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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条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国际经济条件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世界经济结构基础
只有在认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世界经济结构之间的密切关联，我们才有可能客观和科学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所需要的国际经济条件，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低下的经济发展效率、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经济发展在高速增长和内外失衡之间相互交错等等。而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形成和定型，都是和国际经济环境相互依存的，可以说内外环境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我们可以试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个角度来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维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9.5%，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技术创新的逐步加快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美元为主的国家货币体系都是分不开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美元中心体系、自由贸易体系、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体系、国际经济治理和危机救助体系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会和环境。
当时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的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的时期，一般加工业正迫切地需要从亚洲四小龙等新型工业化区向外转移，中国作为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成为世界工程的第一首选。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成功地吸引了世界资本的注意力，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功地再次买入工业化的进程中来。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涌入中国市场，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缺口和资金缺口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从农村地区释放出的劳动力也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国内生产要素的聚合力效应发挥到了最优。
由此可见，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紧密相连的，经济新常态和国际经济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这些条件可以具体表现为市场条件、产业条件、货币金融条件、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条件等。开放性的国际市场使得中国制造既有了外部需求、又能够弥补内需上的不足，容纳了中国巨大的产量；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不断给予中国弥补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使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发展的配角能够有一定的经济秩序可以遵循；美元中心体系的维系可以使得中美经济发展平衡得到长期的维系。
二、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战略调整的外部原因
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的主要外部影响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和經济学家开始意识到仅仅依靠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是难以支撑起经济发展全局的，即便是处于世界经济结构中心地位、金融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当成熟的英美国家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的产业空心化使得世界经济结构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方面失衡的局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消费和投资之间、进口和出口之间、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这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只能长期靠赤字和借债维持，最终引发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发达国家在实施再工业化发展战略之后，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的巨大的变化，不再能够像过去一样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价值链高端产业，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直接影响着一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当发达国家重新对其寄予厚望并希望用其来转变经济发展颓势的时候，它们将不再愿意将这些产业大量地转移给其他国家，从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获得二流技术都变得异常困难了。此外，发达国家还通过政府投资、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方式来推进本国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互联网、新能源、物联网、IT产业和打飞机产业等行业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依靠自主创新来和美国、其他发达国家对抗，并且将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技术转让限制和贸易壁垒，也会承受着技术标准限制和多边国际协定的阻碍。经济新常态下，第三国新兴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的直接竞争对手。也就是说，中国在新兴产业上重演和复制美国消费的结构将不再适用，上述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产业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还面临着一个国家经济环境的变化态势——自由贸易体系的式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当前正处于集团化贸易和区域化贸易呼之欲出的关键时期，这将大大地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市场条件。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都主要依靠日渐开放和成熟的自由贸易体系。贸易自由化，尤其是商品贸易自由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面临的都是关税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环境，而这对以产品出口为主要经济增长点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各国都把制造业的发展作为重振本国经济发展的利器，保护本国市场和促进本国就业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宗旨，贸易保护主义也重新活跃起来。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金融危机之后，G20国家均纷纷出台了保护贸易措施，截止到2015年这些出台的措施有85%依然还在实施过程中。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大有裨益
首先，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世界经济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陷入一个怪圈之中——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金融失衡又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问题。虽然失衡结构使得中美两国在一定程度内获得了一些利益，但是中国的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模式和美国的高赤字、高消费和低储蓄模式之间达到一种短期的平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矛盾也使得中国和美国各自经济发展内部结构愈加畸形，并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虽然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都在探索失衡结构的解决办法，但是如果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转变的话，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将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正在逐渐地转变着美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的经济新常态战略能够转变过去的高出口、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合理地维持出口贸易的增长，不再片面地追求贸易顺差。上述措施将会改善中国和美国、其他国家的贸易状况，转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树立中国世界市场的新形象，从而转变中美和中国整体的经济失衡情况，使得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走上均衡发展之路。最近两年来。中国的出口结构已经日趋合理，贸易顺差逐年减少，这正是经济发展走向均衡的体现。 其次，中国经济新常态便于亚非拉等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难以和世界经济体系接轨，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加大，这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外围结构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使得世界经济发展失去了公正和公平，导致了世界经济发展失去了活力和动力。亚非拉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处于被边缘化地位，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人才资源、产业基础和设施基础，要想取得长足的经济发展可谓难上加难。中国经济新常态倡导走出去战略，通过向亚非拉地区转移相关成熟产业，实现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亚非拉地区的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是我国产业转移的最佳选择，并且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能够带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和腾飞。特别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有政府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有国有企业的积极实施，有中国国内开发区、试验区、经济特区等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更加适合于亚非拉国家的需要。
