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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诚、执著，有激情、有才华。合上采访本，这几个词从脑海里蹦了出来，这就是吴学先给笔者的印象。
一路走来，吴学先给外人看到的那一面更多的是绚丽多彩，她成长过程中的苦衷或苦楚少有人知。面对采访，她是那么的坦直，让我们有机会分享她的心路历程。
吴学先是个知道感恩的人，她说，我能走到今天，要感谢很多人，有父母的教诲，有知青的影响，有老师的培育，有同事的友谊，有爱人的信任，更有儿子带来的幸福。亲情、友情、奋斗、求索、选择和放弃……于吴学先都是一种财富，她爱笑，也常哭，她热情，也冷静，她是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可她说：不，只是一个学者。
北大荒、老军垦、知青，这些组成了吴学先深厚的生活背景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北大荒进行有组织开发。昨天一望无际、人迹罕至的荒原，今天成了举世瞩目、美丽富饶的“中华大粮仓”。作家贾宏图曾戏言：吴学先是北大荒“最小的北京知青”，她当年是在娘肚子里从北京开赴北大荒的。1958年初夏，吴学先以“胎儿身份”来到北大荒这片英雄汇集的地方，军歌、军号和英雄情结成了她的胎教科目。提起父辈，吴学先十分自豪。
吴学先的父亲吴维山是军垦中的一员。“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曾在国庆天安门广场的大阅兵中接受过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是我军坦校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坦克团的军官。”她说，父亲当年驾驶的坦克叫“特34”，可容纳5人，车长、炮长、驾驶员、机枪手、装填手。假如敌人爬上坦克，炮塔可旋转，能把敌人推打下去，时速35-40公里。吴学先对坦克情有独钟，查过很多资料，说起坦克俨然行家。2009年国庆60周年大阅兵时，她身穿旗袍站在国庆观礼台上，当新型坦克从她面前开过的时候，她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她想起了爸爸在战场上与美军的较量，想起了牺牲在朝鲜的伯父，想起了妈妈为前线将士演唱《花木兰》。她说：“站在观礼台上阅兵的人本来应该是父亲，应该是父亲的战友们，可是，他们老了，八九十岁体力不支。我是代表他们分享了这份荣誉。其实，我知道我没资格站在那里，是因为父辈的奉献和牺牲，才成就了我们的光荣与多彩。”
吴维山和他的坦克团战友是王震将军请到北大荒的技术人员。那时，军垦总局从苏联和匈牙利进口了960余台拖拉机，可10万转业官兵中没几个人会开拖拉机。王震回到北京，看中了中央直属部队的坦克团。于是，中央一声令下，吴维山和战友们就开到了北大荒。吴学先回忆说：“坦克团女兵很少，随军家属也只有十几个。创业的头一年，爸爸的战友中共有12个孩子出世，很悲惨的是，12个孩子只有我一个活了下来，另外11个婴儿，他们还没来得及看一看北大荒的沃土和月亮，没来得及听一听父母的英雄故事，甚至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在母亲的怀抱中停止了呼吸。可以想像，当时的条件是多么艰苦。”她的妈妈赵淑英从北京带来的连衣裙和高跟鞋在北大荒再也没穿过。
1966年以后，吴学先感觉自己突然长大了。这年秋天，她的父母一夜之间成了“坏人”——因为爸爸懂技术，又抓生产，成了唯生产力论的“走资派”；妈妈是校长，就成了“臭老九”与“反动学术权威”。那段岁月不堪回首，吴学先说：每一个有书橱的家庭都遭到“抄家”，藏书和古画被扔进火堆。抄家那天，不满10岁的她，右手食指上留下了一个刀痕。
1968年，随着大批知青的到来，给当时以军旅文化为主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注入了新的文化气氛。充实教师队伍，教育下一代，这是知青们给北大荒留下的最久远的影响。“我上学的32团（北兴农场）三中和一中，因为来了知青当教师，物理化学课有了实验室，体育课不再是军训课，音乐课除了唱军歌，也开始唱抒情歌曲。”
