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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九七六年更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亚洲在二战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国家。为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越南人民坚持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抗法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应越共中央和越南政府的请求，毅然作出援越抗法的重大决策。根据中央领导的分工，刘少奇负责援越工作。刘少奇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援越工作。
刘少奇亲自为赴越担任中共联络代表的罗贵波写介绍信
在罗贵波赴越之前，刘少奇又同他谈了一次话，嘱托他到越南后的工作方式要由越共中央确定，行动暂时保密，在适当时候回国汇报。接着，刘少奇叮嘱罗贵波：你和随行人员在越南工作期间的待遇，请胡志明主席和越共领导按照越南干部的标准供给。刘少奇关心地说，路途漫长，交通不便，蒋军残部和当地土匪还时常骚扰，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刘少奇还亲自为罗贵波写了介绍信：“越共中央：兹派罗贵波同志前来与你们联络，希予接洽。我们给予罗贵波同志的任务，由罗同志面告，特此介绍并致敬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刘少奇一月十三日。”
此后，根据中央领导的分工，刘少奇直接负责援越抗法的军事、经济援助工作。据罗贵波回忆，刘少奇、周恩来曾数次找他谈话，向他交代任务和工作方法。交代的工作中有这样几项内容：（一）负责向越共中央传达我们党中央的意见，并把越共中央的意见带回来，沟通两党关系。（二）根据工作需要，对越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供党中央参考。（三）告诉越共中央，援助越南的方针，我们党是定了的，但有些事情现在还做不到。越共要我们帮助装备3个师，现在还不现实，要了解情况后再说。还有关于越南提出进行两国贸易的问题，党中央认为开展贸易、通过两国贸易支援越南是完全可以的，但目前交通问题不能解决，公路、铁路都没有，这就无法进行较大规模贸易，靠人背是不行的，所以要先设法畅通道路。（四）少奇同志还特意要我向越共中央表示，感谢他们在抗战期间对我们两广一支部队的照顾。当时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有一支部队转移到越南境内越共的根据地，得到他们在粮食、弹药、医治伤病员等多方面的支援。关于工作安排，少奇同志说，先初步定3个月左右时间，以后看情况再说，但有一条，对外要保密。
毛泽东出访苏联，刘少奇接待秘密来访的胡志明
1950年1月16日，罗贵波由北京启程赴越南。就在罗贵波去越南途中，1月30日，胡志明秘密抵达北京。刘少奇安排他住在中南海。胡志明的来访，让刘少奇非常高兴。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们二人就在广州相识了。那时，刘少奇在广州领导工人运动，胡志明在广州创办培训越南革命青年的“特别政治训练班”。胡志明邀请了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彭湃等为越南革命青年讲课。刘少奇主讲工人运动，给越南革命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回胡志明的到来，他虽觉意外，却有久别重逢之感。
胡志明抵京的当晚，刘少奇、朱德等设宴盛情欢迎他并与他举行会谈。越方的陈登宁、黄文欢参加了会谈。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中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刘少奇表示：尽管中国刚刚解放，一切工作均在从头做起，特别是肃清匪特、经济恢复、土地改革等任务极其繁重，但是我们决心对越南的抗法战争给予支援，此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回来后，中共中央将认真研究援助的内容和方法，我们将根据你们的要求来具体制订。胡志明知道，对于这样的大事，刘少奇能够表态，说明中共中央对此早已有所考虑。
会谈结束后，刘少奇还要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组成一个委员会，研究方案。刘少奇还立即致电毛泽东，汇报了胡志明来访情况：“胡志明同志今日已到北京，晚间政治局设宴招待并进行谈话，他作了简单的情况报告并提出了要求。我们除盛赞越南抗战成绩外，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
由于胡志明提出要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和毛泽东，刘少奇迅速安排他在2月3日晚乘火车去莫斯科。斯大林有意冷落胡志明，在胡志明2月6日抵达莫斯科的当晚，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欢迎宴会，斯大林没有出席。在与毛泽东谈话时，斯大林提出，中国在革命成功后已经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因而援越的工作由中国来承担为好，并表示可以把武器装备运到中国，再转给越南。斯大林怕因援越而引起国际纠纷，毛泽东对此没有表示异议。2月上旬，斯大林在办公室接见了胡志明。斯大林告诉胡志明，我们与中国同志商量过，援助越南抗法战争的工作，主要由中国负责更为适宜。