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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圣经·马太福音》25章29节
一
当“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在网上大热时，一篇题为《逃离你终将衰落的家乡》的文章引爆网络。文章以各省人口流动的大数据为依据，得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大都市就像抽水机，不停地从落后省份抽取劳动力。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中国会出现如日本一样的情景：无数村庄和城镇凋零衰败，但像东京和大阪那样的都市繁华依旧。
大都市拥有优质的政治资源、商业资源、教育资源、人力资源……这些优质资源吸引着无数优秀的年轻人，而优秀的年轻人将推动大都市的繁荣发展，从而让大都市获取更多的资源，于是形成了一个优势迭代的良性循环。
而由人口迁徙引申出来的推论，则更令人触目惊心：你还能在这些选择（“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中犹豫，说明你无比幸福，因为你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可能不会再有任何选择的机会。假如你最终选择留在了一个生活安逸、风景如画的小城镇上，你也许会幸福地过完一生，但在你的子女到了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可能他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逃离他们终将衰落的家乡。
所谓的“无比幸福”其实是“无比残酷”，因为大都市在攫取优秀人才的同时，也在用高额的房价和严苛的户籍制度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挤到繁华都市的边缘，将他们赶到逼仄的地下室，脏乱的出租房，直到他们梦碎的那一天，收起行囊，回到家乡，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再背起行囊，逃离家乡。
二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当今的资本回报率已经大于经济的增长率，这将意味着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集。也就是说，越有钱的人收入增长越快。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验证了这一点。
最近30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都有所增长，但是高收入群体（政企管理者、金融从业者、IT从业者）的收入增长得更快。投资财富的积累犹如滚雪球，同样的速度下，雪球越大，体积增长越快。当王健林说“先赚它一个亿”的小目标时，你有没有算过，王健林身家2600亿，一个亿只占他总资产的0.04%，对他而言，这真的只是一个小目标！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至2005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时代，三成以上的北大学子出自寒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家子弟的比例开始下滑;2000年之后，考上北大的农家子弟仅占一成多。
农家子弟的名额都被谁占了？《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报告研究了50年的数据，得出了一个让全社会哗然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后，考上北大的干部子弟比例快速攀升，这些人占全社会人口的1.7%，他们的子女却有40%进入北大。
三
《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一文的作者余秀兰，借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农村贫困层对此的认同度是62.32%，农村中间层是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认同比例最高，于是作者用了这样的小标题来描述底层人民对待教育的态度——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这一结论有依据吗？
2014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项报告指出：包括书本费用在内，高中三年的学费动辄数千美元——这往往超过了贫困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
2014年，瑞典隆德大学薄家珉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2012年复旦大学新招收的农村学生占比为10.36%，同济大学占比18.98%，天津大学28.14%，吉林大学32.27%，西北师范大学59.85%，南昌大学43.68%，喀什大学（原喀什师范学院）56.98%。
就像《南方周末》2011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的那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难以被逆转。
当社会的教育起点越来越高，应届毕业生越来越多时，好工作的门槛也必然越来越高。毕业生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人才市场中所有竞争同一岗位的人，所以，对于三流大学的毕业生而言，“毕业即失业”已不再是笑话。
对于底层人民而言，教育的高成本、低收益，导致了他们对教育的失望。
当“读书无用”的声音在底层日益高涨时，社会中上层却在教育的投入上更加疯狂。
一位北京的家长透露了孩子在辅导班的课程：语文由北大的老师上课，孩子读的是《大学》和《春秋》，但很多内容其实是历史，而且是把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横向对比，带有文化和哲学的启蒙意味;英语由“新东方”的名师上课，孩子从自然拼读开始，不再是死记硬背，而是讲英语故事;数学是由“985名校”的毕业生授课，小学低年级的奥数就足以让文科生缴枪，但孩子懂了就会有乐趣。
这位家长称儿子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晚上8点课外班下课，赶回家还要写作业，做完作业还要看课外书，一般是儿童读物，一周读完一本，一个月读完一套，内容包括科技、历史、地理，等等。
然而，这一切都是孩子自己要求的。
“一般规定他晚上10点要睡觉，但他经常会睡得比这个时间晚，孩子才7岁啊！真的很担心，每次都对他说你不想学，课外班就不要上了，但他总是不愿意，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赢了老爸，要有他会而他老爸不会的内容。”这位家长最后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成功真的不是一代人的积累。” 更耐人寻味的是：龟兔赛跑，如果兔子拼命向前跑，结果会怎么样？
四
《人生七年》是BBC播出的一部纪录片，它选择了14个来自不同阶层的英国孩子，记录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从他们7岁开始，每7年记录一次，一直到他们56岁。这项历时49年的记录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穷人的孩子依然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依然是富人，阶层在代际间得到了传承。
