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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流行的观点认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5月，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前期组织。但根据当事人陈望道当时的行踪，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时间不会早于1920年6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前身，也不同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而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一个事业机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关系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4-0085-07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二者的关系怎样？流行的观点认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5月，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前期组织。此说法仅见于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并无文献材料支撑，可信度值得商榷。本文针对流行观点所涉及的两个方面问题作一具体探讨。
一、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时间
流行观点认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5月。此观点主要来源于陈望道、邵力子等当事人的回忆，并无文献资料的支撑。笔者认为，仅以回忆材料作支撑所得出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对中共创建史研究而言，因文献资料的缺失，回忆材料的价值就显得十分突出。但回忆材料本身又存在着天然的缺陷，这不仅因为时间久远会出现失忆的问题，还因为个人思想状况、主观因素及社会环境等的影响，使得回忆材料的可信度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特别是对某些具体的历史细节的回忆就更靠不住。如学术界争论很大的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中共一大闭幕时间等问题，如果仅以回忆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这种争论很可能将会持续下去。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何时成立？因为缺少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虽很难确定其成立的具体时间，但根据当事人陈望道当时的行踪，对其成立的大体时间还是可以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时间段不会早于1920年6月。我们可作以下几点具体分析：
第一，根据陈望道自己的回忆，他是在1920年5月收到戴季陶等人打来的电报后，才从家乡赶往上海。陈望道到上海后，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星期评论社，因为星期评论社希望他接替即将离沪的戴季陶的编辑工作。第二天星期评论社开会，决定停办《星期评论》。从《星期评论》终刊的出版时间——1920年6月6日来判断，陈望道到达上海的时间，不会早于5月底或6月初。
第二，1920年5月社会主义大学校在上海成立，成立时的七人中，除王仲甫外，陈独秀、俞秀松、陈公培、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六人，均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早期成员，且陈独秀、俞秀松、陈公培、李汉俊、施存统五人，又都是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成员。作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重要成员的陈望道，既不是社会主义大学校成立时的成员，又不是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成员，其中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陈望道当时不在上海。
第三，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的建党活动，其主要依靠对象就是星期评论社成员。社会主义大学校成立时的七人中，除陈独秀、王仲甫外，其余五人均为星期评论社成员。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五人，除陈独秀外，其余四人都是星期评论社成员。陈望道应星期评论社之邀赴上海，到上海后即加入星期评论社活動，之所以未参加社会主义大学校和上海发起组成立这些重要活动，只能说明他此时应不在上海。
第四，施存统回忆，他没有和陈望道一起讨论发起共产党。陈公培回忆，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的时候，陈望道当时在杭州。
第五，在陈望道家乡分水塘，至今还传颂着当年他因专心于翻译《共产党宣言》而蘸墨汁吃粽子的故事。这则小故事说明，陈望道赴上海的时间不会早于当年的6月间。因为一般情况下，吃粽子应在端午节期间，而1920年的端午节是公历6月20日。
另外，彭述之对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时间的回忆，亦为该会成立的时间不会早于1920年6月提供了一个参照。彭述之回忆说：“它是何时创立呢？我想是在1920年9月。我本人是在1920年10月中旬加入的。”彭述之的说法虽含有某种推测之意，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其说法应如陈望道、邵力子的回忆一样受到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彭述之的回忆，与20世纪30年代的一则史料的记载吻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组织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就时间节点而论，无疑是一种互相印证。
综合上述分析，再结合俞秀松日记有关转交《共产党宣言》的记载，陈望道到上海的时间不会早于1920年6月中下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时间应在这个时间段之后。
最后，对邵力子的相关回忆也需作说明。邵力子的相关回忆，似乎与陈望道的回忆形成了某种印证。但如果对其在建党时期的活动作考察，这种印证其实并不存在。
邵力子虽是“发起组”的成员，但加入“发起组”的时间较晚。邵力子在自传中记载，他加入党组织的时间，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包惠僧说是1921年春天。当时邵力子又是以特殊的方式参加的，党务活动参加较少。由此笔者认为，邵力子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忆，并非是对其亲身经历之事的回忆，极有可能是参照了陈望道回忆中的说法，或受到陈望道回忆的启发而来。因此，邵力子有关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相关回忆不能令人信服。
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关系
流行观点认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是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前身或前期组织。此观点同样来源于陈望道、邵力子
的回忆。
