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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鲜明的禀赋，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在中国文化中，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蕴含于“道”，即天道、地道、人道的实际存在和运动变化中。天地之“道”是“生生不息”，产生了物质性存在人的身体。人从根本上是感性存在，人之“道”就是物质性身体的活动——生产劳动。劳动使身体产生了自己的意识，创生出新的人，而且生产劳动创造出价值和意义，二者都是宇宙自然界原来所没有的新鲜事物，因而是“创新”。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富于创新精神，敢于创新实践。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创新是创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通相融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90余年的创新实践中，创生了新的国家“新中国”，取得了“毛泽东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一带一路”三个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
关键词：道 创新 中国共产党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诗经·大雅·文王》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2014年6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习总书记这两次讲话，指出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鲜明的禀赋，而且特别提到“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这与很长时间以来普通人们的认知极其不同。一百多年来，由于西方在科技等方面快速发展，已经让很多人形成了只有西方人才善于创新，我们只会“山寨”的印象。但总书记的话难道仅仅是出于一种民族自尊而所发吗？绝不是！这是一种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最理解创新思想，最富于创新精神且最敢于创新，这是一个“真理”，同时也是一个历史事实。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到这一点。
一、从中国人“世界观”中的“世界”说起
说一个人要创新，意味着人应该怎么做，也就指向通常人们所说的“人生观”；而且暗含一个价值判断，因而同时是一个“价值观”。人应当怎样存在，人怎样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价值，却又和另一个更大的东西不可分离，这就是“世界观”。人一来到世界上，这个世界就已经存在，而且人的存在和活动终归是在这个世界中，所以人的存在和价值必定与这个先我而在的世界有密切关系。人生观价值观是由一定的世界观决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孕生于世界观，是世界观逻辑发展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从世界观说起。
我们平常说话，往往是拿起来就用，而并不对所用的语词深究。谈论“世界观”也是如此。所谓世界观，就是“观（看）世界”，首先要说明你看到了什么，你把什么称为“世界”，范围有多大？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很多人就会犹疑不决。而由于没有人就无从谈“世界”，因而很多人认为“世界”即指人类社会，至多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而扩大一些，把一部分已经“人化”的自然界也包括在内。海德格尔说“世界世界化了”，这个话是正确的；但不是上述的人们理解的这种意思，而毋宁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就是图1所呈现的：世界有三重，即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人）。
图式化呈示的“世界”（结构）简洁直观。宇宙在最外層，最大；自然界居中；人类社会（人）在最里层。的确，人类生活在地球为限的“自然界”，而地球则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星体。这样一种关于“世界（结构）”的见解，大概是人人都同意的。
以这个同意为基础，那么我们接着问，这三层是同时产生的还是有先后？有先后的话，谁先谁后？在中国文化观念里，宇宙最先产生，然后才生出了自然，最后才从自然中生出了人，这是我们通过观察就可以了解到的事实。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看到身边有万物（自然），我们每天都要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说明我们是自然万物（大地-自然界）生出来的；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有生死，山川河流，季节气候受太阳月亮等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即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受天体运动的影响；天体运动是因，自然物候是果，因前果后，因而是天生出了地。这种朴素的认识体现于《周易》，就是六十四卦中的前三卦是乾、坤、屯，乾即天即宇宙，坤为地为自然，屯卦则开始出现了人（提到男女婚配、生儿育女，以及建立组织：“利建侯”），先乾后坤再屯的顺序表明中国人对世界三层次的产生先后有清醒的认识。而每一个三画卦，例如乾卦，上面的一画（一爻）即表示宇宙（天），最下的一画表示自然（地），中间一画表示人；顺序还是天地人，只是因为人站在大地上，人在天地间，所以放在中间。
但有人可能对于把“自然”单独作为一个层次有疑义。这一点《周易·序卦传》有解释：“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地球固然和太阳月亮等星体随宇宙大爆炸而出现，但是，最初的地球是个火球，什么山川河流，花草树木，更不用说各种动物包括人都还没有出现，也不能生存。只是经过漫长的时间之后，地球冷却下来，于是孕育出山川河流和植物动物，“万物生焉”。到这个阶段，产生更高级的生命的条件才逐渐具备，为人的出生和持存奠定了基础，这样的地球环境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界”。正是这样的自然世界，充满了“万物”，“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也就是“万物皆备于我”，乃至可说“天无绝人之路”了，人（人类社会）才孕育出来。图中向下的箭头即表达这个意思，宇宙最先生成，然后宇宙中逐步孕育产生出自然界，最后在自然世界中产生了人。这是一个向内凝聚的生成过程，人是其最后的成果，结晶，因而说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这种对世界三个层次及先后关系的认识，是符合今天的自然科学对宇宙自然的理解的。这种先后关系，我们赋予它时间性，那么就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大历史”，宏大而完整的世界历史——当然它依然在向前发展，或许没有尽头。而把这种大历史作为背景，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框架里去思考各种问题，也就达到了真正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因为探究问题，就是要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即用话语建立起逻辑。 既然完整的世界包含三个层次，宇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能简单混同的，那么，各个层次就有各自的构成因素（结构），以及发生和运行规律。中国文化思想中对这方面的认识，也可以用图式来说明：
由图2来看，中国文化认为宇宙、自然和人类这三个层次都有其结构和变化发展（运动）的规律，即“道”——规律、道指的就是一种事物的构成（存在）和运动方式，故此宇宙有“天道”，自然界有“地道”，人类社会有“人道”。《周易》有言“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易·谦·彖》），提到了天道和地道，明确提到三者的文句也有，即：“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易传·系辞·下》）其他提到天道、地道、人道的典籍还有很多，如《礼记》中说：“人道敏政，地道敏树。”（《礼记·中庸》）；《管子》则三道都提到了：“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管子：《管子·霸言》）三国时期魏国的王肃也三道并举：“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王肃：《孔子家语》）无需过多罗列，由上已可见出，春秋时代以及春秋之后的许多学者，都还能认识到天道、地道、人道的存在，有相应的概念并理解三者间的区分。
但前面说过，宇宙最先产生，然后宇宙中生出了自然界，再然后自然界中生出了人类，那么天道地道人道也有类似的关系：天道生出地道，地道（已包含天道于内）生出人道。换个说法，就是天道决定地道，地道（含天道）决定人道。顺序反过来说，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
