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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爆发以后，日寇在河北占领区实施了恶毒的奴化教育，以摧毁中国原有的民族文化事业。对此，河北沦陷区中小学师生和抗日根据地军民以铮铮铁骨和冷静头脑机智勇敢地与日伪的奴化教育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使日伪的奴化教育彻底破产，这一光辉历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关键词：河北沦陷区；反奴化教育；爱国师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小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2)06－0010－06
1931年9月18日，经过长期的准备和策划，日本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三省。随着日益膨胀的野心，1937年7月7日，日本凭借军事优势，悍然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失守，华北地区相继沦陷。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扶植了一个汉奸组织——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临时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继承中华民国年号，各级伪政权随后成立。1938年1月1日，伪河北省公署在天津成立，统辖河北沦陷区各项事务。2月1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撤销，所辖22县并入河北省。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撤销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为委员长。伪河北省公署下设教育科，控制沦陷区内学校，对沦陷区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和思想控制。
“七·七事变”以后，华北地区处于日寇铁蹄践踏之下，与血腥杀戮和野蛮掠夺相伴随的是日伪处心积虑在沦陷区实施的奴化教育，以为其实施殖民统治的政治、经济及军事需要或利益服务，并妄图将河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日伪推行的奴化教育遭到广大人民的坚决抵制和打击，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日寇充当“牧师”职能、施行教化愚弄民众，毒害儿童少年的迷梦。它与抗日武装殊死搏斗相辅相成，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教育领域的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一、沦陷区中小学师生对奴化教育的抵制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遭到了沦陷区人民的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者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是不可能征服中国的，遂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强化奴化宣传、实施奴化教育，作为其殖民统治的手段与策略之一，燕赵大地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与此同时，沦陷区的广大爱国师生在日伪强制施行奴化教育的压力下始终未屈服。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地同敌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抗与斗争，河北沦陷区燃起了反抗奴化教育斗争的熊熊烈火。
(一)“不务正业”的孩子们
为了奴化河北人民，日本侵略者利用其扶植的傀儡政权，在沦陷区毁灭原有教育基础之上，“恢复”了各级各类学校。然而学校里逃学辍学现象屡见不鲜，家长和学生对奴化教育有着根源上的敌视，当然不会让孩子受此“愈学愈愚”的教育。很多拥有进步思想的学生冲破重重阻力，来到根据地大后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日语教学中，孩子们对传授的日语采取“上课不听，课后不练，随学随忘，毕业忘光”的策略，并不认真对待日语学习，采用恶作剧方式“破坏”教学秩序，对此日伪无可奈何。
师生们没有忘记他们肩负的责任，对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刻骨铭心。近代以来屡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其文化底蕴不能因为外贼入侵戕害而毁于一瞬。国家的文化需要传承，有传承才能有积淀，而青少年是文化传承的主力。所以，在敌占区的学校里，孩子们采取多种灵活机智的方法应对敌寇的教学检查。例如，在许多地方学校里，学生们的课本往往有两套，一套是日伪“精心编纂”的教科书，一套是抗日课本，日伪教科书通常是装样子的，一有时间就抓紧阅读抗日课本。到抗战后期，根据地出版的许多“伪装书”被秘密运到沦陷区，“伪装书”，顾名思义，是一些用《山海经》《水经注》等做封面，内容实质却是《晋察冀日报》或《晋察冀画报》等进步思想的课文。在敌人监控严密的敌占区和游击区，碉堡林立，课本无法及时运送到，就在地道里开办了地下印刷工厂。晋西三专区和冀中部分地区都开设过这样的印刷工厂，按照“伪装书”的样式，油印课本。甚至有不少爱国教师整夜抄写抗日课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保证了学生们能够正常使用抗日课本。
(二)与汉奸教务人员机智斗争
学生们对在学校里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日籍教官及对其惟命是从的汉奸采取各种方式打击、惩戒。在冀、鲁、豫三省中，奴化教育程度最深的是河北省，该省最高伪教育行政负责人，多年来唯敌人之命是从，极尽阿谀之能事。自伪教育厅长之下，乃至各伪校长多是通过逢迎送礼取得职位的。至于侵吞配给粮食、煤炭，盗卖教具、仪器等事更是不胜枚举，因此，受到了当时学生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唾骂。其中，孙金铭先生在《华北文教协会》文中对一伪校长所得“颂词”，有如下描述：“一脸麻子(因其人系麻面)，二面人(当人一面，背后一面)，三百块钱(月入薪水三百元)，四不象(指既不像人，也不像鬼)，舞(五之谐音，下同)弊营私，溜(六)舔官长，欺(七)负工友，巴(八)结洋人，酒(九)色之徒，什(十)么东西。”总之，沦陷区的爱国学生对日本教师和汉奸教师都充满了憎恨之情，并利用一切手段与其斗争，这成为反抗奴化教育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消极对待日伪组织的各种“庆典”活动
在沦陷区，日伪政权经常强迫师生们参加各种庆祝活动，如庆祝日本纪念日、某某战役日本胜利了。日伪之所以强迫学生参加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利用青少年学生为其殖民统治增加气氛，以达粉饰太平之效；二是为了给青少年学生上一堂生动的“大和民族必胜”课，同化腐蚀青少年思想。这些活动遭到学生们的强烈抵制，这表明了在他们的心灵中始终存有一股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老舍的《四世同堂》中有一段对新民会举办的庆祝保定陷落游行的描述：
学生三三两两的在操场各处立着，几乎都低着头，没有任何的声响。他们好像害着什么病。瑞丰找不出别的原因，只好抬头看了看天；阴天会使人没有精神。可是，天上的蓝色像宝石似的发着光，连一缕白云都看不到。他更慌了，不晓得学生们憋着什么坏胎，他赶快把校旗——还卷着呢——斜倚在墙根上。 校旗展开，学生都自动地立正，把头抬起来。大家好像是表示：教我们去就够了，似乎不必再教代表着全校的旗帜去受侮辱吧!这点没有说明出来的意思马上表面化了——瑞丰把旗子交给排头，排头没有摇头也没有出声，而只坚决的不肯接受。这是十五六岁而发育得很高很大的，重眉毛胖脸的，诚实得有点傻气的，学生。他的眼角窝着一颗很大的泪，腮上涨得通红，很重地呼吸着，双手用力地往下垂。他的全身都表示出，假若有人强迫他拿杆蓝旗，他会拼命!