在2月16日苏联政府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离苏回国而举行的宴会上，胡志明提出，希望像中苏之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样，也与苏联签订一个类似的条约。但是斯大林对此不感兴趣，没有答应胡志明的要求。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与胡志明一道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北京。途中，胡志明向毛泽东问起了援越事宜。毛泽东当即表示，作为兄弟党和近邻，援助你们军事物资是应该的，这当然是我的个人意见，还要由中共中央作决定。毛泽东告诉胡志明，你最好和武元甲同志商议后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我们中央也要具体研究一下，作出正式的决定。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援越抗法的问题。当时，中国国民经济也亟待恢复，追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剿匪、接管城市等任务非常艰巨。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越南民族解放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有责任予以支援和帮助，这也是巩固中国革命胜利、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包围所需要的，毅然决定向越南提供无私和无偿的援助。
刘少奇勉励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
1950年春，应胡志明和越共中央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以罗贵波为首的工作组为援越政治顾问团，罗贵波为团长；同时派出援越军事顾问团，韦国清为团长（1952年后韦国清回国养病，罗贵波曾代理军事顾问团团长）。
4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韦国清，告诉他由他担任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立即表示：“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只是我从来没有搞过顾问团。”刘少奇说：“我们考虑你比较合适。打仗、军校自不必说，谈判小组你也搞过，同美国人打过交道。你又是广西人，到越南工作有方便的一面……”刘少奇还写了一封信，要韦国清持信找各个野战军领导，请他们为军事顾问团选派干部。
6月27日，刘少奇同毛泽东、朱德等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以韦国清为首的40多名援越军事顾问团成员。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去越南工作，什么原因啊？可以提出来谈谈嘛！有话就直说。如果理由正当，可以不去。哪位同志说话啊？”看到没有人答话，刘少奇过了一会儿说：“没人说话呀，那我就说了。中央派同志们到越南去，是执行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有重大理由的。去了是有麻烦，如果我们不去，让侵略者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更大，麻烦也就更大。”刘少奇接着说：“越南革命要取得胜利困难不少，时间不会太快，我看3年准备是需要的。你们在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与越南同志搞好关系，当顾问就是提出建议和办法，决定让人家作，关系搞得好，人家就更能听你的意见。”
8月9日，援越军事顾问团由南宁启程赴越。此前，中央已经派陈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率领二野选调的一个师的全套干部，作为顾问由云南先期启程赴越。
武元甲回忆说：“胡志明主席1950年在北京见到刘少奇主席以后，刘少奇主席决定派罗贵波到我国担任中共中央的代表。他是驻越的第一个大使。接着刘少奇主席又先后派陈赓、韦国清赴越南。顾问团最多时达79人。”
1950年9月24日，罗贵波赴越工作后首次返回北京汇报工作。他先遵照刘少奇和朱德的指示，将在越南工作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呈送中央各领导同志。两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通知罗贵波，说刘少奇要见他。
罗贵波来到中南海后，刘少奇告诉罗贵波：“毛主席要亲自听取你的汇报。”于是，罗贵波随刘少奇一同驱车前往丰泽园。到达毛泽东住处时，周恩来、朱德已经在座。刘少奇首先谈了罗贵波汇报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对罗贵波说：“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作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刘少奇插话说：“原定你在越南工作3个月，现在看来不行了，作长期打算吧。”周恩来说：“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毛泽东说：“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
在毛泽东谈话之后，刘少奇对罗贵波说：“越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财经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和货币问题。我们挑选了几位搞财经工作、银行工作、粮食工作的干部到越南担任顾问。他们同你一起先行一步，以后还要选其他方面的顾问组成帮助越南党政工作的政治顾问团，你是总顾问，又是政治顾问团团长。”