老子的这个话前面两句好理解，需要解释的是后两句；而理解后两句其实又需要结合该章（即《道德经》二十五章）前文。本章前面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结尾之处才是“人法地，地法天……”。我们要注意，说道（有物）先天地而生，即在天之前有一个道。但这个道是不是有如西方的上帝那样的存在呢？不是的。前文已经说过《周易》中只提天、地、人三才，没有“道”的位置，更没有所谓上帝、神之类的东西。所以关键点在于如何理解“天”。我们平常说，天上有太阳，天上有月亮，天上有星星，说天气变了，变天了，这实际上在意指，所谓天，就是直接影响地球自然界的那部分宇宙，以太阳、月亮为重要构成。这并不神秘。而包含天（太阳、月亮、星星等）在内的是宇宙，或者说宇宙在天之上。因此这个“道”，就是指宇宙。但宇宙的其他星体尽管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不那么直接和明显，实际上却也间接发生着影响——通过影响太阳、月亮等星体而对地球环境发生影响；而且因太阳、月亮等部分宇宙终究是宇宙整体的部分，在宇宙中，即天和宇宙是一体的。宇宙产生天，表述的是一种“过去时态”；说天和宇宙是一体，体现的是一种“现在时态”。就当下而言，天和宇宙基本可以看作一回事。因而天法道，既可以说天遵循宇宙的规律，也可理解为天或者宇宙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
把天理解为在宇宙之下，宇宙是道；或者把天和宇宙当做一回事，那么天也是道，都可以解释得通。正因为天、宇宙和道就是一个意思，所以春秋战国时代的人都是三道并举，天道地道人道，或者单独用一个“道”，而不是先言“道”，然后提天道地道人道，道理就是这样。
而为了进一步使这个意思明了，《道德经》这章后面所以需要补上“道法自然”这一句。何为“自然”？“自然”就是（它）自身（本来）的样子；道法自然即是說，天-宇宙（道），其实就是它照着它自身的样子产生、存在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因而要对天保持沉默（“予欲无言”）；学生非要他说，他就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论语·阳货》）天有何可说呢？天就是天自己的样子：四季循环运行，各种事物生长出来。这就是天的样子，天照着它自己的样子存在着变化着，还有什么可说的！
但问题是，天、宇宙或者道，是什么样子呢？
二、宇宙自然之“道”是“生”，人道之“生”即“创新”
在中国文化里，天、宇宙或者道的样子（产生、存在和发展），恰如图3所示：
太极图就是中国文化思想中对于宇宙-天-道最简洁的描述（居中的垂直虚线是多加上去的，是方便看出黑白各占一半），既是存在形态，又体现运动变化。太极图中的两条鱼，用阴-阳、有-无来指称，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说的是静态的构成因素（结构）；“无中生有”、“有无相生”则既指示结构，又体现发生和运动变化。（也还用乾-坤、天-地、男-女、白天-黑夜、时-空等范畴指称，从某种角度对道-宇宙-自然-人进行说明；类似于西方哲学范畴存在-非存在、是-不是等）。
宇宙（道）是什么样子，总是离不开人的观察。从“人的尺度”而言，我们能看到、听见、可闻可嗅可用身体触及的，我们就称为有，反之为无。在这个层次，把道分为有-无，即一分为二：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但其次，有就是有，何以能无？特别是，无如果是绝对的空无，它何以能生有？关键在于，将“人的尺度”（感性）放在一边，那么，无其实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存在，而只是以人的感性无法捕捉的形态存在，对于人的感官而言是一种“非存在”；但这只不过是事物以其他的形式存在而已。其三，一个事物既可从隐态（无、非存在）显现出来（存在、有），“无中生有”，也可从显态（存在、有）转换回隐态（无、非存在），即有归于无。对此，老子说：“同出而异名”。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故而“有无相生”。总之，存在者存在，非存在也是存在；有是一，无也是一；一是，一不是；一个事物因此是一分为二，又二而为一，统一。
父母生的孩子必像父母。既然宇宙生出了自然界，天-地生出了人，那么，宇宙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也必遗传和显示于自然界和人，因此有图4：
天人合一，不论在什么层次上陈述或展开，都根源于人与自然界和宇宙有相同的结构。结构相同，这已经是一种“合”，最根本的“合”，而且意味着由这种结构（关系）展开的运动变化必然也是一样，或类似。故而天道决定地道，天道地道决定人道；但也可以反过来看，通过人道，可以反观、求证地道和天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已经将这两方面的意思都表达出来了。 然而上面说的天人合一，只说了一个层次，即“同”，却还有后面“同而不同”和“不同而同”两个层次。——我们必须重新从宇宙（道）说起。
如果我们同意宇宙大爆炸是宇宙的开端，即暗物质显形为宇宙星空，那么这是从无到有，故“无为天地之始”（老子：《道德经一章》）。事实上即便每一个当下，宇宙中都有新的物质产生（显现），但每一个当下也有星体消失（回归隐态，暗物质）。不断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没有终结。但已经显现的东西，包括太阳、地球，它们有无相生的运动变化，却从已显现的东西里，再生出新的东西，就是地球从火球或冰球逐步变成适合万物蕴生和持存的环境，即自然世界。有自然世界，故而有山川大地河流，有了花草树木植被，因而说“有为万物之母”（老子：《道德经一章》）。
（可见的）宇宙是有无相生而成，生成我们可见的一切。宇宙生出的自然界也和宇宙一样有有-无两方面，而且一样有无相生地运动变化。然而不同在于，自然世界中的生物，比如树，比如猴子，则把有-无及其关系上升到生-死的高度，更特别在于树可以直接生出树，猴子直接生出猴子。这是自然界与宇宙即地道与天道的不同。但自然界发生的一切，终究是遵循宇宙之道而产生的，而且这种产生，最终也还是在宇宙自身内，即“同”于（宇宙）自身，故而是不同而同。
有无相生，必生出（显现为）实实在在的东西。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能为我们所观察理解和把握的，否则就“无以名之”，不可说，无意义。当然随着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我们能够不断“发现”新的东西，原来处于无-隐态的东西变成我们能够把握的对象，故而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宇宙和自然世界之“道”，就是“生”。
当然，天地之大德，最高的成果是生出了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即是宇宙，道生一，即宇宙无中生有生出了天——由于天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一既是宇宙又是天；一生二，即天（宇宙）影响产生了地（自然界）；二生三，即天地自然中生出人，然后人生出万物。
何以说人生出了万物呢？《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指着说这是新的。”的确，被我们称为宇宙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感性具体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实存，即物质。物质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包括隐态。反过来说，宇宙自然中除了物质，再没有别的东西（例如鬼魂）存在。宇宙自然生出人，而人首先（最終在根本上）也只是物质的：肉体-身体。宇宙和自然没有生出物质以外的任何东西，“世界归根结底（本质）是物质的”。人作为宇宙自然之产物，必也同于宇宙自然的规律，生出物质（最高产物就是人，孩子）。在质量互变规律、能量守恒定律意义上，《圣经》之言，乃是一个真理。
但人们会说，人有一个身体，还有一个意识，这不是事实吗？这确实是事实，但只是一个眼前的事实。因为第一，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产物，必然遵循宇宙自然规律，服从有无/生死的运动，人的身体会死亡，归于无；而且人身上的细胞每时每刻都在死亡，又在新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庄子·齐物论》）人与自然万物是相同的。第二，正是人遵循宇宙自然规律而产生了有-无：身体是有，意识是无（无意识，即仅仅产生了大脑）。因为身体是可触可感的，意识则是（从外部而言）不可见不可触不可感的。身体是物质性的，意识也具有物质性——以大脑为载体，是脑的功能。人也有生死：人的身体死亡，意识也随之消失不见。然而其他动物也有大脑，也有无意识（即没有意识，仅按“本能”活动），所以在这个层次上人和动物仍然没有区别开来。第三，人依然按照宇宙自然规律展开运动，展开类存在物的活动，在这种活动——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真正的意识，或者说使无意识上升到意识的层面。于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一个身体，而且有一个意识（灵魂、思维、精神，思想和情感）。
这是一层更高的有-无，身体是有，意识是无；是二（一个身体，一个意识），但又是一，而且是最无间融合的一，最彻底的一。身体与意识相互认同，身体将意识作为真实的自己，意识也一样，将身体作为真实的自己作为目的地。人从镜子中认出自己，就是意识“看见”了它自己（身体）。这就是“我”。当人说出“我”之时，一个既符合宇宙自然规律，又是宇宙自然中原来没有的新的东西就产生了！创造出新的东西，这，于是可称为创新。然而这种创新，不是宇宙自然本有，宇宙自然只创造了人的肉体-身体；是人的身体，创造出了自己的意识，是人把自己创造出来，人创造人，人是自己的作品。于是，我们可以说，创新，是人的本质！
人的意识或思维，是人的身体活动的成果，是人的伟大创新。意识的发展，似乎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独立性。人不仅有一个物质的世界，还有一个精神世界（二元论）。但这仅仅是表象。“心，人心也。在身之中，象形。”（许慎：《说文解字》）我说“我有个想法”，表明是我这个身体的想法，想法是身体的；“我听听你的想法”，也是指你这个身体的想法。没有身体，就没有想法；身体是第一位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所以必须牢记人首先是一个身体，并且终归是一个身体。“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道德经十三章》）而身体必须活动，才是生的，故曰“生活”（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最基本的人的活动是“劳动”——劳动既是人的一种活动，又是人能继续活动（活下去）的前提和基础：“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庄子：《庄子·外篇·马蹄》）
