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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苕溪渔隐丛话》是北宋最重要的诗话总集之一,其中论及词话的有180余条,其批评体例和批评方法不仅对后世词话和词学批评影响深远,也体现了胡仔在词的起源、词的创作、结构章法、炼字炼句等方面的词学观念。
关键词:《苕溪渔隐丛话》;词学贡献;词学观
中图分类号: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8-0109-02
《苕溪渔隐丛话》是继阮阅《诗总》之后的又一部诗话总集,由胡仔历二十年时间编成,《丛话》卷帙浩繁,前集60卷、后集40卷,凡一百卷,记载、收录了大量的诗话和词话,非常完备。其中前集卷五十九、后集卷三十九为长短旬独立分卷,是胡仔词学观念和词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他各卷也还有零星谈词的资料,散乱分布于诗话中。经过笔者初步统计,涉及到的词话共有180余条之多。我们可以根据这180余条词论来探讨胡仔的词学观念以及《苕溪渔隐丛话》一书在宋代词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一、《苕溪渔隐丛话》对词学理论的贡献
《苕溪渔隐丛话》受阮阅《诗总》的影响,都带有集诗话之大成的性质。但胡仔能发阮书之不足,另辟蹊径,在全书的编排和内容的选择上进行科学的安排,尤其是在词话的选择与编排上,开辟了新的途径,对以后词话的创作影响深远。
首先,以人为纲,以时代为序,体例严谨、明晰。胡仔作此书受到阮阅的影响很深,阮阅所编《诗总》,已颇为详备,但阮阅以门为类,在内容上易使诗词相混,缺乏科学性。《苕溪渔隐丛话》以人为纲,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这样不仅突出了重点,也照顾到了不同成就的作家。而且又单独设立“长短句”一卷,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和词人的创作成就进行编排,勾勒出词学的发展演变过程。相比于以往诗话中比较混乱的体例,《苕溪渔隐丛话》的体例比较明确,在征引他人著述时,从其它诗话辑入的都注明出处,而苏黄两位大家的词话可能时代不久,以“东坡云”、“山谷云”、”李易安云”加以标明,阐述自己的见解时,往往以“苕溪渔隐曰”表明自己的观点,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也注明时间地点。
其次,取论严谨,博采群书,多有考辨。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大多是引用他书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而记载下来的。如前集卷二十四“阳关霓裳”条,关于《霓裳羽衣曲》这一词调的来源,就引用了《西清诗话》和《蔡宽夫诗话》,同时根据自己所见《津阳门诗注》、《明皇杂录》、《高道传》、《唐逸史》、《异人录》五书之间的异同加以考辨。又前集卷三十七“张子野”条关于“张三影”的称号就引用《高斋诗话》、《后山诗话》、《古今诗话》的不同说法,并加以评论:“细味兰说,当以《后山》、《古今》二诗话所载三影为胜。”前集卷五十九胡仔据《太祖实录》和《三朝正史》考辨《西清诗话》所云李后主在城破时所作的长短句时间不够准确。不仅引用资料丰富,且有详细的考辨。在考辨时,所论有理有据,通过进行比较分析,如后集卷三十八“神仙杂记”引《艺苑雌黄》中《谈苑》、《南唐近事》、《本事曲》与《江南鳌录》所载关于卢绛的两种不同说法。在下一条中,作者自己据“《南唐书》三十卷,马令所撰,成一代之史,所记必审,当以为正也。”除了根据正史来考证,作者还据常理、人情来进行推断,后集卷三十九引《古今词话》云东坡《西江月》词应是在黄州谪居时所写,而胡仔据词中兄弟之情考辨应是在钱塘时作。
再次,对词学资料多有辑佚。在词话和词作的保存上,《苕溪漁隐丛话》功不可没。不仅广泛搜罗元祜诸公的词话,甚至在词学理论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李清照之《词论》也因此赖以幸存,虽然作者自己认为“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后集卷三十三)作者在收录词话时都有将词作予以收录,尤其是自己所亲见亲闻的更是加以收录,许多词作因此而赖以保存,如前集卷五十九作者在考辨《乐府雅词》中《秋月词·念奴娇》、《梅词·点绛唇》、《汉宫春·梅词》三首词的作者有误以及硒清诗话》中关于《江城子》、《青玉案》作者的不同说法后,指出“四词皆佳,今并录之。”胡仔也在后集卷十六《唐人杂记》上指出:“丙戊之冬,余初病起,……集中佳句,世所称道者,不复录出,惟余别所喜者,命儿辈笔之,以备遗忘。”说明作者有意识的将自己喜欢的作品通过词话的形式保存下来。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词调源流、演变的记载及作者自己的考辨结果,对我们研究词调的来源大有帮助。
由于是书是作者费二十年时间编成,前后所见书和资料愈多,作者不畏错误,指出之前所犯错误并加以修正。苕溪渔隐曰:“先君尝云:‘古词有《绛都春》。有鳌山彩构蓬莱岛之句,当云彩缔。’余于前集,误以古词为柳词,今正是之。”(后集卷三十九)