1974年高中毕业后，吴学先到连队接受锻炼，因为读书多，不久就被选到军马场子弟校当了老师，两年后又被调到兵团32团有线广播站（315广播站）当编辑兼记者，那年她18岁。
她与军垦老前辈、与知青们成了同事。她年龄小，自知要刻苦学习。
新闻报道可是个“苦差使”，作为记者，她几乎每天都要外出采访，晚上连夜加班写稿；作为编辑，她还要修改各连各营的报道员来稿。每天半小时的“本团新闻”就这样压在了一个小姑娘的肩上。好在同事们都很友爱，大家都很帮忙；好在那时年轻，没谈恋爱，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吴学先走遍了全团各个连队，她的足迹踏遍了万顷良田，在大会战的现场，在战士们中间，在田间、学校、工厂、煤矿，她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体验着火热的劳动生活，用手中的笔尽情讴歌那些感人的事迹。那时的采访录音机很笨重，车也不能到田头，她提着录音机赶路，手指经常被磨出血泡。干部战士忘我拼搏的精神时时感动着她：“那些日子，我们天天加班，白天采访，晚上写作，我写完以后，播音员马上录音。”第二天清晨，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315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男播音浑厚的声音通过电波唤醒沉睡的田野。早饭后，她又提着录音机下连队采访了，一天又一天，很充实，也很快乐。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报》（《北大荒日报》前身）是吴学先当年最爱看的报纸之一，上海《文汇报》的副刊则是她“剪贴”最多的报纸，认真学习范文，像模像样地投稿，在老领导和战友的帮助下，她蹒跚学步，对后来考大学中文系、成为“笔杆子”有很大帮助。
“深入生活，寻找真相，不被表象迷惑，挖掘真实细节，揭露歪风邪气，到第一线搞调查研究”，这些新闻基本功就在那时养成了，也是她后来做学问、搞研究、写论文、写专著的功底所在。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独特的判断力，从那时起，她思考，她写作，她用自己的文章影响着读者，用自己的讲课影响着学生和听众。
尽管从1978年春天起她就离开了北大荒，尽管她的父母和弟弟妹妹等4位亲人也先后迁到了北京或深圳，但是，她对北大荒还是念念不忘，她为那里捐过款，她为那里的学校捐过书，曾用文字歌颂老军垦、歌颂下乡知青。
吴学先是文学理论博士，从情感上、从学业上，她都一直关注知青文学，不满意知青文学对知青生活的片面记录乃至歪曲。她说：“在控诉‘四人帮’的主流思潮中，人们夸大了知青作为受害者的一面，忽视了他们对北大荒的历史性贡献和辉煌的一面，更忽视了知青与老军垦、与老军垦的后代之间所形成的那种难以割舍的友谊，忽视了知青承前启后的作用。知青对北大荒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同时，她认为北大荒这片沃土留给所有知青的积淀也是深厚的，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上山下乡运动耽误了一代科学家的成长，但是却培养了一代了不起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管理型人才。他们带着阅历上了大学，因而理解得更透彻，思考得更深入。”
在北大荒，那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她没有因为碌碌无为而懊恼，也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有她的汗水，有她的耕耘，有她的奉献，也有她的收获，她在这片沃土中成长。这段难得的经历，历练了吴学先执著敬业的作风，在采访中，记者就一直感受到她那特有的一股劲、一种激情、一种敢于迎接挑战不服输的精神。
这些年来，吴学先一直和北大荒的“战友”保持着联系，她曾多次重返北大荒，重拾那些快乐伴着辛酸的纯真记忆。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让她亲切，那里的叔叔阿姨都令她牵挂。
教材、教育、留守，这些话题时时牵动着吴学先的情感
