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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时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何为发展？各地发展经济以什么为标志，当然是看GDP的总量与增量了。最主要的手段是国家统计局每年在全国各省之间以GDP增长排座次，重赏名列前茅者。于是干部考核机制自此发生重大转变：看政绩，把GDP列入官员考核指标，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多年来，广东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GDP总量独占鳌头。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其省委书记一直是政治局委员。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于是，在以GDP增长考核干部的机制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始了狂奔的20年，中国人也进入了对GDP狂热追逐的20年。
“克强指数”纠偏
既有举国上下对GDP的顶礼膜拜，则有“克强指数”出来纠偏补全。
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是英国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创造的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名字命名，从有关报道看，是指李克强2007年在辽宁省委书记任上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时说，他会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经济学人》很有敬业精神，闻之颇受启发，用计量经济学原理将其归纳整合成一种评估中国GDP增长的结构性指数，即：工业用电量、中长期信贷余额和铁路货运量权重分别为40%、35%和25%。
《经济学人》自2010年底正式推出这一指数后，受到众多国内、国际机构认可。
但，为何克强总理对政府公布的GDP数据产生质疑，而要用另一套指标对其进行旁证和纠偏呢？
毕竟多年来，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总是不那么令人信服。例如，2012年末全国各省（区、市）核算出的GDP相加总量达到57.69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51.93万亿元高出5.76万亿元，相当于多出一个广东的经济总量。
过去数十年，各省的GDP核算均是由各省政府汇总统计后上报中央，这就为各省政府往GDP里渗水、造假提供了方便。于是，国家统计局近期改革了统计上报方式，不用层层汇总，直接面对企业收集产值数据。
据了解，自2012年2月18日起，全国70万家各类生产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开始通过互联网直接向国家数据中心或国家认定的省级数据中心报送统计数据——这样可以避免数据可能存在的造假干扰。
但近期，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在网上公布了该局统计执法检查时对广东中山市横栏镇统计弄虚作假的核查情况。
经检查发现，广东中山市横栏镇工业企业统计数据严重失实，经该镇编报的2012年年报工业总产值为85.1亿元，初步核实仅为22.2亿元，虚报了62.9亿元。
可见，新法实施后的数据造假现象依然存在。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网上颇为苦恼地吐槽道：我们统计执法检查发现，个别地方政府在联网直报中仍然存在干预企业真实独立上报现象，有的编造企业虚假数据、有的要求企业填报虚假数据、有的代填代报企业数据；少数企业存在统计违法行为，有的未按国家规定填报资料，有的被动填报虚假资料。这些行为严重违背统计法和相关规定，不利于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
多年来，深圳市以反映其GDP增长又快又好的“深圳速度”与“深圳效益”在全国大出风头，自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然而2013年的贸易数据却让它在全国出彩了。
公开信息显示，2013年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数据大幅度提升。一季度，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13.4%，出口增18.4%、进口增8.5%。但其中，最可疑的是对香港地区的进出口数据：2013年3月，内地对香港出口增长了92.9%，创下了1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前4个月，内地对港的进出口总值达到1505.9亿美元，增长66%。而2013年1至4月，中国主要的出口增长，是通过从广东与深圳向香港地区的出口，且主要通过陆路运输完成。其中，深港贸易总值的增长更是高达130%。
对比内地和香港的进出口统计数据发现，中国海关公布的对港出口数据和香港海关发布的从内地进口数据存在2200多亿港元的差额。
这到底是“虚假贸易”在充数，还是出口数据被“注水”？或是另有隐情？
深圳贸易数据的异常立即引起了包括中国海关总署、国家外管局和银监会等监管部门的关注，并组成联合调查组。很快，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668.62亿元，较4月份2943.54亿元的新增量大幅缩水了77%。而深圳4月份的福田保税区物流货物进出口值平均每天为11.7亿美元，5月份后这个数值降至1.9亿美元，下跌幅度达到了83.8%。
可以理解，在保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在GDP考核指标下，传统的外贸考核政策增强了地方政府虚报出口数据的需求。
马建堂近期在网上发布的一封公开信中颇为动容的大声疾呼：国家统计数据是由企业提供的一笔笔数据汇集而成，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策管理的重要依据，是社会公众判断形势、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参考。要坚决抵制反对任何（领导官员）要求企业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行为。
改变考核方式
那么，“克强指数”能否替代中国GDP的核算？