四、中國经济新常态需要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作为保障
首先，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的实施和发展需要一个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具有更加明显的开放特征，是一种和世界经济融合更深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对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和全球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重要经济体保持开放、合作、友好和密切的关系，即便和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竞争，但是依然不能摒弃经济发展这个大局。比如在和美国的经济关系上，虽然中国和美国一直在亚太经济话语权和控制权上存在着竞争关系，曾经由美国主导的TPP和中国的FTAAP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但是从总体上看中美两国依然是共同利益大于竞争，中美两国提出的安排也是完全可以共存并相互补充的。再比如在中日经济关系上，虽然两国在历史发展和政治关系都存在很多矛盾和敏感之处，但是两国在经济上的互利互惠和相互促进优势是相当明显的，在亚太产业链上的合作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依然要抱有合作共赢的态度来对待与日本的经济关系。
其次，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全方位加强对外经济合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主要依靠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长足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对外投资、外部市场开拓、贸易结构改善和产业转移都要摆脱发达国家市场的束缚和对其的依赖，形成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经济发展新力量，也就说中国需要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和合作。近年来，中国正在推行“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该战略涵盖了中亚、西亚、东欧、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地区等大多数国家，并且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我国产业转移以传统工业和制造业为主，这适合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此外，我国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具有政府主导的特点，这一特点与投资环境恶劣、基础设施建设存在重大的困难的发展中国家不谋而合。我国未来要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取得重要地位，也需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维护。
再次，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开放的市场、流动的要素和自由的贸易环境作为支持。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在本质上就是将中国自身的相对市场竞争优势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重塑的过程，也是剥离不是硬性要素、引入具有战略意义要素的过程，不言而喻这个过程是需要外部市场、外部资源的支持的，也是需要开放的市场和自由的贸易环境作为基础的。比如说，在新常态下， 国家一直强调要发展新兴产业、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这就需要中国市场源源不断地去购买和引进先进的品牌、技术和经验，还需要通过并购和兼并的形式来对其他国家的重点产业实施收购，打破贸易壁垒和相关限制成为必须，因为这样才能推动跨国并购和技术转让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
[2]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经济科学[J].财经界，2014.
[3]刘川锦，余斌，吴振宇.促进经济向新常态平稳过渡[J].人民日报，2014.
[4]马宇.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政策转型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5.
[5]朱利能.适应新常态推动发展改革工作[J].宁波经济：财经视点，2015.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国际经济条件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世界经济结构基础
只有在认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世界经济结构之间的密切关联，我们才有可能客观和科学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所需要的国际经济条件，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低下的经济发展效率、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经济发展在高速增长和内外失衡之间相互交错等等。而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形成和定型，都是和国际经济环境相互依存的，可以说内外环境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我们可以试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个角度来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维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9.5%，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技术创新的逐步加快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美元为主的国家货币体系都是分不开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美元中心体系、自由贸易体系、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体系、国际经济治理和危机救助体系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会和环境。
当时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的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的时期，一般加工业正迫切地需要从亚洲四小龙等新型工业化区向外转移，中国作为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成为世界工程的第一首选。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成功地吸引了世界资本的注意力，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功地再次买入工业化的进程中来。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涌入中国市场，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缺口和资金缺口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从农村地区释放出的劳动力也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国内生产要素的聚合力效应发挥到了最优。
由此可见，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紧密相连的，经济新常态和国际经济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这些条件可以具体表现为市场条件、产业条件、货币金融条件、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条件等。开放性的国际市场使得中国制造既有了外部需求、又能够弥补内需上的不足，容纳了中国巨大的产量；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不断给予中国弥补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使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发展的配角能够有一定的经济秩序可以遵循；美元中心体系的维系可以使得中美经济发展平衡得到长期的维系。
二、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战略调整的外部原因
