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虽说电视传播已占据了人们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但英国人手中的那份报纸，便如他们桌上的那杯茶，都属国粹依然必不可少。用电熨斗将报纸熨烫得平平整整的习惯或许已过去，但乡间报童的小自行车依然踏着朝阳伴着鸟声轻轻掠过村中每一家的门口，报纸塞进信箱的“沙”的一声脆响依然惊醒着无数英国人的晨梦。无论风吹雨打，伦敦街头巷尾地铁站口的小报摊是从没有星期日的，车厢便成了阅览室，每一张报纸都筑出了一个小天地，而这些天地着实很不相同。
电视人人看，BBC与独立台间制作节目的路数虽不同，但荧屏后没有政党，虽然在选择什么节目播出哪条新闻时已露倾向，但主观的评论是没有的，便也算是勉强守住了新闻中立的原则。报纸却不同，无论是严肃的大报(Broadsheet)还是调侃轻松花花绿绿的小报(Tab－loid)，十几种报纸张张都旗帜鲜明，或左或右，每日的社论从不避讳办报人的政治倾向。在大报中，《泰晤士报》(TheTimes)，《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Times)，《每日电讯报》(Dai1yTelegraph)，《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靠右，思想保守；《卫报》(TheGuardian)，《观察家报》(TheObserver)靠左，思想激进；《独立报》(TheIndependent)，《星期日独立报》(IndependentOnsunday)中立，思想开明。大多数的小报都是右倾支持保守党的，例如《太阳报》(TheSun)，《每日邮报》(Daily Mail)，《星期日邮报》(MailonSunday)，《每日快报》(DailyExpress)，《星期日快报》(SundayExpress)，《标准晚报》(EveningStandard)等，唯一左倾支持工党的是《每日镜报》(DailyMirror)和《星期日镜报》(SundayMirror)。每一张报纸都有着几卜年来铸成的模式，是风格，也是意识形态，吸引的，自然是与自己思想相近的读者。有人说，《泰晤士报》的读者，是正在管理国家的人，《电讯报》的读者，是曾经管理过国家的人，《卫报》的读者，觉得应该是自己管理国家，《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的读者，则相信正是自己在管理国家，而《太阳报》的读者，不在乎是谁在管理国家，只要有一双豪乳，是谁掌权都行。这虽只是笑谈，但却也道出了读报人各种各样的阶层，泾渭分明。报纸与政治关系密切，《太阳报》虽不在乎是谁掌权，却能左右政治家的命运，九二年四月英国大选时，工党似乎已稳操胜券，但最后一周内，《太阳报》、《邮报》对工党首领肯尼克(NeilKinnock)横加低毁，竟扭转了情势，大选的那天早上，《太阳报》第一版上刊登的是一只巨大的灯泡，灯泡中是肯尼克横眉立目的脸，通版的大标题写着，“如果今天肯尼克赢了，最后一个离开英国的人请别忘关灯”，尖损、残忍之极，没有人能比过《太阳报》的主编麦肯锡(KelvinMacKenzie)。大选之后，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保守党胜了，还是保守党的小报们胜了？《太阳报》功居显位，而且从不知谦逊是何物，第二天便登出通栏标题，“《太阳报》赢了！”虽说受过教育的绅士淑女们是很少捧读《太阳报》的，但据统计说，英国成人中能把一张大报从头到尾每一篇时评每一篇社论看得懂吃得透消化得了的只占百分之十五，《太阳报》第三版上从未重复过的裸女的光艳自然逼得任何大报黯然失色，十二年前，主编麦肯锡上台后头版标题的刁蛮刻薄更不让人，再加上《太阳报》发消息从不做任何道义的考虑，有将残酷的现实与流言蜚语热炒冷炸加上红辣油和盘托出的功力，它的发行量遥遥领先，达二百七十万份，超出位居第二的《每日镜报》一百多万份，更是大报发行量的十余倍。
