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0年前，1945年8月28日，发生了一件举世瞩目并浓墨重彩载入史册的政治事件：中共领袖毛泽东接受邀请，由延安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谈判。而为这出充满轰动与悬疑的大戏拉开序幕的一个历史节点——6位国民参政员不辞辛劳，到延安洽商斡旋之事，则少被关注，久已淡隐。
只是近年以来，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关于国家兴亡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的谈话，却突然在网络上窜红。殊不知，那不过是一朵小小的花絮。6参政员访问延安，当时可谓负有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使命。迨至后来，时过境迁，天地翻覆，不仅一些论者语焉不详，甚至将6参政员此行的主倡与领衔人物——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之一褚辅成先生，有意无意隐去，造成记忆残缺。如今，回顾这段历史，以及评骘褚辅成先生的一生功过，仍需 “钩沉”和“ 补缀” 一番。
事情且从这年的年初说起。
1945年，中国的抗战已经进入第8个年头。元旦这天，褚辅成与黄炎培等60余位社会贤达，在报纸上联名发表《对转捩当前时局献言》。献言满怀憧憬，思深言切，号召各党各派加强团结，迎接抗战胜利，共同进行国内和平建设：“……大家诚能一心一德，剑及履及，将以上各点同时进行，则同人敢信必能使今日成为转败为胜，转弱为强之起点。今后国运之光昌，当可与日俱进。”（1945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
可以说，褚辅成等人的献言，正是各界民众的心声 。但是，事态的变化，竟至出乎国人所期。
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5月5日，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则在重庆复兴关（浮图关）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开幕。为了抵制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国民党六大进一步确定独裁、反共政策，并宣布在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施“宪政”，“还政于民”。
作为回应，6月16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以示反对。
中共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已经不是第一次。其实，全面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和明争暗斗，并未停歇。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为了表示抗议，毛泽东等中共参政员便曾提出，政府未予采纳解决十二条善后办法前，不再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为了消弭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冲突，团结一致抗日，褚辅成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等人，在蒋介石与周恩来暨中共参政员之间，反复疏解，前后凡四十余日，颇费了一番功夫。
此次，抗战胜利在即，国共两党又呈尖锐对立状态，使深恐国共分裂、再开战衅的民国耆宿褚辅成，再次站了出来，力主国共两党立即恢复商谈，强调宪法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空气中产生，并招黄炎培等参政员详加商讨。《黄炎培日记》5月25日记述：褚慧僧就参政会邀餐，同席王若飞、左舜生、章伯钧、王云五、冷御秋、傅斯年、王雪艇、邵力子、雷儆寰，提出恢复国共商谈办法，待询取蒋主席意旨。（《黄炎培日记摘录》，见王天松编著《褚辅成年谱长编》75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出版）
6月1日，蒋介石在其官邸，招褚辅成、黄炎培等餐前座谈。褚辅成等人表示，均愿抱持希望国共和解的好意，再次努力，远赴延安，与中共领袖当面协调洽谈。蒋介石表示并无成见，“诸君意如何，当照办”。于是，6月2日，7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月杪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兹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
褚辅成 黄炎培 冷 王云五 傅斯年 左舜生 章伯钧 巳冬
半月之后，6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7参政员，表示欢迎来延安商谈。电文如下：
褚慧僧、黄任之、冷御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收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国内团结大计，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之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堪痛惜。倘或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之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毛泽东 周恩来 巳巧
（来往函电见1945年6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
