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在同时期诸多地理学著作中独树一帜，被梁启超誉为“旷古一绝作”和“实称绝学”，其最为后人所称道的便是鲜明的军事地理价值，“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所可见，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焉。”而书中有关经济地理的记述，也是其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就围绕其经济地理价值展开一些论述。
关键词 读史方舆纪要 区域经济 价值
一、《读史方舆纪要》简述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躬耕于虞山之野，久之益穷困”。其父临终前留下遗训“吾家自两汉以来，称为吴中文献，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士君子遭时不幸，无可表见于世，亦惟有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舒志意，昭示来兹耳。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只要，类皆不祥；于山川条列，又复割失伦，源流不备。……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徵，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矣！”在其父去世十五年后，二十九岁的顾祖禹开始动手撰写《读史方舆纪要》，直到五十岁（1692年）才撰成此书，历时三十余年。
《读史方舆纪要》共一百三十卷，体大思精，发凡起例别具一格，“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山川之包络，关乎都邑。然不考古今，无以见因革之变；不综源委，无以识形势之全。是书以列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之以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胡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富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终之以分野，庶儿俯察仰观之义与。”
“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史其方舆之乡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正因为顾祖禹对历史地理学有这样一层“舆史结合”的深度理解，所以这部书相比之于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和明代的《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在体例、文献涉猎和创作理念上都有极大的超越，特别是在军事地理、经济地理、生态地理等方面有非常翔实的记述和考证，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和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
近代以来，学界对于此书评价甚高，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尤其在历史地理学界，先师们对此书更是倍加推崇，国学大师钱穆曾因耽搁了其稿本的点校而后悔不已，在他晚年台湾出版的《九十书怀》有这样一段感慨：“见主事者，为顾廷龙（起潜），乃顾颉刚叔父。起潜告余，彼之主要任务即为续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迄今将三十年，闻合众图书馆已不存在，景葵与起潜亦不获其消息。《读史方舆纪要》之顾氏传家本，今不知究何在。苟使余不主先作校对，则此传家本将早已行世。余对此事之愧悔，真不知何以自赎也！”，由此可见《纪要》一书不仅在史地学界，而且在整个史学领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学术价值，就连钱穆这样的大师仅因错过了稿本的点校而愧悔不已。对于此书的研究，基本上重点都在于它的军事地理价值，《纪要》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随着历史地理学的深入发展，此书在经济地理，生态地理等方面的价值也被进一步挖掘，本文就其在经济地理的研究作些探讨性的论述。
二、《读史方舆纪要》中的经济地理
顾祖禹在书中对经济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识，认为“自古未有不事民生而可以立国者。”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经济导致了一个经济区大致上和一个自然区是大致重叠的，而自然区中的地形、气候、水文等因素又决定了该区的经济地域特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过记述：“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枂、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旖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影响了人口、交通和城镇的变化，进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圈和经济中心的形成。
清初的苏州，地处今江苏省的东南部，西南临太湖，北依长江，东接松江府，西连常州府，南通浙江嘉兴、湖州两府，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驿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溢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宋代祝穆的《方舆胜览》中对姑苏有着这样的记述：“民安俗阜，田利倍他壤。曾子固静应山修造记云：鱼虾竹苇柿栗之货，既足以自资，而其江山之胜，又天下之奇处也。”由此可见，苏州在两宋时期其城市发展已有相当规模，农工商业也高度发达。到了清前期，苏州不但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也是全国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康熙时人沈寓就曾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如司马迁所说，高度繁荣的文化势必要以殷实的经济为基础，而经济要发展离不开交通的制约，特别是在传统时期大宗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于水运，所以顾祖禹首先点明的便是“枕江而倚湖，食海王之饶”，由长江、京杭大运河和东海三者为主构成江南水上交通网将当时中国最为繁荣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又加上几个经济重镇比如杭州、无锡、吴江、嘉兴、常州、苏州等串联起来，使其在经济发展上具有极大的地理区位优势，从而使该区域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意义的经济发展圈，《纪要》在此卷开篇便言此区位因素，可见作者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的把握是具有十分准确而长远的眼光的，后世也证明了此种观点的正确性，乃至今日，顾所言之也不曾褪变。 