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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诗词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如果注释过多，会影响诗词完整性，甚至给读者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清代诗人萧雄说：“作者自注，前人讥之。”（《西疆杂述诗·例言》）少量加注，倒也无妨。但大量加注，或加长注，似不可取。那样会喧宾夺主，破坏了诗词的整体艺术。
先秦诗歌，没有自注，《诗经》、楚辞，都是如此。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当时都能“唱”。后来的宋词、元曲，也是同理。演唱者总不能在表演时停下来，说明歌词中某个词语的意思。相声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扮演萧何的侯耀文摘掉髯口，解释“角书，就是那介绍信”，也只是相声逗乐。
一旦诗歌不能唱了，主要是用眼“看”，而不是用耳“听”，最后成了案头文学，自注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诗词中的自注，笔者所见多为“题下注”“句后注”“诗后注”三种情况。
“题下注”，这种注释大都是对题目中地名、人名的解释，如杜甫《万丈潭》，题下注为：“同谷县作。”表明万丈潭在同谷县。《赠比部萧郎中十兄》，题下注为：“甫从姑子也。”表明萧郎中是自己的远房表兄。
“句后注”，大都是一种说明性的文字，如杜甫《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中“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两句，句后注为：“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常谬称述。”其用意一是感谢崔国辅、于休烈的恩德，二是说明三大礼赋影响，也多少有些“自我表扬”的意味儿。白居易《杭州春望》尾联：“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后有注为：“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绿时，望如裙腰。”如无此注，对于“裙腰”二字的理解便费些周折，但是用心的读者还能琢磨出来。笔者发现，唐人诗中“题下注”和“句后注”数量很少，所注字数也不多。
宋人诗中“题下注”和“句后注”数量也少，而且自注的字数也少。如苏轼《碧落寺》，题下自注为：“在英州下十五里。”是说明“碧落寺”的所在位置。其“句后注”如《游金山寺》中“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其自注为：“是夜所见如此。”苏轼此注的用意在于说明，他真的看到了江心的炬火，而不是想象。在今天，可能有人说：这就是飞碟。
古人较长的自注也有，如苏轼《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庢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於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一诗，是88字的长题，500字的正文，句后注10处，凡471字，最长的一处是190字。写这首诗的目的，苏轼在诗题的最后一句说得明白，就是“凡所经历者寄子由”。这首诗是26岁的苏轼的“日记”。苏轼当官不久，首次“出差”，用诗的方式把所见所闻告诉弟弟苏辙，当时的苏轼恐怕无意将此诗“发表”。只用诗的正文就缺少了纪实性，大量加注可以使苏辙看得更明白。严格地说，这是“韵文”，不是真正的“诗”。