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王云五称病未与同行），在王若飞陪同下，乘美驻华大使赫尔利提供的专机，飞抵延安。
73岁的褚辅成，乘小飞机一路颠簸，到达延安后，虽感身体不适，仍勉力与中共领袖往来酬酢商谈。对于褚辅成一行的到来，延安方面可谓做足了功课。不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0余位中共领导亲到机场迎接，而且招待之热情周到，“出人意外”。
据一位在延安亲与其事者记述：
我们交际处特地准备了适合老人清淡口味而营养丰富的食品，如牛奶、鸡蛋、小米粥、白面馒头、白塔油等等。又考虑到延安的气候，虽已至六月，早晚仍有些寒冷，就集中了许多厚棉被褥，每张床上都铺垫了厚厚几层……在六位先生逗留延安的五日之中，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盛大的宴席招待和群众大会、文艺晚会慰问，我党政军领导干部轮流出席作陪。国民党顽固派一贯宣传共产党人是一群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不知有多么可怕！但当六参政员与共产党干部接触时，却感到他们个个稳重、朴实、谦逊、诚恳，说起话来很有见地，学识不浅，使他们感到在共产党人中间，真如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了。（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出版） 经过3次正式商谈，6参政员带着《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6参政员延安会谈纪录》，返回重庆，面呈蒋介石。
在蒋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未见即允的情况下，8月25日，褚辅成又于病中致电蒋介石，建议电邀周恩来速偕中共代表来渝商谈：
蒋主席钧鉴：
病中阅报载钧座与毛泽东往还电文及朱德发来铣电，无任忧惶。辅成深虑胜利后发生内争，故不辞老病冒暑飞往延安，携回中共建议五款，面呈察夺……今钧座虽以和平宽大为怀，再电毛泽东劝驾，窃恐未必肯来。查中共建议本有先开预备会议一款，似可采纳。拟请王雪艇部长电邀周恩来速偕中共代表来渝商谈，并邀他党人士参加斡旋，在会议席上开诚商讨。团结民主之目的的相同，当无不可解决之问题。化干戈为玉帛，在此一举，如蒙嘉纳，国家甚幸。褚辅成叩（1945年8月25日重庆《大公报》）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9月5日，褚辅成等6参政员假座中央研究院，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答谢在延安受到的礼遇。43天之后，国共终于达成《双十协定》……
不无遗憾的是，6参政员的延安之行，无论当时，还是今天，评价都是有些不屑。然而，应该看到，在历史走向瞬息万变的关键时刻，褚辅成作为国民党资深元老，不存党派成见，本着“良心的使命”，联络第三方代表，不畏盛暑长途，不顾成败利钝，不计个人毁誉的这番努力，无疑强化和扩大了吁请国共两党团结的舆论压力，对蒋介石的独裁反共政策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同时，对于蒋介石多次电邀毛泽东和毛泽东终于亲赴重庆谈判，国共达成《双十协定》，附带产生政治协商会议，也都起到了穿针引线和助推促和的作用，自有其积极意义，是不应该忽视和一笔抹杀的。
褚辅成，字慧僧，1873年生于浙江嘉兴。戊戌变法失败，褚辅成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同盟会在东京创立，褚辅成宣誓入盟，与孙中山“深结纳”。奉命回国，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结交志士，筹划革命。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褚辅成与陈其美等领导浙江起义。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褚辅成领衔弹劾，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袁下令解散国会，褚辅成束装南下，遭袁世凯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拘押安庆狱中，3年不屈。
1916年8月，褚辅成响应孙中山号召，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任非常国会副议长，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5年，褚辅成与沈钧儒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自治。北伐军攻克杭州，褚辅成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代理浙江省政府主席。
1926年，褚辅成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后改为上海法政学院。除了兴办教育，培养人才，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领导全浙公会，团结浙人，奖兴工业。
“九一八”事变，褚辅成坚决站在了抗日救亡的前列。他南北往来，组织抗日后援会，支援前线。1937年，浙江沦陷。褚辅成只身奔走浙东各地，宣传抗日救国，不遗余力。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褚辅成被遴选为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任休会期间驻会委员。在历次参政会上，褚辅成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实施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等事，提出了许多重要议案。