《纪要》论及两湖经济：“今者荆土日辟，沃土弥望，再熟之稻，方舟而下，吴会之间，引领侍食。”“土地平旷宜桑麻，有水陆良田，盖柤中者沔南之膏腴沃壤也。”顾主要针对该区庞大而成熟的农业经济来论述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明代李釜源撰《地图综要》内卷：“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乾隆《长沙县志》也有记载：“浙江及江南苏松等府地窄人稠，即在丰收之年，亦即仰食于湖广”，这种由“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南方农业经济重心的转移，这种变化势必会引起人口规模的变动，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相关农田水利，交通运输和城镇乡村的建设，在当时治国者眼中这是一个不可不谈的重点战略区域。
以江汉平原的农业经济为例，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是由长江和汉水冲积而成的一个冲积平原，其范围西起枝江，东抵武汉，北达钟祥，南隔江与洞庭湖平原相连，并与之合称两湖平原，总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
河道曲折，湖泊密布，大部分是古云梦泽的残留部分。江汉平原的农业之所以能够在明清得到快速开发，其首要原因便是明清两朝持续未缀的移民，这些移民主要包括战乱造成的难民，灾荒导致的饥民，和平时期由人口密度高、粮食紧张地区（如江浙）一带流向人口密度低、容易觅食的江汉平原地区的自由移民。
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江西移民，比如洪湖县有关族谱记载：“迨元季与明初遭兵燹，强掳每扰于洪都，遂播迁乎。”康熙《监利县志·赋役志》：“他方之民聚焉，而江右为甚”，宣统《江陵县乡土志》：“自明末遭张、李之乱后，户口凋零，多有自江西迁入者。”还有一些移民是出于最求商业利益的需要“东南之人以觅利至，西北之人以避地至”，这些“觅利”的东南之人对江汉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这类移民中的手工业者为江汉平原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商业工作者则活跃了江汉平原的商品经济。
由上综述而知，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农业的开发提供了先天的自然基础；庞大的移民队伍成为此区农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而江浙地区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其粮食产量不能自给，所以两湖地区农业的异军突起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正是顾祖禹在论及湖广地区战略地位一个非常重要的区位条件。
在经济方面，漕粮征派的重点地区，多为农业生产的发达地区漕运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促进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唐宋以降，漕运中出现附载私货的现象，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开始认同这一现象，并制定相关的政策予以规范，尤其是清代，对于漕运人员限载的“土宜”数量限制不断放宽，如康熙年间，准许每只漕船附带“土宜”60石，到了雍正年间，数量上升到了100石。此外，漕运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一方面，随着运河的开通和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一大批城镇随之兴起；另一方面，运河漕运日趋频繁，以及它所带来的大量商品和贸易机会，极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饭的汇集。明代大运河疏浚通航后，专营河运，当时运河上“舳舻蔽水”，“樯帆相望”。
《明史·食货志三》载：“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400万石，自后以为常。”可见运河的开通对于政府的钱粮赋税的征收是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三、《读史方舆纪要》中经济地理的局限
《纪要》作为一部集大成的沿革地理著作，其内容之丰富，考订之精细，结构之严密，不仅远胜与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总志，也大大超过了明代编撰的《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但是其在经济地理方面也存在着不少局限。
（一）《纪要》所描述的经济地理特征始终不能脱离其重军事地理的桎梏，顾所论区域经济，高屋建瓴，是将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置诸于其与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形势，尤其是军事形势的相关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因此，顾的重经济地理，仍然是他的重军事地理的延伸，比如这一段举元代历史的论调：“元并江南，海道挽输，平江最为繁富。及张士诚窃之，而运路中绝，大都尝有匮乏之虞，士诚富强一时，为群雄冠。然则元之覆亡，未始非士诚先据平江，竭彼资储之力也。”顾看每一区域的经济时，着眼点都在于其战略意义，而不是从经济本身出发。
（二）《纪要》一书的编撰主要依据的是庞大的文献资料，而实地考察少，对一些地区的理解难免会出现偏差和错误，在经济地理方面，比如对于一地经济特征的描述基本停留在一些大体方向性的理解上，很少提及该地具体的物产风俗等，更不能达到量化的层面。
四、总结
《读史方舆纪要》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地理有着极大的价值，书中对各省区农业生产状况、特点所作的概述，所汇集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地区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地位。随着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的不断深入发展，研究领域的不断开阔，研究对象的不断丰富，对于《纪要》一书不仅是它的经济地理价值，还有其他的研究价值也将被逐一发掘。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关键词 读史方舆纪要 区域经济 价值
