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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而刘少奇与贺恕的历史交往，更堪称中共党史上的一段传奇。
一
1930年春末，由于东北满洲里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刘少奇又患上了严重的肺病，遂被中共中央调回上海养病，并参与领导工人运动。这时，周恩来去莫斯科汇报工作，项英还在莫斯科没有回来，苏兆征患盲肠炎已离开人世，向忠发又是一个管不了大事，只看李立三眼色行事的人，因此，中央的一切工作都取决于李立三。而李立三不等刘少奇安顿好住处，就命令他去沪东区组织和发动工人，还是贺恕与妻子朱舜华（张琼）在杨树浦高郎桥一家豆腐店的三楼上给刘少奇租了一间小亭子间，才让刘少奇有了个容身之所。
贺恕，字仲平，号如心，后更名树，字君立。1899年出生于湖南衡州府耒阳县太平乡寿洲村。据史料记载，贺恕天资聪颖，6岁即入私塾读书。入塾后，贺恕学习格外用功，各门功课成绩优异，甚得老师赞许，一度被乡人赞为“神童”。 1917年贺恕高中毕业后，又因成绩优秀由耒阳县保送进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
进入三师后，贺恕随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他除了在课堂上学习各类书本知识外，还大量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萌生“改变不平世道”的宏愿。他与毛泽东结为好友，两人后来还同赴北京大学做旁听生。1919年夏，受毛泽东及其创建的新民学会影响，贺恕还邀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几位青年学生，组成了衡阳和湘南地区的第一个爱国团体——“沙子会”，经常聚在一起商谈救国救民之策。1920年6月，贺恕从师范学校毕业后随即在进步教师蒋啸青资助下，创立了新文化书报贩卖部，自任总经理，专售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刊书籍，希图以此来推动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192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长沙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贺恕、蒋先云等人率先加入。当时毛泽东在建团过程中非常重视团员的政治质量，曾多次嘱咐：“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921年10月中旬，毛泽东介绍贺恕入党，并指派他前往湘南地区开展建党活动。贺恕由此成为毛泽东发展的第一名衡阳籍中共党员。其后留学莫斯科，直到 1923年回国。
对于刘少奇，贺恕早有耳闻。1922年，安源路矿当局一连三个月拖欠工人工资，工人生活陷入绝境，工人俱乐部提出的保护俱乐部和改善工人待遇等要求没有得到答复，于9月14日凌晨发动路矿工人大罢工，工人俱乐部派出刘少奇等人代表工人与路矿当局进行谈判，迫使其答应了工人提出的13项条件，赢得了罢工的胜利。此后，刘少奇于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参加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19年，17岁的朱舜华在湖南参加“五四”运动时，便结识了刘少奇、毛泽东、邓中夏、杨开慧、陈潭秋等人。1922年，朱舜华同何宝珍等发动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师范的学潮，被学校开除，随后到长沙清水塘进入湖南自修大学学习，与毛泽东、杨开慧一起为何宝珍、刘少奇做媒，成就了他俩的美好姻缘。同年10月，朱舜华还在长沙清水塘毛泽东家中由刘少奇、杨开慧等人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对于李立三给刘少奇所作的工作安排，贺恕很有意见。待刘少奇走后，他便对李立三说：“少奇同志刚到上海，一些基本情况还没掌握，你就让他去那个复杂的地方，是很危险的啊！”“危险什么？党员就得工作，就是掉脑袋也要去。”李立三板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瞪了贺恕一眼。“他现在还没找好地方住下呀。”贺恕觉得李立三太不近人情，长叹一声，无奈离去。