考上大学以后，吴学先如饥似渴地学习，她是一等奖学金获得者，是学生会学习部长，品学兼优。1985年被分配到教育部所属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从事大学中文系教材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从那时起，与教育相关的一切话题都成为她关注的内容。她的学术论文，她的散文随笔，到处都能看出她对教育的思考。
这几年，她作为高教出版社的文科元老，担负起培养新编辑的任务，不厌其烦地在出版社、在大学里一次次演讲，引导大家思考：大学文科教材是为老师写的，还是为学生写的？教材的字数怎样确定？教材与论文有什么区别？怎样通过大学教材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教材的体例、内容如何确定？怎样设计大学教材中的习题？《大学语文》与高中语文有什么区别，怎样避免大学语文成为“高四”语文？
在北京联合大学，几位老师合写了一本教材，请她去审稿，她看后不客气地说：“你们还没弄懂教材与讲义的区别。”于是，她又做了一次“如何编写大学文科教材”的演讲。听者受到启发，利用暑假推倒重来，终于写成了一本符合教学规律的好书。为了感谢吴学先，他们又请她在更大的范围内做了一次如何写教材的演讲。
吴学先反对“校本教材”，反对在教材发行领域里不正当竞争。她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惟利是图，但老师要坚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信念；所有的师傅都可能给自己留一手，惟独老师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教育的希望所在。”在她眼里，教师应该是民族精神的化身。
带着敬仰、流着泪写完《红色华润》
华润集团是一家颇具实力的大型国企，创立于1938年，创始人叫杨琳，原名秦邦礼。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港澳同胞和爱国华侨，募捐，为抗日提供后勤保障，并为抗日根据地采购各种急需的物资和药品。
2004年3月，全国“两会”。时逢全国政协成立55周年，与会的华润集团前任董事长谷永江与时任董事长陈新华在会上介绍说：第一届政协会议能顺序召开，与华润公司有关密切关系。听完他们的讲述后，政协委员很感兴趣，建议把华润的辉煌历史写出来，留给后人。很快，华润集团成立了“华润史小组”，并把写作任务交给了吴学先。
吴学先2000年到香港华润集团研究部任职，每月在《华润》杂志发表一篇随笔，她的写作能力已经得到大家认可。于是，华润领导把撰写华润史的任务交给了她。“当时我对华润史几乎是一无所知，接受任务后开始搜集史料。”从此，吴学先开始了“科研加写作”的生活，白天收集史料，晚上写作。
从2004年起，她在中央档案馆、外贸部档案馆和华润公司档案馆查阅了3000余卷有关华润的档案，翻阅了1938至1983年45年间所存的《大公报》、《文汇报》、《华侨报》、《华商报》等报刊。“那些尘封了几十年的卷宗没人动过，陈腐的味道呛得人不停地打喷嚏流眼泪。我从中找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史料。”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吴学先共抄录了大约1000万字的资料。她家的乒乓球桌上摆满了各种资料，走过客厅得小心绕开堆起的文献。那些被尘封的文献断断续续地记录了华润几代人的活动线索，吴学先透过这些历史碎片，初步窥探到华润历史的脉络。
紧接着，吴学先开始马不停蹄的采访。几年间，她采访了170余位曾在华润工作过的老人。历史见证者、亲历者的讲述，为华润史的脉络增添了许多丰富的细节。那些天，她每一天都在感动和辛酸中度过，流过许多眼泪。采访周秉鈇时，老人家讲述自己为华润华夏公司送货去台湾如何被国民党严刑拷打；采访陈菠，她回忆了华润派他们4人去新加坡采购橡胶，为何被逮捕、被驱逐出境；还有1937年内战爆发时华润前辈的孩子死在黄河边……吴学先边听边录边记边流泪，泪水无数次打湿一页页采访纸。吴学先深深感受到，华润创始人秦邦礼（杨琳）的故事充满传奇，比《潜伏》还惊险；郭里怡的经历可以跟双枪老太婆媲美；“没有华润就没有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这话一点都不夸大。“能有机会与那么多华润前辈和港澳同胞悉心交谈，了解到那么多‘牺牲’与‘奉献’的故事，我深感荣幸。整个采访和写作的过程就是一次心灵净化的过程。”
