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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底诞生以来，G20像是坐过了一趟国际舆论的“滑滑梯”。每一届G20主办国均极力体现其存在感，议程越来越多，文件越来越长。这暴露了在越来越多的议题上成员国无法达成协议，对各国诉求的面面俱到成了最好的妥协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圣诞树效应”。
去年澳大利亚主持下的G20“瘦身”了，峰会公报只有3页纸，而前年的俄罗斯峰会宣言则长达27页。这一改革旨在使G20聚焦议题，不仅使领导人能够真正参与最关键议题的讨论，提高运作效率，亦对公众更为友好。
两大焦点：增长与监管
“瘦身”后的G20峰会公报主题突出。
一、促进增长与就业。2008年以来，两次危机使世界经济复苏经历了“双触底”曲线，G20议程也因此呈现某种“W”形波折。2009年，G20确立了“强劲、可持续与平衡增长”的治理框架，但不久后便受欧债危机拖累，所谓的危机救助向长期治理的转型并未真正实现。虽然2013年以来“金砖失色”论引发关注，人们担心是否新一轮危机又在酝酿中，但澳仍将2014年G20主题确定为“促进增长”。2014年2月的G20财长会议首次提出，未来5年，使成员国集体经济增长在2013年10月份IMF预测水平基础上，额外增长2%的量化目标，树立了澳大利亚峰会的标杆。
在悉尼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促进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的方式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成为今年澳大利亚主办G20最重要的抓手。改革劳动力市场，特别是促进教育和女性就业率提高，成为G20为其成员国开出的促进增长的又一个药方。有澳学者还提出效仿“企业20”、“社会20”、“智库20”等，成立“女性20”网络的倡议。
5年实现2%的增长提速其实算不上雄心勃勃，但在以转型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加上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乌克兰危机等重大的经济政治事件影响的不确定性，实现这一目标仍有风险。
二、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与税收合作。加强金融监管是G20升格为峰会以来投入精力最多的领域。标志性的事件是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已发展成为覆盖所有G20成员、羽翼丰满的国际组织，在其统辖下一系列金融监管标准得到翻新，包括通过《巴塞尔协议3》提升银行资本金要求、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标准、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等。金融监管标准更新的工作接近尾声。以欧美双边行动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有力支持为基础，G20诞生以来在处理所谓“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打击避税天堂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的G20在金融监管和税收合作方面的工作开始有更多的理性反思。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这些更高更严的金融监管标准和税收信息报告标准，可能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新的监管标准是否恰当、是否反会伤及经济、是否足以预防下一场危机等，也都要打上大大的问号。G20峰会上，FSB宣布将每年发布一份报告，通报各项金融监管改革的落实情况及其影响。如果该问题得以妥当处理，对于改善G20的代表性与合法性问题或许具有推广意义。
消极中谋积极
澳促进G20“瘦身”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在一个主体日益多元、利益不断分化、全球性挑战逐步增多的世界，G20治理注定是冗长的、低效的、混沌的、渐进的。20个成员一起探讨全球经济治理，想要阻止议程的扩张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为利用议题联系促成体系重建所需的某种“大交易”，以及弥补全球治理的合法性赤字，G20亦必须兼顾各个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因此，即便很多人批评发展议题可能使G20议程不断膨胀，但放弃将被解读为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漠视，使G20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亦不利于真正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G20布里斯班峰会公报第三部分关于“加强全球机构”的内容是对这些问题的概述。所有问题虽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根本突破，但仍然能够看到诸多“绕道而行”的努力中若隐若现的进展。例如，全球贸易谈判，美印之间就巴厘协定的落实达成新的妥协，中美之间就《信息技术协定》的扩展达成协议，都是值得肯定的点滴进步。乌克兰危机仍未使IMF份额改革通过美国国会，但G20成员明确宣布将另择出路，加之金砖应急储备等更多的新机制涌现，压力破点或正临近。发展议题千头万绪，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时期，能源、气候与后2015年国际合作问题等亦被追求短期的增长驱动所边缘化，但中美之间达成新的气候合作协定，对于2015年的全球气候谈判而言无疑是一则大好消息，G20进程亦有望在这一议题上能有更多作为。