刘少奇夫妇对于贺恕夫妻俩帮自己找到房子非常感谢，当下就把简单的行李搬了过去。当时贺恕看到刘少奇不住地咳嗽，并不时地吐出一口口血痰，就关切地劝他休息几天，再到沪东区去。但刘少奇摆了摆手，又咳嗽一阵后，喘着气对贺恕说：“贺恕同志，你在他身边工作，有些事要给他提醒，他常常犯急躁病，这样容易出事。”甚为关心其身体状况的贺恕无奈，只能与他握手道别。
此后，随着交往的增多，刘少奇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精辟入里的分析和见解，都让贺恕深为叹服。而思想进步、认同革命、对封建旧礼教异常痛恨的贺恕，也给同为革命者、誓与封建礼教相决裂的刘少奇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两人常聚在一起交谈时事，研讨对策，情谊日笃。
二
刘少奇被派到沪东区工作后，他带病坚持下基层，与工人们打成一片，一度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阿刘”。在其艰苦细致的工作下，我党终于在恒丰纱厂重建了支部。自此，以恒丰纱厂为据点，刘少奇等人得以逐步深入到公大二厂、杨树浦自来水厂等地进行活动。随着活动的不断开展，公大二厂随后也建立了党支部。
1930年6月的一天下午，刘少奇到中央机关驻地向李立三汇报工作，贺恕也在场。待刘少奇详细汇报了当前工作的进展情况后，征求中央对下一段工作的意见时，李立三说道：“前段工作你做了一些，但还是不够的，根据你说的，目前要谨慎地发动工人起来罢工，我不同意，那是小脚婆走路，总是怕摔跤，而现在我们的工人群众是先要大干，不要那种小干。你这是当群众的尾巴，而不是当群众的领导，思想有问题。”
此时的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内部独断专行，工作作风很不民主。就在这个月的11日，他还主持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过低估计了反革命的力量，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认为统治阶级将继续削弱崩溃，群众斗争也将逼近革命高潮，军阀战争的前途，极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提出“在新的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并规定了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兵士暴动，猛烈扩张红军等任务。 见李立三不愿听取自己的正确意见，坚持要不切实际地发动总罢工，刘少奇不好当面泼他冷水，只得耐心地说：“罢工迟早是要搞的，但具体要看条件是否成熟，我在沪东各个工厂作了深入的调查和了解，总罢工一旦搞起来，很可能会失败。”贺恕也觉得李立三下结论过于武断，便提醒他：“少奇的意见值得考虑，他在沪东知根知底，万一发动总罢工，就要死许多人，我们中央是一句话，而这句话就是千万人的行动，不考虑周到，那不是在大干而是蛮干！”
李立三见贺恕也帮着刘少奇说话，而且句句都冲着自己，心里很反感，碍于刘少奇在场，他不好对贺恕发脾气，但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遂对刘少奇下达死命令：“发动总罢工，必须搞起来，这是中央的决定，不同意也要执行。我还有别的事，你们回去吧！”贺恕和刘少奇见李立三下此逐客令，两人相对无言，只能默默地走出门。临分手时，刘少奇还紧紧地握着贺恕的手嘱咐说：“贺恕同志，他越来越偏激了，今后与他打交道，可要当心啊。”“少奇同志，你放心，在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坚持真理，立三的底细我清楚，润之也清楚，在安源的时候，要不是润之修改罢工计划，他就早出问题了。”贺恕说。“他现在代表中央说话，我们还是要灵活地执行，这次沪东罢工，凶多吉少，我心里是清楚的，现在唯有尽量减少损失，争取达到好的效果。”刘少奇说罢，匆匆地走了。当晚，贺恕夫妻俩经过商量，又一次来到李立三家，准备再次向其“进谏”。不料，李立三见贺恕还是“替少奇说话”，不由得火上心头，两人争吵许久，又一次无果而终。
