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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路”）战略构想正全面铺开，相关历史研究受到重视。广州作为“海路”东方发祥地、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两千多年历久不衰的大港，其海事史更是备受关注。然而，由于出土文物资料稀缺———丝绸、文书保存困难，“海路”研究远远落后于陆上丝绸之路（简称“陆路”）。
中山大學历史系教授蔡鸿生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著有《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一书，集聚其数十年海洋史与广州口岸史研究成果，探讨在世界历史格局发展和跨文化贸易的视野下，广州口岸从中古到近代的海事变迁，全书行文精炼，新意迭出，方法论上也有极高的示范作用，是蔡鸿生教授在海洋史和广州口岸史研究领域数十年研究心得的集中呈现，将极大地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还原广州海事历史
《广州海事录》以“海事”为切入口，从“舶”一字展开叙述“市舶时代”与“洋舶时代”，力图还原历史上广州、岭南与海外双边互动情景。蔡鸿生以广州海事课题发端，因岭南对外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课题，历史上中国与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关系，都是从广州开始的，近代史、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以及各种洋教的传入，都与广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教、西医、铁路、报纸等亦都是首先从广州传入。
蔡鸿生介绍按照中大历史系的学术传统，如果是涉外的，主要是关于西域、中亚的研究，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陆路丝绸之路。转向海路丝绸之路研究，首先是源于一些国际学术交流的“倒逼”：“就本书而言，最早的一篇是《清代瑞典纪事及广州瑞行商务》，写的是瑞典商人在广州做生意的情况。瑞典18世纪中期有一艘船叫‘哥德堡号’（后来他们特意做了一条仿古船），这条船从广州开回去就沉在了哥德堡港的外港，后来他们进行水下考古，把里面的货物捞出来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的瓷器和茶叶。1990年年初，哥德堡大学历史系主任就这个事情，带了两个水下考古学家，满怀希望来广州跟我们谈，还拿了一条试管装着沉船捞出的武夷茶叶送给我（我后来把茶叶转送给广州市博物馆）。别人问上门了，我们要赶快给人家一个交代。当时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讲清代瑞典的事情，所以我们把清代有关瑞典的记录尽量找出来，他们那时候的商馆在广州叫‘瑞行’，就把这些情况写出来了。另外一个是关于荷兰的。我们平常吃的马铃薯叫‘荷兰薯’，豌豆叫‘荷兰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瑞典这个事之后我们发现荷兰的资料很多，就写了两篇关于荷兰的文章。”
历史研究“要冷，不要热”
广州与世界文明的接触体现了中外交往从西域到南海，再到西洋的格局变迁，其重要性从“南海道”在《新唐书》中被明确记载为“广州通海夷道”可见一斑。自盛唐至晚唐，“舶”字在诗篇中高频出现，“广府”与“舶市”形影不离。广州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所供奉的南海神，在玄宗朝曾被册封为“广利王”，可见其市舶之利为皇家重视，广州因而也被喻为“天子南库”。
当下“海路”历史研究成为热潮，蔡鸿生认为，历史观察最忌平面观察，我们要立体化观察。首先是纵向观察，从古到今、从前到后；接下来是横向观察，这一百年里，东边如何西边如何；再下来就是由表及里，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面上的繁荣热闹，但其实缺乏物质基础；最后要注意动、静变化，很多事情有条文、规章制度，但实施效果如何呢？比如研究历史上的法律条文，包括与海事密切相关的市舶条例，要心知其意，还要注意案例。条文是“静”的，案例是“动”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在一个平面上重复的，没有深化。历史研究“要冷，不要热”。他表示，历史研究的定位与其他“一带一路”研究不同，要“到位”而不“越位”，冷静思考、持续钻研，把历史上的“海路”做实、做深、做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将历史资料变成历史事实最重要的工作是“碎片—过程化”，且一条“过程链条”绝不能有“缺环”。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广州海事录》形象与逻辑兼顾，不仅从内容上斧正广州海事的许多流行说法，书中展示的方法论也为后人研究起到相当的示范作用。蔡鸿生解释“立体化观察”历史方法：首先是纵向观察，从古到今、从前到后；继而为横向观察，一段时期内，各个方面的情况如何；再而便是由表及里，观察事实本质；最后则要注意动、静变化，譬如对条文、规章制度的研究，一定要对实施效果进行留意。条文为“静”者，案例为“动”者，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蔡鸿生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后，他便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他戏称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今不古，非洋非土”，客观的规定性则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考察不同时期双边互动的历史情景，尤其是两种异质文化从接触到交融的情景。略人所详和详人所略，是他一贯坚持的著述原则。