再如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其二：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对此诗的末句，林则徐自注为：“宋真宗闻隐者杨朴能诗，召对问：此来有人作诗送卿否？对曰：臣妻有—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东坡赴诏狱，妻子送出门皆哭。坡顾谓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首诗送我乎？妻子失笑，坡乃出。”这个103字句后的长注，林则徐的题目说的明白，是“示家人”的。从内容来看，很明显是给妻子郑淑卿做解释的。
清代的西域诗人中，有两位以写风情为主大型组诗的诗人，他们是纪昀和萧雄。其注释可算诗中的另类。纪昀有七绝《乌鲁木齐杂诗》160首，萧雄有七绝《西疆杂述诗》140首。他们的诗作，不仅仅是“句后注”，而是有大量文字的“诗后注”。纪诗是以诗求文，萧诗是以文求诗。纪诗的“诗后注”二三百字者，不在少数;萧诗“诗后注”三四千字者，不在少数。他们的诗和文不可或缺，如无注释，诗便难通。它们的价值不在于诗，而在于文。这类注释，不能和以上所说的“自注”同日而语。
对于唐宋诗人的“自注”，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即便是不出注或是在后来的传抄中将注释丢失，读者对诗意的理解也不会出现偏差。笔者以上所举个例就是如此。就是苏轼的《壬寅二月诏令……》一诗，不去阅读自注，读者也能理解全诗。如果离开自注，读者便不知所云，那么，这首诗就是失败的作品。今人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去衡量。
原生态的词，是唱给人听的，理论上是不可能加注的，特别是不能有“句后注”。但是到后来失去曲谱，诗词合流，词也只是长短句的“徒诗”，只能“看”，不能唱，词人加注，也在情理之中。
林则徐谪戍伊犁。在乌鲁木齐的戍客黄濬（壶舟）写诗给林则徐，林则徐以《金缕曲》词作答。林则徐与黄濬的和作，都有“句中注”。请看：
《金缕曲·寄黄壶舟》：沦落谁知己？记相逢、一鞭风雪，题襟乌垒。同作羁臣犹间隔，斜月魂销千里。爱尺素、传来双鲤。为道玉壶春买尽，任狂歌、醉卧红山觜。风劲处，酒鳞起（原注：來诗有风劲红山起酒鳞之句，仆极赏之）。 乌丝阑写清词美。看千行、珠玑流转，光盈蛮纸。苏室才吟残腊句（原注：承录示东坡生日诗及和余除夕之作。君所居曰：步苏诗室）。瞬见绿阴如水。春去也、人犹居此。褪尽生花江管脱，怕诗人、漫作云泥拟（原注：君和余句云：诗才无敌有云泥，读之愧甚）。今昔感，一弹指。
《林少穆先生在伊江接余诗函，赋金缕曲见酬，次原韵答寄》：浪学僧齐已，放吟怀，打包行脚，秦关燕垒。谁谓大罗天上客，犹自抛离乡里。笑太白，青天跨鲤。剩诩扪参雄蜀道，敢西天，右角探臇觜。公数辈，拍肩起（先生与邓嶰云制军、文一飞河帅先后戍伊）。 蛙吟争及鸾吟美。况飞来，清词金镂，音流蕉纸。迁谪怜余同寄迹，咫尺一方葭水。公莫叹，人何堪此。过迨相随同觅句（先生录其两喆嗣，听孙聪彝、拱枢心北《东坡生日诗》见示），肯骚人，不把坡仙拟。今与古，试轮指。 林则徐和黄濬两词，今天看来真的判若云泥。黄词为迁就韵脚，颇见牵强。但是这两首词作，即便是删却注释，也不会影响读者对全词的理解。
笔者所作诗词，大都没有自注。有自注的诗词，也在模仿前贤，倘若删却自注，也不影响诗词大意。如《新型肺炎期间，获多国援助感赋》：
人类难关费运筹，抗灾彼此泯恩仇。
一时援手行天道，万国同心共地球。
傲雪红梅无减色，乘风黄鹤正加油。
元宵我把高空月，远送清光照五洲。
注：梅花为武汉市花。
这是今年2020年2月写的一首诗。诗中，颈联用了“红梅”对“黄鹤”，主要是迁就工对中的“颜色词”相对。注释为“梅花为武汉市花”。如果没有这个注释，也不会影响读者对诗意的理解。只是泛泛的“红梅”，就和武汉联系不够紧密，诗意略显寡淡。
古代的人在诗中如果引用前贤的诗句，一般都注上出处，以示“诚实”，免得让人说成“偷诗”，比如“太白句”“坡句”之类。但是词，如果引用前贤的诗句，则不加注释。比如唐人钱起的《省試湘灵鼓瑟》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宋人滕宗谅、秦观《临江仙》词的煞拍，都用原句而不加注释。秦观写的是：