著名的国际制度学者奥兰·扬（Oran Young）认为，全球经济治理可能处于“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状态滑向“发展受阻”（arrested development）状态的十字路口。的确，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低点，G20将一直“在路上”。
中国的不完全领导力
中国政府对其在G20的作用有明确的界定，即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支持者、贡献者”。这一定位体现了中国作为“具有全球性的发展中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但务实的态度。总体而言，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参与一直以“反应式”为主。无论是G20的诞生，还是迄今为止G20的议程设置，中国都不是主要的直接推动者。2010年前后，G20增长框架工作组为缓解全球经济失衡而加强相互评审的努力，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与对美关系中面临的情形类似。如今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其GDP比重大幅下降到3%以下，这一问题有所淡化。不过，中国参与G20最大的缺位，在于基本没有实质性参与到危机后轰轰烈烈的全球金融监管标准的重建进程，这与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但也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贸易大国、金融弱国的尴尬局面。不过，中国新领导层反腐行动，使之成为G20推动的BEPS相关倡议的重要支持方。
但是，作为“不完全大国”的中国已开始以其独特的方式发挥对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力作用。若从一个立体视角观察，中国的单边、双边和地区行动无不对全球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外溢性影响。中国在如下重点领域的建设性作用值得期待：
一、成功推进G20项下承诺的134项改革举措，助力集体经济增长5年内提速2%的目标实现。
二、有效控制其房地产、金融行业风险，阻止其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同时能为金砖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防范危机提供防火墙支持。
三、有效利用金砖银行、亚投行等新机制，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支持，同时又能遵守现有多边开发银行通行的贷款标准，保持与现有机制的协调与合作。
四、全力落实其能源气候行动计划，为2015年后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即将举办2016年G20峰会，此举必将大大提高其对议程设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去年澳大利亚主持下的G20“瘦身”了，峰会公报只有3页纸，而前年的俄罗斯峰会宣言则长达27页。这一改革旨在使G20聚焦议题，不仅使领导人能够真正参与最关键议题的讨论，提高运作效率，亦对公众更为友好。
两大焦点：增长与监管
“瘦身”后的G20峰会公报主题突出。
一、促进增长与就业。2008年以来，两次危机使世界经济复苏经历了“双触底”曲线，G20议程也因此呈现某种“W”形波折。2009年，G20确立了“强劲、可持续与平衡增长”的治理框架，但不久后便受欧债危机拖累，所谓的危机救助向长期治理的转型并未真正实现。虽然2013年以来“金砖失色”论引发关注，人们担心是否新一轮危机又在酝酿中，但澳仍将2014年G20主题确定为“促进增长”。2014年2月的G20财长会议首次提出，未来5年，使成员国集体经济增长在2013年10月份IMF预测水平基础上，额外增长2%的量化目标，树立了澳大利亚峰会的标杆。
在悉尼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促进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的方式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成为今年澳大利亚主办G20最重要的抓手。改革劳动力市场，特别是促进教育和女性就业率提高，成为G20为其成员国开出的促进增长的又一个药方。有澳学者还提出效仿“企业20”、“社会20”、“智库20”等，成立“女性20”网络的倡议。
5年实现2%的增长提速其实算不上雄心勃勃，但在以转型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加上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乌克兰危机等重大的经济政治事件影响的不确定性，实现这一目标仍有风险。
二、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与税收合作。加强金融监管是G20升格为峰会以来投入精力最多的领域。标志性的事件是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已发展成为覆盖所有G20成员、羽翼丰满的国际组织，在其统辖下一系列金融监管标准得到翻新，包括通过《巴塞尔协议3》提升银行资本金要求、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标准、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等。金融监管标准更新的工作接近尾声。以欧美双边行动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有力支持为基础，G20诞生以来在处理所谓“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打击避税天堂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的G20在金融监管和税收合作方面的工作开始有更多的理性反思。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这些更高更严的金融监管标准和税收信息报告标准，可能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新的监管标准是否恰当、是否反会伤及经济、是否足以预防下一场危机等，也都要打上大大的问号。G20峰会上，FSB宣布将每年发布一份报告，通报各项金融监管改革的落实情况及其影响。如果该问题得以妥当处理，对于改善G20的代表性与合法性问题或许具有推广意义。