毛泽东听刘少奇讲到“总顾问”时说：“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而越南也不是中国，你不能照搬中国这一套。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在人家面前要老实、诚恳，我们革命成功的经验要介绍，失败的教训也要讲。”
在工作实践中，罗贵波等援越同志努力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去做。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他们赢得了越方的信任，成为胡志明的朋友。至此，罗贵波更深一步理解了刘少奇的那一席话：“友谊的基础是信任，信任的前提是了解，而了解却需要有诚恳的态度和坚持不渝的耐心。”
刘少奇致电胡志明：物资浪费、损坏问题必须予以解决并加以禁止
罗贵波在越南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发现最为紧迫的是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当时越南通往中国的主要路线都在法国殖民军的严密封锁控制下，使援助工作受到极大限制，许多援越物资堆集在我国云南、广西边境地区，不能及时送到越南军民手中。他向刘少奇汇报了这一情况。刘少奇当即指示罗贵波帮助越南方面做好运输物资的组织工作，同时命令总后勤部立即派强有力的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沿途检查和组织运输。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仍然不能将越方最迫切需要的物资及时运到。在这种情况下，越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请中国协助扫清中越边界老街、高平两个据点，开辟中越之间交通运输线的主张。
从当时越南的主、客观情况来看，打通边界交通线是一场硬仗，关系十分重大。越南军队在艰苦斗争的环境里，组织建设、思想建设还很不适应作战的要求，缺乏攻坚战的经验，而且装备匮乏，粮食短缺，人员体质虚弱。越方一再向中国提出：一、要中国广西和云南两省提供2万人的食宿和训练场地，给这些赤手空拳的战士解决武器、弹药、被服、医药、通信器材等全部装备；二、要求调军、师级干部各一名担任战役指挥顾问，调团、营干部若干分任越军团、营的顾问。罗贵波把这些情况都向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如实进行了汇报。
尽管新中国刚刚诞生，国民经济亟待恢复，自身也十分困难，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支援越南抗法战争的问题上是始终不渝的。刘少奇一直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精神，指示军委有关部门和云南、广西等省积极组织力量调集物资，尽可能满足越方的要求。刘少奇指出：“所调武器、弹药必须是合用的，所配干部必须是条件好的，所调拨的一切军需物资全是无偿的。”一次，在越军作战部队缺粮告急的情况下，刘少奇要求有关的两个省立即调拨。当时有一个省提出，他们的粮食自给尚有困难。刘少奇立即指出：“越南一些作战部队已发生断粮现象，我们不能见危不救。”刘少奇要求这个省克服一切困难，节省出一部分粮食如数运往越南。
刘少奇亲自为赴越担任中共联络代表的罗贵波写介绍信
在罗贵波赴越之前，刘少奇又同他谈了一次话，嘱托他到越南后的工作方式要由越共中央确定，行动暂时保密，在适当时候回国汇报。接着，刘少奇叮嘱罗贵波：你和随行人员在越南工作期间的待遇，请胡志明主席和越共领导按照越南干部的标准供给。刘少奇关心地说，路途漫长，交通不便，蒋军残部和当地土匪还时常骚扰，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刘少奇还亲自为罗贵波写了介绍信：“越共中央：兹派罗贵波同志前来与你们联络，希予接洽。我们给予罗贵波同志的任务，由罗同志面告，特此介绍并致敬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刘少奇一月十三日。”
此后，根据中央领导的分工，刘少奇直接负责援越抗法的军事、经济援助工作。据罗贵波回忆，刘少奇、周恩来曾数次找他谈话，向他交代任务和工作方法。交代的工作中有这样几项内容：（一）负责向越共中央传达我们党中央的意见，并把越共中央的意见带回来，沟通两党关系。（二）根据工作需要，对越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供党中央参考。（三）告诉越共中央，援助越南的方针，我们党是定了的，但有些事情现在还做不到。越共要我们帮助装备3个师，现在还不现实，要了解情况后再说。还有关于越南提出进行两国贸易的问题，党中央认为开展贸易、通过两国贸易支援越南是完全可以的，但目前交通问题不能解决，公路、铁路都没有，这就无法进行较大规模贸易，靠人背是不行的，所以要先设法畅通道路。（四）少奇同志还特意要我向越共中央表示，感谢他们在抗战期间对我们两广一支部队的照顾。当时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有一支部队转移到越南境内越共的根据地，得到他们在粮食、弹药、医治伤病员等多方面的支援。关于工作安排，少奇同志说，先初步定3个月左右时间，以后看情况再说，但有一条，对外要保密。
毛泽东出访苏联，刘少奇接待秘密来访的胡志明
1950年1月16日，罗贵波由北京启程赴越南。就在罗贵波去越南途中，1月30日，胡志明秘密抵达北京。刘少奇安排他住在中南海。胡志明的来访，让刘少奇非常高兴。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们二人就在广州相识了。那时，刘少奇在广州领导工人运动，胡志明在广州创办培训越南革命青年的“特别政治训练班”。胡志明邀请了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彭湃等为越南革命青年讲课。刘少奇主讲工人运动，给越南革命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回胡志明的到来，他虽觉意外，却有久别重逢之感。
