怀民当了一段时间“司机”，他的世界也随之慢慢打开。“那段时间，我很幸运，林老师在车上会听古典音乐，如果去看演出多一张票，他也会带上我，我跟着他一起看戏、观舞，他还会和我讲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
　　郑宗龙跟着林怀民看演出，也看他每天开会、改稿、接电话、和人聊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原来他是这样生活的。”最让郑宗龙触动的是林怀民的家，没有任何多余修饰，三面墙都是书和CD。郑宗龙渐渐明白，编舞不能只靠天赋，还要有丰厚的积累支撑，“我只觉得自己好像空空的、疯疯的，只是个会玩的大男孩，墙上那些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看到了宝藏，我想要吸收。”
　　林怀民给郑宗龙推荐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信》，为他介绍贝多芬的音乐，让他去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跟他讲述保罗·高更在大溪地画画的故事……就这样，郑宗龙的世界开始联结上了许多作家、画家，还有音乐家。他曾坦率地开玩笑道：“我从听周杰伦直接跳到了听巴赫。”

　　云门舞者的训练锤炼了郑宗龙的耐力，林怀民则向他展开了无限丰盛的精神世界，也释放了他的创作能量。自2002年起，郑宗龙编创的舞作逐渐受到外界重视：《似相》（2003）入选两厅院“新点子舞展”;《地下室》（2004）入选“亚洲青年编舞营”;《爻》（2005）受邀为“亚太艺术论坛”开幕演出。
　　2006 年开春，云门充满了伤逝。短短两个多月里，云门2极具天赋的编舞家伍国柱与艺术总监罗曼菲相继离世。这一年，郑宗龙30岁。1月，他和云门同仁送别了36岁的“柱子”;3月，他在德国参加编舞大赛，双人舞《狄德贝许》从全球25国300件作品中脱颖而出，首获国际铜牌殊荣，但遗憾的是，他再没机会亲自带给恩师罗曼菲看了。
　　4月，郑宗龙受邀担任云门2特约编舞。10月，他申请了云门的“流浪者计划”，背着包单枪匹马去了印度，一口气走了24座城市，“我终于靠自己的力量绕了一圈，这两个月是扎扎实实的两个月。”
　　流浪印度期间，郑宗龙曾在湖上的船屋住了一星期，“卸下盔甲”，练习与自我对话，捋清过往人生中的每个重要节点。很多时候他也想“逃”，生命中曾被重重打过的那一巴掌，总在最后一刻逼他认真面对自己的人生，“我会眼睁睁看着它，对它说：‘你再来啊！’”

在路上，“一个蓝色的地方”

　　“撞墙的时候就想到了《墙》;《裂》的时候是想把自己打开。”
　　担任云门2特约编舞家期间，郑宗龙几乎每年都在舞团“春斗”推出新作：《变》（2008）、《墙》（2009）、《裂》（2010），这些命题既抽象又具象，既个人又普遍。2012年《墻》于纽约演出，《纽约时报》盛赞：“郑宗龙导入截然不同的动作语汇，轻盈巧转，如芭蕾般优雅;淋漓尽致的舞作令人激动！”
　　借着创作，郑宗龙也在不断厘清自己的内心。多年后的今天，面对“为何起舞”的命题，他沉默良久，淡然作答：“我现在想到的是滤水器，说‘净化’感觉太严重了。我觉得舞蹈是一种表达，同时它也是一个‘滤’的过程，它有这样的功能。为什么跳舞？悲伤时可以跳，快乐时也可以跳，而且你不需要任何工具就可以跳，甚至不用音乐都可以，但舞蹈跟自己连接，而且是一个本能。”

　　2011 年的《在路上》是郑宗龙首部长篇舞作，灵感源于他在云南的旅程。他在当地见到一位白族老奶奶，穿着最传统的服饰，但拿着最新的苹果手机。“我就想，传统跟现代本是相连的。”于是，他将传统身体语汇与现代音乐结合进行编创，舞蹈现场邀请西塔琴乐手即兴弹奏，舞码不仅涵盖芭蕾、现代、太极导引及印度、东南亚等元素，还融入了台湾的八家将、车鼓阵等民俗文化，把街头阵式跳将的生猛痛快，自在不羁地杀开一条新路来。这一年，《在路上》在国际舞坛连获大奖，郑宗龙被舞评家视作“国际舞蹈界新鲜而独特的声音”。
　　2012年，郑宗龙获得亚洲文化协会奖助赴纽约研习，半年间，他像当地人一样游荡在纽约的大街小巷，其间编创出舞作《一个蓝色的地方》。“那段时间有点忧郁，有个晚上我睡不着，跑到天台吹风，天快亮的一刹那，漏进了一点光，天空慢慢从黑色过渡到蓝色。那个时刻，我完全被天空的感觉给抓过去了，突然忘掉了所有烦恼，心里重新获得了平静。”
　　郑宗龙后来得知，天际线呈现特殊蓝色的这一刻，是法国人的“狼和狗的时刻”，是日本人的“魔幻时刻”，空气潮湿不安，视线昏黄不明，鬼怪皆现形。“蓝色对我来说并不是实质的颜色，而是人的感受传达给身体的反应，因此作品中的‘蓝色’架构在舞者的身体里，在动作中呈现忧郁不安的感觉。” 　　《一个蓝色的地方》特别之处在于“音乐的缺失”，全作仅在后半段让舞者身体带出音乐，郑宗龙也被舞评家称作“最擅长掌握音乐抽象结构的编舞者”。他自己解释：“当音乐消失了，就好像走路失去了方向，但后来发现，音乐其实源于舞蹈的身体，舞者帮我找出节奏感，再将动作编织起来。”
　　2012年回台后，郑宗龙任职云门2助理艺术总监，2014年升任艺术总监。2019年8月，云门二团和一团合并。明年将成为大掌门的郑宗龙在推广和演出上投入极大心力。作为“林怀民的接班人”，郑宗龙曾谦逊地表示：“没有人可以接林老师的班，而是我们大家必须一起托住文化传递的薪火。”
　　林怀民对郑宗龙也寄予厚望：“宗龙首先是一个很好的编舞家，更重要的是云门从创团开始就坚持做的艺术平权，到户外、偏乡、社区演出，这件事不是每个艺术家都愿意做的。如果你找到一个很棒的编舞家，他的作品可以在全世界演，但不到偏乡去演，那不是云门。宗龙就是基层出身，他对这件事有很强烈的信念，这些年他也带着云门2做了很多实践。”
　　郑宗龙曾带着云门2多次去学校表演，小学生们席地而坐，几支舞毕，舞者下台，悄悄走到小观众身旁，牵起他们的小手邀他们共舞。“你可以看到孩子们的表情，之前看舞很严肃，然后开始笑，对我来说那是最美好的时刻。”