一、《读史方舆纪要》简述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躬耕于虞山之野，久之益穷困”。其父临终前留下遗训“吾家自两汉以来，称为吴中文献，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士君子遭时不幸，无可表见于世，亦惟有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舒志意，昭示来兹耳。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只要，类皆不祥；于山川条列，又复割失伦，源流不备。……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徵，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矣！”在其父去世十五年后，二十九岁的顾祖禹开始动手撰写《读史方舆纪要》，直到五十岁（1692年）才撰成此书，历时三十余年。
《读史方舆纪要》共一百三十卷，体大思精，发凡起例别具一格，“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山川之包络，关乎都邑。然不考古今，无以见因革之变；不综源委，无以识形势之全。是书以列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之以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胡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富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终之以分野，庶儿俯察仰观之义与。”
“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史其方舆之乡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正因为顾祖禹对历史地理学有这样一层“舆史结合”的深度理解，所以这部书相比之于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和明代的《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在体例、文献涉猎和创作理念上都有极大的超越，特别是在军事地理、经济地理、生态地理等方面有非常翔实的记述和考证，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和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
近代以来，学界对于此书评价甚高，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尤其在历史地理学界，先师们对此书更是倍加推崇，国学大师钱穆曾因耽搁了其稿本的点校而后悔不已，在他晚年台湾出版的《九十书怀》有这样一段感慨：“见主事者，为顾廷龙（起潜），乃顾颉刚叔父。起潜告余，彼之主要任务即为续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迄今将三十年，闻合众图书馆已不存在，景葵与起潜亦不获其消息。《读史方舆纪要》之顾氏传家本，今不知究何在。苟使余不主先作校对，则此传家本将早已行世。余对此事之愧悔，真不知何以自赎也！”，由此可见《纪要》一书不仅在史地学界，而且在整个史学领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学术价值，就连钱穆这样的大师仅因错过了稿本的点校而愧悔不已。对于此书的研究，基本上重点都在于它的军事地理价值，《纪要》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随着历史地理学的深入发展，此书在经济地理，生态地理等方面的价值也被进一步挖掘，本文就其在经济地理的研究作些探讨性的论述。
二、《读史方舆纪要》中的经济地理
顾祖禹在书中对经济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识，认为“自古未有不事民生而可以立国者。”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经济导致了一个经济区大致上和一个自然区是大致重叠的，而自然区中的地形、气候、水文等因素又决定了该区的经济地域特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过记述：“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枂、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旖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影响了人口、交通和城镇的变化，进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圈和经济中心的形成。
清初的苏州，地处今江苏省的东南部，西南临太湖，北依长江，东接松江府，西连常州府，南通浙江嘉兴、湖州两府，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驿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溢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宋代祝穆的《方舆胜览》中对姑苏有着这样的记述：“民安俗阜，田利倍他壤。曾子固静应山修造记云：鱼虾竹苇柿栗之货，既足以自资，而其江山之胜，又天下之奇处也。”由此可见，苏州在两宋时期其城市发展已有相当规模，农工商业也高度发达。到了清前期，苏州不但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也是全国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康熙时人沈寓就曾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如司马迁所说，高度繁荣的文化势必要以殷实的经济为基础，而经济要发展离不开交通的制约，特别是在传统时期大宗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于水运，所以顾祖禹首先点明的便是“枕江而倚湖，食海王之饶”，由长江、京杭大运河和东海三者为主构成江南水上交通网将当时中国最为繁荣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又加上几个经济重镇比如杭州、无锡、吴江、嘉兴、常州、苏州等串联起来，使其在经济发展上具有极大的地理区位优势，从而使该区域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意义的经济发展圈，《纪要》在此卷开篇便言此区位因素，可见作者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的把握是具有十分准确而长远的眼光的，后世也证明了此种观点的正确性，乃至今日，顾所言之也不曾褪变。 