7岁本该是个天真烂漫的年纪，但不同阶层的孩子已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上流社会：John和Andrew已经养成了阅读《金融时报》《观察家》的习惯，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会上顶级的私立高中，然后读牛津大学，接着进入政坛。
中产阶层：男孩会拥有自己的理念，如反对种族歧视，帮助有色人种;女孩则想着长大嫁人生子。
底层社会：有人希望当驯马师赚钱，有人希望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爸爸，而贫民窟出生的Paul，甚至把“吃饱饭、少罚站、少被打”当成了自己的人生愿望。
49年之后，他们已是56岁。
上流社会：John成为企业家并致力于慈善事业，Andrew成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他们的孩子继续接受精英教育。
中产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是中产，也有个别人滑落到了社会的底层。
底层社会：Paul成了泥瓦工，Symon则成了司机，他们生了一大堆儿女，儿女中的大部分人继续在底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哈佛公开课《公平的起点是什么》中指出：“即使是努力本身，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幸运的家庭环境。”两位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布什家族”四代都是耶鲁校友，小布什在竞选的时候甚至开玩笑说：“我继承了我父亲一半的朋友。”
上层社会的人脉、财富、精英意识、教育资源，等等，父传子，子传孙。
而社会中下层的孩子，在公立学校接受了所谓的“快乐教育”后，构成了新一代的社会中下层，这是社会稳定的另一种形态。
五
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荣获2016年的雨果奖。《北京折叠》与其说是科幻小说，不如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社会隐喻：顶层操控规则，中层搞节奏工作，而底层的穷人，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
当底层人民对着邻里乡亲高喊“读书无用”时，阿尔法狗已经战胜了李世石，一场“人工智能”的革命正悄无声息地到来。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换人”是必然的趋势，当一批又一批“自动××机”进入各行各业之后，社会对蓝领的需求将大幅降低。到了那一天，那些放弃教育的底层人民，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但是，即便在阶层高度固化的英国社会，在纪录片《人生七年》中，依然出现了一个人，他打破了阶层的天花板，成功晋升为精英，他就是Nicolas，一个农夫的儿子，他考上了牛津大学，后来成为美国名校的教授——1/14，从概率上来算，约为7%。
无独有偶，全球复杂网络研究权威、美国物理学会院士巴拉巴西在《爆发》一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行为的93%是可以预测的，而剩下的那7%无法预测的部分则改变了世界。书中没有解释7%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但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世界上永远存在这样一类人，他能够超越自己的家庭、血缘、环境，他能够挣脱时代对他的束缚，让世界另眼相看。
（邱 月摘自微信公众号“缓缓说”，魏 克图）
——《圣经·马太福音》25章29节
一
当“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在网上大热时，一篇题为《逃离你终将衰落的家乡》的文章引爆网络。文章以各省人口流动的大数据为依据，得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大都市就像抽水机，不停地从落后省份抽取劳动力。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中国会出现如日本一样的情景：无数村庄和城镇凋零衰败，但像东京和大阪那样的都市繁华依旧。
大都市拥有优质的政治资源、商业资源、教育资源、人力资源……这些优质资源吸引着无数优秀的年轻人，而优秀的年轻人将推动大都市的繁荣发展，从而让大都市获取更多的资源，于是形成了一个优势迭代的良性循环。
而由人口迁徙引申出来的推论，则更令人触目惊心：你还能在这些选择（“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中犹豫，说明你无比幸福，因为你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可能不会再有任何选择的机会。假如你最终选择留在了一个生活安逸、风景如画的小城镇上，你也许会幸福地过完一生，但在你的子女到了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可能他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逃离他们终将衰落的家乡。
所谓的“无比幸福”其实是“无比残酷”，因为大都市在攫取优秀人才的同时，也在用高额的房价和严苛的户籍制度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挤到繁华都市的边缘，将他们赶到逼仄的地下室，脏乱的出租房，直到他们梦碎的那一天，收起行囊，回到家乡，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再背起行囊，逃离家乡。
二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当今的资本回报率已经大于经济的增长率，这将意味着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集。也就是说，越有钱的人收入增长越快。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验证了这一点。
最近30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都有所增长，但是高收入群体（政企管理者、金融从业者、IT从业者）的收入增长得更快。投资财富的积累犹如滚雪球，同样的速度下，雪球越大，体积增长越快。当王健林说“先赚它一个亿”的小目标时，你有没有算过，王健林身家2600亿，一个亿只占他总资产的0.04%，对他而言，这真的只是一个小目标！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至2005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时代，三成以上的北大学子出自寒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家子弟的比例开始下滑;2000年之后，考上北大的农家子弟仅占一成多。
农家子弟的名额都被谁占了？《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报告研究了50年的数据，得出了一个让全社会哗然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后，考上北大的干部子弟比例快速攀升，这些人占全社会人口的1.7%，他们的子女却有40%进入北大。
三