而若从意识这个角度看，当人对着这具身体说出“我自己”时，他就会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自己问自己，自己必须给予自己回答；人的意识问人的身体，身体就以活动来回答，身体以它的活动创造出新的身体（物质、物质世界）来回答或确证。于是人的活动，不再是无意识的本能，而是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有意识的活动-劳动，首先而且在根本上是创造出新的、物质性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汽车、飞机、轮船，都不是像小草那样从大地里长出来，而是自然界原来没有的东西。即便宇宙自然中原有的东西，人给它命名，赋予它价值和意义，也就使万物从混沌中“产生”出来，成为了“新”的东西。这就是创新，创造新的事物，故而说三“生”万物，人“生”万物。 由于有创新本质，所以人将永不止息。“万”意为多，为无限；无限创造、永无止境地创新，才可当得上“生万物”。事实上，万物不过是人有机-无机的身体。人的每一个创新就是创造出新的身体、新的“我”；这个“新我”也不断得到意识的认同，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管子·牧民》）耳；但意识既满意于这样取得的每一个成果，又不满意仅仅取得这样一个成果，于是在思想的指引下，在精神的号召下，我们劳动又劳动，实践复实践，创造更创造。这是人生命之真义：天地父母给我们以“生”（活的身体），而我们必须去创造它的意义，创新这个身体，这就是“命”，“其命维新”。天降大任（命）于人，就是要让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是要他不断创造创新，让每一个下一刻的我，都是一个新的我。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生命不止，创新不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历史的走向是要使自己和自然宇宙，“万象更新”、“焕然一新”。我是我，我不是我；我是一，我不是一；是是，不是不是；我是，我是。由此，人道回归于自然宇宙之道，或者说，通过人的劳动创造——创新，宇宙自然人生之道，最终将实现完美地融合统一。这就是自由，就是美（康德：美是自由）。
三、华夏民族对创新思想有深刻认识，中国人民最富于创新精神
创新思想包含在以“道”为核心范畴的中国文化中，是“道”的周行逻辑必然的产物。创新并不神秘，它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劳动。劳动既表现出人（身体）是生的、活的，也为身体的持续生-活提供前提和基础，是通过人的活动，使人的活动得以继续下去的活动。但在这种活动-劳动中，人不仅创造出了宇宙自然中没有过的新鲜事物——这是创新；最重要的是，通过劳动创新，人最终创新了自己，而且永无止境！人同于宇宙自然的是，都有两个面，一分为二二而为一；人同而不同于自然宇宙的是物质（身体）的运动产生了对这个物质的确认——精神，以及对这个物质运动的指引；在这个精神的指引下人（物质-身体）将继续创新世界，创新自我，实现在无限提升的高度上对自然宇宙规律的回归，即“天人合一”：
所谓文化，归根结底就是创新（人的身体活动-劳动）的结果；而一旦文化发展起来，又反过来成为推动创新不断向前的力量源泉。这种认识，在华夏民族这里，如果不说是独具，但肯定是最为深刻的。
劳动实践创新，是人的本质，是一种人之道，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人道根源于地道天道，正如世界观决定价值观、人生观。所以，没有对宇宙自然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有正确而深刻的创新观。对此，华夏民族早在文化发源之初就已正确认识，而我们反观其他文化，则未必做到这一点。
例如西方文化。同样是在文化源头之处，二千多年前，西方的先贤们——古希腊的哲学家也已经对诸如“人从哪里来”、“自然从哪里来”、“宇宙如何产生”以及宇宙自然和人如何存在及变化发展等问题展开探索思考，这就是西方哲学中的始源论、本体论、存在论等学说或研究领域。然而从柏拉图的《巴门尼德斯篇》对所谓“是（一是）”的讨论，我们就可以看到柏拉图是把上述的诸问题都杂糅在一起，而没有具备像我们图1、图2展示（包含）的观念。“是”为何？“是”何以“是”？“是”以何“是”？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纠缠了二千多年。如果说（西方）哲学是“关于‘是’的学问”，那么中国确实没有（这样的）哲学；但中国有文化，而其他人却没有（这种）文化。在我们这里，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中国人说“‘自’以为‘是’”（还有说“自大”、说“天王老子”，即我最大，我就是天），就是说，“是”是什么？“是”就是我，我就是这个“是”，我是，我是。
柏拉图及古希腊诸贤的错误来自他们观察的角度。他们是从自己看出去，从个体的人看到人类社会，再向自然宇宙扩展。中国人固然也要这样看，但同时还跳出自己原来的位置，跳到所看的世界之上-之外去看，因而不仅看到了所看，而且看到了看（在看的人）——中国文化具有反身性。这一点从中国古代文人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的比较就可理解到。西方风景画从观察者的角度看，用焦点透视法把物象组织在画面上：近大远小，近高远低，前遮后挡；中国山水画则既有这些规则，但又不限于规则：山峦重叠，远树依依；山前有村庄，山后有田地；流泉出山顶，孤舟悬天际。因为除了画者所立的观察点外，他同时还“飞”到空中，环巡他所描画的山水树木。中国山水画除了像西方风景画有个内视角之外，还有一个外视角，反向视角。
中国文化是“看”的文化，西方哲學是“思”的文化。中国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王羲之：《兰亭序》），肯定“眼见为实”，因而“格物致知”。西方人则认为看到的总是“现象”，甚至是“假象”，以为还有个“本质”或“真象（相）”隐藏在后面，却不知道真和假，都是那个“象（相）”。他们倡导“爱智慧”，真正说来就是不相信观察，只相信思考；不相信感性-身体，而只相信理性思维。这其实是割断了观察和思考、感性和理性、身体和意识的联系，否定了身体的感性观察的先在性，最终也就是抽掉了理性思维的前提和基础；把理性思维抽空悬置，最后生出了宗教中的上帝或神。这种思维路向一直延续到康德，其《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天综合判断”以及“物自体”就是明证。也由此，他在《判断力批判》中到达了“美是自由”这个正确命题，却说不清其中的“自由”是什么（“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黑格尔是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最高峰，因为他把西方“是”的哲学发展到了极限（如他所言，哲学到他为止就终结了——“是”的哲学确实到他而止。之后的西方哲学，其实已经步入喜剧时代，要么就只能向东方-中国文化靠拢，比如海德格尔、萨特等）。但是，他虽然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逻辑的”当初如何生出“历史的”，这个问题他始终解释不了——其实永远也证明不了，因为这不是事实，不是真实的宇宙历史。他提出了“劳动”的概念而且把它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但问题是这个劳动的主体却是“绝对精神”；他在对谢林的信中慨叹人的尊严和伟大，但其实他不是发现了人，而是找到了一个奴隶。 不承认观察、感性，最终是不相信身体，不相信人，于是也看不到劳动和创新的伟大意义。中国文化不是这样。在以“道”为核心的文化氛围中，中国人习惯说“我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是知道，我不知道，也是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论语·为政》）每天忙于耕田种地的普通人民没有“闲工夫”都来了解“天道地道人道”这一套复杂的理论，但是人之“道”，，不仅意味着人有头脑会思考，最关键的是要用手和脚来包围这个头脑，要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完成这个思考。劳动实践是最根本的，通过劳动实践，这个“道”才会敞现出来，才会被真正领悟。普通人民，不懂“道”的理论，但是他们用行动实现了“道”，故也“是知也”。所以，圣人们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说人无非“食色性也。”（孟子：《孟子·告子》）说“民以食为天。”（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普通百姓则说，“人生一世，吃穿二字”，“耕田种地，天经地义。”这无非是高深的文化理论的大众化，通俗化，表明世世代代中国人民都是知“道”的，“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绝非虚言谵语。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卷）“靠天吃饭，赖地穿衣。”（清·文康：《儿女英雄传》）难道不是表明中国人民能掌握宇宙自然之道，创造性地劳动实践吗？不就是中国人最善于创新的证明吗？
中国人民最富于创新精神，而且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中华文明史几千年连续不断，没有强大的创新动力，绝无可能做到。其实不用回到历史，单就近现代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创新能力，就又一次得到了充分有力的体现，这就是，创生了一个本身蕴含无限创新能力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