蔡鸿生将一生奉献给历史，从2006年退休至今，他从未停止过读书、做课题。当然，这并不局限于历史资料，在他的案头上始终放着《小逻辑》《理想国》等哲学、文化典籍。对此，他表示：“文史哲要不断补充，它们不是知识的搭配，而是有机的联系，文学是形象，哲学是逻辑，历史是兼有形象和逻辑———要设想历史现场，有形象才行。”
据中国新闻网整理
中山大學历史系教授蔡鸿生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著有《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一书，集聚其数十年海洋史与广州口岸史研究成果，探讨在世界历史格局发展和跨文化贸易的视野下，广州口岸从中古到近代的海事变迁，全书行文精炼，新意迭出，方法论上也有极高的示范作用，是蔡鸿生教授在海洋史和广州口岸史研究领域数十年研究心得的集中呈现，将极大地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还原广州海事历史
《广州海事录》以“海事”为切入口，从“舶”一字展开叙述“市舶时代”与“洋舶时代”，力图还原历史上广州、岭南与海外双边互动情景。蔡鸿生以广州海事课题发端，因岭南对外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课题，历史上中国与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关系，都是从广州开始的，近代史、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以及各种洋教的传入，都与广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教、西医、铁路、报纸等亦都是首先从广州传入。
蔡鸿生介绍按照中大历史系的学术传统，如果是涉外的，主要是关于西域、中亚的研究，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陆路丝绸之路。转向海路丝绸之路研究，首先是源于一些国际学术交流的“倒逼”：“就本书而言，最早的一篇是《清代瑞典纪事及广州瑞行商务》，写的是瑞典商人在广州做生意的情况。瑞典18世纪中期有一艘船叫‘哥德堡号’（后来他们特意做了一条仿古船），这条船从广州开回去就沉在了哥德堡港的外港，后来他们进行水下考古，把里面的货物捞出来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的瓷器和茶叶。1990年年初，哥德堡大学历史系主任就这个事情，带了两个水下考古学家，满怀希望来广州跟我们谈，还拿了一条试管装着沉船捞出的武夷茶叶送给我（我后来把茶叶转送给广州市博物馆）。别人问上门了，我们要赶快给人家一个交代。当时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讲清代瑞典的事情，所以我们把清代有关瑞典的记录尽量找出来，他们那时候的商馆在广州叫‘瑞行’，就把这些情况写出来了。另外一个是关于荷兰的。我们平常吃的马铃薯叫‘荷兰薯’，豌豆叫‘荷兰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瑞典这个事之后我们发现荷兰的资料很多，就写了两篇关于荷兰的文章。”
历史研究“要冷，不要热”
广州与世界文明的接触体现了中外交往从西域到南海，再到西洋的格局变迁，其重要性从“南海道”在《新唐书》中被明确记载为“广州通海夷道”可见一斑。自盛唐至晚唐，“舶”字在诗篇中高频出现，“广府”与“舶市”形影不离。广州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所供奉的南海神，在玄宗朝曾被册封为“广利王”，可见其市舶之利为皇家重视，广州因而也被喻为“天子南库”。
当下“海路”历史研究成为热潮，蔡鸿生认为，历史观察最忌平面观察，我们要立体化观察。首先是纵向观察，从古到今、从前到后；接下来是横向观察，这一百年里，东边如何西边如何；再下来就是由表及里，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面上的繁荣热闹，但其实缺乏物质基础；最后要注意动、静变化，很多事情有条文、规章制度，但实施效果如何呢？比如研究历史上的法律条文，包括与海事密切相关的市舶条例，要心知其意，还要注意案例。条文是“静”的，案例是“动”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在一个平面上重复的，没有深化。历史研究“要冷，不要热”。他表示，历史研究的定位与其他“一带一路”研究不同，要“到位”而不“越位”，冷静思考、持续钻研，把历史上的“海路”做实、做深、做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将历史资料变成历史事实最重要的工作是“碎片—过程化”，且一条“过程链条”绝不能有“缺环”。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广州海事录》形象与逻辑兼顾，不仅从内容上斧正广州海事的许多流行说法，书中展示的方法论也为后人研究起到相当的示范作用。蔡鸿生解释“立体化观察”历史方法：首先是纵向观察，从古到今、从前到后；继而为横向观察，一段时期内，各个方面的情况如何；再而便是由表及里，观察事实本质；最后则要注意动、静变化，譬如对条文、规章制度的研究，一定要对实施效果进行留意。条文为“静”者，案例为“动”者，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蔡鸿生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后，他便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他戏称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今不古，非洋非土”，客观的规定性则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考察不同时期双边互动的历史情景，尤其是两种异质文化从接触到交融的情景。略人所详和详人所略，是他一贯坚持的著述原则。
蔡鸿生将一生奉献给历史，从2006年退休至今，他从未停止过读书、做课题。当然，这并不局限于历史资料，在他的案头上始终放着《小逻辑》《理想国》等哲学、文化典籍。对此，他表示：“文史哲要不断补充，它们不是知识的搭配，而是有机的联系，文学是形象，哲学是逻辑，历史是兼有形象和逻辑———要设想历史现场，有形象才行。”
据中国新闻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