瑞丰看出来胖学生的不好惹，赶紧把旗子向胖子背后的人递，也同样的遭到拒绝，瑞丰僵在了那里，心中有点气而不敢发作。好像有一股电流似的一直通到排尾，极快的大家都知道了两个排头的举动。照旧的不出声，大家一致的把脸板起来，表示谁也不肯接受校旗。
本来用以向青年学子进行奴化教育，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大东亚圣战”歌功颂德、营造气氛、鼓舞士气的“庆祝会”就这样变成了一场闹剧。
(四)灵活多样地开展抗日宣传教育
目睹日寇残无人性的暴行，沦陷区中小学校许多教师愤而离校，坚决不当日伪施行麻痹青少年教育的工具。部分爱国教师奔向抗日根据地，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而因为种种困难没撤离的沦陷区的教师，不甘坐视家国破灭，常常灵活改变授课方式和内容，宣传抗日思想、争取抗日力量。沦陷区教学使用日伪删改后的教材中充斥着大量媚日内容：“中日亲善”“八纺一宇”“经济提携”“大东亚同盟”“友邦正义相助”这样的词汇比比皆是。地理教科书中，我国东三省居然被划归外国地理板块。然而，“教材是死的，教师的嘴吧是活的，敌人和汉奸们虽然用尽心机，凑成这些教材，但教师们绝不依照它的原意去讲授，所以敌人的苦心是白费了。”以沦陷后热河的一所小学教师的教学为例，在课文中讲到美化日军侵略行径的句子，则一笔带过，或者只讲授文段中的生字词；或者直接不予讲授，对日伪所编课本，则以自选课本代替。校长徐化民利用寒暑假时问，想方设法给学生们上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据学生回忆：“从那一年暑假开始，他寒、暑假期里都不回老家，背着日伪当局偷偷教学生们读《三字经》和《四书》，并通俗地讲解书中的炎黄子孙的历史，才使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有了大概的了解。”
更有一些进步教师直面日寇精神奴役、企图灭我中华的野心，冒着生命危险正面进行抗日爱国教育，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打击了日伪在教育活动中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大大增长了沦陷区师生抗日爱国的信心和勇气，极大地表现出了爱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满腔正气!1938年7月，冀东七县爆发了以抗日为主题的“冀东暴动”，其中重要组织者之一是河北工学院教授杨十三。大批爱国师生参加了这场斗争，仅唐山市丰润县一县的小学教师就有80余人。一些教师因拒绝与日伪合作而受到迫害。广大教师在魔影重重、恐怖笼罩的背景下，坚守民族气节，在中国现代反奴化教育史上谱写出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诗章!
总之，沦陷区的爱国师生为了与敌伪的奴化教育进行斗争，采取了各种灵活多变的斗争方式，这成为沦陷区人民反对奴化教育的坚固堡垒，启发了沦陷区人民的民族意识，也极大地削弱了日寇妄图通过奴化教育麻痹河北人民的野心。
二、抗日根据地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河北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与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一道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39年以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从前线抽回大批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与“分割”和“蚕食”政策相伴随的是奴化教育。日伪建立了大量的小学和“宣抚班”等奴化教育机构，妄图泯灭河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日寇展开了了针锋相对的反奴化教育斗争。
为了切实地进行抗战教育及反奴化教育的斗争，在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战教育总方针的指导下，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方针政策。如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在《关于加强游击区小学的领导、打击与争取敌伪小学的指示》中划分清楚敌我界限、具体规定抗日小学的性质、开展游击区小学的操作事项、如何解决教材问题以及对教师的领导教育。其中所实行反奴化教育的方式或手段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应对敌人的教育破坏活动
学校不是军事机关，按理不应成为敌人轰炸的主要目标。然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常常有意识地以学校及图书馆等教育文化设施为破坏对象。过去较完备的校舍，多半被敌人拆掉，把砖运走修炮楼，桌凳门窗和黑板成了日军做饭或取暖用的烧柴。日军铁蹄踏遍沦陷区每个角落，到处焚烧校舍和课本，学校几乎损失殆尽。学校的图书、教学仪器大部分失散或毁于战火，教室在日军的炮击下变成一片瓦砾。学校被迫停办，师生流离失所。据冀中、北岳、平西在抗战胜利后的不完全统计，完小被毁237所，校舍4740间；初小损失4229所，校舍42290间。完小与初小合计，学校4466处，校舍47030间。邢台市区的公立小学也遭到日伪的严重破坏，由原来的16所减为8所，学生数不及战前的三分之一。余下的8所学校也是办办停停，发电厂、火车站周围成群的失学儿童在捡煤渣。在人类历史上的各次重大战争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像中国这样遭受侵略者如此严重而且是蓄意的摧残。晋察冀边区政府克服重重阻力，在敌伪疯狂破坏的废墟中抢救了民族文化遗产，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河北省教育的元气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教育工作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校舍被烧了，没有适当的房子，便在广场上大院里，露天上课，风雨的天气在大门洞里上课。天热了到树林下去上课(所谓绿色教室)。没有了桌凳，有的垒坯台来代替，或是学生们每人编一个草垫和书包一起背在身上，走在哪里坐在哪里，膝盖上一卷便是桌子。墙上的黑板坏了，做小黑板，在哪里上课就挂在哪里，没有什么文具就找代用品，或自己想办法做。全体师生，靠自己大家动手来克服物质上的困难。敌寇用残暴的镇压、无情的破坏来摧毁我们的小学教育，但他们的阴谋完全被粉碎了。相反的更加深了儿童对敌人的仇恨。物质条件愈困难，他们学习意志更坚决。在巩固区进行反扫荡时，许多学校根据政府的号召做到了‘敌来停课，敌走上课’。在敌人进行大规模扫荡时，占据了村庄，儿童们随父母躲在山沟里，或青纱帐里，教师们和群众在一起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更有的与游击组联系分别担任警戒、通讯、埋雷等工作。就在这样残酷的顽强斗争下，冀中区的小学，民国27年二十六个县共成立了三千五百二十一处，经过民国28年不断的反扫荡斗争，大部分地区曾一度陷于消沉停顿，但到民国29年8月据武强等二十三县统计，就又恢复到三千三百二十处，到民国30年8月深南等二十五县统计已共有小学四千一百八十七处。北岳区民国28年3月，据三十三县的统计共有小学三千九百四十八处，中间也一度停顿，但到民国39年底，据三十二县的统计，就已增到四千四百八十四处，中间也一度停顿。干部、教师和学生，在战斗的考验下锻炼得更坚定、勇敢、聪明。” 经过激烈的教育争夺战，敌我教育力量的消长形势发生变化，沦陷区日伪开办的学校数量锐减，而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小学、抗日两面小学及抗日隐蔽小学逐渐壮大。