二、词学观和词学思想
《苕溪渔隐丛话》为集诗话之大成之作。除了材料零散地分布于各卷各人中,大量词话为“增益见闻”之作,多是从其它诗话中辑录,并非作者有意识借此书阐明自己的词学思想。所以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胡仔自己的词学观和词学思想比较隐晦,但从取材倾向及对词人词作的记载和考辨中进行细致的爬梳,还是能够条分缕析,窥探出胡仔的词学观念,本文拟就此做出一些探讨。
(一)关于词的起源和虚声说
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前人众说纷纭,胡仔从文体角度出发。提出词源于近体诗,尤其是绝句的说法。他在后集卷三十九中论述词的起源时说到:“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今所存,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阂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诗而已,《瑞鹤鸽》犹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关于词由诗变的说法在宋代并不鲜见,沈括的《梦溪笔谈》就认为词是诗馀,宋代很多作家在编诗文集时,往往把词作为“诗馀”附在诗歌的后面,表现在词学批评领域,胡仔的观念与宋人一脉相承,也是将词话部分单独列出。附在诗话的后面。关于词的发展概貌,胡仔认为从中唐到五代,词体形式得到了发展,到宋朝已经进入繁荣期了,这与词体的发展情况是相符合的。
此外,关于词体的起源,胡仔还提出了“虚声说”。“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后集卷三十九)胡仔认为词和诗歌一样,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词体由诗歌发展而来,但发展到宋朝,只有少量的几个词调还保持着近体诗的旬式,“依字易歌”即可,大量的词调必须杂以“虚声”,使旬式长短不齐,才能和乐可歌。这样词便打破了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在诗词关系上,虽然胡仔有意识的将长短句作为特殊的一卷罗列出来,将词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看待,但可以看出,胡仔的词话部分是作为诗话部分的附庸而存在的。胡仔看到了词体在中唐及五代的发展情况以及与诗歌发展的密切关系,但将词的起源归于唐代诗歌的说法无疑是不科学的。他有时也把词看作是诗歌的一部分:
苕溪渔隐曰:“《雪浪斋日记》谓:晏叔原工于小词,舞低 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不愧六朝宫掖体。”(后集卷三十三)
苕溪渔隐曰:“胡宿诗:‘风花飞有态,烟絮坠无痕。’张先词:’柳径无人,坠飞絮无影。二人诗词颇相类。”(后集卷三十六“本朝杂记下”)
说明胡仔的诗词观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将词看作是诗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时时拿诗词作比较。他认为词起源于诗歌,但词作为长短句的形式又独立于诗歌。诗词之间还是存在着很深的联系的,不仅仅是词句的“字句皆有来历”,大量词句是对前人诗句的化用,还有诗词在风貌上的相似之处。
(二)崇尚高雅,反对艳俗
胡仔所举词人是沿南唐高雅之路而来。他所推举的词人如南唐二主、温庭筠、欧阳修、晏几道、张先、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都是词风清新婉丽的词人,他在后集卷二十九提出“旧词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扑蝴蝶》一词,不知谁作,非惟藻丽可喜,其腔调亦自婉美。”可见,胡仔论词以晚唐五代的高雅之词为正宗,强调词句的“藻丽”和音乐的“婉美”。相反,胡仔批评柳永、和凝等“浮艳之词”。从北宋到南宋词坛,崇雅和复雅的趋势愈演愈烈,南宋词坛竞相以”雅词”相尊,而对艳俗之词不满,这种祟雅忌俗的词学观也表现在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徽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前集卷五十九)将柳永所作词看作是“新乐府”,很显然是与传统的花间小令的高雅之词作对比。
与崇尚高雅的词学观相对应,胡仔论词以“清新婉丽”为标准,他所选的“佳作”皆是“绮靡”、“婉美”之词。
《冷斋夜话》云:“少游小词奇丽,咏歌之,想见其神清在绛阙、道山之间。”(前集卷五十)
许彦周《诗话》云:“近时僧洪觉范颇能诗……又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参寥虽名世,皆不能及。”(后集卷三十七)
可见,胡仔的词学观是继承苏轼、晁补之的词学观而来,一方面强调词的高雅,一方面又以“清新婉丽”作为作词标准,对南宋词的雅化有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影响较为深远。