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的主要外部影响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和經济学家开始意识到仅仅依靠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是难以支撑起经济发展全局的，即便是处于世界经济结构中心地位、金融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当成熟的英美国家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的产业空心化使得世界经济结构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方面失衡的局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消费和投资之间、进口和出口之间、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这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只能长期靠赤字和借债维持，最终引发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发达国家在实施再工业化发展战略之后，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的巨大的变化，不再能够像过去一样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价值链高端产业，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直接影响着一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当发达国家重新对其寄予厚望并希望用其来转变经济发展颓势的时候，它们将不再愿意将这些产业大量地转移给其他国家，从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获得二流技术都变得异常困难了。此外，发达国家还通过政府投资、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方式来推进本国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互联网、新能源、物联网、IT产业和打飞机产业等行业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依靠自主创新来和美国、其他发达国家对抗，并且将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技术转让限制和贸易壁垒，也会承受着技术标准限制和多边国际协定的阻碍。经济新常态下，第三国新兴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的直接竞争对手。也就是说，中国在新兴产业上重演和复制美国消费的结构将不再适用，上述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产业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还面临着一个国家经济环境的变化态势——自由贸易体系的式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当前正处于集团化贸易和区域化贸易呼之欲出的关键时期，这将大大地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市场条件。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都主要依靠日渐开放和成熟的自由贸易体系。贸易自由化，尤其是商品贸易自由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面临的都是关税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环境，而这对以产品出口为主要经济增长点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各国都把制造业的发展作为重振本国经济发展的利器，保护本国市场和促进本国就业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宗旨，贸易保护主义也重新活跃起来。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金融危机之后，G20国家均纷纷出台了保护贸易措施，截止到2015年这些出台的措施有85%依然还在实施过程中。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大有裨益
首先，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世界经济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陷入一个怪圈之中——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金融失衡又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问题。虽然失衡结构使得中美两国在一定程度内获得了一些利益，但是中国的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模式和美国的高赤字、高消费和低储蓄模式之间达到一种短期的平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矛盾也使得中国和美国各自经济发展内部结构愈加畸形，并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虽然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都在探索失衡结构的解决办法，但是如果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转变的话，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将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正在逐渐地转变着美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的经济新常态战略能够转变过去的高出口、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合理地维持出口贸易的增长，不再片面地追求贸易顺差。上述措施将会改善中国和美国、其他国家的贸易状况，转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树立中国世界市场的新形象，从而转变中美和中国整体的经济失衡情况，使得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走上均衡发展之路。最近两年来。中国的出口结构已经日趋合理，贸易顺差逐年减少，这正是经济发展走向均衡的体现。 其次，中国经济新常态便于亚非拉等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难以和世界经济体系接轨，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加大，这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外围结构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使得世界经济发展失去了公正和公平，导致了世界经济发展失去了活力和动力。亚非拉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处于被边缘化地位，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人才资源、产业基础和设施基础，要想取得长足的经济发展可谓难上加难。中国经济新常态倡导走出去战略，通过向亚非拉地区转移相关成熟产业，实现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亚非拉地区的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是我国产业转移的最佳选择，并且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能够带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和腾飞。特别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有政府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有国有企业的积极实施，有中国国内开发区、试验区、经济特区等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更加适合于亚非拉国家的需要。
四、中國经济新常态需要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作为保障
首先，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的实施和发展需要一个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具有更加明显的开放特征，是一种和世界经济融合更深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对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和全球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重要经济体保持开放、合作、友好和密切的关系，即便和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竞争，但是依然不能摒弃经济发展这个大局。比如在和美国的经济关系上，虽然中国和美国一直在亚太经济话语权和控制权上存在着竞争关系，曾经由美国主导的TPP和中国的FTAAP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但是从总体上看中美两国依然是共同利益大于竞争，中美两国提出的安排也是完全可以共存并相互补充的。再比如在中日经济关系上，虽然两国在历史发展和政治关系都存在很多矛盾和敏感之处，但是两国在经济上的互利互惠和相互促进优势是相当明显的，在亚太产业链上的合作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依然要抱有合作共赢的态度来对待与日本的经济关系。
其次，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全方位加强对外经济合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主要依靠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长足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对外投资、外部市场开拓、贸易结构改善和产业转移都要摆脱发达国家市场的束缚和对其的依赖，形成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经济发展新力量，也就说中国需要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和合作。近年来，中国正在推行“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该战略涵盖了中亚、西亚、东欧、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地区等大多数国家，并且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我国产业转移以传统工业和制造业为主，这适合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此外，我国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具有政府主导的特点，这一特点与投资环境恶劣、基础设施建设存在重大的困难的发展中国家不谋而合。我国未来要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取得重要地位，也需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维护。
再次，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开放的市场、流动的要素和自由的贸易环境作为支持。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在本质上就是将中国自身的相对市场竞争优势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重塑的过程，也是剥离不是硬性要素、引入具有战略意义要素的过程，不言而喻这个过程是需要外部市场、外部资源的支持的，也是需要开放的市场和自由的贸易环境作为基础的。比如说，在新常态下， 国家一直强调要发展新兴产业、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这就需要中国市场源源不断地去购买和引进先进的品牌、技术和经验，还需要通过并购和兼并的形式来对其他国家的重点产业实施收购，打破贸易壁垒和相关限制成为必须，因为这样才能推动跨国并购和技术转让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
[2]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经济科学[J].财经界，2014.
[3]刘川锦，余斌，吴振宇.促进经济向新常态平稳过渡[J].人民日报，2014.
[4]马宇.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政策转型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5.
[5]朱利能.适应新常态推动发展改革工作[J].宁波经济：财经视点，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