说到共产党，就不得不提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很多人可能会疑惑：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东西，与这儿谈的中国文化思想怎么扯得上关系呢？关系太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其实可以表述为：其一，马克思善良正义和智慧，能超越个人、种族的利益而站在全人类（首先是广大普通人民）的立场，思考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走向（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其二，马克思生逢对人的剥削到达了制度化的程度、人的异化-非人化野蛮化成为一种普遍现实的这样一个时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三，就是西方哲学已经走到末路穷途（德国古典哲学）。前面提到过的黑格尔，曾说哲学到他为止就终结了。这绝非自夸自傲，而是聪明绝顶的黑格尔已经意识到，西方这个“‘是’的学问”确实已经走到绝境。由此，黑格尔扮演了西方哲学的终结者的角色，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语）表征了西方哲学的衰亡。然而黑格尔哲学体系何以如此恢宏壮阔？除了黑格尔巨大的天赋之外，除了在他之前从古希腊以降无数西方先贤的推进之外，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从莱布尼茨这里，了解到了中国文化！尽管固有的自尊和虚荣，让黑格尔对中国的周易、老子、孔子等批判有加，然而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其逻辑主体的构成（例如：有/无、主/客、感性/理性等），以及逻辑的展开（正—反—合的运动），与天道—地道—人道的层层推进，却又何其相似乃尔！即便不去妄加推测，我们承认黑格尔的巨大天才，但是他的逻辑体系却和中国文化思想相通，区别在于他固执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观念（古希腊哲学家说要“爱智慧”，黑格尔则表述为“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导致他得出世界歷史主体是“绝对精神”这个颠倒荒谬的结论。其实所谓“绝对精神”，无非就是割裂抛弃了身体的，人的精神！黑格尔始终没有弄清楚，人和动植物的不同固然是因为人有意识（精神），但这个不同之前却有“同”：人和动植物都是物质的！然后这个不同（“同而不同”）在于，动植物对自己的物质性存在没有意识（动物高于植物，人高于动物），而人明确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最后，人和动植物的“不同而同”在于，动植物是以其消失来完成它的统一（生/死、有/无），而人则有意识地完成他自己（形/神、身/心）。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也就和中国文化看世界一样，具有了反身性，因而他看到了真实的人。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了的东西颠倒过来，首先而且始终把人看作感性的存在，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身体”。在意识的指导下的身体活动（劳动），展开为人类历史，因此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是人追求身体与意识的统一的不断螺旋上升的进程，是对宇宙（天）和自然（地）的规律的顺应并创造性运用，是一个无限辩证发展的过程，因而是“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说，马克思以他的天才，在西方哲学的断崖处，经黑格尔的“提示”，回头走到了中国文化思想的脉络里、“道路”中。中国文化思想中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范畴，但不如说，马克思主义使中国文化思想获得了现代阐释。
在马克思的时代，西方（英国为开端）以法的形式，制造出了“阶级”，并以其为主体构成了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所谓阶级，就是有共同经济地位经济利益的人；但如果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利益的同一性，“阶级”就是瞎眼或独眼的。没有一种阶级“意识”的群体，甚至不能称为一个“阶级”，这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葛兰西《狱中札记》里已经反思到的。而当“阶级”睁开了眼，它首先产生的是其中少部分人组成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它就最富于创新精神，并且在90余年的创新实践中创出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初而且首要的一个。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外在地看，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了中国；内在地看，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回到了它的精神原乡。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中国化，也是中国文化思想在现代世界巅峰性的创新性实践运用的理论结晶。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运用中国文化中的兵家思想，打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建国之初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了武装到牙齿貌似强大无比的“联合国军”；运用中国文化中的经世济用思想，在经济金融战争中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毛泽民长征路上发行红军币为部队获得物资补给而又赢得当地百姓的信任；薛暮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运作山东币解决自己以及其他根据地的物质贫乏财政困难等问题；陈云于上海解放之初在金融战中打垮资本家的进攻，使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金融秩序得以快速有效地恢复和运行，等等，至今都可以作为经典案例进入到哈佛、剑桥等经济学殿堂。共产党不仅会打仗，更会搞经济。古话不说了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哪一场军事战争，后面不伴随一场经济战争？没有经济战争的胜利，何来正面战场的军事胜利？共产党能带领人民打倒一切反动派，哪里是什么历史的偶然，不正是以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为基础，以它的现代形式“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形势下创新性实践而取得的必然胜利吗？！ 此是之故，一旦外部周边环境相对安全，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共产党第二个重大创新，是毛泽东思想的逻辑发展。主义不是用来争辩的，它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和完成。一种主义好不好，在于人民的评判。你让大家吃好穿好生活好了，大家就说你有好主意（“主义”就是这么来的）。因此，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埋头苦干，不理会任何人的冷嘲热讽甚至污蔑诅咒。光说不练有什么用？随你骂，等我做好了，你也骂累了。对对错错，要用发展着的现实来对照验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完成了对大众的再一次启蒙，完成了思想文化上的一次革命。但这场教育，主体是人民大众，客体还是人民大众——中国人民完成了一次自我教育和更新！
“一带一路”是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又一个伟大创新。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解决中国人自己的穿衣吃饭问题，“一带一路”则是考虑全世界的繁荣发展问题，因而是前一个创新的继续推进和升华，同样以更前一个创新为理论指南。同时，“一带一路”又是古时候“丝绸之路”（陆路、海路）的“推陈出新”。传统时代的中国人讲求“王道”，做法是“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孔子：《论语·季氏》）和周边藩属国甚至更远的民族都是“厚往薄来”（朝贡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平等地和世界各国展开经济交往，达成互利共赢；真心实意地投资帮其他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吃亏是福”。不同的是，传统中国是“中心之国”，今天的时代则“资本为王”。我们面对一些国际上的非正义强权旧势力，犹以“金融帝国”最为代表。金融帝国主导的资本（货币）以及所谓不断“创新”推出的金融衍生品，成为他们“剪羊毛”，收割其他国家人民劳动创新成果的工具。然而这种货币及金融“产品”，本质上是无根的；它的锚，锚在虚空之中，因而终究是一只“纸老虎”（毛泽东语）。货币或金融的本质是什么，帝国强人们其实并不理解，或者理解而仍自恃聪明，以为能忽悠别人——不行的话就用拳头，终归要被大家唾弃。货币、资本，其本质还是人，是人的幻影，又是人追求自我实现的工具。用它掠夺别人，它就是坏的，是吃人的老虎；用它来促进经济发展，它就是好的，是桥梁和润滑剂、催化剂。因而，这张纸，我们也可以用；但是这只老虎，我们必须打倒或改造，这就需要我们努力追求、不断推出习总书记提出的“技术创新”。
四、结语
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上，习总书记更多次提到“创新”这个词，得到与会各国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2016年9月28日，中央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肯定了“创新”理念已成为这次极富历史重大意义的G20峰会的核心成果。
这世界上的某些人们喜欢假设，中国人则追求“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要求的是脚踏实地，以人为本，不断去实践、劳动，不断去创新创业，以此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进而创造出更加文明健康的精神生活。“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以历史资源丰富、思想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为依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必然充满勇气并敢于担当；必定能够与全世界人民一道，矢志创新，创造出一个繁荣幸福的未来！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初心不改！”
参考文献：
[1]習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2日.