此前贺恕与李立三同在中央工作，且都是湖南人，私交也不错，然而贺恕在工作中逐渐发现李立三对工作和任务有些急于求成，考虑问题时，往往不够周密细致，一旦遇上不顺心的事，常常会发脾气训人，这使他想起毛泽东曾说过：“李立三同志是一门大炮，说话办事常常过头。”怀着帮助同志的美好愿望，贺恕多次婉转地向李立三提醒，希望其不要急躁，但李立三认为自己处于全党的领袖地位，对贺恕的忠告，根本听不进去。
经历此事后，李立三认为贺恕与其观点相左，再加上以前曾数次“劝谏”，遂萌生将其调离中央之意。恰好此时江西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张国庶、秘书长徐荷云、组织部长叶守信、妇女部长晏碧芳、团省委书记徐少杰等50余人先后被捕入狱。张国庶被捕后，敌人得知他是省委书记，又是张国焘的亲兄弟，于是软硬兼施，想从他口中得到更多的“机密”。但张国庶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最后被敌人装进麻袋沉入赣江，壮烈牺牲。此事发生后，李立三遂委派贺恕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朱舜华任省委宣传委员，陈竹平任组织委员，由其三人赴江西完成重建我党省委组织的艰巨任务。
刘少奇得悉贺恕夫妇要去南昌，忙赶来送行。见面后，刘少奇握着贺恕的手，诚挚地说道：“江西是红白区斗争尖锐复杂的地方，而南昌是蒋介石反共指挥的前哨阵地，那里白色恐怖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若是没有联系上，就回来，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贺恕见刘少奇如此关心自己，甚为感动，忙提醒他在沪东区的罢工斗争中要谨慎。两个战友，互道珍重，互诉衷肠，一直谈到深夜才分手。
辞别刘少奇后，贺恕便扮作修锁的匠人，朱舜华扮作要饭的叫花子，陈竹平则装扮成江湖郎中，三人分开乘同一趟列车前往南昌。到站后，他们一下车，便感觉气氛不对，只见到处都是军警。陈竹平按照中央特科交待的联络地点和暗语，刚到一家药店门口，就被敌人盯住。眼看药店已经被封，陈竹平心知出了问题，刚想离开，便被几个特务抓住了。不远处的贺恕和朱舜华目睹了这一幕，他们迅速离开现场，但还是被敌人跟踪。当晚，在一个小旅店，贺恕夫妇也被特务拘捕。
幸运的是，经过搜查、盘问，敌人没捞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关了两天后，只好把他们放了。只是这时贺恕身上所有的费用，已经全部花光，只好返回上海。逼不出任何口供的敌人也把经受了一番酷刑后的陈竹平放出了牢房。正因为如此，贺恕才有了再一次与好友刘少奇见面的机会。
三
李立三见三人先后都回来了，很不满意，批评贺恕等人胆小怕事，逃避斗争。贺恕不服，顶撞了几句，闷闷地回到家里。这时刘少奇夫妇来看他们，一跨进房间，发现贺恕神情沮丧，便宽慰说：“对组织上的批评，应该接受，事情没办好嘛，改正就好了。”贺恕随即询问沪东罢工的情况，刘少奇摇头说：“罢工已不出我所料，也没成功，眼下工人们的情绪受到打击，党内的同志也埋怨，我与你一样，挨了立三的骂。”
“这都是立三这个冒失鬼瞎指挥。”贺恕愤慨地说，“照他这一套搞法，我们的党、红军、工运都会垮掉。我看趁早把他轰下去！”“是呀，不轰下去，革命还会受到更大的损失。”朱舜华同何宝珍很赞成贺恕的意见。然而刘少奇听了后，却严肃地摇了摇头：“你们也是冒失鬼，冒失鬼整冒失鬼有什么结果呢？党内斗争靠你们这样简单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吗？党内斗争有意见是可以提的，但组织做了决定，还是要去执行的。”贺恕沮丧地说道：“那怎么办，如果不这样，我们就离开他们。”“这可以考虑，但必须要经过中央的同意。”刘少奇点了点头，赞成地说。
此后，贺恕在中央倍受冷落，组织分配的房子被收回，津贴也被扣留，还是刘少奇将其夫妇二人接到自己家里，才让他们在白色恐怖中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为了维持生计，朱舜华白天到沪东纱厂做工，晚上帮助刘少奇整理撰写的文章材料，贺恕则到世界书局任编辑。当时刘少奇夫妇每月只有28元津贴，要维持两家人的衣食住行，远远不够，日子过得很是清苦。后来，刘少奇还让妻子典当了从东北带过来的皮袍子，以此来维持生活。贺恕同朱舜华听说此事后，感动不已。不久，刘少奇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贺恕为了不再给刘少奇夫妇增添负担，遂把家搬到拉斐德路339号。