写作3年，审查和修改1年，这期间，先后有20余位华润前辈去世。他们去世前都在问：“华润史什么时候出版？”《红色华润》于2010年春季出版发行。吴学先拿着书拜访杨琳的女儿，她们一起去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含着泪把一本厚厚的书摆在杨琳的骨灰盒边。
华润史，它所记录的绝不仅仅是华润自身的历史，它同时还是我党的早期海外贸易史，也是我党、我国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华润史的出现，必将为相关的史学研究提供大量史实。吴学先说：“这就是华润史的价值所在。”
这些年来，吴学先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她的放松方式是读书。徜徉在唐诗宋词及优美的诗词散文之中，浏览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她感受到自己的身心得到莫大的舒缓，从这里似乎可能找到她眼睛清亮而又深邃的奥秘所在，“悦”读让她的人生充满文化的芳香。
在她的导师童庆炳眼中，吴学先是“诗意的吴学先”，“她是一个会阅读生活的人，她从自己丰富的经历中体验了真情实感……她会反省自己，也会研究别人……她会用诗人的眼光捉摸生活，从看似没有诗意的地方挖掘出诗意，从看似没有意思的地方发现深刻的内涵”。读书是一种能力，从现实生活中参透一些生存哲理更是一种智慧，吴学先很充实，有书卷气的她人生很舒卷。她用感恩心情说：“我爱高教社，因为高教社给过我施展的舞台，让我学着用企业的理念经营文化；同样，我也爱华润，因为华润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让我看到了如何用文化来经营企业。”
青春，理想，火红，富有诗意。许多人都希望“青春永驻”，却并不理解青春的真谛。其实，“青春”更主要的是有一颗年轻的心。在接触吴学先的过程中，记者理解了“青春”的内涵：要有理想，常思考，保持一颗年轻的心，青春就会永驻。“诗意的吴学先”之最大的魅力就是她保持了简单明了的生活态度，保持了对人的热情和真诚，她把写作当成乐趣，她把思考当成习惯，日积月累，就积累了成就，成了学者，也成了作家。
责任编辑 李菡丹
一路走来，吴学先给外人看到的那一面更多的是绚丽多彩，她成长过程中的苦衷或苦楚少有人知。面对采访，她是那么的坦直，让我们有机会分享她的心路历程。
吴学先是个知道感恩的人，她说，我能走到今天，要感谢很多人，有父母的教诲，有知青的影响，有老师的培育，有同事的友谊，有爱人的信任，更有儿子带来的幸福。亲情、友情、奋斗、求索、选择和放弃……于吴学先都是一种财富，她爱笑，也常哭，她热情，也冷静，她是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可她说：不，只是一个学者。
北大荒、老军垦、知青，这些组成了吴学先深厚的生活背景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北大荒进行有组织开发。昨天一望无际、人迹罕至的荒原，今天成了举世瞩目、美丽富饶的“中华大粮仓”。作家贾宏图曾戏言：吴学先是北大荒“最小的北京知青”，她当年是在娘肚子里从北京开赴北大荒的。1958年初夏，吴学先以“胎儿身份”来到北大荒这片英雄汇集的地方，军歌、军号和英雄情结成了她的胎教科目。提起父辈，吴学先十分自豪。
吴学先的父亲吴维山是军垦中的一员。“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曾在国庆天安门广场的大阅兵中接受过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是我军坦校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坦克团的军官。”她说，父亲当年驾驶的坦克叫“特34”，可容纳5人，车长、炮长、驾驶员、机枪手、装填手。假如敌人爬上坦克，炮塔可旋转，能把敌人推打下去，时速35-40公里。吴学先对坦克情有独钟，查过很多资料，说起坦克俨然行家。2009年国庆60周年大阅兵时，她身穿旗袍站在国庆观礼台上，当新型坦克从她面前开过的时候，她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她想起了爸爸在战场上与美军的较量，想起了牺牲在朝鲜的伯父，想起了妈妈为前线将士演唱《花木兰》。她说：“站在观礼台上阅兵的人本来应该是父亲，应该是父亲的战友们，可是，他们老了，八九十岁体力不支。我是代表他们分享了这份荣誉。其实，我知道我没资格站在那里，是因为父辈的奉献和牺牲，才成就了我们的光荣与多彩。”