千里潇湘挼蓝浦，兰桡昔日曾经。月高风定露华清。微波澄不动，冷浸一天星。 独倚危樯情悄悄，遥闻妃瑟泠泠。新声含尽古今情。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究其原因，当是宋代曲谱尚在，不能演唱中停下来说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词作者认为，原句都是名句，无须注释。
我的词作也有注释。如《水调歌头·骆临海祠感怀》：
行役风霜久，新月照边秋。身披雪影东去，笔下带寒流。讨武檄中浓墨，灵隐寺中佳句，今古豁吟眸。自别天山后，一笑扫闲愁。 报主心，功名事，已休休。阳关万里西指，君可再回头。紫塞貔貅列阵，碧落飞机奋翅，大漠绿田畴。明日还须我，唱向亚非欧。注：首二句为骆宾王《久戍边城有怀京邑》《夕次蒲类津》原句。蒲类津，今新疆巴里坤。
“首二句为骆宾王《久戍边城有怀京邑》《夕次蒲类津》原句”，这样的注释，意在说明我的“诚实”，不敢掠前人之美，也暗藏一点儿学者“博学”的炫耀。其实这个注释，也是可有可无的。之所以保留下来，是为了注释中的注释：“蒲类津，今新疆巴里坤。”对于读者来说，都知道骆宾王，也知道巴里坤。但是知道骆宾王到过巴里坤的人却不多，知道唐朝的“蒲类津”，就是今天的“巴里坤”的人更少。所以，我保留了这个注释。
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诗作，我都不做注释。如2016年在徐州写的两首律诗：
《丙申春登戏马台》：
两千年后又春风，我下天山指顾中。
逐鹿已亡秦二世，沐猴遗笑楚重瞳。
鸿门宴失机心浅，戏马台留幻梦空。
啼鸟也知如许恨，林间叫破夕阳红。
《放鹤亭中作》：
当时一笑傲君王，道士清闲太守狂。
世上由人分楚汉，亭中待我拜苏张。
文章能伴江河老，襟袖犹藏岁月长。
白鹤不归惆怅久，西山缺处正斜阳。
前者题作《丙申春登戏马台》，我没有出现前人的“题下注”，说明戏马台在什么地方。读者如果真想读懂这首诗，戏马台一词，在手机上一查便知，故而无须自注。时代不同了，自注的内容，也应当有所改变。至于“逐鹿”“沐猴”“楚重瞳”“鸿门宴”，一是手机上可查，不必注出。二是如果没有读过《项羽本纪》或是没有看过楚霸王的电影、戏剧，就是注释了，有些读者还是看不懂。诗词用语，最好通俗，使作者和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情感交流，但是也不能要求作者每首诗都能“老妪能解”。今年2020年10月，马来西亚邓莉璇女士，为此诗谱曲，由马来西亚陈泳錥先生演唱。在手机上传播，点击者颇多，说明看到此诗的读者在理解上没有障碍。
后者《放鹤亭中作》，如果读过苏轼《放鹤亭记》的读者，当然懂得这首七律的含义。这首诗，在民间组织的诗赛上，还侥幸获奖，说明读者对此理解没有障碍，起码在知识分子的读者看来，此诗尚未落下乘。
笔者以为，诗词创作，最好不加自注，或是少加自注。诗词中或是诗词后有大量的文字作为注释，颇感累赘。如果删却自注并不影响诗意的完整，那就要考虑这个自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删却自注就不知诗意所云，那就要考虑这首诗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了。
笔者看到刊物上，有些诗友的诗词自注过长，有的自注超过正文，甚至几倍，又不属于上面提到的纪昀和萧雄那种情况，这样的注释，似乎没有必要。更有甚者，有些诗友用了一些生僻的字和词，再给这些字和词，注上音，然后加以解释，颇感滑稽。汉语同义词、近义词甚夥，换个字词就能解决。还有些诗友，在没有约定俗成的情况下自造词汇，然后再加注释，也是不可取的。如果在作品中，用一些冷僻的词汇或是典故，而后再加自注，窃以为这种做法，要么是在炫耀自己的才学，要么是在轻视读者的智商。
