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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正民、童庆炳合作主编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后面简称《研究》)丛书的出版,一下就推出了7卷,详细地展现了中、俄、英、美、法、德、日诸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新形态、新问题。这套丛书,应该说是对20世纪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就、问题的一个总体性的详尽描述、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总结,堪称一部20世纪全景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这样全面性的介绍、大规模的综合研究,在中国自然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也更属首创,这真使我们大开眼界。
在很长时间的实践里,我们形成了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以为只有我们中国才是遵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其他国家都不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认为外国即使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那也是西马非马,想方设法贬低它们。现在看来,这真是一隅之见,这是我们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做一个整体去了解的缘故。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是外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自觉或不自觉的指导下,结合本国文化发展中所出现的新思潮、新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的结果。一百多年来,我们看到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它们因国别、地域与文化传统而各自不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同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德国的又迥异于美国的,什么缘故?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要与该国的文化实际中出现的问题相结合,需要回答时代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则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然是本土化的,必须进行本土化,如果不与实际相结合,不能使自己成为本土化的研究与本土化的理论,那它本身哪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哪会有什么生命力呢?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此繁复与多样,显得生机勃勃,也在于它的多样性的本土化。在中国,一些人以为只有我们才是正确的,奉行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自然,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实践怎么样?在一个时期里,被歪曲了的、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流行一时吗,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了吗!这种被歪曲了的、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真正的非马?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整体的组成部分,文艺理论也是如此。当然,我们不能将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搬过来就用,它们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研究、实践的产物,因而面对它们,我们应该有所鉴别,融合其中有用的东西,使之本土化,进行创新,所以唯我独马的思想实在是很可笑的。
多样性也表现于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中,出现不同观点,不同派别,而且正因为这种多样性,才能显现出其丰富性和生命力。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各个时段又有不同的人物,根据自己的具体语境而提出不同的问题,而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整体显得精彩纷呈。在这7卷本中,我们看到,哪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只是一个人的观点,只是一派的观点?或是哪个国家的文艺理论是什么单流论?
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丛书的总主编在《总序》中谈到他们的编写原则,即“历史优先、现实品格与文化阐释”,我也十分赞同这点,这一原则保证了这套丛书叙述的历史性、科学性与理论性。人文科学思想总是历史性的,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前后联系、左右交织的。一个学科的百年总结,十分需要贯穿历史性线索。评价一个新的理论观点,总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将它和先前的观点、思想相比较,看它在理论上提供了什么新东西,产生了什么影响,评判其得失,再来确定其历史价值,而不是追究它没有探讨的东西,不是从一种与它毫不相干的知识体系,进行批判与否定。评判者要有充分的历史感,深入地研究新的对象和它们出现的历史语境,对于这种语境,不能因为自己未曾亲身参与而对它视而不见,不能因为在这种历史语境中你不在场而否定这些历史现象。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理出问题的线索,给以恰当的历史评价。历史性是使总结性的叙述获得科学性与理论性的依据。有意使历史性缺失,难以达到科学性和理论性,必然会夹带与引进不少文化泡沫,进而导致模糊历史的过程。在这种斑驳、热闹的喧哗声中,甚至还要把并无什么影响的境外学者掺和进来,当做自己的思想导师,来启迪我们如何建立文学理论的原则,在不阐明问题的各种各样的你说我说的论争中,建立起自己的形象。失去历史性、理论性,一部文艺学史即使写得很厚,但很多部分好像就是现成的文学年鉴资料的收集和汇编,何能称为著作?掩盖历史事件的真相,捏造史实,隐去历史发展的动因与真实面貌,是我们社会的弊病所在。历史在一些人那里真的成了一块面团,随意捏弄,以致书写历史者最后道德沦丧,诚信丧尽,而且竟要把“诚信”当做一个“国家性的课题”来研究了!这种浮躁、极端的功利手法,如果应用于文艺学史的写作,也是很难获得深度的历史性与理论性的。
我读这部发展史,觉得它恪守了作者自己的“历史优先”的原则,并且贯穿于各部著作。这个历史优先,大体包括某一现象发生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形成的过程,继承与发展,影响与作用,得失与评估,而最后又渗透于作者的总体性评价之中。评论者既是历史的人,因他的研究来往于历史之中,同时又是当代人,他要确切地理解所评述的现象和观点,对于当代可能发生的影响与作用。这就使这套丛书的理论叙事、分析评价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感和理论性。