上述观点的流行，从宏观层面来分析，与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特点和规律有关。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必须具备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就思想基础来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很短，有组织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基本上还没有开展起来。因此，先建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即共产主义小组，再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既符合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也是中国现实的客观需要，因而自然会被认为是合乎常识的现象。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没有循此常规而进行，而是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帮助下，一开始就以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为目标。陈独秀曾开门见山地对张国焘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因此，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一先后顺序在中国并不存在。 上述观点的流行，从微观层面来考察，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在前、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于后这一流行的说法有关。根据上文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在前，党的组织成立于后，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存在的伪命题。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时间，不是过去流行的1920年5月，而是不早于1920年6月。二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也不是过去流行的1920年8月，而是不迟于1920年6月中旬。这里需要作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并不是该组织发起创建的时间。
根据施存统、俞秀松二人的回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成立是经过两次会议才实现的。这两次会议均是上海早期组织的成立会，第一次会议因为戴季陶临时不赞成而未能开成，才有第二次会议的召开及党的成立。可以肯定，在这两次准备成立党的会议前，还有一次重要的发起会议。因为只有先经过发起酝酿、充分讨论，大家基本取得共识的情况下，然后才有可能召开成立党的会议。这次发起会的详情虽不得而知，但通过对有关资料的梳理，其存在不容置疑。1937年，董必武在与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尼姆韦尔斯的谈话中，披露了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时间是1920年5月，参会人员有著名的“南陈北李”，他自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的成果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心”。20世纪30年代的一则史料亦记载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参会者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戴季陶、沈玄庐等，戴季陶是在“共产党方具雏形”后才退出中共创建活动的。
根据上述史料和董必武的回忆，结合早期党史著作的有关记载，笔者认为这次发起创建共产党的会议不会迟于1920年5月。《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著作，均记载为1920年5月，1927年施存统《悲痛中的自白》亦记载为1920年5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英勇奋斗的十五年》则记载为1920年初。这次发起会的召开，实际意味着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存在，因为这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结党的雏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是先有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发起创建及其成立，后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前期组织。
有学者认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进行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一个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就是党的组织，两者的实质是相同的。该说法最早见于陈望道在民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据多次采访陈望道的宁树藩教授回忆，陈望道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上海发起组，“内部叫共产党”。陈望道把“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列为党的发起组织，这种情况在与陈望道的谈话中常有发生。
笔者认为，陈望道回忆中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之间，在人员构成与工作内容方面，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重叠或交叉，二者的确存在着同质同体的一面。但笔者同时认为，二者又不是同一个的组织，二者在人员构成、性质、组织机构、工作内容等方面，均存在着区别。从成员构成来看，作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最开始阶段成员的施存统，并没有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公开的群众性组织，成员比较多亦较复杂;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则处于秘密状态，且成员基本上是共产主义者。从性质来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宗旨， “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属于五四社团性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的时候，即通过党纲草案若干条，后来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属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从组织机构来看，陈独秀在上海期间，既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负责人，又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1920年底陈独秀赴广州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书记由李汉俊代理，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书记则由陈望道代理。从工作内容来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只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只做宣传、研究方面的工作。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工作则包括宣传鼓动、组织工运、组织发展等方面。
如上所述，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既不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前身，又不同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二者的关系究竟怎样？笔者认为包惠僧有关党会、党团关系的说法比较可信。包惠僧回忆说：“当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子校，这是半公开的组织。当时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就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方面的活动。”包惠僧还特别强调：“组织系统和工作程序都是由上海党部拟订分到各地区的，组织系统都是一样。成立了党的支部（是绝对秘密）由支部负责同志发动组织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历史文献《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有关于“我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记载，彭述之回忆中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均为包惠僧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正因为当时党的“组织系统都一样”，所以凡是有党的早期组织的地方，均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尚缺少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党的事业机构这方面的印证材料，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事业机构的事实，既与包惠僧的说法形成印证，也为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参照。