消极中谋积极
澳促进G20“瘦身”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在一个主体日益多元、利益不断分化、全球性挑战逐步增多的世界，G20治理注定是冗长的、低效的、混沌的、渐进的。20个成员一起探讨全球经济治理，想要阻止议程的扩张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为利用议题联系促成体系重建所需的某种“大交易”，以及弥补全球治理的合法性赤字，G20亦必须兼顾各个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因此，即便很多人批评发展议题可能使G20议程不断膨胀，但放弃将被解读为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漠视，使G20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亦不利于真正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G20布里斯班峰会公报第三部分关于“加强全球机构”的内容是对这些问题的概述。所有问题虽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根本突破，但仍然能够看到诸多“绕道而行”的努力中若隐若现的进展。例如，全球贸易谈判，美印之间就巴厘协定的落实达成新的妥协，中美之间就《信息技术协定》的扩展达成协议，都是值得肯定的点滴进步。乌克兰危机仍未使IMF份额改革通过美国国会，但G20成员明确宣布将另择出路，加之金砖应急储备等更多的新机制涌现，压力破点或正临近。发展议题千头万绪，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时期，能源、气候与后2015年国际合作问题等亦被追求短期的增长驱动所边缘化，但中美之间达成新的气候合作协定，对于2015年的全球气候谈判而言无疑是一则大好消息，G20进程亦有望在这一议题上能有更多作为。
著名的国际制度学者奥兰·扬（Oran Young）认为，全球经济治理可能处于“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状态滑向“发展受阻”（arrested development）状态的十字路口。的确，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低点，G20将一直“在路上”。
中国的不完全领导力
中国政府对其在G20的作用有明确的界定，即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支持者、贡献者”。这一定位体现了中国作为“具有全球性的发展中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但务实的态度。总体而言，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参与一直以“反应式”为主。无论是G20的诞生，还是迄今为止G20的议程设置，中国都不是主要的直接推动者。2010年前后，G20增长框架工作组为缓解全球经济失衡而加强相互评审的努力，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与对美关系中面临的情形类似。如今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其GDP比重大幅下降到3%以下，这一问题有所淡化。不过，中国参与G20最大的缺位，在于基本没有实质性参与到危机后轰轰烈烈的全球金融监管标准的重建进程，这与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但也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贸易大国、金融弱国的尴尬局面。不过，中国新领导层反腐行动，使之成为G20推动的BEPS相关倡议的重要支持方。
但是，作为“不完全大国”的中国已开始以其独特的方式发挥对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力作用。若从一个立体视角观察，中国的单边、双边和地区行动无不对全球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外溢性影响。中国在如下重点领域的建设性作用值得期待：
一、成功推进G20项下承诺的134项改革举措，助力集体经济增长5年内提速2%的目标实现。
二、有效控制其房地产、金融行业风险，阻止其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同时能为金砖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防范危机提供防火墙支持。
三、有效利用金砖银行、亚投行等新机制，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支持，同时又能遵守现有多边开发银行通行的贷款标准，保持与现有机制的协调与合作。
四、全力落实其能源气候行动计划，为2015年后全球可持续发展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即将举办2016年G20峰会，此举必将大大提高其对议程设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