1939年9月，一届四次参政会通过川康建设方案，设立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褚辅成被委以常务委员、万县办事处主任。数年间，不辞劬劳，担负起地区设计、建设、视察与考核之责。
这次参政会还提出，“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为最重要”。蒋介石指定黄炎培、褚辅成等19人为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委员，协助政府促成宪政。
当此之际，素怀在中国实施民主宪政之志的褚辅成，深受鼓舞，除了奉命与董必武等组成5人小组，专对“五五宪草”详加研究修改之外，还与张澜、沈钧儒、莫德惠、张申府、王造时、章伯钧等25人发起宪政座谈会，就宪政实施诸多问题进行研讨，提出主张，在参政会内外引发了一次宪政运动高潮。
10月18日，在重庆第二次宪政座谈会上，褚辅成提出，宪政是政府与人民的共同要求，只有民主才能动员全国人民抗战救国。他还对宪政做了如下阐释：
宪法与宪政是两件事，宪政有着更充实的内容，主要点就在：“人民参政”。有了宪法，而人民仍不能得到实际的参政权，还不能算实施宪政；独裁军政，不用说当然是与宪政违背的，但专制国家也常打出“宪法”作幌子。人民参政就是国家大事要由人民来决定——通过代表人民的议会。所谓议会政治就是宪政。（1939年10月28日《全面抗战》第94号）
1939年底，褚辅成发表《宪政运动感言》，不无欣慰地称：“关于宪政运动，现在总算已有了初步的成就……可以认为，实施宪政，根本上已无问题。”（《战时青年》第二卷第四期）
经过多方研讨，汇集各方意见，1940年4月，在一届五次参政会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案得以通过。然而，提交政府之后，便再无下文。中枢的操控，皖南事变的影响，不啻给褚辅成的宪政热情泼了一瓢冷水。
然而，褚辅成并未气馁。1943年10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设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亲任会长，褚辅成任常务委员，中共方面有周恩来、董必武参加。褚辅成自感义不容辞，一如既往，联络同人，发动民众，继续极力推进宪政实施。
1944年5月，中央社消息称，自宪政实施协进会于本年元旦发起以来，各地纷纷响应，自动组织座谈会或研究会，从事宪草研讨，至为热烈。截至4月底，宪协会收到各方寄来意见颇多，其中包含各职业、宗教、社会团体及军、政、教员、学生、工人等。由于边远省份邮递困难，决定宽延收件日期，希望全国各界继续对宪草热烈研讨，尤盼各大学法学院与专家学者，尽量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见1944年5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 9月4日，褚辅成与黄炎培、张志让、王云五等30位工商、文化、教育、金融、交通、法律界人士，联名发表《民主与胜利宣言》，提出九项建议，第一项即明确指出：
民主为我中华早定之国体，宪政是国父手订，军政训政之后主要之政纲，实施宪政为领袖涣汗大号之政策，必须竭尽可能，尽速实行。一切设施，均须本此精神，充分发挥，使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尽早实现。不惟其名，务求其实，藉以范围全国之民心，使轨外纠纷之举，不因抗战结束而发生。（1944年9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
然而，历史并未按照人们的良好愿望演进，不仅《双十协定》遭到毁弃，内战的枪声也已不可遏止地在东北等地响起。褚辅成痛心疾首，与九三学社同人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和平的宣言和声明。
为了制止蒋介石一党独办国大，1946年11月10日，作为国大代表的褚辅成、孟宪章、谭平山、李济深联名致书国民政府，要求缓开国大。13日，褚辅成又对大公报记者公开发表谈话，提出在各党派一致参加的情形下再召开国大。
国民大会召开在即，褚辅成怀着再次敦促国共和解、实现政协决议精神的愿望，赴南京与各方面交换意见，力图挽回僵局。然而，国大召开已如离弦之箭，势不可挽。甚感失望的褚辅成，只得与孟宪章退会返沪。自此，先生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黄炎培前去看望褚老，褚老说：“大局到今日，还有什么话可说，吾辈不说还比说好，余衰非病，愿君珍重。”（黄炎培挽诗五首注，王天松编著《褚辅成年谱长编》799页）然而，“只知有国宁知党”的褚老先生，又怎肯就此缄默？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立即遭到中共、民盟以及各界人士的谴责。同日，上海《文汇报》载：上海11个团体联合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坚决地主张，立即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根据政协决议的精神，重新召开政协会议，成立真正民主统一的联合政府……”褚辅成就是联合声明的发起者之一。
怀抱民主宪政的梦想，自称“生平但愿做大事，不愿做大官”的褚辅成先生，临终遗嘱，仍殷殷以民主宪政相期。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在上海病逝。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称先生：“器识恢弘，襟期澹泊”，“生平持论平实，为国忘身”，“参政以来，弼成宪法，尤多贡献……”不过，邵力子所撰挽联，对先生的品性与为人，可谓知而至矣：
报国誓始终，每饭不忘真民主。
立身重名节，盖棺还是老书生。