[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 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参见：http：//cpc.people.com.cn/n/2014/0609/c64094-25125270.html.
[3]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版，第1048页.
[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6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页.
[8]《中国共产党党章》，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作者简介：滕志朋（1968—）男，广西桂林人。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学与文化。李业才（1969—）男，广西北流人。广西财经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财经类专业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编号：2010JGB077）.
关键词：道 创新 中国共产党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诗经·大雅·文王》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2014年6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习总书记这两次讲话，指出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鲜明的禀赋，而且特别提到“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这与很长时间以来普通人们的认知极其不同。一百多年来，由于西方在科技等方面快速发展，已经让很多人形成了只有西方人才善于创新，我们只会“山寨”的印象。但总书记的话难道仅仅是出于一种民族自尊而所发吗？绝不是！这是一种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最理解创新思想，最富于创新精神且最敢于创新，这是一个“真理”，同时也是一个历史事实。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到这一点。
一、从中国人“世界观”中的“世界”说起
说一个人要创新，意味着人应该怎么做，也就指向通常人们所说的“人生观”；而且暗含一个价值判断，因而同时是一个“价值观”。人应当怎样存在，人怎样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价值，却又和另一个更大的东西不可分离，这就是“世界观”。人一来到世界上，这个世界就已经存在，而且人的存在和活动终归是在这个世界中，所以人的存在和价值必定与这个先我而在的世界有密切关系。人生观价值观是由一定的世界观决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孕生于世界观，是世界观逻辑发展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从世界观说起。
我们平常说话，往往是拿起来就用，而并不对所用的语词深究。谈论“世界观”也是如此。所谓世界观，就是“观（看）世界”，首先要说明你看到了什么，你把什么称为“世界”，范围有多大？一旦提出这样的问题，很多人就会犹疑不决。而由于没有人就无从谈“世界”，因而很多人认为“世界”即指人类社会，至多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而扩大一些，把一部分已经“人化”的自然界也包括在内。海德格尔说“世界世界化了”，这个话是正确的；但不是上述的人们理解的这种意思，而毋宁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就是图1所呈现的：世界有三重，即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人）。
图式化呈示的“世界”（结构）简洁直观。宇宙在最外層，最大；自然界居中；人类社会（人）在最里层。的确，人类生活在地球为限的“自然界”，而地球则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星体。这样一种关于“世界（结构）”的见解，大概是人人都同意的。
以这个同意为基础，那么我们接着问，这三层是同时产生的还是有先后？有先后的话，谁先谁后？在中国文化观念里，宇宙最先产生，然后才生出了自然，最后才从自然中生出了人，这是我们通过观察就可以了解到的事实。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看到身边有万物（自然），我们每天都要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说明我们是自然万物（大地-自然界）生出来的；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有生死，山川河流，季节气候受太阳月亮等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即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受天体运动的影响；天体运动是因，自然物候是果，因前果后，因而是天生出了地。这种朴素的认识体现于《周易》，就是六十四卦中的前三卦是乾、坤、屯，乾即天即宇宙，坤为地为自然，屯卦则开始出现了人（提到男女婚配、生儿育女，以及建立组织：“利建侯”），先乾后坤再屯的顺序表明中国人对世界三层次的产生先后有清醒的认识。而每一个三画卦，例如乾卦，上面的一画（一爻）即表示宇宙（天），最下的一画表示自然（地），中间一画表示人；顺序还是天地人，只是因为人站在大地上，人在天地间，所以放在中间。
但有人可能对于把“自然”单独作为一个层次有疑义。这一点《周易·序卦传》有解释：“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地球固然和太阳月亮等星体随宇宙大爆炸而出现，但是，最初的地球是个火球，什么山川河流，花草树木，更不用说各种动物包括人都还没有出现，也不能生存。只是经过漫长的时间之后，地球冷却下来，于是孕育出山川河流和植物动物，“万物生焉”。到这个阶段，产生更高级的生命的条件才逐渐具备，为人的出生和持存奠定了基础，这样的地球环境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界”。正是这样的自然世界，充满了“万物”，“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也就是“万物皆备于我”，乃至可说“天无绝人之路”了，人（人类社会）才孕育出来。图中向下的箭头即表达这个意思，宇宙最先生成，然后宇宙中逐步孕育产生出自然界，最后在自然世界中产生了人。这是一个向内凝聚的生成过程，人是其最后的成果，结晶，因而说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这种对世界三个层次及先后关系的认识，是符合今天的自然科学对宇宙自然的理解的。这种先后关系，我们赋予它时间性，那么就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大历史”，宏大而完整的世界历史——当然它依然在向前发展，或许没有尽头。而把这种大历史作为背景，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框架里去思考各种问题，也就达到了真正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因为探究问题，就是要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即用话语建立起逻辑。 既然完整的世界包含三个层次，宇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能简单混同的，那么，各个层次就有各自的构成因素（结构），以及发生和运行规律。中国文化思想中对这方面的认识，也可以用图式来说明：
由图2来看，中国文化认为宇宙、自然和人类这三个层次都有其结构和变化发展（运动）的规律，即“道”——规律、道指的就是一种事物的构成（存在）和运动方式，故此宇宙有“天道”，自然界有“地道”，人类社会有“人道”。《周易》有言“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易·谦·彖》），提到了天道和地道，明确提到三者的文句也有，即：“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易传·系辞·下》）其他提到天道、地道、人道的典籍还有很多，如《礼记》中说：“人道敏政，地道敏树。”（《礼记·中庸》）；《管子》则三道都提到了：“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管子：《管子·霸言》）三国时期魏国的王肃也三道并举：“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王肃：《孔子家语》）无需过多罗列，由上已可见出，春秋时代以及春秋之后的许多学者，都还能认识到天道、地道、人道的存在，有相应的概念并理解三者间的区分。