报纸的舆论是有力量的，小报更有力量。议员们最害怕的事或许就是被《太阳报》请去共用午餐了，因为不去不行，去了，又不知等着自己的是不是鸿门宴，“没有中庸之道，他们或是热爱你，那么他们会写‘某大臣变得强硬了’之类的故事；他们或是痛恨你，那么故事就变成了‘某大巨是娘娘腔的软蛋’了”。一位有经验的部长曾这样说。小报们对政治家的攻击从未失过手，从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劳森(NigelLawson)到梅杰的财政大臣拉蒙(NormanLamont)和文化大臣梅勒(DavidMellor)，都是把他们驱逐下台而后快。他们像一群训练有素的猎犬，总在不断追逐，玩弄政治舞台上的狐狸，狐狸越是疲惫，猎犬便越是无情，但一般来说，总有个限度，特别是对保守党本身。但今年元旦以来，情势突然变了，保守党报纸纷纷倒戈，大面积指摘起保守党来，并颇有“痛打落水狗”的局面，这种“围猎”的气象自六十年代初的Profumo丑闻以来，在英国新闻界已是三十年不遇了。
一月以来，连着两周，除了《快报》以外，所有的保守党的报纸都加入批评指责保守党的行列。大报集中于批评梅杰政府的各种政策和统治思想，特别对于保守党去年秋天提出的“回到基辛”(BaCktoBasics)的口号，以及他们对欧洲的政策大加怀疑，《每日电讯报》的社论指出“梅杰先生对‘回到基辛’这一口号引起的骚动的反映是笨头笨脑的，他对他的内阁成员的控制是无力的，其结果，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政府不仅四分五裂，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窝囊无能，不切实际！”保守党的另一铁杆周刊《旁观者》(spectator)也对梅杰失去信心，在激烈的批评之余，编者还引用一位没署名的部长的话预测说：五、六月份将要举行的地区及欧洲选举，会更一败涂地，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些新灾难来临前更换领导。”小报们对保守党的攻击更为热闹，他们接连抛出带彩的丑闻，先是某部长的婚外女友在医院中喜得千金，这对保守党半年来提倡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围攻未婚母亲及离婚父亲的政策无疑是一记反手耳光；接着是某议员屡次在巴黎与同性旅伴共享一张大床，而此议员解释说这是为节省开支，并非他喜好男色；紧跟着的是另一位部长的妻子因家庭生活不和睦开枪自杀；再下来便是城市委员会选举时，西敏选区为保证保守党的选票，竟空关许多公房将可能投选工党的无家可归的人逐出选区……一桩桩一件件，被炒得轰轰烈烈，又有两位部长不得不辞职，议院关于同性恋法案的审议也推迟，《太阳报》指责梅杰的领导作风“如同无头苍蝇”，而整个政府则像“倒运的嫖客一般从一个情妇床上被推到另一个情妇的床上，早不知什么叫腐败廉耻”，“许多政治家仿佛都不再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保守党更不知他们给人们带来的困难和伤害，他们无能，他们撒谎，他们打碎了竞选时所立的誓言，他们让人们失望，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表现过一丝歉意”，“他们如同一群腐败的警匠一样，自认为自己是高于一切只与凡人有关的法律的。”霎那间。通俗小报洗心革面，突然主持起正义公道来，不禁令人惊讶，高兴之余不禁惶惑，为什么？
答案似乎并不难寻，保守党在台上已是十五年，这实在太长了，左派们对他们自然不满意，右派们对他们也不满意，他们觉得保守党内部分裂，梅杰缺乏个人魅力，作为一党之首实在太软弱也太温和了。《泰晤士报》《电讯报》及小报们对梅杰的批评是不同于《卫报》或《独立报》的，他们仍信奉保守主义，他们认为梅杰背叛了保守主义和撒切尔精神，所以才会搞得一团糟，许多批评，更是对铁娘子政府的格外的怀旧。想当年女首相进入挤满人的会议厅时，她的内阁成员和议员们还不是赶紧躬身后退，闪出条道来；同样的情形若出现在梅杰面前，他得如穿超弯道滑雪障碍般从大臣们身边绕过，还得连连陪说“对不起”。梅杰在舆论界没有真朋友，撒切尔夫人虽对英国做尽坏事，她手下的报纸可对她忠心耿耿，梅杰虽敢在BBC记者的采访之后大骂内阁中撒切尔主义的追随者是“三个狗杂种”，但他无论如何也揽不动英国人失落多年的自信心，传播界仍视他软弱，敢把他拣出来欺负，以他出气。