先生身后，史家多以出席国民大会与否，判分泾渭，故不免有褚辅成失足于出席“伪国大”之贬。然而，褚辅成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反对一党包办国大，态度鲜明，言行磊落，有目共睹。如今，翻检保存于南京第二档案馆的《国大代表报到名册》，并未发现褚老的签名，或可佐证那个许久以来不予采信的申辩：其南京之行，非是参会，而是仍然抱持设法阻止或缓开“国大”的侥幸，本着“良心的使命”， 不计毁誉，执着追梦，进行最后的一搏……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只是近年以来，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关于国家兴亡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的谈话，却突然在网络上窜红。殊不知，那不过是一朵小小的花絮。6参政员访问延安，当时可谓负有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使命。迨至后来，时过境迁，天地翻覆，不仅一些论者语焉不详，甚至将6参政员此行的主倡与领衔人物——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之一褚辅成先生，有意无意隐去，造成记忆残缺。如今，回顾这段历史，以及评骘褚辅成先生的一生功过，仍需 “钩沉”和“ 补缀” 一番。
事情且从这年的年初说起。
1945年，中国的抗战已经进入第8个年头。元旦这天，褚辅成与黄炎培等60余位社会贤达，在报纸上联名发表《对转捩当前时局献言》。献言满怀憧憬，思深言切，号召各党各派加强团结，迎接抗战胜利，共同进行国内和平建设：“……大家诚能一心一德，剑及履及，将以上各点同时进行，则同人敢信必能使今日成为转败为胜，转弱为强之起点。今后国运之光昌，当可与日俱进。”（1945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
可以说，褚辅成等人的献言，正是各界民众的心声 。但是，事态的变化，竟至出乎国人所期。
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5月5日，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则在重庆复兴关（浮图关）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开幕。为了抵制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国民党六大进一步确定独裁、反共政策，并宣布在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施“宪政”，“还政于民”。
作为回应，6月16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以示反对。
中共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已经不是第一次。其实，全面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和明争暗斗，并未停歇。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为了表示抗议，毛泽东等中共参政员便曾提出，政府未予采纳解决十二条善后办法前，不再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为了消弭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冲突，团结一致抗日，褚辅成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等人，在蒋介石与周恩来暨中共参政员之间，反复疏解，前后凡四十余日，颇费了一番功夫。
此次，抗战胜利在即，国共两党又呈尖锐对立状态，使深恐国共分裂、再开战衅的民国耆宿褚辅成，再次站了出来，力主国共两党立即恢复商谈，强调宪法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空气中产生，并招黄炎培等参政员详加商讨。《黄炎培日记》5月25日记述：褚慧僧就参政会邀餐，同席王若飞、左舜生、章伯钧、王云五、冷御秋、傅斯年、王雪艇、邵力子、雷儆寰，提出恢复国共商谈办法，待询取蒋主席意旨。（《黄炎培日记摘录》，见王天松编著《褚辅成年谱长编》75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出版）
6月1日，蒋介石在其官邸，招褚辅成、黄炎培等餐前座谈。褚辅成等人表示，均愿抱持希望国共和解的好意，再次努力，远赴延安，与中共领袖当面协调洽谈。蒋介石表示并无成见，“诸君意如何，当照办”。于是，6月2日，7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月杪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兹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
褚辅成 黄炎培 冷 王云五 傅斯年 左舜生 章伯钧 巳冬
半月之后，6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7参政员，表示欢迎来延安商谈。电文如下：
褚慧僧、黄任之、冷御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收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国内团结大计，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之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堪痛惜。倘或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之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毛泽东 周恩来 巳巧
（来往函电见1945年6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
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王云五称病未与同行），在王若飞陪同下，乘美驻华大使赫尔利提供的专机，飞抵延安。