1931年1月，贺恕考入中华职业教育社当日语教员。同年王明从苏联回国，他获悉贺恕遭受打击迫害的遭遇，又知道他是一个饱览群书，知识渊博，曾留学苏联、懂几国语言的老党员，他想，“能有这样的人进入自己的圈子，对自己走上总书记的位置大有好处”，遂登门拜访贺恕。两人见面后，王明以他能言善辩的口才，先是对贺恕大加赞扬一番，然后说道：“你曾经留过苏，同我一样，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海洋里泡过的人，这次中央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我征求过米夫同志的意见，他同意我请你出来，作为湖南的一名代表，相信你不会拒绝吧。” 贺恕在刘少奇的影响下，早已具有了丰富的政治敏锐力，他闻听此言，遂微微地冷笑了一声：“王明同志，我是留过苏，可这党代表，是要经过湖南党组织的推选才行，再说，这次代表会又不是留苏人员的代表会，恐怕不妥吧。”王明见此，知道多说无益，无奈离去。
果不其然，四中全会在米夫干预下，党内民主荡然无存，选举成为形式，会议“顺利”通过了米夫拟定的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王明实际上控制了中共中央。在米夫支持下，王明随即派遣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以贯彻四中全会上强调的反对“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方针，先后对江苏省委和上海区委等各地党组织进行全面改组，同时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和鄂西、鄂豫皖两个中央分局，并加派政治干部去各苏区和各红军部队工作、任职，以全面推行其“左”倾错误路线。
对于贺恕未出席六届四中全会之事，王明甚为恼火，骂贺恕是个老懦夫，是扶不起的阿斗，什么工作也不给他安排。好在刘少奇被大会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虽然表面上对刘少奇很尊重，让人把他们夫妻搬到北京路一家五金商店的楼上，住三个房间，并且还派了一个保姆，但是对其提出的正确意见，王明却从不肯接受。刘少奇对贺恕夫妇，仍同过去一样，关怀备至，每当领了津贴，常常要何宝珍来请贺恕夫妇过去吃饭，改善生活，党内的一些工作，刘少奇也常常交给贺恕去办。
1934年10月，贺恕不幸被捕，直到全国抗战爆发，经多方营救，方得出狱。出狱后的贺恕在上海虹口区的一所平民学校任教，此间，他积极支持妻子参加党的地下活动。然而由于在狱中受尽酷刑，身受摧残，贺恕最终于1947年4月16日病逝。临终时，他还对妻子说：“为了革命，我们的五个孩子都没有了，我死之后希望你继续跟着党，革命到底。”闻知贺恕去世的噩耗，刘少奇半晌无言，悲伤哀痛至极。
朱舜华此后曾在何香凝组织的国难救护队当秘书和教师，继续从事党的工作。1950年朱舜华任上海市教育工会秘书时，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而刘少奇也没有忘记贺恕一家人。据党史学者朱惠芳记载，1953年中共虹口区委对朱舜华1922年至1945年的历史进行调查时，刘少奇还为其历史问题给上海的党组织写了一封证明信，信中这样说：“张琼同志1922年在湖南加入共产党，和她的丈夫贺树一起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64年秋，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来上海时，还特地约朱舜华叙旧。
此后，朱舜华历任虹口区人民政府文教科长、虹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等职，“文革”期间受到迫害，曾被隔离审查。此时刘少奇亦受到错误的批判，竟于1969年11月12日含冤逝世。消息传出，朱舜华禁不住失声痛哭。过度悲伤使她声音哽咽，闻者无不落泪。
获得平反后，朱舜华将补发的3100元工资全部交了党费，自己却依旧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晚年，朱舜华抱病期间撰写了大量回忆资料，为党史、文史专家研究刘少奇、贺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还常应邀为青少年讲刘少奇等革命前辈的传奇故事，直至1981年在上海逝世。贺恕夫妇与刘少奇的相识、相知、相惜之情，至此落幕。然而他们的真挚交往，却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永恒的篇章。