从冰岛带回“毛月亮”

　　“光之暗面”常成为郑宗龙在舞作中勇猛探索的对象。
　　2014年编创《杜连魁》时，他受王尔德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启发，将那个与魔鬼交易、永不老丑的美男子的故事搬上舞台。善于交融不同质地元素的他，大胆使用红绿对比色，借北管与西方古典乐的冲突，舞绘出人性深处的黑暗、渴望与焦灼。“我个人心中可能也有那样一个画像，对我来说，每次创作或许打开了我一些阴暗的柜子，但也解开了我的一些疑惑。”
　　五年后，冰岛旅行归来，他创作了极具震撼力的新作《毛月亮》。台上，139块LED面板拼合的荧幕仿若“发光的巨兽”，在冰岛后摇天团Sigur Rós的配乐中，一群衣着原始的舞者，甩发狂舞，时而围成圈大幅摇晃，时而叠成罗汉奋力上爬，荧幕上的瀑布幻化成一只巨手，仿佛在攫取那些蓬勃肉体的青春……
　　《毛月亮》这个名字是郑宗龙在网上搜到的。“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很美。我心想，什么意思？月亮还长毛吗？后来才知是月晕的意思。古人说，月晕而风，意味着有大事要发生，因此也引发了人们内心的深层恐惧。”
　　通过这出舞作，郑宗龙试图探索“身体和冰冷科技的对话”。编舞前，有天晚上他在手机上看短视频，深陷其中，停下时，不觉天已亮了。“我突然意识到这东西的威力，如果我没有自制，真的会黏着它一直看下去，很可怕。”
　　为了寻求与Sigur Rós的合作，郑宗龙去了冰岛参加雷克雅未克音乐节。“冰岛人听后摇是在剧院里，台上乒乒乓乓的音乐很high，台下的人正襟危坐，最后一首歌结束，所有的人才疯狂起来。我很少有这种体验，可能古典乐团演奏才可以找到这样的观众，他们很专注地在聆听音乐，最后一刻你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全都在，很疯狂的！我说，哦，原来摇滚乐还可以这样子听！”
　　“不在我们文化里的声音”却勾起了本土文化的记忆。“最让我着迷的是，Sigur Rós很像万华庙会的音乐，我一直想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原来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电子琴，在台湾很多婚丧喜宴中用到，我觉得好熟悉。”
　　《毛月亮》英文名为《22° Luna Hola》，这和月晕形成原因有关。“因为天上比较冷，有些看不太见的冰晶，22度时光线刚好照到冰晶，会出现光晕。”
　　在郑宗龙的作品中，既有“比较冷”的《毛月亮》，也有温暖的《大明》。“这是2017年为澳洲悉尼舞团编的一支舞，英文名是full moon（满月），拍定合作后，我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圆满时刻，大家笑得很开心、很温馨的一个夜晚，有点像中秋节团圆的感觉。”
　　月有圓缺，人有离合。在此次《交换作》的大陆巡演中，即将退休的林怀民以一支短短的舞作《秋水》告别观众，舞作灵感源于他的一次京都之行。京都秋日的溪流在沟渠里清澈流淌，静美万分。台上，在极简主义大师阿沃·帕特的《镜中镜》音乐背景下，五位云门最资深的舞者（周章佞、黄珮华、黄媺雅、杨怡君、苏依屏）舞出了暮色中的忧伤与喜悦，跳完这一支悲欣交集的舞蹈，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要离开云门的舞台了。
　　自2006年伍国柱和罗曼菲离世后，这些年来，郑宗龙还是会常常想起云门的这两位益友良师。
　　采访临近尾声，他满怀深情若有所思道：“我常在想，林老师翻译了一本书《摩诃婆罗达》，那本书我从头读到尾，现在想起来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书里，好像是到了某个地方，所有人都死了，然后只剩下那一个人，但再往后面，所有死掉的人又全部出来了，原来这只是一场戏而已！然后大家在那个时刻团聚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我常会想起这样的时刻，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