(二)利用一切时机，摧毁日伪学校
根据地军民利用一切手段给予日伪所办学校以毁灭性打击。一是想方设法控制生源，用“八路军不叫孩子们到岗楼上去上学，谁家孩子上学，谁家里受不了”，“年成不好，到外村上不起学”等托词，拖延抗拒人校；或是直接将孩子们隐蔽起来，采用分组教学等办法进行教育。二是转化控制小学教师。对于迫于生计或者是被敌人威逼而不得不沦为日伪工具的教师给予充分帮助，进行个别谈话等办法逐渐改变其思想意识；对于已经一心事敌、完全无法争取的教师则给予严厉打击，不得已的情况下会采取军事行为予以惩戒。三是武力摧毁伪校。
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还力图对日伪所办的小学加以干预和控制，其主要方式有：严防日伪钻空子，采用威逼利诱方式哄骗孩子入学；指导学生巧妙应对日寇；给予为日寇卖命的学校内部汉奸严厉打击；禁止教师接受日伪受训。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增长了民族意识的学生，在课堂上经常巧妙地与秉承日伪奴化教育精神旨意的教师周旋。譬如教师讲：“乡村里的人，把东西送到城里去。”学生们就嚷嚷说：“为什么不把城里的东西送到乡村来!”教师说日本好的时候，他们就在下面“哼!哼!……”地乱咳嗽，有的还直接地说：“你这个讲得不对!”气得教师脸红脖子粗的。教师急了要打他们，他们就群起反对，有时就相约谁也不去上学，闹得教师只好辞职不干了。河北安国县游击区抗日军民还对敌人强迫成立的塔楼小学严加控制，摧毁了敌人奴役当地孩童的险恶用心。
(三)与敌人争夺教育阵地
创办抗日隐蔽小学、抗日两面小学等自己的学校，也是根据地军民对抗日伪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抗日隐蔽小学也称抗日一面小学或地下小学，这是能够适应极端恶劣环境并且教学方式灵活的学校教育组织。在一些近敌区，面对敌人三天两头的扫荡，办正式小学是不可能的，只有采用这种机动方式：校址不固定、上课时间不固定、甚至学生也不固定。抗日隐蔽小学能够在日伪凶残屠刀下存活下来，主要是因为这种学校的岗哨严格，如河北昌宛房高明远小学因为小学生岗哨和村上游击组岗哨的密切联系，保证了连续几年的“正常上课”。抗日两面小学实际上就是在占领区或游击区创办的学校，通过安置爱国知识分子充当教员，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运用多种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抗日教育。从表面上看，与一般伪小学无异，校门外挂着伪政府批准的校牌，墙上贴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化妆教学”就多应用于这种小学，比如看起来学生们上课所用的教材是敌伪教材，实际上内容已经被替换成了抗日题材的文章。在游击区这种两面小学有很多，据1943年对完县(今保定顺平县)等11个县的统计，有抗日两面小学154所；1944年统计，冀晋区的1058所小学中有抗日两面小学168所。
由于教学条件简陋，教员缺乏，一些灵活机动的教学方法被广泛采用。“分组传递教学”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教学手段之一，这种教学方式是将班级分组，每组设小组长，教师先给小组长讲课，再由各小组长分散教给本组的学生，这种方法有效地避免了集中上课的高危险性，也有利于学习地点的转移。在地道里上课也成为躲避敌人扫荡的有效方式，刘松涛在《晋察冀的反奴化教育斗争》一文中介绍：在曲阳七区南故张村，当二百多个敌人来包围村子，在村子里、街上挨门搜查、抓人的时候，他们一样安闲地在地下教室内上政治课。在冀中，地道战开展起来之后，军民实施了“地下建设运动”，冀中和冀西创办了不少“地下教室”。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1940年5月初的时候考察晋察冀边区后，在其著作《华北敌后——晋察冀》中提笔写道：“没有辉煌的教室，随便一间房子，一座树林，一片河滩或是山坡，或是山顶，随处都是学生们的课堂。”冀中平原上的“绿色教室”和冀西山区的“露天教学”就是这种教学环境的生动写照。恶劣的环境没有浇灭师生们的求学热情，他们根据多变的现实情况还创造了一些其他的教学方式：“实事教学”和“反驳教学”，利用日伪所犯滔天罪行实例给予教材中美化事实最强有力的打击。“事实教学法”就是教师利用每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对学生们进行教育。“反驳教学法”就是在日伪严密控制的伪校里，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反驳。如望都县曾利用敌伪组织编写的修身课本编了一本反驳课本。讲“王道乐土”时，就把敌寇对中国人喂洋狗、灌凉水、指甲上插竹签以及他们制造的“无人圈”、“无人区”、“阎王殿”等残酷手段都披露出来，以事实驳斥日伪的欺骗宣传，用活生生的事例揭露日伪的伪善面目、凶残的本质，以此教育学生，有力地抵制了敌伪的奴化教育。
在抗日隐蔽小学和抗日两面小学中使用的课本都是根据地重新编纂修订的课本。晋察冀边区编的“抗战时期小学课本”、晋冀鲁豫边区编的“战时新课本”，这些教材不仅仅用于根据地，还被运输到沦陷区供师生所用。这些教材一方面传授文化知识，一方面结合战时需要对学生进行抗战教育。将这两者有机结合，既达到了对中小学生“传道授业”的目的，更加深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程度。如在算术课上，学生们计算敌人烧光的房屋数；历史课上讲授祖国的物产、民族英雄等；音乐课上学唱抗战歌曲等等。通过使用根据地教材，有效地将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传输给青少年，使日寇妄图通过文化奴役灭我华夏之根的阴谋破产。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编印的《小学国语课补充教材》就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本教材共有八课，目次如下：一、早上，口渴要喝水；二、种豆子；三、小日本；四、八路军；五、毛泽东；六、我们生在中国；七、反动派；八、游击队。通过讲授这些课文，激发少年儿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