（责编 王燕萍）
一
1930年春末，由于东北满洲里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刘少奇又患上了严重的肺病，遂被中共中央调回上海养病，并参与领导工人运动。这时，周恩来去莫斯科汇报工作，项英还在莫斯科没有回来，苏兆征患盲肠炎已离开人世，向忠发又是一个管不了大事，只看李立三眼色行事的人，因此，中央的一切工作都取决于李立三。而李立三不等刘少奇安顿好住处，就命令他去沪东区组织和发动工人，还是贺恕与妻子朱舜华（张琼）在杨树浦高郎桥一家豆腐店的三楼上给刘少奇租了一间小亭子间，才让刘少奇有了个容身之所。
贺恕，字仲平，号如心，后更名树，字君立。1899年出生于湖南衡州府耒阳县太平乡寿洲村。据史料记载，贺恕天资聪颖，6岁即入私塾读书。入塾后，贺恕学习格外用功，各门功课成绩优异，甚得老师赞许，一度被乡人赞为“神童”。 1917年贺恕高中毕业后，又因成绩优秀由耒阳县保送进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
进入三师后，贺恕随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他除了在课堂上学习各类书本知识外，还大量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萌生“改变不平世道”的宏愿。他与毛泽东结为好友，两人后来还同赴北京大学做旁听生。1919年夏，受毛泽东及其创建的新民学会影响，贺恕还邀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几位青年学生，组成了衡阳和湘南地区的第一个爱国团体——“沙子会”，经常聚在一起商谈救国救民之策。1920年6月，贺恕从师范学校毕业后随即在进步教师蒋啸青资助下，创立了新文化书报贩卖部，自任总经理，专售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刊书籍，希图以此来推动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192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长沙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贺恕、蒋先云等人率先加入。当时毛泽东在建团过程中非常重视团员的政治质量，曾多次嘱咐：“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921年10月中旬，毛泽东介绍贺恕入党，并指派他前往湘南地区开展建党活动。贺恕由此成为毛泽东发展的第一名衡阳籍中共党员。其后留学莫斯科，直到 1923年回国。
对于刘少奇，贺恕早有耳闻。1922年，安源路矿当局一连三个月拖欠工人工资，工人生活陷入绝境，工人俱乐部提出的保护俱乐部和改善工人待遇等要求没有得到答复，于9月14日凌晨发动路矿工人大罢工，工人俱乐部派出刘少奇等人代表工人与路矿当局进行谈判，迫使其答应了工人提出的13项条件，赢得了罢工的胜利。此后，刘少奇于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参加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19年，17岁的朱舜华在湖南参加“五四”运动时，便结识了刘少奇、毛泽东、邓中夏、杨开慧、陈潭秋等人。1922年，朱舜华同何宝珍等发动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师范的学潮，被学校开除，随后到长沙清水塘进入湖南自修大学学习，与毛泽东、杨开慧一起为何宝珍、刘少奇做媒，成就了他俩的美好姻缘。同年10月，朱舜华还在长沙清水塘毛泽东家中由刘少奇、杨开慧等人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对于李立三给刘少奇所作的工作安排，贺恕很有意见。待刘少奇走后，他便对李立三说：“少奇同志刚到上海，一些基本情况还没掌握，你就让他去那个复杂的地方，是很危险的啊！”“危险什么？党员就得工作，就是掉脑袋也要去。”李立三板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瞪了贺恕一眼。“他现在还没找好地方住下呀。”贺恕觉得李立三太不近人情，长叹一声，无奈离去。
