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坛，亨利？基辛格被称为常青树。肯尼迪执政之初，读了哈佛教授基辛格的新书《选择的必要性》，邀他出任白宫顾问。那时基辛格还书生气十足，给肯尼迪提出的建议多为长篇大论的学术意见。到1962年中，两人就“拆伙”了。基辛格说“双方都松了口气”。但没过几年，他就真正进入了美国政治决策圈。
　　1969年，基辛格出任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至1977年任尼克松和福特的国务卿，成为美国外交圈核心人物。里根和老布什时代，他被任命为中美洲问题两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并且是外交情报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等智囊机构成员。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时代，他连续16年担任防务政策委员会委员。尽管两党轮流执政让身为共和党人的基辛格政治影响力也有所起伏，但他从未远离美国总统的视野。无论谁上台，都会向基辛格讨教一二。
　　中国人所熟悉的基辛格，是一个“现实派”的地缘政治大师，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以一场充满戏剧性的秘密外交开启了美中关系的新时代，并在此后的许多年一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在美国人眼中，基辛格则是个权谋高手，行事秘而不宣，追求左右逢源。
　　在白宫生涯回忆录中，基辛格提出“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他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并且由于他在美国政坛“左右逢源”的超然地位，往往能够在一些关键时刻发挥独特的作用。

为北美自贸协定摇旗呐喊

　　1992年4月的一天，基辛格和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在华盛顿主持了一场研讨会。洛克菲勒呼吁与会的工商界人士支持8年内在整个美洲大陆建立自贸区，而基辛格说得更具体，一定要在当年大选投票日前完成北美自贸协定。
　　作为共和党人，基辛格那时支持的是老布什。而老布什也相信北美自贸协定会给美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并由此增加他的选票。他告诉支持者：“我已经指示（美国的）谈判代表加快工作。我相信能够在选举前达成一个合情合理的协定。一个好协定一旦准备就绪，我就会签署。”老布什确实签了协定，但他在大选中败给了克林顿。
　　但是，基辛格并没有因为政局变化而改变支持自由贸易的立场。1993年7月18日，就在克林顿争取国会批准北美自贸协定的关键时刻，基辛格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称，北美自贸协定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连接在一起。这个自贸区有3.7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6万亿美元，代表了“冷战结束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最具创造性的一步”。
　　当时，美国公众对北美自贸协定并不了解。用基辛格的话说，大约半数的美国人根本没有听说过它，所以克林顿要“教育公众”理解北美自贸协定的意义。当然，基辛格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解读这种意义，并把通过这个协定来繁荣西半球视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关键。他说，冷战结束后，随着以往意识形态挑战的消弭，传统的民族主义模式显现，冷战后的世界出现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紧张局势相似的激烈对抗。在这种情况下，西半球的发展对全球秩序至关重要。
　　基辛格分析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说，各国的国有企业正在私有化，国家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经济管理模式被以出口为导向的、欢迎外国投资并支持开放的贸易系统模式取代，并称新的国际秩序是“立足于合作的”。在这个意义上，北美自贸协定“不是传统的贸易协定，而是新国际体系的架构”。
　　基辛格也不愧为资深的总统智囊。他给克林顿“支招”说，作为民选的美国领导人，克林顿应该把北美自贸协定放在一个更广的战略框架下，并向国会和公众说明为什么它符合美國的国家利益，不要让北美自贸协定被对手描绘成单纯的经济问题解决方案。而取得突破的关键是要得到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同支持，北美自贸协定又正体现了这种两党合作。这个协定的主体部分是老布什时代达成的，补充协定则在克林顿时代完成，这正体现了两党团结。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美国查普曼大学终身教授的贾文山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基辛格善于把握政治力量的平衡，善于掌握时机。而克林顿是一个善于倾听专家意见、善于任用精英的领导人。北美自贸协定的通过，一定程度上正是这样一种进言和倾听的结果。

重视美中经贸关系的积极作用

　　《基辛格传》的作者尼尔？弗格森曾经以“人际网络构建者”来形容基辛格。他认为，基辛格的成功不仅仅要归功于他过人的才智与顽强的意志，也应归功于他建立与维护人际网络的卓越才能。多年来，基辛格关注中国，自称专长是“认识中国的每一代领导人”，并对“中国思想和中国人民有浓厚的兴趣”。正是基于这种了解，他重视美中经贸关系的积极作用。
　　熟悉中国的基辛格，在88岁高龄时出版了《论中国》一书，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包括理解美中经贸交往的漫长历史。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带着一船中国货物返回刚刚取得独立的美国，乔治？华盛顿买了这条船带回的一些中国瓷器。此后40多年，美国对华贸易额迅速增加，排在英国之后位列第二。到抗战期间，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美国向中国提供了不少物资援助。但到1971年7月基辛格搭乘巴基斯坦民航飞机来到北京时，美中处在彼此隔绝的状态。基辛格向中国记者回忆，那时候“中国被认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经济关系，没有人员互访，美国大众对中国是敌视的”。
　　从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美中建交，政治关系的突破并未马上带来经贸升温。基辛格说，两国建交后的两三年里，美中贸易额还不如美国与小国洪都拉斯的贸易额。上世纪90年代，两国经贸关系在曲折中发展。1997年，克林顿政府促成国会通过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1999年达成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自那时起，美中贸易额出现几何倍数的增长，到2017年已达5836.97亿美元。
　　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繁荣，对此基辛格是乐观看待的。早在1982年，他到中国进行私人访问，与邓小平就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交流。基辛格回忆，当时邓小平号召向西方国家学习，引进先进技术，鼓励派出留学生，这些新理念都让他印象深刻。后来，基辛格称赞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人物之一”。1995年，基辛格率团访华，当时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已是1978年的3倍。基辛格认为，中国正加速融入国际社会。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堡垒”。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辛格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阻止了全球经济的下滑。

美国的选择影响世界

　　2014年，基辛格在纽约邀请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一行午宴时，围绕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进行了对话。当时基辛格表示，自己最担心、思考最多的是世界秩序所发生的变化。他说，19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中心在欧美，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亚太，亚洲最大的变量是中国在未来20年的持续增长。
　　基辛格数年前就谈到过美中贸易摩擦问题，他当时的看法是务实的，直到现在看也并不过时。他说，国与国间的贸易摩擦不可避免，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会持续，但“以我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理解，中国也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更加依赖于消费而不是出口”。
　　可以看出，基辛格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持有乐观的态度。他将中国、美国、印度、巴西视为未来全球经济的新引擎。他说，美国经济的基础正在发生根本的转换，从能源纯进口国变为能源富余国，这会对经济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汽油变得更便宜，缓解了美国制造业的高成本困扰，美国也有可能成为低成本工业制品的生产者，“这在几十年内将得以实现”。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美国领导人的选择非常重要。基辛格曾说：“中国的选择将影响和改变世界。美国必须考虑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可以维持现存秩序，并需要构思未来的世界秩序。”其实，美国的选择也同样将影响世界。从历史的经验看，每当美国领导人对外选择开放的经济政策，对内积极解决产业的升级换代，美国经济就变得更强大，社会就变得更富裕。反之，当美国领导人将国际贸易视为零和游戏，短视地拥抱关税壁垒，相伴而来的总是经济的收缩和萧条。
　　基辛格不止一次强调，美中合作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双方应把友好与合作作为共同目标，并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作为一个15岁移民美国、二战中在美国陆军服役、执掌过美国外交的德裔犹太人，他对美国利益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正因如此，他对美中合作的强调才更值得一听。这对中国是好事，对美国更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