《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一文的作者余秀兰，借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农村贫困层对此的认同度是62.32%，农村中间层是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认同比例最高，于是作者用了这样的小标题来描述底层人民对待教育的态度——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这一结论有依据吗？
2014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项报告指出：包括书本费用在内，高中三年的学费动辄数千美元——这往往超过了贫困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
2014年，瑞典隆德大学薄家珉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2012年复旦大学新招收的农村学生占比为10.36%，同济大学占比18.98%，天津大学28.14%，吉林大学32.27%，西北师范大学59.85%，南昌大学43.68%，喀什大学（原喀什师范学院）56.98%。
就像《南方周末》2011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的那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难以被逆转。
当社会的教育起点越来越高，应届毕业生越来越多时，好工作的门槛也必然越来越高。毕业生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人才市场中所有竞争同一岗位的人，所以，对于三流大学的毕业生而言，“毕业即失业”已不再是笑话。
对于底层人民而言，教育的高成本、低收益，导致了他们对教育的失望。
当“读书无用”的声音在底层日益高涨时，社会中上层却在教育的投入上更加疯狂。
一位北京的家长透露了孩子在辅导班的课程：语文由北大的老师上课，孩子读的是《大学》和《春秋》，但很多内容其实是历史，而且是把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横向对比，带有文化和哲学的启蒙意味;英语由“新东方”的名师上课，孩子从自然拼读开始，不再是死记硬背，而是讲英语故事;数学是由“985名校”的毕业生授课，小学低年级的奥数就足以让文科生缴枪，但孩子懂了就会有乐趣。
这位家长称儿子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晚上8点课外班下课，赶回家还要写作业，做完作业还要看课外书，一般是儿童读物，一周读完一本，一个月读完一套，内容包括科技、历史、地理，等等。
然而，这一切都是孩子自己要求的。
“一般规定他晚上10点要睡觉，但他经常会睡得比这个时间晚，孩子才7岁啊！真的很担心，每次都对他说你不想学，课外班就不要上了，但他总是不愿意，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赢了老爸，要有他会而他老爸不会的内容。”这位家长最后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成功真的不是一代人的积累。” 更耐人寻味的是：龟兔赛跑，如果兔子拼命向前跑，结果会怎么样？
四
《人生七年》是BBC播出的一部纪录片，它选择了14个来自不同阶层的英国孩子，记录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从他们7岁开始，每7年记录一次，一直到他们56岁。这项历时49年的记录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穷人的孩子依然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依然是富人，阶层在代际间得到了传承。
7岁本该是个天真烂漫的年纪，但不同阶层的孩子已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上流社会：John和Andrew已经养成了阅读《金融时报》《观察家》的习惯，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会上顶级的私立高中，然后读牛津大学，接着进入政坛。
中产阶层：男孩会拥有自己的理念，如反对种族歧视，帮助有色人种;女孩则想着长大嫁人生子。
底层社会：有人希望当驯马师赚钱，有人希望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爸爸，而贫民窟出生的Paul，甚至把“吃饱饭、少罚站、少被打”当成了自己的人生愿望。
49年之后，他们已是56岁。
上流社会：John成为企业家并致力于慈善事业，Andrew成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他们的孩子继续接受精英教育。
中产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是中产，也有个别人滑落到了社会的底层。
底层社会：Paul成了泥瓦工，Symon则成了司机，他们生了一大堆儿女，儿女中的大部分人继续在底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哈佛公开课《公平的起点是什么》中指出：“即使是努力本身，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幸运的家庭环境。”两位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布什家族”四代都是耶鲁校友，小布什在竞选的时候甚至开玩笑说：“我继承了我父亲一半的朋友。”
上层社会的人脉、财富、精英意识、教育资源，等等，父传子，子传孙。
而社会中下层的孩子，在公立学校接受了所谓的“快乐教育”后，构成了新一代的社会中下层，这是社会稳定的另一种形态。
五
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荣获2016年的雨果奖。《北京折叠》与其说是科幻小说，不如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社会隐喻：顶层操控规则，中层搞节奏工作，而底层的穷人，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
当底层人民对着邻里乡亲高喊“读书无用”时，阿尔法狗已经战胜了李世石，一场“人工智能”的革命正悄无声息地到来。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换人”是必然的趋势，当一批又一批“自动××机”进入各行各业之后，社会对蓝领的需求将大幅降低。到了那一天，那些放弃教育的底层人民，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但是，即便在阶层高度固化的英国社会，在纪录片《人生七年》中，依然出现了一个人，他打破了阶层的天花板，成功晋升为精英，他就是Nicolas，一个农夫的儿子，他考上了牛津大学，后来成为美国名校的教授——1/14，从概率上来算，约为7%。
无独有偶，全球复杂网络研究权威、美国物理学会院士巴拉巴西在《爆发》一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行为的93%是可以预测的，而剩下的那7%无法预测的部分则改变了世界。书中没有解释7%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但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世界上永远存在这样一类人，他能够超越自己的家庭、血缘、环境，他能够挣脱时代对他的束缚，让世界另眼相看。
（邱 月摘自微信公众号“缓缓说”，魏 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