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新诗空前繁荣的年代，全国各地诗歌流派蜂拥，民间诗刊诗报层出不穷。八十年代中后期，我还在故乡邛崃。深秋的一天下午，我从西郊造纸路去县文化馆里的图书馆借书，一位名叫罗华平的馆员便向我推荐新到的几种文学期刊。在《北京文学》杂志上，我看到一组洪渊先生的诗。作为当期重点推介的作者，组诗专门配发了一幅洪渊先生的速写肖像，面颊瘦削，目光如炬，一看便知是一位人格高标、铮铮铁骨的诗人。结尾处的“作者简介”这样写道：“任洪渊，男，生于1937年，四川邛崃人，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我当时十分惊讶，我的惊讶包含以下三层意思：
　　居然在北京还有一位写诗的邛崃人;“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自己又多了一位写诗的同道，而且，从年龄上来看，出生于三十年代的洪渊先生显然是我这个六零后的前辈;自西汉以降，邛崃文风鼎盛，英才辈出，新时期的新诗创作亦不甘于人后。
　　我早已忘記了洪渊先生那组诗的标题，现在想来，应该是后来收入《女娲的语言：诗与诗学合集》中的那组《东方智慧》。因为，我清楚地记得组诗中有一首诗的标题叫《远方》。全诗如下：
　　远方
　　我走回童年 走回
　　我的十一岁 身后的群山拥着走出
　　还能第二次出发吗
　　走不出的眺望 在故乡
　　故乡 我一步就走进汉代走进
　　司马相如堆砌成了赋的岁月
　　走到今天这么长
　　走不到的远方
　　远方遥望
　　我四十岁的背影
　　我少年的脚步 害怕起程
　　走不回的回头 在远方
　　只有我身后的群山 不肯退转
　　还拥着一个个十一岁的早晨
　　走过我 远方
　　倒下再多的背影也遮不住的
　　远方
　　诗的结尾处特意注明：“我的故乡是四川邛崃。”
　　这首写于1986年的《远方》，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洪渊先生后来告诉我，此诗是他阔别邛崃二十九年后，于1980年9月，送祖母骨灰回平落（今平乐）大碑山安葬，获得的灵感。仅就这组《东方智慧》便可以看出，洪渊先生的诗既不同于更多地关注自我，张扬个性，被他称之为一种“诋毁的荣耀”的“朦胧诗”;又不同于新崛起的“敢于砸碎枷锁，摆脱束缚”的“第三代人”，他们激情飞扬，非要和旧思想说“不”;更不同于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错划为“右派”后被放逐，一度“失声”的艾青、唐祈、唐湜、吕剑、蔡其矫、公木、公刘、白桦、邵燕祥、孙静轩、苏金伞、梁南、孔孚、流沙河等“归来者”。这些在七十年代末扎堆“归来”的诗人，特别关心社会问题，重视诗的社会干预作用。在诗与现实关系的调整上，在对时代情绪和社会矛盾的感受思考上，诗人们以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理性思辨精神，作深刻的社会探求，其诗歌美学追求显然与洪渊先生大异其趣。洪渊先生一直是汉语的持灯者与守护人，在他看来，每一首诗都是命运之诗，都是他对汉语命运的深度思考，对人生图景的深度呈现。他是我们时代少有的学者型诗人，他一直在路上，一直在黑暗中苦苦求索，从不曾离去，又何谈归来。总之，在中国当代新诗中，洪渊先生的诗歌是另类的、独特的，甚至是无法归类的。不知为什么，他整个人的形象常常让我想起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那位与雕为友的独孤求败。正如洪渊先生的生前好友、诗评家吴思敬所言：“他（任洪渊）不属于任何诗群或流派，却用自己的诗歌与理论著述为汉语诗歌注入了新的语言和生命的活力。”这一评价无疑是中肯的。
　　于是，几天过后，我便给洪渊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把我个人的创作情况，以及邛崃青年诗社的杨然、陈瑞生、杜卫平、李建忠等诗友的创作情况，对洪渊先生作了详细介绍。同时寄了一册我的自印诗集《中国的风水》和一本邛崃文化馆最新出刊的《崃山文学》杂志。不久，便收到了洪渊先生热情洋溢的回信：“我真的没有想不到，临邛已有一个文学刊物和诗人作家群。请代我向故乡的文学朋友们致意，也把我看作你们中间的一个吧。”信末，还邀请我“来京时，请来我家一聚”。从此，和洪渊先生便有了书信往来和诗艺交流。