此外，这两周报界对保守党的围攻，也是报界与政界间的竞争发展到了极端所致。英国报界向来与政界关系密切，政党间的区别一直很大，许多报纸初建之时，都是出于政治目的，例如一八五五年斯莱(AuthurSleigh)创立《每日电讯报》为的便是对付剑桥公爵，所以报纸的政治倾向一直很重，许多办报人把报纸作为通往仕途的捷径，而倒了霉的政治家又把报纸作为重振旗鼓的手段，报纸是工具，因权、因势，政治家与报业巨头们相互利用，又在一种亲与疏的关系中摇摆不定，政治家怕办报人介入政治，办报人可不甘心只做别人口舌，为别人宣传，报纸羽翼渐丰，便会开始替自己说话。一八五0年，报纸刚脱离印刷业附属品的身份，变成独立的工业时，首相帕默斯顿(HenryPalmerston)便明言过维多利亚女王，说报界人士虽讨厌之极，但想让他们不介入政治，却是不可能。政治家很快学会了笼络报人的办法，一八九五年，自由党首相格兰斯顿(William Glaston)退休时，封了六位办报人为爵士；一战后，自由党的另一位领袖劳合·乔治(LloydGeor－ge)封出了二十三袭爵位，但报业主的雄心越来越大，这种虚位已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想要的，是货真价实的内阁中的官职。报业大王比弗布鲁克爵士(LordBeaverbrook)可算游宦于政界与报界中的一代天骄，这位加拿大出身的苦孩子在内阁中几出几进，他拥有《快报》、《标准晚报》，与保守党的短命首相劳(AndrewLaW)是挚友，与保守党的另一位首相、劳的接班人鲍德温(StanleyBaldwin)是死敌，他曾帮助劳合·乔治及邱吉尔取得政权，在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为政府出过决策性的主意，但他最终只是位业余的政客，他不属于任何党，他对权力的渴望只是一种高人主义的极致，所以，他与劳合·乔治及邱吉尔最终仍是合不来，仕途上的追求最终也只是遗憾。另一位报业大王北岩爵士(LordNorthcliff)的仕途情景更惨，他在二十三岁时创立《问答》(Answer)，三十一岁时创立《每日邮报》，这是英国第一家大量发行的报纸，十二年后控制《泰晤士报》，事业可谓成功，但他也想跻身仕途，可惜他参加议会选举没有被选中，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时，他原本自信可以代表英国前去谈判，不幸又落空，终致于三年后在疯狂中去世，他的全部报业由弟弟罗思米尔爵士(LordRothermere)继承。一九二三年鲍德温上任后，将比弗布鲁克完全驱逐出议院，比弗布鲁克便联合罗思米尔对鲍德温进行攻击，这是报界与政界第一次摆到桌面上来的冲突，鲍德温用他的表兄兼好友吉卜灵(RudyardKi－pling)的话恶骂这两位报头，说他们“追求不愿负责任的权力，就像历代的婊子追求牌坊一样”，弄得吉卜灵也只得与比弗布鲁克绝交。不知如今梅杰心中有没有同样的一股恶气。
然而如今报界中，像比弗布鲁克那样倔强不妥协的人毕竟不多了，英国什么都比不过以前，如梅杰这般政治家的野心远远比不上过去的首相们，报业大王的政治雄心自然也有逊于当年，如今英国的四位报业大王莫多克(RuperMurdoch，拥有《泰晤士报》、《太阳报》等)，小罗斯米尔爵士(拥有《邮报》)，斯蒂文爵士(LordStevens，拥有《快报》)和布莱克(ContadBlaik，拥有《电讯报》)都不想把与政府的关系搞得太糟，记者、编辑的才气与能力只是这场竞争与游戏的小配角，一百年前的报纸自信有能力“使国家永远年青，使公益事业更为纯洁，使公共生活更为高尚，使贿赂与腐败成为不可能”，如今，所谓“主持正义”，“揭露腐败”，“暴露真实”虽仍被记者视为最高使命，但在报业大王心中，却只是最不重要的东西。