以上文字，颇有“老王卖瓜”的味道。星汉在此，只是谈谈自注的体会，尚无哗众取宠之心。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作者系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发起者和新疆诗词学会创建者之一。系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新疆诗词学会执行会长）
先秦诗歌，没有自注，《诗经》、楚辞，都是如此。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当时都能“唱”。后来的宋词、元曲，也是同理。演唱者总不能在表演时停下来，说明歌词中某个词语的意思。相声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扮演萧何的侯耀文摘掉髯口，解释“角书，就是那介绍信”，也只是相声逗乐。
一旦诗歌不能唱了，主要是用眼“看”，而不是用耳“听”，最后成了案头文学，自注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诗词中的自注，笔者所见多为“题下注”“句后注”“诗后注”三种情况。
“题下注”，这种注释大都是对题目中地名、人名的解释，如杜甫《万丈潭》，题下注为：“同谷县作。”表明万丈潭在同谷县。《赠比部萧郎中十兄》，题下注为：“甫从姑子也。”表明萧郎中是自己的远房表兄。
“句后注”，大都是一种说明性的文字，如杜甫《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中“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两句，句后注为：“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常谬称述。”其用意一是感谢崔国辅、于休烈的恩德，二是说明三大礼赋影响，也多少有些“自我表扬”的意味儿。白居易《杭州春望》尾联：“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后有注为：“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绿时，望如裙腰。”如无此注，对于“裙腰”二字的理解便费些周折，但是用心的读者还能琢磨出来。笔者发现，唐人诗中“题下注”和“句后注”数量很少，所注字数也不多。
宋人诗中“题下注”和“句后注”数量也少，而且自注的字数也少。如苏轼《碧落寺》，题下自注为：“在英州下十五里。”是说明“碧落寺”的所在位置。其“句后注”如《游金山寺》中“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其自注为：“是夜所见如此。”苏轼此注的用意在于说明，他真的看到了江心的炬火，而不是想象。在今天，可能有人说：这就是飞碟。
古人较长的自注也有，如苏轼《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庢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於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一诗，是88字的长题，500字的正文，句后注10处，凡471字，最长的一处是190字。写这首诗的目的，苏轼在诗题的最后一句说得明白，就是“凡所经历者寄子由”。这首诗是26岁的苏轼的“日记”。苏轼当官不久，首次“出差”，用诗的方式把所见所闻告诉弟弟苏辙，当时的苏轼恐怕无意将此诗“发表”。只用诗的正文就缺少了纪实性，大量加注可以使苏辙看得更明白。严格地说，这是“韵文”，不是真正的“诗”。
再如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其二：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对此诗的末句，林则徐自注为：“宋真宗闻隐者杨朴能诗，召对问：此来有人作诗送卿否？对曰：臣妻有—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东坡赴诏狱，妻子送出门皆哭。坡顾谓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首诗送我乎？妻子失笑，坡乃出。”这个103字句后的长注，林则徐的题目说的明白，是“示家人”的。从内容来看，很明显是给妻子郑淑卿做解释的。