　　从洪渊先生的回信中得知，他在邛崃经历了平落小学、蜀才小学、敬亭中学辗转求学之后，于1951年春“离乡去武汉”，从此离开了故乡邛崃，离开了天府之国。并于1957年从湖北武昌实验中学顺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是和洪渊先生交往较早的四川青年诗人。1991年4月，我应邀去北京参加《诗刊》组织的“北京笔会”。从邛崃出发前，我特意写信告诉洪渊先生，并对即将与洪渊先生见面充满了期待。笔会在北京石景山举行，会期七天。
　　笔会期间，除了与会诗人之间交流、改稿，还特意安排了几场诗歌讲座。其中有一场讲座，主讲老师就是洪渊先生。洪渊先生学贯中西，既是诗人，又是教授，讲课别具特色。讲座中，洪渊先生还专门提到我：“今天在座的有一位青年诗人，他叫席永君，是从我家乡来的。”在讲到现代诗如何化欧化古时，洪渊先生对我的一首小诗《花园与海》，作了点评。那是发表在《人民文学》1989年第11期上的组诗《瓷》中的一首。洪渊先生如此厚爱我，这让我非常不好意思。他不经意的“点名”，让我意外地成了那次笔会的“明星”，当晚就有与会诗人来我房间交流合影。北京笔会让我见到了神交多年，一直有书信往来的韩作荣、李小雨、邹静之、王家新等诗人，同时还结识了宋琳、莫非、何卫东、林木等诗人。
　　笔会结束后，我约上一同参加笔会的重庆诗人、现供职于南京财经大学的何卫东，专程去北师大拜访洪渊先生。既然是从家乡来的，土特产自然少不了。邛崃的特产一是酒，二是茶，我平日里嗜茶而不善饮酒，以己度人，于是，便给洪渊先生带了两盒刚刚上市的新茶——文君茶。洪渊先生对卓文君情有独钟，他认为卓文君是邛崃永不褪色的文化符号，认为司马迁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写进《史记》，特别有眼光。对卓文君的情结浓得化不开，几乎贯穿了洪渊先生的一生。睹物思乡，两盒文君绿茶唤起了洪渊先生遥远的记忆。卓文君是洪渊先生童年的词条。上世纪四十年代，洪渊先生就读于邛崃蜀才小学，老师每年组织同学们春游秋游，去的都是城里的文君公园（俗称老公园）。对洪渊先生来说，文君公园意味着朦胧的情与景。一片朦胧中，“卓文君”成了他小学辞典外的一个词语，隐隐约约，一个美丽的东方女性。多年后，洪渊先生在接受《成都日报》记者、作家蒋蓝专访时，再次讲到卓文君：“卓文君在司马相如的剑和诗后面，在道、侠、儒和百家的后面，那是更有生命意义的词。一个从豪门逃亡到井边的女子，第一个向人间公开了生命的绝对命令：爱。这是我对卓文君的定义。她是第一个在中华文化中公开了生命绝对命令就是爱的女人，她就是自己的原因和目的，召唤和回答。她以井当垆，以井水为酒，把酒临风，在文君井边开始了一场永不结束的青春酒会。”
　　那天下午在洪渊先生家中会晤，洪渊先生的夫人F.F一直作陪。那时，他们的女儿任汀只有五六岁，那天下午一直缠着洪渊先生，并不时地在洪渊先生怀里撒娇，一派天真烂漫。我清楚地记得，小任汀不叫洪渊先生“爸爸”，而叫他“白头发老头”。两鬓染霜的洪渊先生中年喜得千金，与女儿尽享天伦之乐的场景，让人好生羡慕。让人羡慕的还有小任汀尚未被历史和文化的世界压垮的童年。那天，洪渊先生特意留我和何卫东在他家晚宴，让我在异乡倍感家的温暖。告别洪渊先生，第二天，我便从北京坐火车去了上海。
　　1993年3月，我借调到成都后，因工作繁忙和生存压力，和洪渊先生的通信便少了。但也时不时收到洪渊先生的来信。洪渊先生知道我藏书万卷，平日里喜欢读书，因此，他出版的专著《女娲的语言：诗与诗学合集》《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我都是在第一时间收到的。自1991年4月，与洪渊先生在北京见面之后，我和洪渊先生还先后见过四次面，两次在邛崃，两次在成都。
　　2010年秋天，洪渊先生自1951年离开家乡后第二次回邛崃。11月13日，邛崃市作家协会秘书长陈瑞生特意打来电话，要我回邛崃，和洪渊先生一聚。那天的聚会安排在邛崃西郊的一个环境清幽的山庄。参加聚会的有杨然、陈瑞生，以及专程从成都赶来的孙文波、凸凹和我。两代诗人相聚，其乐融融。
　　2019年6月8日，洪渊先生再次回乡讲学、撰写自传。我们又在成都神仙树一酒店相聚。参加聚会的有何春、黎正光、邓翔、杨然、李沚等诗人作家。那天，我将自己最新出版的诗集签了名，准备送洪渊先生批评指正。临别，洪渊先生说：“永君，我行李太多，你就邮寄给我吧。”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由于我的疏懒和健忘，诗集一直没有邮寄给洪渊先生。如今，那本在扉页签了“任洪渊老师雅正”的《春天的木牛流马》，竟成了一本无法寄出的诗集。不禁让人唏嘘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