严格的说，克强指数中的“工业用电量、中长期信贷余额和铁路货运量”属于实际消耗量（几乎不存在作假的可能性），它从若干特定侧面反映了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它们都属于经济学上的“投入”概念，这颇为切合中国内地一直采取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推动的工业化、现代化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核算。
而“国内生产总值”属于“产出”范畴。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还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
可见，GDP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础上定义的一种反映宏观经济整体性状态的概念指标。因此，“克强指数”是不能简单替代“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它只是提供了当今观察“投资驱动型经济”的另一种方法。
“投资驱动型经济”说的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政府主导和推动投资的快速增长。即政府能够利用行政权力低成本地控制资源性产品（例如控制水、电、油等）价格和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价格，并加大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但政府管理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真实了解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实际情况。从不同角度评估官方宏观数据准确性，才能更好判断经济走势具体情况，有助于提高宏调政策和改革决策的质量和准确性。统计数据如果出现重大失真，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就有可能被误导。中国前30年计划经济时期一些重大失误，包括上世纪60年代初粮食危机，都是与统计数据严重扭曲存在关联。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一方面，中国经济多年来以“10%”以上的增长速度高歌猛进、一日千里，赶英超日，稳坐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把交椅，普通百姓的生活由温饱转向小康、“中国梦”渐行渐近；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诚信欠缺、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浮躁时代。有时，扪心自问，中国的GDP有那么多吗？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有那么高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量有那么大吗？甚至，中国人滋之念之、爱恨交加的CPI真是那么低吗？
作为一个大国新总理，不大满意目前的唯GDP第一的干部考核机制，不太相信的被注水的GDP，仅此而已，“克强指数”又为之奈何？
收笔之际，猛然看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谈到选人用人问题时说，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若真如此，中国或许将产生巨大变化：从政治到经济、从环境到民生、从食品安全到强拆乱建 还有“克强指数”——《经济学人》用以评估中国GDP数据的得意之作，是否也该淡化或悄然隐退呢？
何为发展？各地发展经济以什么为标志，当然是看GDP的总量与增量了。最主要的手段是国家统计局每年在全国各省之间以GDP增长排座次，重赏名列前茅者。于是干部考核机制自此发生重大转变：看政绩，把GDP列入官员考核指标，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多年来，广东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GDP总量独占鳌头。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其省委书记一直是政治局委员。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于是，在以GDP增长考核干部的机制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始了狂奔的20年，中国人也进入了对GDP狂热追逐的20年。
“克强指数”纠偏
既有举国上下对GDP的顶礼膜拜，则有“克强指数”出来纠偏补全。
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是英国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创造的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名字命名，从有关报道看，是指李克强2007年在辽宁省委书记任上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时说，他会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经济学人》很有敬业精神，闻之颇受启发，用计量经济学原理将其归纳整合成一种评估中国GDP增长的结构性指数，即：工业用电量、中长期信贷余额和铁路货运量权重分别为40%、35%和25%。
《经济学人》自2010年底正式推出这一指数后，受到众多国内、国际机构认可。
但，为何克强总理对政府公布的GDP数据产生质疑，而要用另一套指标对其进行旁证和纠偏呢？
毕竟多年来，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总是不那么令人信服。例如，2012年末全国各省（区、市）核算出的GDP相加总量达到57.69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51.93万亿元高出5.76万亿元，相当于多出一个广东的经济总量。
过去数十年，各省的GDP核算均是由各省政府汇总统计后上报中央，这就为各省政府往GDP里渗水、造假提供了方便。于是，国家统计局近期改革了统计上报方式，不用层层汇总，直接面对企业收集产值数据。
据了解，自2012年2月18日起，全国70万家各类生产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开始通过互联网直接向国家数据中心或国家认定的省级数据中心报送统计数据——这样可以避免数据可能存在的造假干扰。
但近期，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在网上公布了该局统计执法检查时对广东中山市横栏镇统计弄虚作假的核查情况。
经检查发现，广东中山市横栏镇工业企业统计数据严重失实，经该镇编报的2012年年报工业总产值为85.1亿元，初步核实仅为22.2亿元，虚报了62.9亿元。