胡志明抵京的当晚，刘少奇、朱德等设宴盛情欢迎他并与他举行会谈。越方的陈登宁、黄文欢参加了会谈。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中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刘少奇表示：尽管中国刚刚解放，一切工作均在从头做起，特别是肃清匪特、经济恢复、土地改革等任务极其繁重，但是我们决心对越南的抗法战争给予支援，此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回来后，中共中央将认真研究援助的内容和方法，我们将根据你们的要求来具体制订。胡志明知道，对于这样的大事，刘少奇能够表态，说明中共中央对此早已有所考虑。
会谈结束后，刘少奇还要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组成一个委员会，研究方案。刘少奇还立即致电毛泽东，汇报了胡志明来访情况：“胡志明同志今日已到北京，晚间政治局设宴招待并进行谈话，他作了简单的情况报告并提出了要求。我们除盛赞越南抗战成绩外，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
由于胡志明提出要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和毛泽东，刘少奇迅速安排他在2月3日晚乘火车去莫斯科。斯大林有意冷落胡志明，在胡志明2月6日抵达莫斯科的当晚，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欢迎宴会，斯大林没有出席。在与毛泽东谈话时，斯大林提出，中国在革命成功后已经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因而援越的工作由中国来承担为好，并表示可以把武器装备运到中国，再转给越南。斯大林怕因援越而引起国际纠纷，毛泽东对此没有表示异议。2月上旬，斯大林在办公室接见了胡志明。斯大林告诉胡志明，我们与中国同志商量过，援助越南抗法战争的工作，主要由中国负责更为适宜。在2月16日苏联政府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离苏回国而举行的宴会上，胡志明提出，希望像中苏之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样，也与苏联签订一个类似的条约。但是斯大林对此不感兴趣，没有答应胡志明的要求。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与胡志明一道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北京。途中，胡志明向毛泽东问起了援越事宜。毛泽东当即表示，作为兄弟党和近邻，援助你们军事物资是应该的，这当然是我的个人意见，还要由中共中央作决定。毛泽东告诉胡志明，你最好和武元甲同志商议后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我们中央也要具体研究一下，作出正式的决定。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援越抗法的问题。当时，中国国民经济也亟待恢复，追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剿匪、接管城市等任务非常艰巨。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越南民族解放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有责任予以支援和帮助，这也是巩固中国革命胜利、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包围所需要的，毅然决定向越南提供无私和无偿的援助。
刘少奇勉励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
1950年春，应胡志明和越共中央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以罗贵波为首的工作组为援越政治顾问团，罗贵波为团长；同时派出援越军事顾问团，韦国清为团长（1952年后韦国清回国养病，罗贵波曾代理军事顾问团团长）。
4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韦国清，告诉他由他担任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立即表示：“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只是我从来没有搞过顾问团。”刘少奇说：“我们考虑你比较合适。打仗、军校自不必说，谈判小组你也搞过，同美国人打过交道。你又是广西人，到越南工作有方便的一面……”刘少奇还写了一封信，要韦国清持信找各个野战军领导，请他们为军事顾问团选派干部。
6月27日，刘少奇同毛泽东、朱德等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以韦国清为首的40多名援越军事顾问团成员。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去越南工作，什么原因啊？可以提出来谈谈嘛！有话就直说。如果理由正当，可以不去。哪位同志说话啊？”看到没有人答话，刘少奇过了一会儿说：“没人说话呀，那我就说了。中央派同志们到越南去，是执行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有重大理由的。去了是有麻烦，如果我们不去，让侵略者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更大，麻烦也就更大。”刘少奇接着说：“越南革命要取得胜利困难不少，时间不会太快，我看3年准备是需要的。你们在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与越南同志搞好关系，当顾问就是提出建议和办法，决定让人家作，关系搞得好，人家就更能听你的意见。”
