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接替斯诺(J．Snow)成为美国新一任财政部长7布什总统在5月30日给出的提名是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高盛公司董事长兼CEO。鉴于鲍尔森和中国政经界高层长期而深入的往来，加之中美经贸关系正处在转折期前夜，白宫的这项提名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
　　6月6日，鲍尔森获提名后首次造访国会山，在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进行了交谈后，他获得了参议院中这个实权委员会主席的保证：尽快将他的提名提交给参议院全体议员，并会在7月4日之前完成对提名的确认。用格拉斯利的话讲就是：“在和他进行了富于建设性的45分钟交谈之后，我想他将成为新的财政部长。”除此之外，鲍尔森的“亲华背景”也并没有成为障碍，素以对华强硬姿态著称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C．Schumer)也表示乐见鲍尔森就任财长一职。看来在国会山方面，鲍尔森出任财长一职已是十拿九稳了。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鲍尔森
　　
　　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形容鲍尔森并不为过。他同江泽民、朱镕基等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私人交往为人津津乐道，他还是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成员。2004年7月，高盛通过与中国高华证券公司合资的方式进入大陆，此事鲍尔森与中方协力合作，亲自操盘三年有余，终拔得业界头筹。15年来70次造访中国的经验，鲍尔森“阅读”中国经济改革的能力足以令人信服。
　　鲍尔森有能力将中美贸易现状做一种“中国视角”的解读：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1141．7亿美元(用不同的计价方式，美国商务部的统计为2016亿美元)。这其实意味着，中国的净资本出口达到了1141．7亿美元，同时也意味着，由于中国的金融业缺乏竞争力，资本的闲置无法通过更加有效的消费来抵消。最关键的是，用香港经济学家肖耿的话说，“(对美贸易顺差其实是中国)不得已只能出口资本，借给美国政府及消费者，弥补美国的财政赤字及超低储蓄率。因此，降低外贸顺差的关键在于改进中国的资本市场，而不在于改变汇率。”
　　没错，根本问题在于推进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改善中国金融业的状况以令其提高对资本配置的效率。事实上，在中国的金融改革能胜任这一要求之前对人民币进行一次性大幅升值，所能改变的只是令美元相对贬值，从而抵消巨额贸易赤字。这些情况，都是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尤其是银行改革进程十分熟悉的鲍尔森所能理解的。
　　但仅仅有他的理解还不够。在美国，财政部长也必须要面对国会。
　　
　　贸易政治的国会因素
　　
　　传统上，众议院的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是国会中对贸易问题起决定作用的两个专业委员会。而白宫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和财政部则构成政府部门处理贸易问题的主要机构。一般而言，筹款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在国会中是倾向于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方案，但这种抵制并不是以纯粹的自由贸易理念为标准，而是视其是否以当下美国经济的总体利益为代价为个别产业提供保护。商务部和财政部作为行政部门，更接近于作为国会、工商界和贸易冲突对象国家的“协调人”角色。行政部门本身也不会成为贸易保护的策源地。
　　真正的压力来自于国会议员。代表各自选区的议员背后，总会浮现出各自地区产业游说集团的影子。简单来说，美国国会中的贸易政治玩儿法是这样：由个别议员发起提案，在征集到足够的议员附议签名后，便可提交国会审议表决。如果表决通过，总统可以批准或者否决这一结果。但如果总统否决，那么只要有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支持，就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决定。此外，单纯的针对某个行业的保护性议案或者针对某一国家产品的制裁议案如果较难得到通过，那么提出议案的议员往往会找到某些理由将其捆绑到较为重大的其他议案上一同表决，以期“偷渡”。
　　自尼克松时代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带来了浮动汇率制，由此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各国对美贸易顺差一旦增加，便会最终与汇率问题挂钩：二是原本更多的由筹款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把持”的贸易问题议程，转而被更多的单个议员所关注，这意味着通过委员会避开院外游说压力并在内部协调贸易政策的方法已经被瓦解，贸易问题政治化的趋势越来越难以被控制。1985年日本在美国重压之下签署了“广场协议”，便是这两个后果的典型体现。更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美国里根政府也面临着政府财政和国际贸易的双赤字激增，使得一贯标榜“市场自由”的里根，在任内的贸易政策成了“自由贸易为口号，行保护主义之实”。
　　目前美国国会中众议员英格利希(P．English)、参议员舒默(C．Schumer)和格雷厄姆(L．Graham)都是对华贸易强硬派。自去年两次提交对华贸易议案之后，英格利希在2006年5月31日的发言中又一次强调“美国政府必须帮助美国工人的全球市场竞争”，并要求“切实改革美国的贸易法”。而舒默和格雷厄姆则准备在9月提交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27．5％关税的议案。一旦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议案作为附件，捆绑进其他一些由筹款委员会或者财政委员会提交的贸易议案之中，那么两委员会为争取相关议员对主要议案的支持，很可能会以支持对华议案为条件进行交换。这样的话，总统一般也很难对议案进行否决。
　　
　　财政部的功用和中国采取的对策
　　
　　美国财政部对于外汇问题最主要的发言方式便是每半年发布一次的“外汇市场报告”，一旦这个报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那就意味着行政部门对于来自国会的对华贸易压力的闸门已经打开。鲍尔森上任之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所能利用的主要工具，也是这份“外汇市场报告”。
　　一般来讲，财政部并不愿意做出有利于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主张的姿态。但是一旦国会中的议员将议题抛出，那么游说和政治压力便会直接转向财政部。这个时候，财政部只能以极为间接的方式抵抗贸易保护的压力。夹在国会和议案针对国之间的财政部所赖以支持其抵抗姿态的工具有二：一是议案针对国所做出的改革姿态，能否令财政部较有说服力地得出其为“非汇率操纵国”的结论，以回应国会方面的压力；二是舆论上，是否出现有利于缓解汇率问题的声音。
　　从第一点来看，中国政府自去年宣布人民币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阶段以来，表现得还不错。首先是央行将人民币汇率构造为以“一篮子自由浮动的机制”作为优先目标，并表示未来将深化这种自由浮动。这在客观上可以令美财政部得出“人民币问题不符合美国1988年制定的反‘汇率操纵的技术性规定’法律(即1988年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的适用范围”。其次，中国政府注意到了美政府部门声音背后传达出来的国会方面的压力，因此，中国政府巧妙地采取了直接针对国会议员的“怀柔攻势”。今年春，中方邀请了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访华，并成功地使两人同意将对中国产品加增27．5％关税议案推至9月份提交表决。种种这些都在说明，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美国贸易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并开始尝试一些更为灵活的方法予以疏通。
　　从舆论环境来看，有利于中国的舆论并不占主流。除了美国政界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已经成为主流之外，学界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原本美国的一些知名学院学者大多认为，要求人民币升值，既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对解决美国目前的“双赤字”问题无太多实质益处。然而，今年以来，在美国政学届均有广泛影响的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连续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提醒美国的贸易失衡面临的潜在经济风险，并呼吁美元贬值。虽然费尔德斯坦没有提及人民币问题，但谁都清楚，美元贬值对中美贸易意味着什么。
　　可见，鲍尔森出任财长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改变中美贸易冲突的现状——无论他有多么“亲华”。真正可行的办法在于，中国方面能更多的“配合”，做出令美国会可接受的阶段性汇改姿态。唯如此，才可能利用好鲍尔森的“老朋友”身份，实现缓解两国贸易问题政治化的趋势，并按照自己既定节奏进行人民币汇率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