这部发展史所提供的理论史料极为丰富,它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主要国家中的发展脉络,同时也使我们有关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零星知识系统化了,使我们在理解上深入得多了,比如,我们对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上世纪20年代,引进、谈论的人很多,后来特别是在全国解放之后,了解的人就不多了。由于这套丛书各卷的撰写人大都为各个国别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专家,所以提供的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具有很高的可信性,从而显示了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景观的整体性与全景性。
在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设中,外国文学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参考系。理论繁复,派别众多的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合自身社会的文化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众多新命题,有广大而至宏放的叙事,也有单个现象独到的精微剖析,而其中特别是英美德法等国提出的不少新问题,也正是我们今天遇到的新现象,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可供我们研究与借鉴,并促进其转化,为我国文论的新建设所用。
就“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丛书,我还想提出一些意见,不尽妥当。茅盾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方面成就极大,也是引领我国文艺理论潮流的中坚人物之一,一般研究少有深入分析。《研究》对他的各方面的卓越建树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引用了党组织对他进行的两次评价,相当全面而又精彩。但《研究》对他后期的《夜读偶记》一书,似乎注意不够。就茅盾的这本著作来说,一方面它表现了作者的极为深厚的学养,一方面又让人觉得,对于世界文艺思潮,他似乎不应得出一些简单化的结论,看来他也进入了当时对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的阴影之中。又如周扬,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作者对他进行了分期处理,这样眉目清楚,既符合历史过程,也反映了他在各个时期的理论特点,其功过评价相当客观、公允。再如发展史对王朝闻的前后两个时期文艺思想的特征、独到见解及其深化与发展,分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丰富了我国的文艺学,写得很有新意。有些遗憾的是《研究》没有提及何其芳,何其芳作为文艺界的一个领导,在政治化的文艺批判中,他的批判文论无疑是左的,而他作为一个学者所做的学术研究却是反左的、反公式化和教条化的,他提出的典型共名说,是有很高的理论意义的。
近几年来,我国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这套丛书就是其实绩之一。此外还有冯宪光教授主编的研究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题性的丛书,有朱立元教授主编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丛书。这几套丛书的出版,一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死气沉沉的注释派和唯我独马派的文风,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思路,展现了新的面貌,使得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真正活跃了起来。它们促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进一步的中国化,从而也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独创性、中国气派和强大的生命力。
在很长时间的实践里,我们形成了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以为只有我们中国才是遵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其他国家都不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认为外国即使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那也是西马非马,想方设法贬低它们。现在看来,这真是一隅之见,这是我们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做一个整体去了解的缘故。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是外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自觉或不自觉的指导下,结合本国文化发展中所出现的新思潮、新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的结果。一百多年来,我们看到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它们因国别、地域与文化传统而各自不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同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德国的又迥异于美国的,什么缘故?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要与该国的文化实际中出现的问题相结合,需要回答时代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则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然是本土化的,必须进行本土化,如果不与实际相结合,不能使自己成为本土化的研究与本土化的理论,那它本身哪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哪会有什么生命力呢?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此繁复与多样,显得生机勃勃,也在于它的多样性的本土化。在中国,一些人以为只有我们才是正确的,奉行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自然,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实践怎么样?在一个时期里,被歪曲了的、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流行一时吗,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了吗!这种被歪曲了的、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真正的非马?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整体的组成部分,文艺理论也是如此。当然,我们不能将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搬过来就用,它们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研究、实践的产物,因而面对它们,我们应该有所鉴别,融合其中有用的东西,使之本土化,进行创新,所以唯我独马的思想实在是很可笑的。
多样性也表现于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中,出现不同观点,不同派别,而且正因为这种多样性,才能显现出其丰富性和生命力。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各个时段又有不同的人物,根据自己的具体语境而提出不同的问题,而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整体显得精彩纷呈。在这7卷本中,我们看到,哪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只是一个人的观点,只是一派的观点?或是哪个国家的文艺理论是什么单流论?