但前面说过，宇宙最先产生，然后宇宙中生出了自然界，再然后自然界中生出了人类，那么天道地道人道也有类似的关系：天道生出地道，地道（已包含天道于内）生出人道。换个说法，就是天道决定地道，地道（含天道）决定人道。顺序反过来说，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
老子的这个话前面两句好理解，需要解释的是后两句；而理解后两句其实又需要结合该章（即《道德经》二十五章）前文。本章前面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结尾之处才是“人法地，地法天……”。我们要注意，说道（有物）先天地而生，即在天之前有一个道。但这个道是不是有如西方的上帝那样的存在呢？不是的。前文已经说过《周易》中只提天、地、人三才，没有“道”的位置，更没有所谓上帝、神之类的东西。所以关键点在于如何理解“天”。我们平常说，天上有太阳，天上有月亮，天上有星星，说天气变了，变天了，这实际上在意指，所谓天，就是直接影响地球自然界的那部分宇宙，以太阳、月亮为重要构成。这并不神秘。而包含天（太阳、月亮、星星等）在内的是宇宙，或者说宇宙在天之上。因此这个“道”，就是指宇宙。但宇宙的其他星体尽管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不那么直接和明显，实际上却也间接发生着影响——通过影响太阳、月亮等星体而对地球环境发生影响；而且因太阳、月亮等部分宇宙终究是宇宙整体的部分，在宇宙中，即天和宇宙是一体的。宇宙产生天，表述的是一种“过去时态”；说天和宇宙是一体，体现的是一种“现在时态”。就当下而言，天和宇宙基本可以看作一回事。因而天法道，既可以说天遵循宇宙的规律，也可理解为天或者宇宙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
把天理解为在宇宙之下，宇宙是道；或者把天和宇宙当做一回事，那么天也是道，都可以解释得通。正因为天、宇宙和道就是一个意思，所以春秋战国时代的人都是三道并举，天道地道人道，或者单独用一个“道”，而不是先言“道”，然后提天道地道人道，道理就是这样。
而为了进一步使这个意思明了，《道德经》这章后面所以需要补上“道法自然”这一句。何为“自然”？“自然”就是（它）自身（本来）的样子；道法自然即是說，天-宇宙（道），其实就是它照着它自身的样子产生、存在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因而要对天保持沉默（“予欲无言”）；学生非要他说，他就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论语·阳货》）天有何可说呢？天就是天自己的样子：四季循环运行，各种事物生长出来。这就是天的样子，天照着它自己的样子存在着变化着，还有什么可说的！
但问题是，天、宇宙或者道，是什么样子呢？
二、宇宙自然之“道”是“生”，人道之“生”即“创新”
在中国文化里，天、宇宙或者道的样子（产生、存在和发展），恰如图3所示：
太极图就是中国文化思想中对于宇宙-天-道最简洁的描述（居中的垂直虚线是多加上去的，是方便看出黑白各占一半），既是存在形态，又体现运动变化。太极图中的两条鱼，用阴-阳、有-无来指称，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说的是静态的构成因素（结构）；“无中生有”、“有无相生”则既指示结构，又体现发生和运动变化。（也还用乾-坤、天-地、男-女、白天-黑夜、时-空等范畴指称，从某种角度对道-宇宙-自然-人进行说明；类似于西方哲学范畴存在-非存在、是-不是等）。
宇宙（道）是什么样子，总是离不开人的观察。从“人的尺度”而言，我们能看到、听见、可闻可嗅可用身体触及的，我们就称为有，反之为无。在这个层次，把道分为有-无，即一分为二：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但其次，有就是有，何以能无？特别是，无如果是绝对的空无，它何以能生有？关键在于，将“人的尺度”（感性）放在一边，那么，无其实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存在，而只是以人的感性无法捕捉的形态存在，对于人的感官而言是一种“非存在”；但这只不过是事物以其他的形式存在而已。其三，一个事物既可从隐态（无、非存在）显现出来（存在、有），“无中生有”，也可从显态（存在、有）转换回隐态（无、非存在），即有归于无。对此，老子说：“同出而异名”。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故而“有无相生”。总之，存在者存在，非存在也是存在；有是一，无也是一；一是，一不是；一个事物因此是一分为二，又二而为一，统一。
父母生的孩子必像父母。既然宇宙生出了自然界，天-地生出了人，那么，宇宙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也必遗传和显示于自然界和人，因此有图4：
天人合一，不论在什么层次上陈述或展开，都根源于人与自然界和宇宙有相同的结构。结构相同，这已经是一种“合”，最根本的“合”，而且意味着由这种结构（关系）展开的运动变化必然也是一样，或类似。故而天道决定地道，天道地道决定人道；但也可以反过来看，通过人道，可以反观、求证地道和天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已经将这两方面的意思都表达出来了。 然而上面说的天人合一，只说了一个层次，即“同”，却还有后面“同而不同”和“不同而同”两个层次。——我们必须重新从宇宙（道）说起。
如果我们同意宇宙大爆炸是宇宙的开端，即暗物质显形为宇宙星空，那么这是从无到有，故“无为天地之始”（老子：《道德经一章》）。事实上即便每一个当下，宇宙中都有新的物质产生（显现），但每一个当下也有星体消失（回归隐态，暗物质）。不断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没有终结。但已经显现的东西，包括太阳、地球，它们有无相生的运动变化，却从已显现的东西里，再生出新的东西，就是地球从火球或冰球逐步变成适合万物蕴生和持存的环境，即自然世界。有自然世界，故而有山川大地河流，有了花草树木植被，因而说“有为万物之母”（老子：《道德经一章》）。
（可见的）宇宙是有无相生而成，生成我们可见的一切。宇宙生出的自然界也和宇宙一样有有-无两方面，而且一样有无相生地运动变化。然而不同在于，自然世界中的生物，比如树，比如猴子，则把有-无及其关系上升到生-死的高度，更特别在于树可以直接生出树，猴子直接生出猴子。这是自然界与宇宙即地道与天道的不同。但自然界发生的一切，终究是遵循宇宙之道而产生的，而且这种产生，最终也还是在宇宙自身内，即“同”于（宇宙）自身，故而是不同而同。
有无相生，必生出（显现为）实实在在的东西。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能为我们所观察理解和把握的，否则就“无以名之”，不可说，无意义。当然随着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我们能够不断“发现”新的东西，原来处于无-隐态的东西变成我们能够把握的对象，故而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宇宙和自然世界之“道”，就是“生”。
当然，天地之大德，最高的成果是生出了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即是宇宙，道生一，即宇宙无中生有生出了天——由于天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一既是宇宙又是天；一生二，即天（宇宙）影响产生了地（自然界）；二生三，即天地自然中生出人，然后人生出万物。
何以说人生出了万物呢？《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指着说这是新的。”的确，被我们称为宇宙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感性具体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实存，即物质。物质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包括隐态。反过来说，宇宙自然中除了物质，再没有别的东西（例如鬼魂）存在。宇宙自然生出人，而人首先（最終在根本上）也只是物质的：肉体-身体。宇宙和自然没有生出物质以外的任何东西，“世界归根结底（本质）是物质的”。人作为宇宙自然之产物，必也同于宇宙自然的规律，生出物质（最高产物就是人，孩子）。在质量互变规律、能量守恒定律意义上，《圣经》之言，乃是一个真理。
但人们会说，人有一个身体，还有一个意识，这不是事实吗？这确实是事实，但只是一个眼前的事实。因为第一，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产物，必然遵循宇宙自然规律，服从有无/生死的运动，人的身体会死亡，归于无；而且人身上的细胞每时每刻都在死亡，又在新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庄子·齐物论》）人与自然万物是相同的。第二，正是人遵循宇宙自然规律而产生了有-无：身体是有，意识是无（无意识，即仅仅产生了大脑）。因为身体是可触可感的，意识则是（从外部而言）不可见不可触不可感的。身体是物质性的，意识也具有物质性——以大脑为载体，是脑的功能。人也有生死：人的身体死亡，意识也随之消失不见。然而其他动物也有大脑，也有无意识（即没有意识，仅按“本能”活动），所以在这个层次上人和动物仍然没有区别开来。第三，人依然按照宇宙自然规律展开运动，展开类存在物的活动，在这种活动——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真正的意识，或者说使无意识上升到意识的层面。于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一个身体，而且有一个意识（灵魂、思维、精神，思想和情感）。