清代的西域诗人中，有两位以写风情为主大型组诗的诗人，他们是纪昀和萧雄。其注释可算诗中的另类。纪昀有七绝《乌鲁木齐杂诗》160首，萧雄有七绝《西疆杂述诗》140首。他们的诗作，不仅仅是“句后注”，而是有大量文字的“诗后注”。纪诗是以诗求文，萧诗是以文求诗。纪诗的“诗后注”二三百字者，不在少数;萧诗“诗后注”三四千字者，不在少数。他们的诗和文不可或缺，如无注释，诗便难通。它们的价值不在于诗，而在于文。这类注释，不能和以上所说的“自注”同日而语。
对于唐宋诗人的“自注”，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即便是不出注或是在后来的传抄中将注释丢失，读者对诗意的理解也不会出现偏差。笔者以上所举个例就是如此。就是苏轼的《壬寅二月诏令……》一诗，不去阅读自注，读者也能理解全诗。如果离开自注，读者便不知所云，那么，这首诗就是失败的作品。今人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去衡量。
原生态的词，是唱给人听的，理论上是不可能加注的，特别是不能有“句后注”。但是到后来失去曲谱，诗词合流，词也只是长短句的“徒诗”，只能“看”，不能唱，词人加注，也在情理之中。
林则徐谪戍伊犁。在乌鲁木齐的戍客黄濬（壶舟）写诗给林则徐，林则徐以《金缕曲》词作答。林则徐与黄濬的和作，都有“句中注”。请看：
《金缕曲·寄黄壶舟》：沦落谁知己？记相逢、一鞭风雪，题襟乌垒。同作羁臣犹间隔，斜月魂销千里。爱尺素、传来双鲤。为道玉壶春买尽，任狂歌、醉卧红山觜。风劲处，酒鳞起（原注：來诗有风劲红山起酒鳞之句，仆极赏之）。 乌丝阑写清词美。看千行、珠玑流转，光盈蛮纸。苏室才吟残腊句（原注：承录示东坡生日诗及和余除夕之作。君所居曰：步苏诗室）。瞬见绿阴如水。春去也、人犹居此。褪尽生花江管脱，怕诗人、漫作云泥拟（原注：君和余句云：诗才无敌有云泥，读之愧甚）。今昔感，一弹指。
《林少穆先生在伊江接余诗函，赋金缕曲见酬，次原韵答寄》：浪学僧齐已，放吟怀，打包行脚，秦关燕垒。谁谓大罗天上客，犹自抛离乡里。笑太白，青天跨鲤。剩诩扪参雄蜀道，敢西天，右角探臇觜。公数辈，拍肩起（先生与邓嶰云制军、文一飞河帅先后戍伊）。 蛙吟争及鸾吟美。况飞来，清词金镂，音流蕉纸。迁谪怜余同寄迹，咫尺一方葭水。公莫叹，人何堪此。过迨相随同觅句（先生录其两喆嗣，听孙聪彝、拱枢心北《东坡生日诗》见示），肯骚人，不把坡仙拟。今与古，试轮指。 林则徐和黄濬两词，今天看来真的判若云泥。黄词为迁就韵脚，颇见牵强。但是这两首词作，即便是删却注释，也不会影响读者对全词的理解。
笔者所作诗词，大都没有自注。有自注的诗词，也在模仿前贤，倘若删却自注，也不影响诗词大意。如《新型肺炎期间，获多国援助感赋》：
人类难关费运筹，抗灾彼此泯恩仇。
一时援手行天道，万国同心共地球。
傲雪红梅无减色，乘风黄鹤正加油。
元宵我把高空月，远送清光照五洲。
注：梅花为武汉市花。
这是今年2020年2月写的一首诗。诗中，颈联用了“红梅”对“黄鹤”，主要是迁就工对中的“颜色词”相对。注释为“梅花为武汉市花”。如果没有这个注释，也不会影响读者对诗意的理解。只是泛泛的“红梅”，就和武汉联系不够紧密，诗意略显寡淡。
古代的人在诗中如果引用前贤的诗句，一般都注上出处，以示“诚实”，免得让人说成“偷诗”，比如“太白句”“坡句”之类。但是词，如果引用前贤的诗句，则不加注释。比如唐人钱起的《省試湘灵鼓瑟》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宋人滕宗谅、秦观《临江仙》词的煞拍，都用原句而不加注释。秦观写的是：
千里潇湘挼蓝浦，兰桡昔日曾经。月高风定露华清。微波澄不动，冷浸一天星。 独倚危樯情悄悄，遥闻妃瑟泠泠。新声含尽古今情。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究其原因，当是宋代曲谱尚在，不能演唱中停下来说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词作者认为，原句都是名句，无须注释。