吴维山和他的坦克团战友是王震将军请到北大荒的技术人员。那时，军垦总局从苏联和匈牙利进口了960余台拖拉机，可10万转业官兵中没几个人会开拖拉机。王震回到北京，看中了中央直属部队的坦克团。于是，中央一声令下，吴维山和战友们就开到了北大荒。吴学先回忆说：“坦克团女兵很少，随军家属也只有十几个。创业的头一年，爸爸的战友中共有12个孩子出世，很悲惨的是，12个孩子只有我一个活了下来，另外11个婴儿，他们还没来得及看一看北大荒的沃土和月亮，没来得及听一听父母的英雄故事，甚至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在母亲的怀抱中停止了呼吸。可以想像，当时的条件是多么艰苦。”她的妈妈赵淑英从北京带来的连衣裙和高跟鞋在北大荒再也没穿过。
1966年以后，吴学先感觉自己突然长大了。这年秋天，她的父母一夜之间成了“坏人”——因为爸爸懂技术，又抓生产，成了唯生产力论的“走资派”；妈妈是校长，就成了“臭老九”与“反动学术权威”。那段岁月不堪回首，吴学先说：每一个有书橱的家庭都遭到“抄家”，藏书和古画被扔进火堆。抄家那天，不满10岁的她，右手食指上留下了一个刀痕。
1968年，随着大批知青的到来，给当时以军旅文化为主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注入了新的文化气氛。充实教师队伍，教育下一代，这是知青们给北大荒留下的最久远的影响。“我上学的32团（北兴农场）三中和一中，因为来了知青当教师，物理化学课有了实验室，体育课不再是军训课，音乐课除了唱军歌，也开始唱抒情歌曲。”
1974年高中毕业后，吴学先到连队接受锻炼，因为读书多，不久就被选到军马场子弟校当了老师，两年后又被调到兵团32团有线广播站（315广播站）当编辑兼记者，那年她18岁。
她与军垦老前辈、与知青们成了同事。她年龄小，自知要刻苦学习。
新闻报道可是个“苦差使”，作为记者，她几乎每天都要外出采访，晚上连夜加班写稿；作为编辑，她还要修改各连各营的报道员来稿。每天半小时的“本团新闻”就这样压在了一个小姑娘的肩上。好在同事们都很友爱，大家都很帮忙；好在那时年轻，没谈恋爱，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吴学先走遍了全团各个连队，她的足迹踏遍了万顷良田，在大会战的现场，在战士们中间，在田间、学校、工厂、煤矿，她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体验着火热的劳动生活，用手中的笔尽情讴歌那些感人的事迹。那时的采访录音机很笨重，车也不能到田头，她提着录音机赶路，手指经常被磨出血泡。干部战士忘我拼搏的精神时时感动着她：“那些日子，我们天天加班，白天采访，晚上写作，我写完以后，播音员马上录音。”第二天清晨，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315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男播音浑厚的声音通过电波唤醒沉睡的田野。早饭后，她又提着录音机下连队采访了，一天又一天，很充实，也很快乐。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报》（《北大荒日报》前身）是吴学先当年最爱看的报纸之一，上海《文汇报》的副刊则是她“剪贴”最多的报纸，认真学习范文，像模像样地投稿，在老领导和战友的帮助下，她蹒跚学步，对后来考大学中文系、成为“笔杆子”有很大帮助。
“深入生活，寻找真相，不被表象迷惑，挖掘真实细节，揭露歪风邪气，到第一线搞调查研究”，这些新闻基本功就在那时养成了，也是她后来做学问、搞研究、写论文、写专著的功底所在。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独特的判断力，从那时起，她思考，她写作，她用自己的文章影响着读者，用自己的讲课影响着学生和听众。
尽管从1978年春天起她就离开了北大荒，尽管她的父母和弟弟妹妹等4位亲人也先后迁到了北京或深圳，但是，她对北大荒还是念念不忘，她为那里捐过款，她为那里的学校捐过书，曾用文字歌颂老军垦、歌颂下乡知青。