这是一层更高的有-无，身体是有，意识是无；是二（一个身体，一个意识），但又是一，而且是最无间融合的一，最彻底的一。身体与意识相互认同，身体将意识作为真实的自己，意识也一样，将身体作为真实的自己作为目的地。人从镜子中认出自己，就是意识“看见”了它自己（身体）。这就是“我”。当人说出“我”之时，一个既符合宇宙自然规律，又是宇宙自然中原来没有的新的东西就产生了！创造出新的东西，这，于是可称为创新。然而这种创新，不是宇宙自然本有，宇宙自然只创造了人的肉体-身体；是人的身体，创造出了自己的意识，是人把自己创造出来，人创造人，人是自己的作品。于是，我们可以说，创新，是人的本质！
人的意识或思维，是人的身体活动的成果，是人的伟大创新。意识的发展，似乎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独立性。人不仅有一个物质的世界，还有一个精神世界（二元论）。但这仅仅是表象。“心，人心也。在身之中，象形。”（许慎：《说文解字》）我说“我有个想法”，表明是我这个身体的想法，想法是身体的；“我听听你的想法”，也是指你这个身体的想法。没有身体，就没有想法；身体是第一位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所以必须牢记人首先是一个身体，并且终归是一个身体。“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道德经十三章》）而身体必须活动，才是生的，故曰“生活”（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最基本的人的活动是“劳动”——劳动既是人的一种活动，又是人能继续活动（活下去）的前提和基础：“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庄子：《庄子·外篇·马蹄》）
而若从意识这个角度看，当人对着这具身体说出“我自己”时，他就会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自己问自己，自己必须给予自己回答；人的意识问人的身体，身体就以活动来回答，身体以它的活动创造出新的身体（物质、物质世界）来回答或确证。于是人的活动，不再是无意识的本能，而是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有意识的活动-劳动，首先而且在根本上是创造出新的、物质性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汽车、飞机、轮船，都不是像小草那样从大地里长出来，而是自然界原来没有的东西。即便宇宙自然中原有的东西，人给它命名，赋予它价值和意义，也就使万物从混沌中“产生”出来，成为了“新”的东西。这就是创新，创造新的事物，故而说三“生”万物，人“生”万物。 由于有创新本质，所以人将永不止息。“万”意为多，为无限；无限创造、永无止境地创新，才可当得上“生万物”。事实上，万物不过是人有机-无机的身体。人的每一个创新就是创造出新的身体、新的“我”；这个“新我”也不断得到意识的认同，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管子·牧民》）耳；但意识既满意于这样取得的每一个成果，又不满意仅仅取得这样一个成果，于是在思想的指引下，在精神的号召下，我们劳动又劳动，实践复实践，创造更创造。这是人生命之真义：天地父母给我们以“生”（活的身体），而我们必须去创造它的意义，创新这个身体，这就是“命”，“其命维新”。天降大任（命）于人，就是要让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是要他不断创造创新，让每一个下一刻的我，都是一个新的我。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生命不止，创新不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历史的走向是要使自己和自然宇宙，“万象更新”、“焕然一新”。我是我，我不是我；我是一，我不是一；是是，不是不是；我是，我是。由此，人道回归于自然宇宙之道，或者说，通过人的劳动创造——创新，宇宙自然人生之道，最终将实现完美地融合统一。这就是自由，就是美（康德：美是自由）。
三、华夏民族对创新思想有深刻认识，中国人民最富于创新精神
创新思想包含在以“道”为核心范畴的中国文化中，是“道”的周行逻辑必然的产物。创新并不神秘，它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劳动。劳动既表现出人（身体）是生的、活的，也为身体的持续生-活提供前提和基础，是通过人的活动，使人的活动得以继续下去的活动。但在这种活动-劳动中，人不仅创造出了宇宙自然中没有过的新鲜事物——这是创新；最重要的是，通过劳动创新，人最终创新了自己，而且永无止境！人同于宇宙自然的是，都有两个面，一分为二二而为一；人同而不同于自然宇宙的是物质（身体）的运动产生了对这个物质的确认——精神，以及对这个物质运动的指引；在这个精神的指引下人（物质-身体）将继续创新世界，创新自我，实现在无限提升的高度上对自然宇宙规律的回归，即“天人合一”：
所谓文化，归根结底就是创新（人的身体活动-劳动）的结果；而一旦文化发展起来，又反过来成为推动创新不断向前的力量源泉。这种认识，在华夏民族这里，如果不说是独具，但肯定是最为深刻的。
劳动实践创新，是人的本质，是一种人之道，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人道根源于地道天道，正如世界观决定价值观、人生观。所以，没有对宇宙自然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有正确而深刻的创新观。对此，华夏民族早在文化发源之初就已正确认识，而我们反观其他文化，则未必做到这一点。
例如西方文化。同样是在文化源头之处，二千多年前，西方的先贤们——古希腊的哲学家也已经对诸如“人从哪里来”、“自然从哪里来”、“宇宙如何产生”以及宇宙自然和人如何存在及变化发展等问题展开探索思考，这就是西方哲学中的始源论、本体论、存在论等学说或研究领域。然而从柏拉图的《巴门尼德斯篇》对所谓“是（一是）”的讨论，我们就可以看到柏拉图是把上述的诸问题都杂糅在一起，而没有具备像我们图1、图2展示（包含）的观念。“是”为何？“是”何以“是”？“是”以何“是”？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纠缠了二千多年。如果说（西方）哲学是“关于‘是’的学问”，那么中国确实没有（这样的）哲学；但中国有文化，而其他人却没有（这种）文化。在我们这里，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中国人说“‘自’以为‘是’”（还有说“自大”、说“天王老子”，即我最大，我就是天），就是说，“是”是什么？“是”就是我，我就是这个“是”，我是，我是。
柏拉图及古希腊诸贤的错误来自他们观察的角度。他们是从自己看出去，从个体的人看到人类社会，再向自然宇宙扩展。中国人固然也要这样看，但同时还跳出自己原来的位置，跳到所看的世界之上-之外去看，因而不仅看到了所看，而且看到了看（在看的人）——中国文化具有反身性。这一点从中国古代文人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的比较就可理解到。西方风景画从观察者的角度看，用焦点透视法把物象组织在画面上：近大远小，近高远低，前遮后挡；中国山水画则既有这些规则，但又不限于规则：山峦重叠，远树依依；山前有村庄，山后有田地；流泉出山顶，孤舟悬天际。因为除了画者所立的观察点外，他同时还“飞”到空中，环巡他所描画的山水树木。中国山水画除了像西方风景画有个内视角之外，还有一个外视角，反向视角。
中国文化是“看”的文化，西方哲學是“思”的文化。中国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王羲之：《兰亭序》），肯定“眼见为实”，因而“格物致知”。西方人则认为看到的总是“现象”，甚至是“假象”，以为还有个“本质”或“真象（相）”隐藏在后面，却不知道真和假，都是那个“象（相）”。他们倡导“爱智慧”，真正说来就是不相信观察，只相信思考；不相信感性-身体，而只相信理性思维。这其实是割断了观察和思考、感性和理性、身体和意识的联系，否定了身体的感性观察的先在性，最终也就是抽掉了理性思维的前提和基础；把理性思维抽空悬置，最后生出了宗教中的上帝或神。这种思维路向一直延续到康德，其《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天综合判断”以及“物自体”就是明证。也由此，他在《判断力批判》中到达了“美是自由”这个正确命题，却说不清其中的“自由”是什么（“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黑格尔是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最高峰，因为他把西方“是”的哲学发展到了极限（如他所言，哲学到他为止就终结了——“是”的哲学确实到他而止。之后的西方哲学，其实已经步入喜剧时代，要么就只能向东方-中国文化靠拢，比如海德格尔、萨特等）。但是，他虽然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逻辑的”当初如何生出“历史的”，这个问题他始终解释不了——其实永远也证明不了，因为这不是事实，不是真实的宇宙历史。他提出了“劳动”的概念而且把它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但问题是这个劳动的主体却是“绝对精神”；他在对谢林的信中慨叹人的尊严和伟大，但其实他不是发现了人，而是找到了一个奴隶。 