他们是商人，除了报纸能否赚钱外，他们还要考虑其他问题，例如税收，例如隐私法，例如拥有跨国传媒(cross－mediaownership)的权力。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对报纸书籍征收附加税，政府正在研究是否要颁布“隐私法”，政府正要开会讨论是否要放宽对报业大王购买电视企业的控制，这意味着金钱，意味着前途，更意味着“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s)和“多元传媒”(multi－media)的革命。如果报业大王能收买电视公司，那么他们便能继续攻占电缆、电话、卫星电视网络，说不定哪天上天有眼，政府还会把BBC也给私有化，那么利用英文这一无形的武器，他们将在全球性的电波交流中建立一个空中大英帝国，这个帝国将毫不逊色于当年陆地上的大英帝国。何等至高无上权力的梦想和诱惑，对于鲁伯特·莫多克来说，这番鸿图巨业可比意气盎然地替百姓打抱不平要重要得多，也比在议院中争取个空位子要有趣得多。法律在政府手中，莫多克等人自然不愿把梅杰逼得太急，因为梅杰毕竟是能骂出“三个狗杂种”的人。
终于，有一位女校长替这场报界与政府的冲突解了围，这女校长竟不许学校的孩子们去看芭蕾舞《罗密欧与朱丽叶》，多好的新闻体裁，小报们总算有了台阶可下，便顺着这条消息收住了对政府的攻势，转移了视线。接着便传来首相的新闻秘书离开唐宁街十号到财政部另就高职的消息，这以后的另一条新闻的轰动性不亚于梅杰自己辞职，那便是《太阳报》的主编麦肯锡将离开《太阳报》，荣升莫多克新购买的卫星电视Bsky B的总裁。是麦卡锡真厌了《太阳报》，还是莫多克为下次大选时《太阳报》再站回到保守党身后留了后路？无论如何，报界最终没逼出一场大选，双方都做了妥协，战火渐渐平息。报界的上层人物又开始和政客们会面聚餐聊天了。保守党的报纸最终还是会回到保守党的背后，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电视观众不禁有些失望，想要在BSkyB中收看到高雅的歌剧看来是不可能了。
舆论战实在是政客与报商间的一场游戏，记者的才略胆识游刃于其间，必不可少，却不起决定作用。比弗布鲁克虽文章不会写一篇，书不爱读一本，却能决定新闻的走向。自由总是有限度的，窗外的树枝随风敲打窗棂，那似记者手中之笔，几只鸟儿轻身飞过，总会掠起一阵清新。这点有限的自由仍很重要，所以，英国的报纸仍很好看。
一九九四年二月六日于伦敦
电视人人看，BBC与独立台间制作节目的路数虽不同，但荧屏后没有政党，虽然在选择什么节目播出哪条新闻时已露倾向，但主观的评论是没有的，便也算是勉强守住了新闻中立的原则。报纸却不同，无论是严肃的大报(Broadsheet)还是调侃轻松花花绿绿的小报(Tab－loid)，十几种报纸张张都旗帜鲜明，或左或右，每日的社论从不避讳办报人的政治倾向。在大报中，《泰晤士报》(TheTimes)，《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Times)，《每日电讯报》(Dai1yTelegraph)，《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靠右，思想保守；《卫报》(TheGuardian)，《观察家报》(TheObserver)靠左，思想激进；《独立报》(TheIndependent)，《星期日独立报》(IndependentOnsunday)中立，思想开明。大多数的小报都是右倾支持保守党的，例如《太阳报》(TheSun)，《每日邮报》(Daily Mail)，《星期日邮报》(MailonSunday)，《每日快报》(DailyExpress)，《星期日快报》(SundayExpress)，《标准晚报》(EveningStandard)等，唯一左倾支持工党的是《每日镜报》(DailyMirror)和《星期日镜报》(SundayMirror)。每一张报纸都有着几卜年来铸成的模式，是风格，也是意识形态，吸引的，自然是与自己思想相近的读者。