刘少奇夫妇对于贺恕夫妻俩帮自己找到房子非常感谢，当下就把简单的行李搬了过去。当时贺恕看到刘少奇不住地咳嗽，并不时地吐出一口口血痰，就关切地劝他休息几天，再到沪东区去。但刘少奇摆了摆手，又咳嗽一阵后，喘着气对贺恕说：“贺恕同志，你在他身边工作，有些事要给他提醒，他常常犯急躁病，这样容易出事。”甚为关心其身体状况的贺恕无奈，只能与他握手道别。
此后，随着交往的增多，刘少奇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精辟入里的分析和见解，都让贺恕深为叹服。而思想进步、认同革命、对封建旧礼教异常痛恨的贺恕，也给同为革命者、誓与封建礼教相决裂的刘少奇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两人常聚在一起交谈时事，研讨对策，情谊日笃。
二
刘少奇被派到沪东区工作后，他带病坚持下基层，与工人们打成一片，一度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阿刘”。在其艰苦细致的工作下，我党终于在恒丰纱厂重建了支部。自此，以恒丰纱厂为据点，刘少奇等人得以逐步深入到公大二厂、杨树浦自来水厂等地进行活动。随着活动的不断开展，公大二厂随后也建立了党支部。
1930年6月的一天下午，刘少奇到中央机关驻地向李立三汇报工作，贺恕也在场。待刘少奇详细汇报了当前工作的进展情况后，征求中央对下一段工作的意见时，李立三说道：“前段工作你做了一些，但还是不够的，根据你说的，目前要谨慎地发动工人起来罢工，我不同意，那是小脚婆走路，总是怕摔跤，而现在我们的工人群众是先要大干，不要那种小干。你这是当群众的尾巴，而不是当群众的领导，思想有问题。”
此时的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内部独断专行，工作作风很不民主。就在这个月的11日，他还主持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过低估计了反革命的力量，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认为统治阶级将继续削弱崩溃，群众斗争也将逼近革命高潮，军阀战争的前途，极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提出“在新的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并规定了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兵士暴动，猛烈扩张红军等任务。 见李立三不愿听取自己的正确意见，坚持要不切实际地发动总罢工，刘少奇不好当面泼他冷水，只得耐心地说：“罢工迟早是要搞的，但具体要看条件是否成熟，我在沪东各个工厂作了深入的调查和了解，总罢工一旦搞起来，很可能会失败。”贺恕也觉得李立三下结论过于武断，便提醒他：“少奇的意见值得考虑，他在沪东知根知底，万一发动总罢工，就要死许多人，我们中央是一句话，而这句话就是千万人的行动，不考虑周到，那不是在大干而是蛮干！”
李立三见贺恕也帮着刘少奇说话，而且句句都冲着自己，心里很反感，碍于刘少奇在场，他不好对贺恕发脾气，但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遂对刘少奇下达死命令：“发动总罢工，必须搞起来，这是中央的决定，不同意也要执行。我还有别的事，你们回去吧！”贺恕和刘少奇见李立三下此逐客令，两人相对无言，只能默默地走出门。临分手时，刘少奇还紧紧地握着贺恕的手嘱咐说：“贺恕同志，他越来越偏激了，今后与他打交道，可要当心啊。”“少奇同志，你放心，在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坚持真理，立三的底细我清楚，润之也清楚，在安源的时候，要不是润之修改罢工计划，他就早出问题了。”贺恕说。“他现在代表中央说话，我们还是要灵活地执行，这次沪东罢工，凶多吉少，我心里是清楚的，现在唯有尽量减少损失，争取达到好的效果。”刘少奇说罢，匆匆地走了。当晚，贺恕夫妻俩经过商量，又一次来到李立三家，准备再次向其“进谏”。不料，李立三见贺恕还是“替少奇说话”，不由得火上心头，两人争吵许久，又一次无果而终。
此前贺恕与李立三同在中央工作，且都是湖南人，私交也不错，然而贺恕在工作中逐渐发现李立三对工作和任务有些急于求成，考虑问题时，往往不够周密细致，一旦遇上不顺心的事，常常会发脾气训人，这使他想起毛泽东曾说过：“李立三同志是一门大炮，说话办事常常过头。”怀着帮助同志的美好愿望，贺恕多次婉转地向李立三提醒，希望其不要急躁，但李立三认为自己处于全党的领袖地位，对贺恕的忠告，根本听不进去。