作为党的事业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党的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党的活动又大多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进行，从这个角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党的事业机构。陈望道回忆所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党”，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关系
【中图分类号】K26;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4-0085-07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二者的关系怎样？流行的观点认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5月，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前期组织。此说法仅见于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并无文献材料支撑，可信度值得商榷。本文针对流行观点所涉及的两个方面问题作一具体探讨。
一、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时间
流行观点认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5月。此观点主要来源于陈望道、邵力子等当事人的回忆，并无文献资料的支撑。笔者认为，仅以回忆材料作支撑所得出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对中共创建史研究而言，因文献资料的缺失，回忆材料的价值就显得十分突出。但回忆材料本身又存在着天然的缺陷，这不仅因为时间久远会出现失忆的问题，还因为个人思想状况、主观因素及社会环境等的影响，使得回忆材料的可信度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特别是对某些具体的历史细节的回忆就更靠不住。如学术界争论很大的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中共一大闭幕时间等问题，如果仅以回忆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这种争论很可能将会持续下去。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何时成立？因为缺少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虽很难确定其成立的具体时间，但根据当事人陈望道当时的行踪，对其成立的大体时间还是可以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时间段不会早于1920年6月。我们可作以下几点具体分析：
第一，根据陈望道自己的回忆，他是在1920年5月收到戴季陶等人打来的电报后，才从家乡赶往上海。陈望道到上海后，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星期评论社，因为星期评论社希望他接替即将离沪的戴季陶的编辑工作。第二天星期评论社开会，决定停办《星期评论》。从《星期评论》终刊的出版时间——1920年6月6日来判断，陈望道到达上海的时间，不会早于5月底或6月初。
第二，1920年5月社会主义大学校在上海成立，成立时的七人中，除王仲甫外，陈独秀、俞秀松、陈公培、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六人，均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早期成员，且陈独秀、俞秀松、陈公培、李汉俊、施存统五人，又都是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成员。作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重要成员的陈望道，既不是社会主义大学校成立时的成员，又不是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成员，其中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陈望道当时不在上海。
第三，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的建党活动，其主要依靠对象就是星期评论社成员。社会主义大学校成立时的七人中，除陈独秀、王仲甫外，其余五人均为星期评论社成员。上海发起组成立时的五人，除陈独秀外，其余四人都是星期评论社成员。陈望道应星期评论社之邀赴上海，到上海后即加入星期评论社活動，之所以未参加社会主义大学校和上海发起组成立这些重要活动，只能说明他此时应不在上海。
第四，施存统回忆，他没有和陈望道一起讨论发起共产党。陈公培回忆，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的时候，陈望道当时在杭州。
第五，在陈望道家乡分水塘，至今还传颂着当年他因专心于翻译《共产党宣言》而蘸墨汁吃粽子的故事。这则小故事说明，陈望道赴上海的时间不会早于当年的6月间。因为一般情况下，吃粽子应在端午节期间，而1920年的端午节是公历6月20日。
另外，彭述之对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时间的回忆，亦为该会成立的时间不会早于1920年6月提供了一个参照。彭述之回忆说：“它是何时创立呢？我想是在1920年9月。我本人是在1920年10月中旬加入的。”彭述之的说法虽含有某种推测之意，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其说法应如陈望道、邵力子的回忆一样受到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彭述之的回忆，与20世纪30年代的一则史料的记载吻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组织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就时间节点而论，无疑是一种互相印证。
综合上述分析，再结合俞秀松日记有关转交《共产党宣言》的记载，陈望道到上海的时间不会早于1920年6月中下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时间应在这个时间段之后。
最后，对邵力子的相关回忆也需作说明。邵力子的相关回忆，似乎与陈望道的回忆形成了某种印证。但如果对其在建党时期的活动作考察，这种印证其实并不存在。
邵力子虽是“发起组”的成员，但加入“发起组”的时间较晚。邵力子在自传中记载，他加入党组织的时间，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包惠僧说是1921年春天。当时邵力子又是以特殊的方式参加的，党务活动参加较少。由此笔者认为，邵力子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忆，并非是对其亲身经历之事的回忆，极有可能是参照了陈望道回忆中的说法，或受到陈望道回忆的启发而来。因此，邵力子有关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相关回忆不能令人信服。
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关系
流行观点认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是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前身或前期组织。此观点同样来源于陈望道、邵力子
的回忆。
上述观点的流行，从宏观层面来分析，与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特点和规律有关。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必须具备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就思想基础来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很短，有组织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基本上还没有开展起来。因此，先建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即共产主义小组，再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既符合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也是中国现实的客观需要，因而自然会被认为是合乎常识的现象。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没有循此常规而进行，而是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帮助下，一开始就以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为目标。陈独秀曾开门见山地对张国焘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因此，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一先后顺序在中国并不存在。 上述观点的流行，从微观层面来考察，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在前、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于后这一流行的说法有关。根据上文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在前，党的组织成立于后，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存在的伪命题。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时间，不是过去流行的1920年5月，而是不早于1920年6月。二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也不是过去流行的1920年8月，而是不迟于1920年6月中旬。这里需要作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并不是该组织发起创建的时间。