有人说，《泰晤士报》的读者，是正在管理国家的人，《电讯报》的读者，是曾经管理过国家的人，《卫报》的读者，觉得应该是自己管理国家，《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的读者，则相信正是自己在管理国家，而《太阳报》的读者，不在乎是谁在管理国家，只要有一双豪乳，是谁掌权都行。这虽只是笑谈，但却也道出了读报人各种各样的阶层，泾渭分明。报纸与政治关系密切，《太阳报》虽不在乎是谁掌权，却能左右政治家的命运，九二年四月英国大选时，工党似乎已稳操胜券，但最后一周内，《太阳报》、《邮报》对工党首领肯尼克(NeilKinnock)横加低毁，竟扭转了情势，大选的那天早上，《太阳报》第一版上刊登的是一只巨大的灯泡，灯泡中是肯尼克横眉立目的脸，通版的大标题写着，“如果今天肯尼克赢了，最后一个离开英国的人请别忘关灯”，尖损、残忍之极，没有人能比过《太阳报》的主编麦肯锡(KelvinMacKenzie)。大选之后，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保守党胜了，还是保守党的小报们胜了？《太阳报》功居显位，而且从不知谦逊是何物，第二天便登出通栏标题，“《太阳报》赢了！”虽说受过教育的绅士淑女们是很少捧读《太阳报》的，但据统计说，英国成人中能把一张大报从头到尾每一篇时评每一篇社论看得懂吃得透消化得了的只占百分之十五，《太阳报》第三版上从未重复过的裸女的光艳自然逼得任何大报黯然失色，十二年前，主编麦肯锡上台后头版标题的刁蛮刻薄更不让人，再加上《太阳报》发消息从不做任何道义的考虑，有
报纸的舆论是有力量的，小报更有力量。议员们最害怕的事或许就是被《太阳报》请去共用午餐了，因为不去不行，去了，又不知等着自己的是不是鸿门宴，“没有中庸之道，他们或是热爱你，那么他们会写‘某大臣变得强硬了’之类的故事；他们或是痛恨你，那么故事就变成了‘某大巨是娘娘腔的软蛋’了”。一位有经验的部长曾这样说。小报们对政治家的攻击从未失过手，从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劳森(NigelLawson)到梅杰的财政大臣拉蒙(NormanLamont)和文化大臣梅勒(DavidMellor)，都是把他们驱逐下台而后快。他们像一群训练有素的猎犬，总在不断追逐，玩弄政治舞台上的狐狸，狐狸越是疲惫，猎犬便越是无情，但一般来说，总有个限度，特别是对保守党本身。但今年元旦以来，情势突然变了，保守党报纸纷纷倒戈，大面积指摘起保守党来，并颇有“痛打落水狗”的局面，这种“围猎”的气象自六十年代初的Profumo丑闻以来，在英国新闻界已是三十年不遇了。
一月以来，连着两周，除了《快报》以外，所有的保守党的报纸都加入批评指责保守党的行列。大报集中于批评梅杰政府的各种政策和统治思想，特别对于保守党去年秋天提出的“回到基辛”(BaCktoBasics)的口号，以及他们对欧洲的政策大加怀疑，《每日电讯报》的社论指出“梅杰先生对‘回到基辛’这一口号引起的骚动的反映是笨头笨脑的，他对他的内阁成员的控制是无力的，其结果，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政府不仅四分五裂，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窝囊无能，不切实际！”保守党的另一铁杆周刊《旁观者》(spectator)也对梅杰失去信心，在激烈的批评之余，编者还引用一位没署名的部长的话预测说：五、六月份将要举行的地区及欧洲选举，会更一败涂地，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些新灾难来临前更换领导。”