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已经体现到教育教学活动的一切方面，1942年抗日根据地制定了“五不誓约”，即：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不报告干部和八路军的情况；不告诉地洞和粮食情况；不要敌人的东西，不上敌人的当；不上敌人的学校，不参加敌人少年团。特别是游击区更把气节教育、保守秘密、应敌教育都列为小学经常的课程内容，由教师选择当时当地一些具体事实进行教学。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根据地军民独创了中外教育史上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这种特殊创造是根据地广大师生智慧的写照，更是他们在严酷环境下大无畏革命精神的体现。 三、坚持抗战教育，反对奴化教育的意义
燕赵儿女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军民一致，上下同心，同敌伪实施的奴化教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灵活多样的反奴化教育教学方式。这种在战争时期特殊环境出现的教育活动堪称为现代教育史上的创举，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孕育成长的伟大的抗战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抗战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瓦解了日伪教育，打击了日伪妄图精神控制河北人民的野心。通过反奴化教育斗争，使敌人凭借武力强行实施的奴化教育阴谋彻底破产。同时，根据地教育事业也在曲折中不断前进。游击区不仅坚持多种形式办学，还开辟了新的教育阵地，在敌占区也扩大了反奴化教育的影响。在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上，河北教育界的仁人志士坚贞不屈，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给予日伪的精神控制野心以沉重打击。在反抗日伪的文化侵略过程中，日寇刺刀上的血一日都没有干过。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抗日师生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安国县地处冀中平原，为日伪扫荡的重点地区，一次日伪在某村扫荡抓住几个小学生，逼问谁是抗日工作人员，在询问无果的情况下，日寇惨无人道的活剥了一名小学生，妄图吓唬其他的孩子，然而学生们始终没有透露半句信息给日寇，更没有屈服于敌寇的刺刀，而是更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在残酷的环境下，青少年被锻炼得机智英勇、爱憎分明。
其次，广大师生在反奴化教育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提升了思想觉悟。广大爱国教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忍受着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坚守抗日教育阵地。如蠡县沦陷期间东村口小学校长李福珍以给人当长工为掩护，住在地主刘老美家的牛棚里，在艰苦的环境下巧妙与敌人周旋，开展抗日救国的教育工作。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长工校长”。这种教育对学生影响极大，曾涌现出大批抗日小英雄。武强县儿童温三郁，为掩护隐蔽在他家地洞里的武工队，面对敌人砍断他10根手指的酷刑，咬牙不吭声。安国某村一小学，敌人接连挑死三个小学生，始终未能问出村长的姓名和地址。在游击区，通过对教师有计划的轮训，加强教师政治思想教育，还指导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方法。经过反奴化教育的斗争，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空前高涨，在教育领域这一无硝烟但却矛盾斗争复杂的战场中交出优秀“答卷”，有效地配合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需要。
最后，通过轰轰烈烈的对敌奴化教育斗争，保存了燕赵教育命脉，为战后教育重建提供宝贵资源或基础。在反奴化教育斗争的艰难岁月里，河北人民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为战后的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要紧密联系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2.必须把“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作为我们建设教育事业的座右铭，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3.紧抓“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宗旨，将战时教育和长期教育结合起来，注重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的培养。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重温这一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不难发现，这场在燕赵大地上展开的反日伪奴化教育的斗争，在文化教育战线上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威力，对帝国主义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广大人民群众所发挥的集体智慧，打击了日伪推行殖民统治的嚣张气焰，提高了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一段血泪斑斑的记忆，应当被我们所有的后来人所铭记，并以教育文化历史事实的视角有力地驳斥日本当代部分史学家的“自由史观”，尤其是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曲解或篡改侵华暴行，为军国主义战犯招魂等行径，以推进世界人类的永久和平。
[责任编辑 冯荣光]
关键词：河北沦陷区；反奴化教育；爱国师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小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2)06－0010－06