我的词作也有注释。如《水调歌头·骆临海祠感怀》：
行役风霜久，新月照边秋。身披雪影东去，笔下带寒流。讨武檄中浓墨，灵隐寺中佳句，今古豁吟眸。自别天山后，一笑扫闲愁。 报主心，功名事，已休休。阳关万里西指，君可再回头。紫塞貔貅列阵，碧落飞机奋翅，大漠绿田畴。明日还须我，唱向亚非欧。注：首二句为骆宾王《久戍边城有怀京邑》《夕次蒲类津》原句。蒲类津，今新疆巴里坤。
“首二句为骆宾王《久戍边城有怀京邑》《夕次蒲类津》原句”，这样的注释，意在说明我的“诚实”，不敢掠前人之美，也暗藏一点儿学者“博学”的炫耀。其实这个注释，也是可有可无的。之所以保留下来，是为了注释中的注释：“蒲类津，今新疆巴里坤。”对于读者来说，都知道骆宾王，也知道巴里坤。但是知道骆宾王到过巴里坤的人却不多，知道唐朝的“蒲类津”，就是今天的“巴里坤”的人更少。所以，我保留了这个注释。
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诗作，我都不做注释。如2016年在徐州写的两首律诗：
《丙申春登戏马台》：
两千年后又春风，我下天山指顾中。
逐鹿已亡秦二世，沐猴遗笑楚重瞳。
鸿门宴失机心浅，戏马台留幻梦空。
啼鸟也知如许恨，林间叫破夕阳红。
《放鹤亭中作》：
当时一笑傲君王，道士清闲太守狂。
世上由人分楚汉，亭中待我拜苏张。
文章能伴江河老，襟袖犹藏岁月长。
白鹤不归惆怅久，西山缺处正斜阳。
前者题作《丙申春登戏马台》，我没有出现前人的“题下注”，说明戏马台在什么地方。读者如果真想读懂这首诗，戏马台一词，在手机上一查便知，故而无须自注。时代不同了，自注的内容，也应当有所改变。至于“逐鹿”“沐猴”“楚重瞳”“鸿门宴”，一是手机上可查，不必注出。二是如果没有读过《项羽本纪》或是没有看过楚霸王的电影、戏剧，就是注释了，有些读者还是看不懂。诗词用语，最好通俗，使作者和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情感交流，但是也不能要求作者每首诗都能“老妪能解”。今年2020年10月，马来西亚邓莉璇女士，为此诗谱曲，由马来西亚陈泳錥先生演唱。在手机上传播，点击者颇多，说明看到此诗的读者在理解上没有障碍。
后者《放鹤亭中作》，如果读过苏轼《放鹤亭记》的读者，当然懂得这首七律的含义。这首诗，在民间组织的诗赛上，还侥幸获奖，说明读者对此理解没有障碍，起码在知识分子的读者看来，此诗尚未落下乘。
笔者以为，诗词创作，最好不加自注，或是少加自注。诗词中或是诗词后有大量的文字作为注释，颇感累赘。如果删却自注并不影响诗意的完整，那就要考虑这个自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删却自注就不知诗意所云，那就要考虑这首诗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了。
笔者看到刊物上，有些诗友的诗词自注过长，有的自注超过正文，甚至几倍，又不属于上面提到的纪昀和萧雄那种情况，这样的注释，似乎没有必要。更有甚者，有些诗友用了一些生僻的字和词，再给这些字和词，注上音，然后加以解释，颇感滑稽。汉语同义词、近义词甚夥，换个字词就能解决。还有些诗友，在没有约定俗成的情况下自造词汇，然后再加注释，也是不可取的。如果在作品中，用一些冷僻的词汇或是典故，而后再加自注，窃以为这种做法，要么是在炫耀自己的才学，要么是在轻视读者的智商。
以上文字，颇有“老王卖瓜”的味道。星汉在此，只是谈谈自注的体会，尚无哗众取宠之心。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作者系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发起者和新疆诗词学会创建者之一。系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新疆诗词学会执行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