8月9日，援越军事顾问团由南宁启程赴越。此前，中央已经派陈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率领二野选调的一个师的全套干部，作为顾问由云南先期启程赴越。
武元甲回忆说：“胡志明主席1950年在北京见到刘少奇主席以后，刘少奇主席决定派罗贵波到我国担任中共中央的代表。他是驻越的第一个大使。接着刘少奇主席又先后派陈赓、韦国清赴越南。顾问团最多时达79人。”
1950年9月24日，罗贵波赴越工作后首次返回北京汇报工作。他先遵照刘少奇和朱德的指示，将在越南工作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呈送中央各领导同志。两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通知罗贵波，说刘少奇要见他。
罗贵波来到中南海后，刘少奇告诉罗贵波：“毛主席要亲自听取你的汇报。”于是，罗贵波随刘少奇一同驱车前往丰泽园。到达毛泽东住处时，周恩来、朱德已经在座。刘少奇首先谈了罗贵波汇报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对罗贵波说：“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作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刘少奇插话说：“原定你在越南工作3个月，现在看来不行了，作长期打算吧。”周恩来说：“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毛泽东说：“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
在毛泽东谈话之后，刘少奇对罗贵波说：“越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财经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和货币问题。我们挑选了几位搞财经工作、银行工作、粮食工作的干部到越南担任顾问。他们同你一起先行一步，以后还要选其他方面的顾问组成帮助越南党政工作的政治顾问团，你是总顾问，又是政治顾问团团长。”
毛泽东听刘少奇讲到“总顾问”时说：“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而越南也不是中国，你不能照搬中国这一套。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在人家面前要老实、诚恳，我们革命成功的经验要介绍，失败的教训也要讲。”
在工作实践中，罗贵波等援越同志努力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去做。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他们赢得了越方的信任，成为胡志明的朋友。至此，罗贵波更深一步理解了刘少奇的那一席话：“友谊的基础是信任，信任的前提是了解，而了解却需要有诚恳的态度和坚持不渝的耐心。”
刘少奇致电胡志明：物资浪费、损坏问题必须予以解决并加以禁止
罗贵波在越南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发现最为紧迫的是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当时越南通往中国的主要路线都在法国殖民军的严密封锁控制下，使援助工作受到极大限制，许多援越物资堆集在我国云南、广西边境地区，不能及时送到越南军民手中。他向刘少奇汇报了这一情况。刘少奇当即指示罗贵波帮助越南方面做好运输物资的组织工作，同时命令总后勤部立即派强有力的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沿途检查和组织运输。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仍然不能将越方最迫切需要的物资及时运到。在这种情况下，越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请中国协助扫清中越边界老街、高平两个据点，开辟中越之间交通运输线的主张。
从当时越南的主、客观情况来看，打通边界交通线是一场硬仗，关系十分重大。越南军队在艰苦斗争的环境里，组织建设、思想建设还很不适应作战的要求，缺乏攻坚战的经验，而且装备匮乏，粮食短缺，人员体质虚弱。越方一再向中国提出：一、要中国广西和云南两省提供2万人的食宿和训练场地，给这些赤手空拳的战士解决武器、弹药、被服、医药、通信器材等全部装备；二、要求调军、师级干部各一名担任战役指挥顾问，调团、营干部若干分任越军团、营的顾问。罗贵波把这些情况都向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如实进行了汇报。
尽管新中国刚刚诞生，国民经济亟待恢复，自身也十分困难，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支援越南抗法战争的问题上是始终不渝的。刘少奇一直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精神，指示军委有关部门和云南、广西等省积极组织力量调集物资，尽可能满足越方的要求。刘少奇指出：“所调武器、弹药必须是合用的，所配干部必须是条件好的，所调拨的一切军需物资全是无偿的。”一次，在越军作战部队缺粮告急的情况下，刘少奇要求有关的两个省立即调拨。当时有一个省提出，他们的粮食自给尚有困难。刘少奇立即指出：“越南一些作战部队已发生断粮现象，我们不能见危不救。”刘少奇要求这个省克服一切困难，节省出一部分粮食如数运往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