《纪要》论及两湖经济：“今者荆土日辟，沃土弥望，再熟之稻，方舟而下，吴会之间，引领侍食。”“土地平旷宜桑麻，有水陆良田，盖柤中者沔南之膏腴沃壤也。”顾主要针对该区庞大而成熟的农业经济来论述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明代李釜源撰《地图综要》内卷：“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乾隆《长沙县志》也有记载：“浙江及江南苏松等府地窄人稠，即在丰收之年，亦即仰食于湖广”，这种由“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南方农业经济重心的转移，这种变化势必会引起人口规模的变动，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相关农田水利，交通运输和城镇乡村的建设，在当时治国者眼中这是一个不可不谈的重点战略区域。
以江汉平原的农业经济为例，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是由长江和汉水冲积而成的一个冲积平原，其范围西起枝江，东抵武汉，北达钟祥，南隔江与洞庭湖平原相连，并与之合称两湖平原，总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
河道曲折，湖泊密布，大部分是古云梦泽的残留部分。江汉平原的农业之所以能够在明清得到快速开发，其首要原因便是明清两朝持续未缀的移民，这些移民主要包括战乱造成的难民，灾荒导致的饥民，和平时期由人口密度高、粮食紧张地区（如江浙）一带流向人口密度低、容易觅食的江汉平原地区的自由移民。
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江西移民，比如洪湖县有关族谱记载：“迨元季与明初遭兵燹，强掳每扰于洪都，遂播迁乎。”康熙《监利县志·赋役志》：“他方之民聚焉，而江右为甚”，宣统《江陵县乡土志》：“自明末遭张、李之乱后，户口凋零，多有自江西迁入者。”还有一些移民是出于最求商业利益的需要“东南之人以觅利至，西北之人以避地至”，这些“觅利”的东南之人对江汉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这类移民中的手工业者为江汉平原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商业工作者则活跃了江汉平原的商品经济。
由上综述而知，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农业的开发提供了先天的自然基础；庞大的移民队伍成为此区农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而江浙地区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其粮食产量不能自给，所以两湖地区农业的异军突起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正是顾祖禹在论及湖广地区战略地位一个非常重要的区位条件。
在经济方面，漕粮征派的重点地区，多为农业生产的发达地区漕运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促进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唐宋以降，漕运中出现附载私货的现象，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开始认同这一现象，并制定相关的政策予以规范，尤其是清代，对于漕运人员限载的“土宜”数量限制不断放宽，如康熙年间，准许每只漕船附带“土宜”60石，到了雍正年间，数量上升到了100石。此外，漕运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一方面，随着运河的开通和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一大批城镇随之兴起；另一方面，运河漕运日趋频繁，以及它所带来的大量商品和贸易机会，极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饭的汇集。明代大运河疏浚通航后，专营河运，当时运河上“舳舻蔽水”，“樯帆相望”。
《明史·食货志三》载：“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400万石，自后以为常。”可见运河的开通对于政府的钱粮赋税的征收是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三、《读史方舆纪要》中经济地理的局限
《纪要》作为一部集大成的沿革地理著作，其内容之丰富，考订之精细，结构之严密，不仅远胜与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总志，也大大超过了明代编撰的《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但是其在经济地理方面也存在着不少局限。
（一）《纪要》所描述的经济地理特征始终不能脱离其重军事地理的桎梏，顾所论区域经济，高屋建瓴，是将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置诸于其与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形势，尤其是军事形势的相关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因此，顾的重经济地理，仍然是他的重军事地理的延伸，比如这一段举元代历史的论调：“元并江南，海道挽输，平江最为繁富。及张士诚窃之，而运路中绝，大都尝有匮乏之虞，士诚富强一时，为群雄冠。然则元之覆亡，未始非士诚先据平江，竭彼资储之力也。”顾看每一区域的经济时，着眼点都在于其战略意义，而不是从经济本身出发。
（二）《纪要》一书的编撰主要依据的是庞大的文献资料，而实地考察少，对一些地区的理解难免会出现偏差和错误，在经济地理方面，比如对于一地经济特征的描述基本停留在一些大体方向性的理解上，很少提及该地具体的物产风俗等，更不能达到量化的层面。
四、总结
《读史方舆纪要》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地理有着极大的价值，书中对各省区农业生产状况、特点所作的概述，所汇集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地区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地位。随着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的不断深入发展，研究领域的不断开阔，研究对象的不断丰富，对于《纪要》一书不仅是它的经济地理价值，还有其他的研究价值也将被逐一发掘。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