小报们对保守党的攻击更为热闹，他们接连抛出带彩的丑闻，先是某部长的婚外女友在医院中喜得千金，这对保守党半年来提倡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围攻未婚母亲及离婚父亲的政策无疑是一记反手耳光；接着是某议员屡次在巴黎与同性旅伴共享一张大床，而此议员解释说这是为节省开支，并非他喜好男色；紧跟着的是另一位部长的妻子因家庭生活不和睦开枪自杀；再下来便是城市委员会选举时，西敏选区为保证保守党的选票，竟空关许多公房将可能投选工党的无家可归的人逐出选区……一桩桩一件件，被炒得轰轰烈烈，又有两位部长不得不辞职，议院关于同性恋法案的审议也推迟，《太阳报》指责梅杰的领导作风“如同无头苍蝇”，而整个政府则像“倒运的嫖客一般从一个情妇床上被推到另一个情妇的床上，早不知什么叫腐败廉耻”，“许多政治家仿佛都不再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保守党更不知他们给人们带来的困难和伤害，他们无能，他们撒谎，他们打碎了竞选时所立的誓言，他们让人们失望，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表现过一丝歉意”，“他们如同一群腐败的警匠一样，自认为自己是高于一切只与凡人有关的法律的。”霎那间。通俗小报洗心革面，突然主持起正义公道来，不禁令人惊讶，高兴之余不禁惶惑，为什么？
答案似乎并不难寻，保守党在台上已是十五年，这实在太长了，左派们对他们自然不满意，右派们对他们也不满意，他们觉得保守党内部分裂，梅杰缺乏个人魅力，作为一党之首实在太软弱也太温和了。《泰晤士报》《电讯报》及小报们对梅杰的批评是不同于《卫报》或《独立报》的，他们仍信奉保守主义，他们认为梅杰背叛了保守主义和撒切尔精神，所以才会搞得一团糟，许多批评，更是对铁娘子政府的格外的怀旧。想当年女首相进入挤满人的会议厅时，她的内阁成员和议员们还不是赶紧躬身后退，闪出条道来；同样的情形若出现在梅杰面前，他得如穿超弯道滑雪障碍般从大臣们身边绕过，还得连连陪说“对不起”。梅杰在舆论界没有真朋友，撒切尔夫人虽对英国做尽坏事，她手下的报纸可对她忠心耿耿，梅杰虽敢在BBC记者的采访之后大骂内阁中撒切尔主义的追随者是“三个狗杂种”，但他无论如何也揽不动英国人失落多年的自信心，传播界仍视他软弱，敢把他拣出来欺负，以他出气。
此外，这两周报界对保守党的围攻，也是报界与政界间的竞争发展到了极端所致。英国报界向来与政界关系密切，政党间的区别一直很大，许多报纸初建之时，都是出于政治目的，例如一八五五年斯莱(AuthurSleigh)创立《每日电讯报》为的便是对付剑桥公爵，所以报纸的政治倾向一直很重，许多办报人把报纸作为通往仕途的捷径，而倒了霉的政治家又把报纸作为重振旗鼓的手段，报纸是工具，因权、因势，政治家与报业巨头们相互利用，又在一种亲与疏的关系中摇摆不定，政治家怕办报人介入政治，办报人可不甘心只做别人口舌，为别人宣传，报纸羽翼渐丰，便会开始替自己说话。一八五0年，报纸刚脱离印刷业附属品的身份，变成独立的工业时，首相帕默斯顿(HenryPalmerston)便明言过维多利亚女王，说报界人士虽讨厌之极，但想让他们不介入政治，却是不可能。政治家很快学会了笼络报人的办法，一八九五年，自由党首相格兰斯顿(William Glaston)退休时，封了六位办报人为爵士；一战后，自由党的另一位领袖劳合·乔治(LloydGeor－ge)封出了二十三袭爵位，但报业主的雄心越来越大，这种虚位已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想要的，是货真价实的内阁中的官职。报业大王比弗布鲁克爵士(LordBeaverbrook)可算游宦于政界与报界中的一代天骄，这位加拿大出身的苦孩子在内阁中几出几进，他拥有《快报》、《标准晚报》，与保守党的短命首相劳(AndrewLaW)是挚友，与保守党的另一位首相、劳的接班人鲍德温(StanleyBaldwin)是死敌，他曾帮助劳合·乔治及邱吉尔取得政权，在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为政府出过决策性的主意，但他最终只是位业余的政客，他不属于任何党，他对权力的渴望只是一种高人主义的极致，所以，他与劳合·乔治及邱吉尔最终仍是合不来，仕途上的追求最终也只是遗憾。