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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侵华战争逐渐升级，中国军民奋起反击，为期14年的抗日战争，日军先后向中国投入四百余万兵力，中日展开重要战役两百余次，大小战斗20万次，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其中军人伤亡380余万。日军死亡130余万，投降120余万，伪军死亡132万。
因为这些震撼人心的数字，很多年前，我就希望寻找50个共产党老兵，50个国民党老兵，想拍摄100名抗战老兵，用影像和文字呈现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2011年初，我开始在全国各地寻找抗战老兵，先后去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将近200个家庭，并前往日本，和当年的鬼子兵进行对话，无数次奔赴中国抗日主战场和游击区，进行实地考察。
为期5年的采访、拍摄，行程近10万里，我在喧闹的城市、偏僻的农村、幽静的寺庙，以及互不相识的老兵家中，度过了百余个日日夜夜，在笑声与泪水中和他们一起聊战争、聊死亡、聊爱情、聊家庭……听他们讲述战火纷飞的昨天，记录他们经历过的艰难困苦，拍摄他们历经风雨的面庞。
在我看来每一位抗战老兵都不容易，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他们当年用生命和鲜血把日本侵略者逐出国门，也为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史册书写了极其悲壮的一笔。虽然当年叱咤抗日战场的那些老兵大多已经离开人世，但他们不惧牺牲的精神永远不会被人民忘记。
（图文选自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黑明作品《100个人的战争》）
刘增钰，1918年8月3日生于山西省昔阳县沾尚镇一个亦儒亦商的家庭。接近百岁的刘增钰身板硬朗，记忆清晰，有一股军人和文化人特有的气质。他说：“当时我所在的八路军129师，刘伯承是师长，邓小平是政委，秦基伟是我们的支队长。那时这些人都还不出名，整天带着我们在山里打游击，打游击一般都是偷袭，不和日本鬼子正面对着干，打一下赶紧就跑。跟着部队连打带跑，一个月后我就当了班长，第二个月就当排长，第三个月就被破格提升为连长。之所以当连长主要是因为我打死了一个抓鸡的日本鬼子。”抗战的时候，刘增钰除了在榆次，太谷、寿阳、平定打过一些小仗，还打过反九路围攻和百团大战的大仗。1949年8月，刘增钰从昆明调到北京，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担任空军部队第一任文化部长，创办《空军文艺》，创作长篇小说《风雪太原城》。1958年调入总参，一直在解放军某部担任军职政治委员，1984年离休。
王保禄，1927年生于山西省晋城县北石店镇小车渠村，7岁时父母双亡。1942年，王保禄被日军抓到劳工集中营，两年后他终于逃出，跑到晋城报名参加了八路军。1955年，王保禄作为一名连长，认识字少，点名都很困难，随后他被派往武汉，进入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从汉语拼音学起，学了3年文化，回到部队他又升为团长。“文革”期间别人倒霉，他却在楚雄军分区当了司令、书记，当州革委会副主任，一直干到1982年离休。他感叹自己这辈子要过饭、逃过荒、扛过枪，庆幸现在是想吃什么有什么。我说国民党的很多抗战老兵现在吃饭都困难，他说这就是运气，那时他当兵也是赶上了共产党，要是赶上国民党，日子也不好过，那时谁也不懂部队好坏，为了吃饭，一般都是赶上哪家去哪家，谁都不可能预想未来，所以跟着共产党还是走对了。
徐增保，1918年3月26日生于江苏省沭阳县李恒乡河西大队西河村。1940年，听说游击队管吃、管穿，每月还有五毛边区币的酬劳，他毫不犹豫加入了游击队。后来他被编入黄克诚任师长的新四军部队，成为一名马克沁重机枪的机枪手，无论是驻防淮北、海州、威海期间，还是在河流、村庄、芦苇荡，他们都与日伪军有过多次交火。1984年离休，1987年他荣归故里，花1.2万元在沭阳县城买下一处小院，安享晚年。聊天结束准备拍照的时候，徐增保的老伴周阿姨从里屋拿出一个塑料袋给我看，里面装的全是纪念章。他打了10年仗，一共得了14枚奖章，这些奖章一次都没戴过。打开塑料袋，我发现最耀眼的两枚就是崭新的独立自由奖章和解放奖章，另外还有已经氧化变色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辽沈战役纪念章和多枚珍贵勋章，我们给徐老戴上几枚他自己挑选的勋章，为他拍了几张照片。
刘景轼，1918年10月1日生于成都蒲江县澜江堰村。1937年9月，刘景轼报考了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在军校集体加入了国民党。1939年初，刘景轼成为一名中校，秋天便被派往中央防空学校游动教育研究班学习，毕业后回到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担任监视队副队长，同年11月，日本鬼子派来二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成都，他们在成都中江击落了日军的第一架飞机，摔死的7名日军中有号称“轰炸之王”的奥田喜久司大佐。1947年，刘景轼辞职，从重庆回到成都。1950年12月被捕入狱，1975年12月才获得自由。1983年回家后，刘景轼在家看书、练字，靠每月的十几块钱生活费养家糊口。在刘景轼的房间，不仅能看到他的书法集《拙耕爪痕》和《简论诸子百家》等著作，还能看到《南方周末》《作家文摘》《炎黄春秋》等报刊和各种书籍。 谢翔龙，1913年8月8日出生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乡马源村。1927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失败的两百多名伤兵来到井冈山落脚，就住在他姐夫袁文才家的隔壁。谢翔龙说：“那时毛泽东不怎么说话，很少笑，总是坐在院子里的树下不是看书，就是看练兵。”
