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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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20年间，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主要围绕着对结构分析视角的批判、辩护和扩展而展开。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在特定的“域”中展开的，必须限定其解释对象和适用范围。在对特定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评估时，我们也需要考虑理论的范围及其限度。在考察结构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二者的适用范围不同，结构分析与单元分析在现实主义传统内部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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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071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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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就文章主要观点与陈寒溪、陈小鼎、李巍、林民旺、袁维杰、左希迎进行交流,感谢他们的评论和意见;也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三位匿名审稿人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当然,文章所有责任理应由作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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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20年间，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主要围绕着对结构分析视角的批判、辩护和扩展而展开。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在特定的“域”中展开的，必须限定其解释对象和适用范围。在对特定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评估时，我们也需要考虑理论的范围及其限度。在考察结构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二者的适用范围不同，结构分析与单元分析在现实主义传统内部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
其他文献
通过引入对冲概念和风险管理理论，作者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该框架涵盖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研究中的传统战略和市场研究途径所没有涉及的一些复杂性。这种分析视能源对冲为一个具有自反性和或然性的战略，它同时包含了合作、竞争、摩擦、潜在的冲突和旨在使风险最小化及应对紧急状况等因素。结合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并考察“战略”与“市场”的分析途径，作者认为，中国能源安全研究应超越这些传统研究途径，安全化框架是理解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有效工具，但在解释中国能源安全政策时也存在局限。对冲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发展迅速，方法论意识明显增强，规范的学术文章日益增多。但如何进行研究设计并写出有新意的学术论文，仍是许多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深感困惑的一大难题。2008年4月14日，秦亚青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举办的“国际政治青年论坛”讲座中，以“研究设计与学术创新”为题，通过剖析若干篇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的学术论文，向与会者清晰地展示了这些论文的研究设计思路和创新之处，我们将其核心内容整理成文发表，冀望读者能获得一些教益与启发。
西方国家出于特定的政策目标而提供对外援助，这些政策目标包括战略与安全目标、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和人道主义目标等。为了实现政策目标，援助国一方面主要通过设定和附加援助条件来直接影响希望获得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主要援助国之间进行援助政策协调，确立各自的优先援助对象，并与多边援助机构就援助条件进行协调，维护援助国自己的利益。
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安全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与国家战略和政府决策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因此，研究中国高校学生的安全观，无论是对于中国的安全研究还是对于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由中国国际问题女性学者沙龙课题组承担的“中国七省市高校学生安全观调查”活动历时一年（2007年1-12月），围绕中国二十所高校学生对基本安全问题的认知与态度这一主题进行了综合性、多领域、多视角的调查。基于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并结合课堂讨论和有关访谈内容，课题组对中国高校学生的安全观现状进行了初步的解读和分析，
“中国七省市高校学生安全观调查”显示了高校学生对能源安全问题的基本认知。学生认为能源安全基本属于非传统安全，是当前中国经济安全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威胁。能源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能源资源耗竭、能源资源开发引发的国际冲突以及由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利用带来的环境问题。中国应该加强能源外交和国际能源合作来应对能源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高校学生的能源安全观虽然对全面把握中国能源安全的内涵与定位、挑战与出路有所帮助，但他们的认识中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值得进一步商榷。
“中国七省市高校学生安全观调查”表明，中国高校学生群体对中国国家安全现状持乐观看法，认为中国在未来10～20年内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将美国和日本视为中国面临的主要潜在威胁，将台湾问题视为中国最主要的安全问题；在涉及国际合作、国际组织的问题上，中国学生的态度既积极又有所保留。学生认为，维护和提升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途径在于发展自身实力和妥善解决国内政治及社会问题。
中国崛起是否会推动中国学派的诞生，学界颇有争议。其实不管如何回答，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为何很少探讨印度的崛起是否会推动印度学派的诞生？其他“金砖四国（BRICs）”呢？究其实质，中国学派的提法，仍然从国家层面感悟到时代的变化。全球化表面上是权力上移（即以超国家形式推进），其实是越来越下移（即回归人的层面）。换言之，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正在从器物层面——主要是货物、货币的自由流通，制度层面——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制的传播，发展到观念和人的层面，并集中体现出文化内涵来。
近一百多年来，非洲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段抵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全球化体系结构的复杂历史，也是一段打破、改组、借鉴和创新的政治思想发展史。在西方话语霸权的迷雾下，非洲人一直在试图认清和理解世界的现实，结合非洲的实际，探寻非洲的出路。然而，非洲历史背景与其文化的特殊性使得非洲国际关系实践的内容不同于西方，理论研究也具有自己的特色。通过分析非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历史渊源、方向和特点等内容，作者认为，非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仅是非洲人认识自我的过程，更是非洲人实现自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洲正艰难
层次分析一直是困扰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难题。当前，结构理论遭遇发展“瓶颈”，进程、单元等其他分析层次的作用得到了重视。如何正确处理研究层次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作者从学科史出发，立足当前的理论回落，追溯结构理论的兴起，探析研究层次的属性，认为研究层次服务于不同的理论目标，呈现出多元互补的态势，并在此基础上倡导研究层次选择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