另一位报业大王北岩爵士(LordNorthcliff)的仕途情景更惨，他在二十三岁时创立《问答》(Answer)，三十一岁时创立《每日邮报》，这是英国第一家大量发行的报纸，十二年后控制《泰晤士报》，事业可谓成功，但他也想跻身仕途，可惜他参加议会选举没有被选中，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时，他原本自信可以代表英国前去谈判，不幸又落空，终致于三年后在疯狂中去世，他的全部报业由弟弟罗思米尔爵士(LordRothermere)继承。一九二三年鲍德温上任后，将比弗布鲁克完全驱逐出议院，比弗布鲁克便联合罗思米尔对鲍德温进行攻击，这是报界与政界第一次摆到桌面上来的冲突，鲍德温用他的表兄兼好友吉卜灵(RudyardKi－pling)的话恶骂这两位报头，说他们“追求不愿负责任的权力，就像历代的婊子追求牌坊一样”，弄得吉卜灵也只得与比弗布鲁克绝交。不知如今梅杰心中有没有同样的一股恶气。
然而如今报界中，像比弗布鲁克那样倔强不妥协的人毕竟不多了，英国什么都比不过以前，如梅杰这般政治家的野心远远比不上过去的首相们，报业大王的政治雄心自然也有逊于当年，如今英国的四位报业大王莫多克(RuperMurdoch，拥有《泰晤士报》、《太阳报》等)，小罗斯米尔爵士(拥有《邮报》)，斯蒂文爵士(LordStevens，拥有《快报》)和布莱克(ContadBlaik，拥有《电讯报》)都不想把与政府的关系搞得太糟，记者、编辑的才气与能力只是这场竞争与游戏的小配角，一百年前的报纸自信有能力“使国家永远年青，使公益事业更为纯洁，使公共生活更为高尚，使贿赂与腐败成为不可能”，如今，所谓“主持正义”，“揭露腐败”，“暴露真实”虽仍被记者视为最高使命，但在报业大王心中，却只是最不重要的东西。他们是商人，除了报纸能否赚钱外，他们还要考虑其他问题，例如税收，例如隐私法，例如拥有跨国传媒(cross－mediaownership)的权力。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对报纸书籍征收附加税，政府正在研究是否要颁布“隐私法”，政府正要开会讨论是否要放宽对报业大王购买电视企业的控制，这意味着金钱，意味着前途，更意味着“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s)和“多元传媒”(multi－media)的革命。如果报业大王能收买电视公司，那么他们便能继续攻占电缆、电话、卫星电视网络，说不定哪天上天有眼，政府还会把BBC也给私有化，那么利用英文这一无形的武器，他们将在全球性的电波交流中建立一个空中大英帝国，这个帝国将毫不逊色于当年陆地上的大英帝国。何等至高无上权力的梦想和诱惑，对于鲁伯特·莫多克来说，这番鸿图巨业可比意气盎然地替百姓打抱不平要重要得多，也比在议院中争取个空位子要有趣得多。法律在政府手中，莫多克等人自然不愿把梅杰逼得太急，因为梅杰毕竟是能骂出“三个狗杂种”的人。
终于，有一位女校长替这场报界与政府的冲突解了围，这女校长竟不许学校的孩子们去看芭蕾舞《罗密欧与朱丽叶》，多好的新闻体裁，小报们总算有了台阶可下，便顺着这条消息收住了对政府的攻势，转移了视线。接着便传来首相的新闻秘书离开唐宁街十号到财政部另就高职的消息，这以后的另一条新闻的轰动性不亚于梅杰自己辞职，那便是《太阳报》的主编麦肯锡将离开《太阳报》，荣升莫多克新购买的卫星电视Bsky B的总裁。是麦卡锡真厌了《太阳报》，还是莫多克为下次大选时《太阳报》再站回到保守党身后留了后路？无论如何，报界最终没逼出一场大选，双方都做了妥协，战火渐渐平息。报界的上层人物又开始和政客们会面聚餐聊天了。保守党的报纸最终还是会回到保守党的背后，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电视观众不禁有些失望，想要在BSkyB中收看到高雅的歌剧看来是不可能了。
舆论战实在是政客与报商间的一场游戏，记者的才略胆识游刃于其间，必不可少，却不起决定作用。比弗布鲁克虽文章不会写一篇，书不爱读一本，却能决定新闻的走向。自由总是有限度的，窗外的树枝随风敲打窗棂，那似记者手中之笔，几只鸟儿轻身飞过，总会掠起一阵清新。这点有限的自由仍很重要，所以，英国的报纸仍很好看。
一九九四年二月六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