吴学先是文学理论博士，从情感上、从学业上，她都一直关注知青文学，不满意知青文学对知青生活的片面记录乃至歪曲。她说：“在控诉‘四人帮’的主流思潮中，人们夸大了知青作为受害者的一面，忽视了他们对北大荒的历史性贡献和辉煌的一面，更忽视了知青与老军垦、与老军垦的后代之间所形成的那种难以割舍的友谊，忽视了知青承前启后的作用。知青对北大荒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同时，她认为北大荒这片沃土留给所有知青的积淀也是深厚的，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上山下乡运动耽误了一代科学家的成长，但是却培养了一代了不起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管理型人才。他们带着阅历上了大学，因而理解得更透彻，思考得更深入。”
在北大荒，那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她没有因为碌碌无为而懊恼，也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有她的汗水，有她的耕耘，有她的奉献，也有她的收获，她在这片沃土中成长。这段难得的经历，历练了吴学先执著敬业的作风，在采访中，记者就一直感受到她那特有的一股劲、一种激情、一种敢于迎接挑战不服输的精神。
这些年来，吴学先一直和北大荒的“战友”保持着联系，她曾多次重返北大荒，重拾那些快乐伴着辛酸的纯真记忆。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让她亲切，那里的叔叔阿姨都令她牵挂。
教材、教育、留守，这些话题时时牵动着吴学先的情感
考上大学以后，吴学先如饥似渴地学习，她是一等奖学金获得者，是学生会学习部长，品学兼优。1985年被分配到教育部所属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从事大学中文系教材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从那时起，与教育相关的一切话题都成为她关注的内容。她的学术论文，她的散文随笔，到处都能看出她对教育的思考。
这几年，她作为高教出版社的文科元老，担负起培养新编辑的任务，不厌其烦地在出版社、在大学里一次次演讲，引导大家思考：大学文科教材是为老师写的，还是为学生写的？教材的字数怎样确定？教材与论文有什么区别？怎样通过大学教材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教材的体例、内容如何确定？怎样设计大学教材中的习题？《大学语文》与高中语文有什么区别，怎样避免大学语文成为“高四”语文？
在北京联合大学，几位老师合写了一本教材，请她去审稿，她看后不客气地说：“你们还没弄懂教材与讲义的区别。”于是，她又做了一次“如何编写大学文科教材”的演讲。听者受到启发，利用暑假推倒重来，终于写成了一本符合教学规律的好书。为了感谢吴学先，他们又请她在更大的范围内做了一次如何写教材的演讲。
吴学先反对“校本教材”，反对在教材发行领域里不正当竞争。她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惟利是图，但老师要坚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信念；所有的师傅都可能给自己留一手，惟独老师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教育的希望所在。”在她眼里，教师应该是民族精神的化身。
带着敬仰、流着泪写完《红色华润》
华润集团是一家颇具实力的大型国企，创立于1938年，创始人叫杨琳，原名秦邦礼。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港澳同胞和爱国华侨，募捐，为抗日提供后勤保障，并为抗日根据地采购各种急需的物资和药品。
2004年3月，全国“两会”。时逢全国政协成立55周年，与会的华润集团前任董事长谷永江与时任董事长陈新华在会上介绍说：第一届政协会议能顺序召开，与华润公司有关密切关系。听完他们的讲述后，政协委员很感兴趣，建议把华润的辉煌历史写出来，留给后人。很快，华润集团成立了“华润史小组”，并把写作任务交给了吴学先。