其次,在词的创作上,胡仔论词讲求语意、词句皆佳,要求全篇皆好。前集卷五十九云:“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在语意上,崇尚“语简意工”,尤其是苏轼一类语意高妙、有“尘外之思”的作品。如:
山谷云:“东坡道人在黄州,作《卜算子》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前集卷三十九)
苕溪渔隐曰:“《后山诗话》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谓《后山》之言过矣,子瞻佳词最多,其间杰出者,如……凡此十余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后集卷二十六)
在词句上,要求“造语绮靡”。同时认为词与诗一样,需要炼字、炼句,反对语病。如:
《漫叟诗话》云:“前人评杜诗,云:‘红豆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技。‘若云’鹦鹉啄残红豆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余谓词曲亦然,李景有曲‘手卷真珠上玉钩’,或改为‘珠帘’,舒信道有曲云:‘十年马上春如梦。’或改云‘如春梦’,非所谓遇知音。”
再次,在章法上,胡仔论词讲求首尾兼顾,注重结构完整。苕溪渔隐曰:“凡作诗词,要当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后集溢三十九)他称赞晁无咎《中秋洞仙歌辞》“可谓善救首尾者”。批评朱希真不知道作词的章法,所作《中秋念奴娇》“全篇气索然矣”。胡仔的这一“常山之蛇”的创作章法,成为后世词法结构论的首要推荐的方法。张炎《词源》卷下:“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沈义父《乐府指迷》:“过处多是自叙,若才高者方能发起别意,然不可太野,走了原意。”陆辅之《词旨》亦云:“制词必须布置停匀,血脉贯穿。过片不可断曲意,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李渔《窥词管見》:“作词之家,当以‘一气如话’一语,认为‘四字金丹’。一气则少隔绝之痕,如话则无隐晦之弊。”
当然,此书还有许多矛盾和不足之处。首先是收录了大量的鬼词、谶词,以谶纬之说来解释事件未免有些迷信。其次在对词人的批评上虽然比较公正,有些评论往往颇具眼力,但不免仍有失之偏颇之论。如同是词中出现了语病,在苏轼来说是“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也。”(前集卷三十九)认为苏轼作词是自然性情的抒发,不因作词的法度所限制,而在柳永、曹元宠等写俗艳之词的词人米说则是比较大的问题,可见胡仔苏轼的偏爱和对柳永等人成见。
关键词:《苕溪渔隐丛话》;词学贡献;词学观
中图分类号: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8-0109-02
《苕溪渔隐丛话》是继阮阅《诗总》之后的又一部诗话总集,由胡仔历二十年时间编成,《丛话》卷帙浩繁,前集60卷、后集40卷,凡一百卷,记载、收录了大量的诗话和词话,非常完备。其中前集卷五十九、后集卷三十九为长短旬独立分卷,是胡仔词学观念和词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他各卷也还有零星谈词的资料,散乱分布于诗话中。经过笔者初步统计,涉及到的词话共有180余条之多。我们可以根据这180余条词论来探讨胡仔的词学观念以及《苕溪渔隐丛话》一书在宋代词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一、《苕溪渔隐丛话》对词学理论的贡献
《苕溪渔隐丛话》受阮阅《诗总》的影响,都带有集诗话之大成的性质。但胡仔能发阮书之不足,另辟蹊径,在全书的编排和内容的选择上进行科学的安排,尤其是在词话的选择与编排上,开辟了新的途径,对以后词话的创作影响深远。
首先,以人为纲,以时代为序,体例严谨、明晰。胡仔作此书受到阮阅的影响很深,阮阅所编《诗总》,已颇为详备,但阮阅以门为类,在内容上易使诗词相混,缺乏科学性。《苕溪渔隐丛话》以人为纲,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这样不仅突出了重点,也照顾到了不同成就的作家。而且又单独设立“长短句”一卷,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和词人的创作成就进行编排,勾勒出词学的发展演变过程。相比于以往诗话中比较混乱的体例,《苕溪渔隐丛话》的体例比较明确,在征引他人著述时,从其它诗话辑入的都注明出处,而苏黄两位大家的词话可能时代不久,以“东坡云”、“山谷云”、”李易安云”加以标明,阐述自己的见解时,往往以“苕溪渔隐曰”表明自己的观点,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也注明时间地点。