1931年9月18日，经过长期的准备和策划，日本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三省。随着日益膨胀的野心，1937年7月7日，日本凭借军事优势，悍然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失守，华北地区相继沦陷。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扶植了一个汉奸组织——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临时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继承中华民国年号，各级伪政权随后成立。1938年1月1日，伪河北省公署在天津成立，统辖河北沦陷区各项事务。2月1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撤销，所辖22县并入河北省。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撤销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为委员长。伪河北省公署下设教育科，控制沦陷区内学校，对沦陷区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和思想控制。
“七·七事变”以后，华北地区处于日寇铁蹄践踏之下，与血腥杀戮和野蛮掠夺相伴随的是日伪处心积虑在沦陷区实施的奴化教育，以为其实施殖民统治的政治、经济及军事需要或利益服务，并妄图将河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日伪推行的奴化教育遭到广大人民的坚决抵制和打击，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日寇充当“牧师”职能、施行教化愚弄民众，毒害儿童少年的迷梦。它与抗日武装殊死搏斗相辅相成，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教育领域的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一、沦陷区中小学师生对奴化教育的抵制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遭到了沦陷区人民的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者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是不可能征服中国的，遂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强化奴化宣传、实施奴化教育，作为其殖民统治的手段与策略之一，燕赵大地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与此同时，沦陷区的广大爱国师生在日伪强制施行奴化教育的压力下始终未屈服。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地同敌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抗与斗争，河北沦陷区燃起了反抗奴化教育斗争的熊熊烈火。
(一)“不务正业”的孩子们
为了奴化河北人民，日本侵略者利用其扶植的傀儡政权，在沦陷区毁灭原有教育基础之上，“恢复”了各级各类学校。然而学校里逃学辍学现象屡见不鲜，家长和学生对奴化教育有着根源上的敌视，当然不会让孩子受此“愈学愈愚”的教育。很多拥有进步思想的学生冲破重重阻力，来到根据地大后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日语教学中，孩子们对传授的日语采取“上课不听，课后不练，随学随忘，毕业忘光”的策略，并不认真对待日语学习，采用恶作剧方式“破坏”教学秩序，对此日伪无可奈何。
师生们没有忘记他们肩负的责任，对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刻骨铭心。近代以来屡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其文化底蕴不能因为外贼入侵戕害而毁于一瞬。国家的文化需要传承，有传承才能有积淀，而青少年是文化传承的主力。所以，在敌占区的学校里，孩子们采取多种灵活机智的方法应对敌寇的教学检查。例如，在许多地方学校里，学生们的课本往往有两套，一套是日伪“精心编纂”的教科书，一套是抗日课本，日伪教科书通常是装样子的，一有时间就抓紧阅读抗日课本。到抗战后期，根据地出版的许多“伪装书”被秘密运到沦陷区，“伪装书”，顾名思义，是一些用《山海经》《水经注》等做封面，内容实质却是《晋察冀日报》或《晋察冀画报》等进步思想的课文。在敌人监控严密的敌占区和游击区，碉堡林立，课本无法及时运送到，就在地道里开办了地下印刷工厂。晋西三专区和冀中部分地区都开设过这样的印刷工厂，按照“伪装书”的样式，油印课本。甚至有不少爱国教师整夜抄写抗日课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保证了学生们能够正常使用抗日课本。
(二)与汉奸教务人员机智斗争
学生们对在学校里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日籍教官及对其惟命是从的汉奸采取各种方式打击、惩戒。在冀、鲁、豫三省中，奴化教育程度最深的是河北省，该省最高伪教育行政负责人，多年来唯敌人之命是从，极尽阿谀之能事。自伪教育厅长之下，乃至各伪校长多是通过逢迎送礼取得职位的。至于侵吞配给粮食、煤炭，盗卖教具、仪器等事更是不胜枚举，因此，受到了当时学生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唾骂。其中，孙金铭先生在《华北文教协会》文中对一伪校长所得“颂词”，有如下描述：“一脸麻子(因其人系麻面)，二面人(当人一面，背后一面)，三百块钱(月入薪水三百元)，四不象(指既不像人，也不像鬼)，舞(五之谐音，下同)弊营私，溜(六)舔官长，欺(七)负工友，巴(八)结洋人，酒(九)色之徒，什(十)么东西。”总之，沦陷区的爱国学生对日本教师和汉奸教师都充满了憎恨之情，并利用一切手段与其斗争，这成为反抗奴化教育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消极对待日伪组织的各种“庆典”活动
在沦陷区，日伪政权经常强迫师生们参加各种庆祝活动，如庆祝日本纪念日、某某战役日本胜利了。日伪之所以强迫学生参加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利用青少年学生为其殖民统治增加气氛，以达粉饰太平之效；二是为了给青少年学生上一堂生动的“大和民族必胜”课，同化腐蚀青少年思想。这些活动遭到学生们的强烈抵制，这表明了在他们的心灵中始终存有一股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老舍的《四世同堂》中有一段对新民会举办的庆祝保定陷落游行的描述：
学生三三两两的在操场各处立着，几乎都低着头，没有任何的声响。他们好像害着什么病。瑞丰找不出别的原因，只好抬头看了看天；阴天会使人没有精神。可是，天上的蓝色像宝石似的发着光，连一缕白云都看不到。他更慌了，不晓得学生们憋着什么坏胎，他赶快把校旗——还卷着呢——斜倚在墙根上。 校旗展开，学生都自动地立正，把头抬起来。大家好像是表示：教我们去就够了，似乎不必再教代表着全校的旗帜去受侮辱吧!这点没有说明出来的意思马上表面化了——瑞丰把旗子交给排头，排头没有摇头也没有出声，而只坚决的不肯接受。这是十五六岁而发育得很高很大的，重眉毛胖脸的，诚实得有点傻气的，学生。他的眼角窝着一颗很大的泪，腮上涨得通红，很重地呼吸着，双手用力地往下垂。他的全身都表示出，假若有人强迫他拿杆蓝旗，他会拼命!