可见，新法实施后的数据造假现象依然存在。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网上颇为苦恼地吐槽道：我们统计执法检查发现，个别地方政府在联网直报中仍然存在干预企业真实独立上报现象，有的编造企业虚假数据、有的要求企业填报虚假数据、有的代填代报企业数据；少数企业存在统计违法行为，有的未按国家规定填报资料，有的被动填报虚假资料。这些行为严重违背统计法和相关规定，不利于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
多年来，深圳市以反映其GDP增长又快又好的“深圳速度”与“深圳效益”在全国大出风头，自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然而2013年的贸易数据却让它在全国出彩了。
公开信息显示，2013年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数据大幅度提升。一季度，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13.4%，出口增18.4%、进口增8.5%。但其中，最可疑的是对香港地区的进出口数据：2013年3月，内地对香港出口增长了92.9%，创下了1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前4个月，内地对港的进出口总值达到1505.9亿美元，增长66%。而2013年1至4月，中国主要的出口增长，是通过从广东与深圳向香港地区的出口，且主要通过陆路运输完成。其中，深港贸易总值的增长更是高达130%。
对比内地和香港的进出口统计数据发现，中国海关公布的对港出口数据和香港海关发布的从内地进口数据存在2200多亿港元的差额。
这到底是“虚假贸易”在充数，还是出口数据被“注水”？或是另有隐情？
深圳贸易数据的异常立即引起了包括中国海关总署、国家外管局和银监会等监管部门的关注，并组成联合调查组。很快，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668.62亿元，较4月份2943.54亿元的新增量大幅缩水了77%。而深圳4月份的福田保税区物流货物进出口值平均每天为11.7亿美元，5月份后这个数值降至1.9亿美元，下跌幅度达到了83.8%。
可以理解，在保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在GDP考核指标下，传统的外贸考核政策增强了地方政府虚报出口数据的需求。
马建堂近期在网上发布的一封公开信中颇为动容的大声疾呼：国家统计数据是由企业提供的一笔笔数据汇集而成，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策管理的重要依据，是社会公众判断形势、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参考。要坚决抵制反对任何（领导官员）要求企业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行为。
改变考核方式
那么，“克强指数”能否替代中国GDP的核算？
严格的说，克强指数中的“工业用电量、中长期信贷余额和铁路货运量”属于实际消耗量（几乎不存在作假的可能性），它从若干特定侧面反映了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它们都属于经济学上的“投入”概念，这颇为切合中国内地一直采取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推动的工业化、现代化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核算。
而“国内生产总值”属于“产出”范畴。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还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
可见，GDP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础上定义的一种反映宏观经济整体性状态的概念指标。因此，“克强指数”是不能简单替代“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它只是提供了当今观察“投资驱动型经济”的另一种方法。
“投资驱动型经济”说的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政府主导和推动投资的快速增长。即政府能够利用行政权力低成本地控制资源性产品（例如控制水、电、油等）价格和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价格，并加大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但政府管理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真实了解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实际情况。从不同角度评估官方宏观数据准确性，才能更好判断经济走势具体情况，有助于提高宏调政策和改革决策的质量和准确性。统计数据如果出现重大失真，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就有可能被误导。中国前30年计划经济时期一些重大失误，包括上世纪60年代初粮食危机，都是与统计数据严重扭曲存在关联。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一方面，中国经济多年来以“10%”以上的增长速度高歌猛进、一日千里，赶英超日，稳坐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把交椅，普通百姓的生活由温饱转向小康、“中国梦”渐行渐近；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诚信欠缺、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浮躁时代。有时，扪心自问，中国的GDP有那么多吗？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有那么高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量有那么大吗？甚至，中国人滋之念之、爱恨交加的CPI真是那么低吗？
作为一个大国新总理，不大满意目前的唯GDP第一的干部考核机制，不太相信的被注水的GDP，仅此而已，“克强指数”又为之奈何？
收笔之际，猛然看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谈到选人用人问题时说，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若真如此，中国或许将产生巨大变化：从政治到经济、从环境到民生、从食品安全到强拆乱建 还有“克强指数”——《经济学人》用以评估中国GDP数据的得意之作，是否也该淡化或悄然隐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