根据施存统、俞秀松二人的回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成立是经过两次会议才实现的。这两次会议均是上海早期组织的成立会，第一次会议因为戴季陶临时不赞成而未能开成，才有第二次会议的召开及党的成立。可以肯定，在这两次准备成立党的会议前，还有一次重要的发起会议。因为只有先经过发起酝酿、充分讨论，大家基本取得共识的情况下，然后才有可能召开成立党的会议。这次发起会的详情虽不得而知，但通过对有关资料的梳理，其存在不容置疑。1937年，董必武在与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尼姆韦尔斯的谈话中，披露了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时间是1920年5月，参会人员有著名的“南陈北李”，他自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的成果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心”。20世纪30年代的一则史料亦记载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参会者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戴季陶、沈玄庐等，戴季陶是在“共产党方具雏形”后才退出中共创建活动的。
根据上述史料和董必武的回忆，结合早期党史著作的有关记载，笔者认为这次发起创建共产党的会议不会迟于1920年5月。《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著作，均记载为1920年5月，1927年施存统《悲痛中的自白》亦记载为1920年5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英勇奋斗的十五年》则记载为1920年初。这次发起会的召开，实际意味着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存在，因为这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结党的雏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是先有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发起创建及其成立，后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前期组织。
有学者认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进行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一个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就是党的组织，两者的实质是相同的。该说法最早见于陈望道在民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据多次采访陈望道的宁树藩教授回忆，陈望道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上海发起组，“内部叫共产党”。陈望道把“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列为党的发起组织，这种情况在与陈望道的谈话中常有发生。
笔者认为，陈望道回忆中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之间，在人员构成与工作内容方面，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重叠或交叉，二者的确存在着同质同体的一面。但笔者同时认为，二者又不是同一个的组织，二者在人员构成、性质、组织机构、工作内容等方面，均存在着区别。从成员构成来看，作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最开始阶段成员的施存统，并没有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公开的群众性组织，成员比较多亦较复杂;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则处于秘密状态，且成员基本上是共产主义者。从性质来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宗旨， “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属于五四社团性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的时候，即通过党纲草案若干条，后来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属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从组织机构来看，陈独秀在上海期间，既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负责人，又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1920年底陈独秀赴广州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书记由李汉俊代理，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书记则由陈望道代理。从工作内容来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只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只做宣传、研究方面的工作。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工作则包括宣传鼓动、组织工运、组织发展等方面。
如上所述，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既不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前身，又不同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二者的关系究竟怎样？笔者认为包惠僧有关党会、党团关系的说法比较可信。包惠僧回忆说：“当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子校，这是半公开的组织。当时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就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方面的活动。”包惠僧还特别强调：“组织系统和工作程序都是由上海党部拟订分到各地区的，组织系统都是一样。成立了党的支部（是绝对秘密）由支部负责同志发动组织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历史文献《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有关于“我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记载，彭述之回忆中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均为包惠僧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正因为当时党的“组织系统都一样”，所以凡是有党的早期组织的地方，均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尚缺少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党的事业机构这方面的印证材料，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事业机构的事实，既与包惠僧的说法形成印证，也为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参照。
作为党的事业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党的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党的活动又大多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进行，从这个角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党的事业机构。陈望道回忆所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党”，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