经历此事后，李立三认为贺恕与其观点相左，再加上以前曾数次“劝谏”，遂萌生将其调离中央之意。恰好此时江西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张国庶、秘书长徐荷云、组织部长叶守信、妇女部长晏碧芳、团省委书记徐少杰等50余人先后被捕入狱。张国庶被捕后，敌人得知他是省委书记，又是张国焘的亲兄弟，于是软硬兼施，想从他口中得到更多的“机密”。但张国庶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最后被敌人装进麻袋沉入赣江，壮烈牺牲。此事发生后，李立三遂委派贺恕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朱舜华任省委宣传委员，陈竹平任组织委员，由其三人赴江西完成重建我党省委组织的艰巨任务。
刘少奇得悉贺恕夫妇要去南昌，忙赶来送行。见面后，刘少奇握着贺恕的手，诚挚地说道：“江西是红白区斗争尖锐复杂的地方，而南昌是蒋介石反共指挥的前哨阵地，那里白色恐怖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若是没有联系上，就回来，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贺恕见刘少奇如此关心自己，甚为感动，忙提醒他在沪东区的罢工斗争中要谨慎。两个战友，互道珍重，互诉衷肠，一直谈到深夜才分手。
辞别刘少奇后，贺恕便扮作修锁的匠人，朱舜华扮作要饭的叫花子，陈竹平则装扮成江湖郎中，三人分开乘同一趟列车前往南昌。到站后，他们一下车，便感觉气氛不对，只见到处都是军警。陈竹平按照中央特科交待的联络地点和暗语，刚到一家药店门口，就被敌人盯住。眼看药店已经被封，陈竹平心知出了问题，刚想离开，便被几个特务抓住了。不远处的贺恕和朱舜华目睹了这一幕，他们迅速离开现场，但还是被敌人跟踪。当晚，在一个小旅店，贺恕夫妇也被特务拘捕。
幸运的是，经过搜查、盘问，敌人没捞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关了两天后，只好把他们放了。只是这时贺恕身上所有的费用，已经全部花光，只好返回上海。逼不出任何口供的敌人也把经受了一番酷刑后的陈竹平放出了牢房。正因为如此，贺恕才有了再一次与好友刘少奇见面的机会。
三
李立三见三人先后都回来了，很不满意，批评贺恕等人胆小怕事，逃避斗争。贺恕不服，顶撞了几句，闷闷地回到家里。这时刘少奇夫妇来看他们，一跨进房间，发现贺恕神情沮丧，便宽慰说：“对组织上的批评，应该接受，事情没办好嘛，改正就好了。”贺恕随即询问沪东罢工的情况，刘少奇摇头说：“罢工已不出我所料，也没成功，眼下工人们的情绪受到打击，党内的同志也埋怨，我与你一样，挨了立三的骂。”
“这都是立三这个冒失鬼瞎指挥。”贺恕愤慨地说，“照他这一套搞法，我们的党、红军、工运都会垮掉。我看趁早把他轰下去！”“是呀，不轰下去，革命还会受到更大的损失。”朱舜华同何宝珍很赞成贺恕的意见。然而刘少奇听了后，却严肃地摇了摇头：“你们也是冒失鬼，冒失鬼整冒失鬼有什么结果呢？党内斗争靠你们这样简单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吗？党内斗争有意见是可以提的，但组织做了决定，还是要去执行的。”贺恕沮丧地说道：“那怎么办，如果不这样，我们就离开他们。”“这可以考虑，但必须要经过中央的同意。”刘少奇点了点头，赞成地说。
此后，贺恕在中央倍受冷落，组织分配的房子被收回，津贴也被扣留，还是刘少奇将其夫妇二人接到自己家里，才让他们在白色恐怖中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为了维持生计，朱舜华白天到沪东纱厂做工，晚上帮助刘少奇整理撰写的文章材料，贺恕则到世界书局任编辑。当时刘少奇夫妇每月只有28元津贴，要维持两家人的衣食住行，远远不够，日子过得很是清苦。后来，刘少奇还让妻子典当了从东北带过来的皮袍子，以此来维持生活。贺恕同朱舜华听说此事后，感动不已。不久，刘少奇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贺恕为了不再给刘少奇夫妇增添负担，遂把家搬到拉斐德路339号。