瑞丰看出来胖学生的不好惹，赶紧把旗子向胖子背后的人递，也同样的遭到拒绝，瑞丰僵在了那里，心中有点气而不敢发作。好像有一股电流似的一直通到排尾，极快的大家都知道了两个排头的举动。照旧的不出声，大家一致的把脸板起来，表示谁也不肯接受校旗。
本来用以向青年学子进行奴化教育，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大东亚圣战”歌功颂德、营造气氛、鼓舞士气的“庆祝会”就这样变成了一场闹剧。
(四)灵活多样地开展抗日宣传教育
目睹日寇残无人性的暴行，沦陷区中小学校许多教师愤而离校，坚决不当日伪施行麻痹青少年教育的工具。部分爱国教师奔向抗日根据地，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而因为种种困难没撤离的沦陷区的教师，不甘坐视家国破灭，常常灵活改变授课方式和内容，宣传抗日思想、争取抗日力量。沦陷区教学使用日伪删改后的教材中充斥着大量媚日内容：“中日亲善”“八纺一宇”“经济提携”“大东亚同盟”“友邦正义相助”这样的词汇比比皆是。地理教科书中，我国东三省居然被划归外国地理板块。然而，“教材是死的，教师的嘴吧是活的，敌人和汉奸们虽然用尽心机，凑成这些教材，但教师们绝不依照它的原意去讲授，所以敌人的苦心是白费了。”以沦陷后热河的一所小学教师的教学为例，在课文中讲到美化日军侵略行径的句子，则一笔带过，或者只讲授文段中的生字词；或者直接不予讲授，对日伪所编课本，则以自选课本代替。校长徐化民利用寒暑假时问，想方设法给学生们上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据学生回忆：“从那一年暑假开始，他寒、暑假期里都不回老家，背着日伪当局偷偷教学生们读《三字经》和《四书》，并通俗地讲解书中的炎黄子孙的历史，才使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有了大概的了解。”
更有一些进步教师直面日寇精神奴役、企图灭我中华的野心，冒着生命危险正面进行抗日爱国教育，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打击了日伪在教育活动中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大大增长了沦陷区师生抗日爱国的信心和勇气，极大地表现出了爱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满腔正气!1938年7月，冀东七县爆发了以抗日为主题的“冀东暴动”，其中重要组织者之一是河北工学院教授杨十三。大批爱国师生参加了这场斗争，仅唐山市丰润县一县的小学教师就有80余人。一些教师因拒绝与日伪合作而受到迫害。广大教师在魔影重重、恐怖笼罩的背景下，坚守民族气节，在中国现代反奴化教育史上谱写出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诗章!
总之，沦陷区的爱国师生为了与敌伪的奴化教育进行斗争，采取了各种灵活多变的斗争方式，这成为沦陷区人民反对奴化教育的坚固堡垒，启发了沦陷区人民的民族意识，也极大地削弱了日寇妄图通过奴化教育麻痹河北人民的野心。
二、抗日根据地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河北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与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一道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39年以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从前线抽回大批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与“分割”和“蚕食”政策相伴随的是奴化教育。日伪建立了大量的小学和“宣抚班”等奴化教育机构，妄图泯灭河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日寇展开了了针锋相对的反奴化教育斗争。
为了切实地进行抗战教育及反奴化教育的斗争，在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战教育总方针的指导下，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方针政策。如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在《关于加强游击区小学的领导、打击与争取敌伪小学的指示》中划分清楚敌我界限、具体规定抗日小学的性质、开展游击区小学的操作事项、如何解决教材问题以及对教师的领导教育。其中所实行反奴化教育的方式或手段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应对敌人的教育破坏活动
学校不是军事机关，按理不应成为敌人轰炸的主要目标。然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常常有意识地以学校及图书馆等教育文化设施为破坏对象。过去较完备的校舍，多半被敌人拆掉，把砖运走修炮楼，桌凳门窗和黑板成了日军做饭或取暖用的烧柴。日军铁蹄踏遍沦陷区每个角落，到处焚烧校舍和课本，学校几乎损失殆尽。学校的图书、教学仪器大部分失散或毁于战火，教室在日军的炮击下变成一片瓦砾。学校被迫停办，师生流离失所。据冀中、北岳、平西在抗战胜利后的不完全统计，完小被毁237所，校舍4740间；初小损失4229所，校舍42290间。完小与初小合计，学校4466处，校舍47030间。邢台市区的公立小学也遭到日伪的严重破坏，由原来的16所减为8所，学生数不及战前的三分之一。余下的8所学校也是办办停停，发电厂、火车站周围成群的失学儿童在捡煤渣。在人类历史上的各次重大战争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像中国这样遭受侵略者如此严重而且是蓄意的摧残。晋察冀边区政府克服重重阻力，在敌伪疯狂破坏的废墟中抢救了民族文化遗产，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河北省教育的元气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教育工作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校舍被烧了，没有适当的房子，便在广场上大院里，露天上课，风雨的天气在大门洞里上课。天热了到树林下去上课(所谓绿色教室)。没有了桌凳，有的垒坯台来代替，或是学生们每人编一个草垫和书包一起背在身上，走在哪里坐在哪里，膝盖上一卷便是桌子。墙上的黑板坏了，做小黑板，在哪里上课就挂在哪里，没有什么文具就找代用品，或自己想办法做。全体师生，靠自己大家动手来克服物质上的困难。敌寇用残暴的镇压、无情的破坏来摧毁我们的小学教育，但他们的阴谋完全被粉碎了。相反的更加深了儿童对敌人的仇恨。物质条件愈困难，他们学习意志更坚决。在巩固区进行反扫荡时，许多学校根据政府的号召做到了‘敌来停课，敌走上课’。在敌人进行大规模扫荡时，占据了村庄，儿童们随父母躲在山沟里，或青纱帐里，教师们和群众在一起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更有的与游击组联系分别担任警戒、通讯、埋雷等工作。就在这样残酷的顽强斗争下，冀中区的小学，民国27年二十六个县共成立了三千五百二十一处，经过民国28年不断的反扫荡斗争，大部分地区曾一度陷于消沉停顿，但到民国29年8月据武强等二十三县统计，就又恢复到三千三百二十处，到民国30年8月深南等二十五县统计已共有小学四千一百八十七处。北岳区民国28年3月，据三十三县的统计共有小学三千九百四十八处，中间也一度停顿，但到民国39年底，据三十二县的统计，就已增到四千四百八十四处，中间也一度停顿。干部、教师和学生，在战斗的考验下锻炼得更坚定、勇敢、聪明。” 经过激烈的教育争夺战，敌我教育力量的消长形势发生变化，沦陷区日伪开办的学校数量锐减，而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小学、抗日两面小学及抗日隐蔽小学逐渐壮大。