73岁的褚辅成，乘小飞机一路颠簸，到达延安后，虽感身体不适，仍勉力与中共领袖往来酬酢商谈。对于褚辅成一行的到来，延安方面可谓做足了功课。不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0余位中共领导亲到机场迎接，而且招待之热情周到，“出人意外”。
据一位在延安亲与其事者记述：
我们交际处特地准备了适合老人清淡口味而营养丰富的食品，如牛奶、鸡蛋、小米粥、白面馒头、白塔油等等。又考虑到延安的气候，虽已至六月，早晚仍有些寒冷，就集中了许多厚棉被褥，每张床上都铺垫了厚厚几层……在六位先生逗留延安的五日之中，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盛大的宴席招待和群众大会、文艺晚会慰问，我党政军领导干部轮流出席作陪。国民党顽固派一贯宣传共产党人是一群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不知有多么可怕！但当六参政员与共产党干部接触时，却感到他们个个稳重、朴实、谦逊、诚恳，说起话来很有见地，学识不浅，使他们感到在共产党人中间，真如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了。（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出版） 经过3次正式商谈，6参政员带着《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6参政员延安会谈纪录》，返回重庆，面呈蒋介石。
在蒋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未见即允的情况下，8月25日，褚辅成又于病中致电蒋介石，建议电邀周恩来速偕中共代表来渝商谈：
蒋主席钧鉴：
病中阅报载钧座与毛泽东往还电文及朱德发来铣电，无任忧惶。辅成深虑胜利后发生内争，故不辞老病冒暑飞往延安，携回中共建议五款，面呈察夺……今钧座虽以和平宽大为怀，再电毛泽东劝驾，窃恐未必肯来。查中共建议本有先开预备会议一款，似可采纳。拟请王雪艇部长电邀周恩来速偕中共代表来渝商谈，并邀他党人士参加斡旋，在会议席上开诚商讨。团结民主之目的的相同，当无不可解决之问题。化干戈为玉帛，在此一举，如蒙嘉纳，国家甚幸。褚辅成叩（1945年8月25日重庆《大公报》）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9月5日，褚辅成等6参政员假座中央研究院，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答谢在延安受到的礼遇。43天之后，国共终于达成《双十协定》……
不无遗憾的是，6参政员的延安之行，无论当时，还是今天，评价都是有些不屑。然而，应该看到，在历史走向瞬息万变的关键时刻，褚辅成作为国民党资深元老，不存党派成见，本着“良心的使命”，联络第三方代表，不畏盛暑长途，不顾成败利钝，不计个人毁誉的这番努力，无疑强化和扩大了吁请国共两党团结的舆论压力，对蒋介石的独裁反共政策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同时，对于蒋介石多次电邀毛泽东和毛泽东终于亲赴重庆谈判，国共达成《双十协定》，附带产生政治协商会议，也都起到了穿针引线和助推促和的作用，自有其积极意义，是不应该忽视和一笔抹杀的。
褚辅成，字慧僧，1873年生于浙江嘉兴。戊戌变法失败，褚辅成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同盟会在东京创立，褚辅成宣誓入盟，与孙中山“深结纳”。奉命回国，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结交志士，筹划革命。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褚辅成与陈其美等领导浙江起义。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褚辅成领衔弹劾，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袁下令解散国会，褚辅成束装南下，遭袁世凯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拘押安庆狱中，3年不屈。
1916年8月，褚辅成响应孙中山号召，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任非常国会副议长，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5年，褚辅成与沈钧儒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自治。北伐军攻克杭州，褚辅成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代理浙江省政府主席。
1926年，褚辅成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后改为上海法政学院。除了兴办教育，培养人才，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领导全浙公会，团结浙人，奖兴工业。
“九一八”事变，褚辅成坚决站在了抗日救亡的前列。他南北往来，组织抗日后援会，支援前线。1937年，浙江沦陷。褚辅成只身奔走浙东各地，宣传抗日救国，不遗余力。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褚辅成被遴选为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任休会期间驻会委员。在历次参政会上，褚辅成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实施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等事，提出了许多重要议案。
1939年9月，一届四次参政会通过川康建设方案，设立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褚辅成被委以常务委员、万县办事处主任。数年间，不辞劬劳，担负起地区设计、建设、视察与考核之责。