吴学先2000年到香港华润集团研究部任职，每月在《华润》杂志发表一篇随笔，她的写作能力已经得到大家认可。于是，华润领导把撰写华润史的任务交给了她。“当时我对华润史几乎是一无所知，接受任务后开始搜集史料。”从此，吴学先开始了“科研加写作”的生活，白天收集史料，晚上写作。
从2004年起，她在中央档案馆、外贸部档案馆和华润公司档案馆查阅了3000余卷有关华润的档案，翻阅了1938至1983年45年间所存的《大公报》、《文汇报》、《华侨报》、《华商报》等报刊。“那些尘封了几十年的卷宗没人动过，陈腐的味道呛得人不停地打喷嚏流眼泪。我从中找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史料。”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吴学先共抄录了大约1000万字的资料。她家的乒乓球桌上摆满了各种资料，走过客厅得小心绕开堆起的文献。那些被尘封的文献断断续续地记录了华润几代人的活动线索，吴学先透过这些历史碎片，初步窥探到华润历史的脉络。
紧接着，吴学先开始马不停蹄的采访。几年间，她采访了170余位曾在华润工作过的老人。历史见证者、亲历者的讲述，为华润史的脉络增添了许多丰富的细节。那些天，她每一天都在感动和辛酸中度过，流过许多眼泪。采访周秉鈇时，老人家讲述自己为华润华夏公司送货去台湾如何被国民党严刑拷打；采访陈菠，她回忆了华润派他们4人去新加坡采购橡胶，为何被逮捕、被驱逐出境；还有1937年内战爆发时华润前辈的孩子死在黄河边……吴学先边听边录边记边流泪，泪水无数次打湿一页页采访纸。吴学先深深感受到，华润创始人秦邦礼（杨琳）的故事充满传奇，比《潜伏》还惊险；郭里怡的经历可以跟双枪老太婆媲美；“没有华润就没有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这话一点都不夸大。“能有机会与那么多华润前辈和港澳同胞悉心交谈，了解到那么多‘牺牲’与‘奉献’的故事，我深感荣幸。整个采访和写作的过程就是一次心灵净化的过程。”
写作3年，审查和修改1年，这期间，先后有20余位华润前辈去世。他们去世前都在问：“华润史什么时候出版？”《红色华润》于2010年春季出版发行。吴学先拿着书拜访杨琳的女儿，她们一起去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含着泪把一本厚厚的书摆在杨琳的骨灰盒边。
华润史，它所记录的绝不仅仅是华润自身的历史，它同时还是我党的早期海外贸易史，也是我党、我国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华润史的出现，必将为相关的史学研究提供大量史实。吴学先说：“这就是华润史的价值所在。”
这些年来，吴学先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她的放松方式是读书。徜徉在唐诗宋词及优美的诗词散文之中，浏览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她感受到自己的身心得到莫大的舒缓，从这里似乎可能找到她眼睛清亮而又深邃的奥秘所在，“悦”读让她的人生充满文化的芳香。
在她的导师童庆炳眼中，吴学先是“诗意的吴学先”，“她是一个会阅读生活的人，她从自己丰富的经历中体验了真情实感……她会反省自己，也会研究别人……她会用诗人的眼光捉摸生活，从看似没有诗意的地方挖掘出诗意，从看似没有意思的地方发现深刻的内涵”。读书是一种能力，从现实生活中参透一些生存哲理更是一种智慧，吴学先很充实，有书卷气的她人生很舒卷。她用感恩心情说：“我爱高教社，因为高教社给过我施展的舞台，让我学着用企业的理念经营文化；同样，我也爱华润，因为华润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让我看到了如何用文化来经营企业。”
青春，理想，火红，富有诗意。许多人都希望“青春永驻”，却并不理解青春的真谛。其实，“青春”更主要的是有一颗年轻的心。在接触吴学先的过程中，记者理解了“青春”的内涵：要有理想，常思考，保持一颗年轻的心，青春就会永驻。“诗意的吴学先”之最大的魅力就是她保持了简单明了的生活态度，保持了对人的热情和真诚，她把写作当成乐趣，她把思考当成习惯，日积月累，就积累了成就，成了学者，也成了作家。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