(二)利用一切时机，摧毁日伪学校
根据地军民利用一切手段给予日伪所办学校以毁灭性打击。一是想方设法控制生源，用“八路军不叫孩子们到岗楼上去上学，谁家孩子上学，谁家里受不了”，“年成不好，到外村上不起学”等托词，拖延抗拒人校；或是直接将孩子们隐蔽起来，采用分组教学等办法进行教育。二是转化控制小学教师。对于迫于生计或者是被敌人威逼而不得不沦为日伪工具的教师给予充分帮助，进行个别谈话等办法逐渐改变其思想意识；对于已经一心事敌、完全无法争取的教师则给予严厉打击，不得已的情况下会采取军事行为予以惩戒。三是武力摧毁伪校。
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还力图对日伪所办的小学加以干预和控制，其主要方式有：严防日伪钻空子，采用威逼利诱方式哄骗孩子入学；指导学生巧妙应对日寇；给予为日寇卖命的学校内部汉奸严厉打击；禁止教师接受日伪受训。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增长了民族意识的学生，在课堂上经常巧妙地与秉承日伪奴化教育精神旨意的教师周旋。譬如教师讲：“乡村里的人，把东西送到城里去。”学生们就嚷嚷说：“为什么不把城里的东西送到乡村来!”教师说日本好的时候，他们就在下面“哼!哼!……”地乱咳嗽，有的还直接地说：“你这个讲得不对!”气得教师脸红脖子粗的。教师急了要打他们，他们就群起反对，有时就相约谁也不去上学，闹得教师只好辞职不干了。河北安国县游击区抗日军民还对敌人强迫成立的塔楼小学严加控制，摧毁了敌人奴役当地孩童的险恶用心。
(三)与敌人争夺教育阵地
创办抗日隐蔽小学、抗日两面小学等自己的学校，也是根据地军民对抗日伪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抗日隐蔽小学也称抗日一面小学或地下小学，这是能够适应极端恶劣环境并且教学方式灵活的学校教育组织。在一些近敌区，面对敌人三天两头的扫荡，办正式小学是不可能的，只有采用这种机动方式：校址不固定、上课时间不固定、甚至学生也不固定。抗日隐蔽小学能够在日伪凶残屠刀下存活下来，主要是因为这种学校的岗哨严格，如河北昌宛房高明远小学因为小学生岗哨和村上游击组岗哨的密切联系，保证了连续几年的“正常上课”。抗日两面小学实际上就是在占领区或游击区创办的学校，通过安置爱国知识分子充当教员，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运用多种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抗日教育。从表面上看，与一般伪小学无异，校门外挂着伪政府批准的校牌，墙上贴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化妆教学”就多应用于这种小学，比如看起来学生们上课所用的教材是敌伪教材，实际上内容已经被替换成了抗日题材的文章。在游击区这种两面小学有很多，据1943年对完县(今保定顺平县)等11个县的统计，有抗日两面小学154所；1944年统计，冀晋区的1058所小学中有抗日两面小学168所。
由于教学条件简陋，教员缺乏，一些灵活机动的教学方法被广泛采用。“分组传递教学”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教学手段之一，这种教学方式是将班级分组，每组设小组长，教师先给小组长讲课，再由各小组长分散教给本组的学生，这种方法有效地避免了集中上课的高危险性，也有利于学习地点的转移。在地道里上课也成为躲避敌人扫荡的有效方式，刘松涛在《晋察冀的反奴化教育斗争》一文中介绍：在曲阳七区南故张村，当二百多个敌人来包围村子，在村子里、街上挨门搜查、抓人的时候，他们一样安闲地在地下教室内上政治课。在冀中，地道战开展起来之后，军民实施了“地下建设运动”，冀中和冀西创办了不少“地下教室”。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1940年5月初的时候考察晋察冀边区后，在其著作《华北敌后——晋察冀》中提笔写道：“没有辉煌的教室，随便一间房子，一座树林，一片河滩或是山坡，或是山顶，随处都是学生们的课堂。”冀中平原上的“绿色教室”和冀西山区的“露天教学”就是这种教学环境的生动写照。恶劣的环境没有浇灭师生们的求学热情，他们根据多变的现实情况还创造了一些其他的教学方式：“实事教学”和“反驳教学”，利用日伪所犯滔天罪行实例给予教材中美化事实最强有力的打击。“事实教学法”就是教师利用每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对学生们进行教育。“反驳教学法”就是在日伪严密控制的伪校里，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反驳。如望都县曾利用敌伪组织编写的修身课本编了一本反驳课本。讲“王道乐土”时，就把敌寇对中国人喂洋狗、灌凉水、指甲上插竹签以及他们制造的“无人圈”、“无人区”、“阎王殿”等残酷手段都披露出来，以事实驳斥日伪的欺骗宣传，用活生生的事例揭露日伪的伪善面目、凶残的本质，以此教育学生，有力地抵制了敌伪的奴化教育。
在抗日隐蔽小学和抗日两面小学中使用的课本都是根据地重新编纂修订的课本。晋察冀边区编的“抗战时期小学课本”、晋冀鲁豫边区编的“战时新课本”，这些教材不仅仅用于根据地，还被运输到沦陷区供师生所用。这些教材一方面传授文化知识，一方面结合战时需要对学生进行抗战教育。将这两者有机结合，既达到了对中小学生“传道授业”的目的，更加深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程度。如在算术课上，学生们计算敌人烧光的房屋数；历史课上讲授祖国的物产、民族英雄等；音乐课上学唱抗战歌曲等等。通过使用根据地教材，有效地将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传输给青少年，使日寇妄图通过文化奴役灭我华夏之根的阴谋破产。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编印的《小学国语课补充教材》就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本教材共有八课，目次如下：一、早上，口渴要喝水；二、种豆子；三、小日本；四、八路军；五、毛泽东；六、我们生在中国；七、反动派；八、游击队。通过讲授这些课文，激发少年儿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