这次参政会还提出，“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为最重要”。蒋介石指定黄炎培、褚辅成等19人为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委员，协助政府促成宪政。
当此之际，素怀在中国实施民主宪政之志的褚辅成，深受鼓舞，除了奉命与董必武等组成5人小组，专对“五五宪草”详加研究修改之外，还与张澜、沈钧儒、莫德惠、张申府、王造时、章伯钧等25人发起宪政座谈会，就宪政实施诸多问题进行研讨，提出主张，在参政会内外引发了一次宪政运动高潮。
10月18日，在重庆第二次宪政座谈会上，褚辅成提出，宪政是政府与人民的共同要求，只有民主才能动员全国人民抗战救国。他还对宪政做了如下阐释：
宪法与宪政是两件事，宪政有着更充实的内容，主要点就在：“人民参政”。有了宪法，而人民仍不能得到实际的参政权，还不能算实施宪政；独裁军政，不用说当然是与宪政违背的，但专制国家也常打出“宪法”作幌子。人民参政就是国家大事要由人民来决定——通过代表人民的议会。所谓议会政治就是宪政。（1939年10月28日《全面抗战》第94号）
1939年底，褚辅成发表《宪政运动感言》，不无欣慰地称：“关于宪政运动，现在总算已有了初步的成就……可以认为，实施宪政，根本上已无问题。”（《战时青年》第二卷第四期）
经过多方研讨，汇集各方意见，1940年4月，在一届五次参政会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案得以通过。然而，提交政府之后，便再无下文。中枢的操控，皖南事变的影响，不啻给褚辅成的宪政热情泼了一瓢冷水。
然而，褚辅成并未气馁。1943年10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设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亲任会长，褚辅成任常务委员，中共方面有周恩来、董必武参加。褚辅成自感义不容辞，一如既往，联络同人，发动民众，继续极力推进宪政实施。
1944年5月，中央社消息称，自宪政实施协进会于本年元旦发起以来，各地纷纷响应，自动组织座谈会或研究会，从事宪草研讨，至为热烈。截至4月底，宪协会收到各方寄来意见颇多，其中包含各职业、宗教、社会团体及军、政、教员、学生、工人等。由于边远省份邮递困难，决定宽延收件日期，希望全国各界继续对宪草热烈研讨，尤盼各大学法学院与专家学者，尽量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见1944年5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 9月4日，褚辅成与黄炎培、张志让、王云五等30位工商、文化、教育、金融、交通、法律界人士，联名发表《民主与胜利宣言》，提出九项建议，第一项即明确指出：
民主为我中华早定之国体，宪政是国父手订，军政训政之后主要之政纲，实施宪政为领袖涣汗大号之政策，必须竭尽可能，尽速实行。一切设施，均须本此精神，充分发挥，使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尽早实现。不惟其名，务求其实，藉以范围全国之民心，使轨外纠纷之举，不因抗战结束而发生。（1944年9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
然而，历史并未按照人们的良好愿望演进，不仅《双十协定》遭到毁弃，内战的枪声也已不可遏止地在东北等地响起。褚辅成痛心疾首，与九三学社同人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和平的宣言和声明。
为了制止蒋介石一党独办国大，1946年11月10日，作为国大代表的褚辅成、孟宪章、谭平山、李济深联名致书国民政府，要求缓开国大。13日，褚辅成又对大公报记者公开发表谈话，提出在各党派一致参加的情形下再召开国大。
国民大会召开在即，褚辅成怀着再次敦促国共和解、实现政协决议精神的愿望，赴南京与各方面交换意见，力图挽回僵局。然而，国大召开已如离弦之箭，势不可挽。甚感失望的褚辅成，只得与孟宪章退会返沪。自此，先生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黄炎培前去看望褚老，褚老说：“大局到今日，还有什么话可说，吾辈不说还比说好，余衰非病，愿君珍重。”（黄炎培挽诗五首注，王天松编著《褚辅成年谱长编》799页）然而，“只知有国宁知党”的褚老先生，又怎肯就此缄默？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立即遭到中共、民盟以及各界人士的谴责。同日，上海《文汇报》载：上海11个团体联合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坚决地主张，立即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根据政协决议的精神，重新召开政协会议，成立真正民主统一的联合政府……”褚辅成就是联合声明的发起者之一。
怀抱民主宪政的梦想，自称“生平但愿做大事，不愿做大官”的褚辅成先生，临终遗嘱，仍殷殷以民主宪政相期。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在上海病逝。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称先生：“器识恢弘，襟期澹泊”，“生平持论平实，为国忘身”，“参政以来，弼成宪法，尤多贡献……”不过，邵力子所撰挽联，对先生的品性与为人，可谓知而至矣：
报国誓始终，每饭不忘真民主。
立身重名节，盖棺还是老书生。
先生身后，史家多以出席国民大会与否，判分泾渭，故不免有褚辅成失足于出席“伪国大”之贬。然而，褚辅成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反对一党包办国大，态度鲜明，言行磊落，有目共睹。如今，翻检保存于南京第二档案馆的《国大代表报到名册》，并未发现褚老的签名，或可佐证那个许久以来不予采信的申辩：其南京之行，非是参会，而是仍然抱持设法阻止或缓开“国大”的侥幸，本着“良心的使命”， 不计毁誉，执着追梦，进行最后的一搏……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