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丛书的总主编在《总序》中谈到他们的编写原则,即“历史优先、现实品格与文化阐释”,我也十分赞同这点,这一原则保证了这套丛书叙述的历史性、科学性与理论性。人文科学思想总是历史性的,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前后联系、左右交织的。一个学科的百年总结,十分需要贯穿历史性线索。评价一个新的理论观点,总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将它和先前的观点、思想相比较,看它在理论上提供了什么新东西,产生了什么影响,评判其得失,再来确定其历史价值,而不是追究它没有探讨的东西,不是从一种与它毫不相干的知识体系,进行批判与否定。评判者要有充分的历史感,深入地研究新的对象和它们出现的历史语境,对于这种语境,不能因为自己未曾亲身参与而对它视而不见,不能因为在这种历史语境中你不在场而否定这些历史现象。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理出问题的线索,给以恰当的历史评价。历史性是使总结性的叙述获得科学性与理论性的依据。有意使历史性缺失,难以达到科学性和理论性,必然会夹带与引进不少文化泡沫,进而导致模糊历史的过程。在这种斑驳、热闹的喧哗声中,甚至还要把并无什么影响的境外学者掺和进来,当做自己的思想导师,来启迪我们如何建立文学理论的原则,在不阐明问题的各种各样的你说我说的论争中,建立起自己的形象。失去历史性、理论性,一部文艺学史即使写得很厚,但很多部分好像就是现成的文学年鉴资料的收集和汇编,何能称为著作?掩盖历史事件的真相,捏造史实,隐去历史发展的动因与真实面貌,是我们社会的弊病所在。历史在一些人那里真的成了一块面团,随意捏弄,以致书写历史者最后道德沦丧,诚信丧尽,而且竟要把“诚信”当做一个“国家性的课题”来研究了!这种浮躁、极端的功利手法,如果应用于文艺学史的写作,也是很难获得深度的历史性与理论性的。
我读这部发展史,觉得它恪守了作者自己的“历史优先”的原则,并且贯穿于各部著作。这个历史优先,大体包括某一现象发生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形成的过程,继承与发展,影响与作用,得失与评估,而最后又渗透于作者的总体性评价之中。评论者既是历史的人,因他的研究来往于历史之中,同时又是当代人,他要确切地理解所评述的现象和观点,对于当代可能发生的影响与作用。这就使这套丛书的理论叙事、分析评价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感和理论性。
这部发展史所提供的理论史料极为丰富,它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主要国家中的发展脉络,同时也使我们有关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零星知识系统化了,使我们在理解上深入得多了,比如,我们对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上世纪20年代,引进、谈论的人很多,后来特别是在全国解放之后,了解的人就不多了。由于这套丛书各卷的撰写人大都为各个国别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专家,所以提供的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具有很高的可信性,从而显示了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景观的整体性与全景性。
在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设中,外国文学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参考系。理论繁复,派别众多的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合自身社会的文化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众多新命题,有广大而至宏放的叙事,也有单个现象独到的精微剖析,而其中特别是英美德法等国提出的不少新问题,也正是我们今天遇到的新现象,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可供我们研究与借鉴,并促进其转化,为我国文论的新建设所用。
就“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丛书,我还想提出一些意见,不尽妥当。茅盾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方面成就极大,也是引领我国文艺理论潮流的中坚人物之一,一般研究少有深入分析。《研究》对他的各方面的卓越建树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引用了党组织对他进行的两次评价,相当全面而又精彩。但《研究》对他后期的《夜读偶记》一书,似乎注意不够。就茅盾的这本著作来说,一方面它表现了作者的极为深厚的学养,一方面又让人觉得,对于世界文艺思潮,他似乎不应得出一些简单化的结论,看来他也进入了当时对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的阴影之中。又如周扬,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作者对他进行了分期处理,这样眉目清楚,既符合历史过程,也反映了他在各个时期的理论特点,其功过评价相当客观、公允。再如发展史对王朝闻的前后两个时期文艺思想的特征、独到见解及其深化与发展,分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丰富了我国的文艺学,写得很有新意。有些遗憾的是《研究》没有提及何其芳,何其芳作为文艺界的一个领导,在政治化的文艺批判中,他的批判文论无疑是左的,而他作为一个学者所做的学术研究却是反左的、反公式化和教条化的,他提出的典型共名说,是有很高的理论意义的。
近几年来,我国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这套丛书就是其实绩之一。此外还有冯宪光教授主编的研究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题性的丛书,有朱立元教授主编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丛书。这几套丛书的出版,一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死气沉沉的注释派和唯我独马派的文风,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思路,展现了新的面貌,使得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真正活跃了起来。它们促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进一步的中国化,从而也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独创性、中国气派和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