其次,取论严谨,博采群书,多有考辨。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大多是引用他书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而记载下来的。如前集卷二十四“阳关霓裳”条,关于《霓裳羽衣曲》这一词调的来源,就引用了《西清诗话》和《蔡宽夫诗话》,同时根据自己所见《津阳门诗注》、《明皇杂录》、《高道传》、《唐逸史》、《异人录》五书之间的异同加以考辨。又前集卷三十七“张子野”条关于“张三影”的称号就引用《高斋诗话》、《后山诗话》、《古今诗话》的不同说法,并加以评论:“细味兰说,当以《后山》、《古今》二诗话所载三影为胜。”前集卷五十九胡仔据《太祖实录》和《三朝正史》考辨《西清诗话》所云李后主在城破时所作的长短句时间不够准确。不仅引用资料丰富,且有详细的考辨。在考辨时,所论有理有据,通过进行比较分析,如后集卷三十八“神仙杂记”引《艺苑雌黄》中《谈苑》、《南唐近事》、《本事曲》与《江南鳌录》所载关于卢绛的两种不同说法。在下一条中,作者自己据“《南唐书》三十卷,马令所撰,成一代之史,所记必审,当以为正也。”除了根据正史来考证,作者还据常理、人情来进行推断,后集卷三十九引《古今词话》云东坡《西江月》词应是在黄州谪居时所写,而胡仔据词中兄弟之情考辨应是在钱塘时作。
再次,对词学资料多有辑佚。在词话和词作的保存上,《苕溪漁隐丛话》功不可没。不仅广泛搜罗元祜诸公的词话,甚至在词学理论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李清照之《词论》也因此赖以幸存,虽然作者自己认为“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后集卷三十三)作者在收录词话时都有将词作予以收录,尤其是自己所亲见亲闻的更是加以收录,许多词作因此而赖以保存,如前集卷五十九作者在考辨《乐府雅词》中《秋月词·念奴娇》、《梅词·点绛唇》、《汉宫春·梅词》三首词的作者有误以及硒清诗话》中关于《江城子》、《青玉案》作者的不同说法后,指出“四词皆佳,今并录之。”胡仔也在后集卷十六《唐人杂记》上指出:“丙戊之冬,余初病起,……集中佳句,世所称道者,不复录出,惟余别所喜者,命儿辈笔之,以备遗忘。”说明作者有意识的将自己喜欢的作品通过词话的形式保存下来。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词调源流、演变的记载及作者自己的考辨结果,对我们研究词调的来源大有帮助。
由于是书是作者费二十年时间编成,前后所见书和资料愈多,作者不畏错误,指出之前所犯错误并加以修正。苕溪渔隐曰:“先君尝云:‘古词有《绛都春》。有鳌山彩构蓬莱岛之句,当云彩缔。’余于前集,误以古词为柳词,今正是之。”(后集卷三十九)
二、词学观和词学思想
《苕溪渔隐丛话》为集诗话之大成之作。除了材料零散地分布于各卷各人中,大量词话为“增益见闻”之作,多是从其它诗话中辑录,并非作者有意识借此书阐明自己的词学思想。所以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胡仔自己的词学观和词学思想比较隐晦,但从取材倾向及对词人词作的记载和考辨中进行细致的爬梳,还是能够条分缕析,窥探出胡仔的词学观念,本文拟就此做出一些探讨。
(一)关于词的起源和虚声说
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前人众说纷纭,胡仔从文体角度出发。提出词源于近体诗,尤其是绝句的说法。他在后集卷三十九中论述词的起源时说到:“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今所存,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阂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诗而已,《瑞鹤鸽》犹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关于词由诗变的说法在宋代并不鲜见,沈括的《梦溪笔谈》就认为词是诗馀,宋代很多作家在编诗文集时,往往把词作为“诗馀”附在诗歌的后面,表现在词学批评领域,胡仔的观念与宋人一脉相承,也是将词话部分单独列出。附在诗话的后面。关于词的发展概貌,胡仔认为从中唐到五代,词体形式得到了发展,到宋朝已经进入繁荣期了,这与词体的发展情况是相符合的。
此外,关于词体的起源,胡仔还提出了“虚声说”。“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后集卷三十九)胡仔认为词和诗歌一样,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词体由诗歌发展而来,但发展到宋朝,只有少量的几个词调还保持着近体诗的旬式,“依字易歌”即可,大量的词调必须杂以“虚声”,使旬式长短不齐,才能和乐可歌。这样词便打破了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在诗词关系上,虽然胡仔有意识的将长短句作为特殊的一卷罗列出来,将词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看待,但可以看出,胡仔的词话部分是作为诗话部分的附庸而存在的。胡仔看到了词体在中唐及五代的发展情况以及与诗歌发展的密切关系,但将词的起源归于唐代诗歌的说法无疑是不科学的。他有时也把词看作是诗歌的一部分:
苕溪渔隐曰:“《雪浪斋日记》谓:晏叔原工于小词,舞低 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不愧六朝宫掖体。”(后集卷三十三)