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已经体现到教育教学活动的一切方面，1942年抗日根据地制定了“五不誓约”，即：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不报告干部和八路军的情况；不告诉地洞和粮食情况；不要敌人的东西，不上敌人的当；不上敌人的学校，不参加敌人少年团。特别是游击区更把气节教育、保守秘密、应敌教育都列为小学经常的课程内容，由教师选择当时当地一些具体事实进行教学。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根据地军民独创了中外教育史上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这种特殊创造是根据地广大师生智慧的写照，更是他们在严酷环境下大无畏革命精神的体现。 三、坚持抗战教育，反对奴化教育的意义
燕赵儿女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军民一致，上下同心，同敌伪实施的奴化教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灵活多样的反奴化教育教学方式。这种在战争时期特殊环境出现的教育活动堪称为现代教育史上的创举，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孕育成长的伟大的抗战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抗战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瓦解了日伪教育，打击了日伪妄图精神控制河北人民的野心。通过反奴化教育斗争，使敌人凭借武力强行实施的奴化教育阴谋彻底破产。同时，根据地教育事业也在曲折中不断前进。游击区不仅坚持多种形式办学，还开辟了新的教育阵地，在敌占区也扩大了反奴化教育的影响。在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上，河北教育界的仁人志士坚贞不屈，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给予日伪的精神控制野心以沉重打击。在反抗日伪的文化侵略过程中，日寇刺刀上的血一日都没有干过。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抗日师生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安国县地处冀中平原，为日伪扫荡的重点地区，一次日伪在某村扫荡抓住几个小学生，逼问谁是抗日工作人员，在询问无果的情况下，日寇惨无人道的活剥了一名小学生，妄图吓唬其他的孩子，然而学生们始终没有透露半句信息给日寇，更没有屈服于敌寇的刺刀，而是更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在残酷的环境下，青少年被锻炼得机智英勇、爱憎分明。
其次，广大师生在反奴化教育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提升了思想觉悟。广大爱国教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忍受着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坚守抗日教育阵地。如蠡县沦陷期间东村口小学校长李福珍以给人当长工为掩护，住在地主刘老美家的牛棚里，在艰苦的环境下巧妙与敌人周旋，开展抗日救国的教育工作。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长工校长”。这种教育对学生影响极大，曾涌现出大批抗日小英雄。武强县儿童温三郁，为掩护隐蔽在他家地洞里的武工队，面对敌人砍断他10根手指的酷刑，咬牙不吭声。安国某村一小学，敌人接连挑死三个小学生，始终未能问出村长的姓名和地址。在游击区，通过对教师有计划的轮训，加强教师政治思想教育，还指导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方法。经过反奴化教育的斗争，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空前高涨，在教育领域这一无硝烟但却矛盾斗争复杂的战场中交出优秀“答卷”，有效地配合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需要。
最后，通过轰轰烈烈的对敌奴化教育斗争，保存了燕赵教育命脉，为战后教育重建提供宝贵资源或基础。在反奴化教育斗争的艰难岁月里，河北人民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为战后的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要紧密联系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2.必须把“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作为我们建设教育事业的座右铭，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3.紧抓“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宗旨，将战时教育和长期教育结合起来，注重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的培养。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重温这一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不难发现，这场在燕赵大地上展开的反日伪奴化教育的斗争，在文化教育战线上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威力，对帝国主义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广大人民群众所发挥的集体智慧，打击了日伪推行殖民统治的嚣张气焰，提高了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一段血泪斑斑的记忆，应当被我们所有的后来人所铭记，并以教育文化历史事实的视角有力地驳斥日本当代部分史学家的“自由史观”，尤其是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曲解或篡改侵华暴行，为军国主义战犯招魂等行径，以推进世界人类的永久和平。
[责任编辑 冯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