1931年1月，贺恕考入中华职业教育社当日语教员。同年王明从苏联回国，他获悉贺恕遭受打击迫害的遭遇，又知道他是一个饱览群书，知识渊博，曾留学苏联、懂几国语言的老党员，他想，“能有这样的人进入自己的圈子，对自己走上总书记的位置大有好处”，遂登门拜访贺恕。两人见面后，王明以他能言善辩的口才，先是对贺恕大加赞扬一番，然后说道：“你曾经留过苏，同我一样，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海洋里泡过的人，这次中央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我征求过米夫同志的意见，他同意我请你出来，作为湖南的一名代表，相信你不会拒绝吧。” 贺恕在刘少奇的影响下，早已具有了丰富的政治敏锐力，他闻听此言，遂微微地冷笑了一声：“王明同志，我是留过苏，可这党代表，是要经过湖南党组织的推选才行，再说，这次代表会又不是留苏人员的代表会，恐怕不妥吧。”王明见此，知道多说无益，无奈离去。
果不其然，四中全会在米夫干预下，党内民主荡然无存，选举成为形式，会议“顺利”通过了米夫拟定的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王明实际上控制了中共中央。在米夫支持下，王明随即派遣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以贯彻四中全会上强调的反对“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方针，先后对江苏省委和上海区委等各地党组织进行全面改组，同时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和鄂西、鄂豫皖两个中央分局，并加派政治干部去各苏区和各红军部队工作、任职，以全面推行其“左”倾错误路线。
对于贺恕未出席六届四中全会之事，王明甚为恼火，骂贺恕是个老懦夫，是扶不起的阿斗，什么工作也不给他安排。好在刘少奇被大会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虽然表面上对刘少奇很尊重，让人把他们夫妻搬到北京路一家五金商店的楼上，住三个房间，并且还派了一个保姆，但是对其提出的正确意见，王明却从不肯接受。刘少奇对贺恕夫妇，仍同过去一样，关怀备至，每当领了津贴，常常要何宝珍来请贺恕夫妇过去吃饭，改善生活，党内的一些工作，刘少奇也常常交给贺恕去办。
1934年10月，贺恕不幸被捕，直到全国抗战爆发，经多方营救，方得出狱。出狱后的贺恕在上海虹口区的一所平民学校任教，此间，他积极支持妻子参加党的地下活动。然而由于在狱中受尽酷刑，身受摧残，贺恕最终于1947年4月16日病逝。临终时，他还对妻子说：“为了革命，我们的五个孩子都没有了，我死之后希望你继续跟着党，革命到底。”闻知贺恕去世的噩耗，刘少奇半晌无言，悲伤哀痛至极。
朱舜华此后曾在何香凝组织的国难救护队当秘书和教师，继续从事党的工作。1950年朱舜华任上海市教育工会秘书时，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而刘少奇也没有忘记贺恕一家人。据党史学者朱惠芳记载，1953年中共虹口区委对朱舜华1922年至1945年的历史进行调查时，刘少奇还为其历史问题给上海的党组织写了一封证明信，信中这样说：“张琼同志1922年在湖南加入共产党，和她的丈夫贺树一起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64年秋，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来上海时，还特地约朱舜华叙旧。
此后，朱舜华历任虹口区人民政府文教科长、虹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等职，“文革”期间受到迫害，曾被隔离审查。此时刘少奇亦受到错误的批判，竟于1969年11月12日含冤逝世。消息传出，朱舜华禁不住失声痛哭。过度悲伤使她声音哽咽，闻者无不落泪。
获得平反后，朱舜华将补发的3100元工资全部交了党费，自己却依旧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晚年，朱舜华抱病期间撰写了大量回忆资料，为党史、文史专家研究刘少奇、贺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还常应邀为青少年讲刘少奇等革命前辈的传奇故事，直至1981年在上海逝世。贺恕夫妇与刘少奇的相识、相知、相惜之情，至此落幕。然而他们的真挚交往，却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永恒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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