苕溪渔隐曰:“胡宿诗:‘风花飞有态,烟絮坠无痕。’张先词:’柳径无人,坠飞絮无影。二人诗词颇相类。”(后集卷三十六“本朝杂记下”)
说明胡仔的诗词观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将词看作是诗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时时拿诗词作比较。他认为词起源于诗歌,但词作为长短句的形式又独立于诗歌。诗词之间还是存在着很深的联系的,不仅仅是词句的“字句皆有来历”,大量词句是对前人诗句的化用,还有诗词在风貌上的相似之处。
(二)崇尚高雅,反对艳俗
胡仔所举词人是沿南唐高雅之路而来。他所推举的词人如南唐二主、温庭筠、欧阳修、晏几道、张先、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都是词风清新婉丽的词人,他在后集卷二十九提出“旧词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扑蝴蝶》一词,不知谁作,非惟藻丽可喜,其腔调亦自婉美。”可见,胡仔论词以晚唐五代的高雅之词为正宗,强调词句的“藻丽”和音乐的“婉美”。相反,胡仔批评柳永、和凝等“浮艳之词”。从北宋到南宋词坛,崇雅和复雅的趋势愈演愈烈,南宋词坛竞相以”雅词”相尊,而对艳俗之词不满,这种祟雅忌俗的词学观也表现在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徽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前集卷五十九)将柳永所作词看作是“新乐府”,很显然是与传统的花间小令的高雅之词作对比。
与崇尚高雅的词学观相对应,胡仔论词以“清新婉丽”为标准,他所选的“佳作”皆是“绮靡”、“婉美”之词。
《冷斋夜话》云:“少游小词奇丽,咏歌之,想见其神清在绛阙、道山之间。”(前集卷五十)
许彦周《诗话》云:“近时僧洪觉范颇能诗……又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参寥虽名世,皆不能及。”(后集卷三十七)
可见,胡仔的词学观是继承苏轼、晁补之的词学观而来,一方面强调词的高雅,一方面又以“清新婉丽”作为作词标准,对南宋词的雅化有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影响较为深远。
其次,在词的创作上,胡仔论词讲求语意、词句皆佳,要求全篇皆好。前集卷五十九云:“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在语意上,崇尚“语简意工”,尤其是苏轼一类语意高妙、有“尘外之思”的作品。如:
山谷云:“东坡道人在黄州,作《卜算子》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前集卷三十九)
苕溪渔隐曰:“《后山诗话》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谓《后山》之言过矣,子瞻佳词最多,其间杰出者,如……凡此十余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后集卷二十六)
在词句上,要求“造语绮靡”。同时认为词与诗一样,需要炼字、炼句,反对语病。如:
《漫叟诗话》云:“前人评杜诗,云:‘红豆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技。‘若云’鹦鹉啄残红豆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余谓词曲亦然,李景有曲‘手卷真珠上玉钩’,或改为‘珠帘’,舒信道有曲云:‘十年马上春如梦。’或改云‘如春梦’,非所谓遇知音。”
再次,在章法上,胡仔论词讲求首尾兼顾,注重结构完整。苕溪渔隐曰:“凡作诗词,要当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后集溢三十九)他称赞晁无咎《中秋洞仙歌辞》“可谓善救首尾者”。批评朱希真不知道作词的章法,所作《中秋念奴娇》“全篇气索然矣”。胡仔的这一“常山之蛇”的创作章法,成为后世词法结构论的首要推荐的方法。张炎《词源》卷下:“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沈义父《乐府指迷》:“过处多是自叙,若才高者方能发起别意,然不可太野,走了原意。”陆辅之《词旨》亦云:“制词必须布置停匀,血脉贯穿。过片不可断曲意,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李渔《窥词管見》:“作词之家,当以‘一气如话’一语,认为‘四字金丹’。一气则少隔绝之痕,如话则无隐晦之弊。”
当然,此书还有许多矛盾和不足之处。首先是收录了大量的鬼词、谶词,以谶纬之说来解释事件未免有些迷信。其次在对词人的批评上虽然比较公正,有些评论往往颇具眼力,但不免仍有失之偏颇之论。如同是词中出现了语病,在苏轼来说是“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也。”(前集卷三十九)认为苏轼作词是自然性情的抒发,不因作词的法度所限制,而在柳永、曹元宠等写俗艳之词的词人米说则是比较大的问题,可见胡仔苏轼的偏爱和对柳永等人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