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侵华战争逐渐升级，中国军民奋起反击，为期14年的抗日战争，日军先后向中国投入四百余万兵力，中日展开重要战役两百余次，大小战斗20万次，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其中军人伤亡380余万。日军死亡130余万，投降120余万，伪军死亡132万。
因为这些震撼人心的数字，很多年前，我就希望寻找50个共产党老兵，50个国民党老兵，想拍摄100名抗战老兵，用影像和文字呈现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2011年初，我开始在全国各地寻找抗战老兵，先后去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将近200个家庭，并前往日本，和当年的鬼子兵进行对话，无数次奔赴中国抗日主战场和游击区，进行实地考察。
为期5年的采访、拍摄，行程近10万里，我在喧闹的城市、偏僻的农村、幽静的寺庙，以及互不相识的老兵家中，度过了百余个日日夜夜，在笑声与泪水中和他们一起聊战争、聊死亡、聊爱情、聊家庭……听他们讲述战火纷飞的昨天，记录他们经历过的艰难困苦，拍摄他们历经风雨的面庞。
在我看来每一位抗战老兵都不容易，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他们当年用生命和鲜血把日本侵略者逐出国门，也为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史册书写了极其悲壮的一笔。虽然当年叱咤抗日战场的那些老兵大多已经离开人世，但他们不惧牺牲的精神永远不会被人民忘记。
（图文选自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黑明作品《100个人的战争》）
刘增钰，1918年8月3日生于山西省昔阳县沾尚镇一个亦儒亦商的家庭。接近百岁的刘增钰身板硬朗，记忆清晰，有一股军人和文化人特有的气质。他说：“当时我所在的八路军129师，刘伯承是师长，邓小平是政委，秦基伟是我们的支队长。那时这些人都还不出名，整天带着我们在山里打游击，打游击一般都是偷袭，不和日本鬼子正面对着干，打一下赶紧就跑。跟着部队连打带跑，一个月后我就当了班长，第二个月就当排长，第三个月就被破格提升为连长。之所以当连长主要是因为我打死了一个抓鸡的日本鬼子。”抗战的时候，刘增钰除了在榆次，太谷、寿阳、平定打过一些小仗，还打过反九路围攻和百团大战的大仗。1949年8月，刘增钰从昆明调到北京，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担任空军部队第一任文化部长，创办《空军文艺》，创作长篇小说《风雪太原城》。1958年调入总参，一直在解放军某部担任军职政治委员，1984年离休。
王保禄，1927年生于山西省晋城县北石店镇小车渠村，7岁时父母双亡。1942年，王保禄被日军抓到劳工集中营，两年后他终于逃出，跑到晋城报名参加了八路军。1955年，王保禄作为一名连长，认识字少，点名都很困难，随后他被派往武汉，进入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从汉语拼音学起，学了3年文化，回到部队他又升为团长。“文革”期间别人倒霉，他却在楚雄军分区当了司令、书记，当州革委会副主任，一直干到1982年离休。他感叹自己这辈子要过饭、逃过荒、扛过枪，庆幸现在是想吃什么有什么。我说国民党的很多抗战老兵现在吃饭都困难，他说这就是运气，那时他当兵也是赶上了共产党，要是赶上国民党，日子也不好过，那时谁也不懂部队好坏，为了吃饭，一般都是赶上哪家去哪家，谁都不可能预想未来，所以跟着共产党还是走对了。
徐增保，1918年3月26日生于江苏省沭阳县李恒乡河西大队西河村。1940年，听说游击队管吃、管穿，每月还有五毛边区币的酬劳，他毫不犹豫加入了游击队。后来他被编入黄克诚任师长的新四军部队，成为一名马克沁重机枪的机枪手，无论是驻防淮北、海州、威海期间，还是在河流、村庄、芦苇荡，他们都与日伪军有过多次交火。1984年离休，1987年他荣归故里，花1.2万元在沭阳县城买下一处小院，安享晚年。聊天结束准备拍照的时候，徐增保的老伴周阿姨从里屋拿出一个塑料袋给我看，里面装的全是纪念章。他打了10年仗，一共得了14枚奖章，这些奖章一次都没戴过。打开塑料袋，我发现最耀眼的两枚就是崭新的独立自由奖章和解放奖章，另外还有已经氧化变色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辽沈战役纪念章和多枚珍贵勋章，我们给徐老戴上几枚他自己挑选的勋章，为他拍了几张照片。
刘景轼，1918年10月1日生于成都蒲江县澜江堰村。1937年9月，刘景轼报考了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在军校集体加入了国民党。1939年初，刘景轼成为一名中校，秋天便被派往中央防空学校游动教育研究班学习，毕业后回到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担任监视队副队长，同年11月，日本鬼子派来二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成都，他们在成都中江击落了日军的第一架飞机，摔死的7名日军中有号称“轰炸之王”的奥田喜久司大佐。1947年，刘景轼辞职，从重庆回到成都。1950年12月被捕入狱，1975年12月才获得自由。1983年回家后，刘景轼在家看书、练字，靠每月的十几块钱生活费养家糊口。在刘景轼的房间，不仅能看到他的书法集《拙耕爪痕》和《简论诸子百家》等著作，还能看到《南方周末》《作家文摘》《炎黄春秋》等报刊和各种书籍。 谢翔龙，1913年8月8日出生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乡马源村。1927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失败的两百多名伤兵来到井冈山落脚，就住在他姐夫袁文才家的隔壁。谢翔龙说：“那时毛泽东不怎么说话，很少笑，总是坐在院子里的树下不是看书，就是看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