不承认观察、感性，最终是不相信身体，不相信人，于是也看不到劳动和创新的伟大意义。中国文化不是这样。在以“道”为核心的文化氛围中，中国人习惯说“我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是知道，我不知道，也是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论语·为政》）每天忙于耕田种地的普通人民没有“闲工夫”都来了解“天道地道人道”这一套复杂的理论，但是人之“道”，，不仅意味着人有头脑会思考，最关键的是要用手和脚来包围这个头脑，要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完成这个思考。劳动实践是最根本的，通过劳动实践，这个“道”才会敞现出来，才会被真正领悟。普通人民，不懂“道”的理论，但是他们用行动实现了“道”，故也“是知也”。所以，圣人们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说人无非“食色性也。”（孟子：《孟子·告子》）说“民以食为天。”（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普通百姓则说，“人生一世，吃穿二字”，“耕田种地，天经地义。”这无非是高深的文化理论的大众化，通俗化，表明世世代代中国人民都是知“道”的，“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绝非虚言谵语。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卷）“靠天吃饭，赖地穿衣。”（清·文康：《儿女英雄传》）难道不是表明中国人民能掌握宇宙自然之道，创造性地劳动实践吗？不就是中国人最善于创新的证明吗？
中国人民最富于创新精神，而且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中华文明史几千年连续不断，没有强大的创新动力，绝无可能做到。其实不用回到历史，单就近现代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创新能力，就又一次得到了充分有力的体现，这就是，创生了一个本身蕴含无限创新能力的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
说到共产党，就不得不提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很多人可能会疑惑：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东西，与这儿谈的中国文化思想怎么扯得上关系呢？关系太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其实可以表述为：其一，马克思善良正义和智慧，能超越个人、种族的利益而站在全人类（首先是广大普通人民）的立场，思考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走向（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其二，马克思生逢对人的剥削到达了制度化的程度、人的异化-非人化野蛮化成为一种普遍现实的这样一个时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三，就是西方哲学已经走到末路穷途（德国古典哲学）。前面提到过的黑格尔，曾说哲学到他为止就终结了。这绝非自夸自傲，而是聪明绝顶的黑格尔已经意识到，西方这个“‘是’的学问”确实已经走到绝境。由此，黑格尔扮演了西方哲学的终结者的角色，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语）表征了西方哲学的衰亡。然而黑格尔哲学体系何以如此恢宏壮阔？除了黑格尔巨大的天赋之外，除了在他之前从古希腊以降无数西方先贤的推进之外，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从莱布尼茨这里，了解到了中国文化！尽管固有的自尊和虚荣，让黑格尔对中国的周易、老子、孔子等批判有加，然而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其逻辑主体的构成（例如：有/无、主/客、感性/理性等），以及逻辑的展开（正—反—合的运动），与天道—地道—人道的层层推进，却又何其相似乃尔！即便不去妄加推测，我们承认黑格尔的巨大天才，但是他的逻辑体系却和中国文化思想相通，区别在于他固执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观念（古希腊哲学家说要“爱智慧”，黑格尔则表述为“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导致他得出世界歷史主体是“绝对精神”这个颠倒荒谬的结论。其实所谓“绝对精神”，无非就是割裂抛弃了身体的，人的精神！黑格尔始终没有弄清楚，人和动植物的不同固然是因为人有意识（精神），但这个不同之前却有“同”：人和动植物都是物质的！然后这个不同（“同而不同”）在于，动植物对自己的物质性存在没有意识（动物高于植物，人高于动物），而人明确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最后，人和动植物的“不同而同”在于，动植物是以其消失来完成它的统一（生/死、有/无），而人则有意识地完成他自己（形/神、身/心）。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也就和中国文化看世界一样，具有了反身性，因而他看到了真实的人。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了的东西颠倒过来，首先而且始终把人看作感性的存在，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身体”。在意识的指导下的身体活动（劳动），展开为人类历史，因此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是人追求身体与意识的统一的不断螺旋上升的进程，是对宇宙（天）和自然（地）的规律的顺应并创造性运用，是一个无限辩证发展的过程，因而是“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说，马克思以他的天才，在西方哲学的断崖处，经黑格尔的“提示”，回头走到了中国文化思想的脉络里、“道路”中。中国文化思想中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范畴，但不如说，马克思主义使中国文化思想获得了现代阐释。
在马克思的时代，西方（英国为开端）以法的形式，制造出了“阶级”，并以其为主体构成了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所谓阶级，就是有共同经济地位经济利益的人；但如果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利益的同一性，“阶级”就是瞎眼或独眼的。没有一种阶级“意识”的群体，甚至不能称为一个“阶级”，这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葛兰西《狱中札记》里已经反思到的。而当“阶级”睁开了眼，它首先产生的是其中少部分人组成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它就最富于创新精神，并且在90余年的创新实践中创出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初而且首要的一个。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外在地看，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了中国；内在地看，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回到了它的精神原乡。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中国化，也是中国文化思想在现代世界巅峰性的创新性实践运用的理论结晶。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运用中国文化中的兵家思想，打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建国之初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了武装到牙齿貌似强大无比的“联合国军”；运用中国文化中的经世济用思想，在经济金融战争中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毛泽民长征路上发行红军币为部队获得物资补给而又赢得当地百姓的信任；薛暮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运作山东币解决自己以及其他根据地的物质贫乏财政困难等问题；陈云于上海解放之初在金融战中打垮资本家的进攻，使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金融秩序得以快速有效地恢复和运行，等等，至今都可以作为经典案例进入到哈佛、剑桥等经济学殿堂。共产党不仅会打仗，更会搞经济。古话不说了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哪一场军事战争，后面不伴随一场经济战争？没有经济战争的胜利，何来正面战场的军事胜利？共产党能带领人民打倒一切反动派，哪里是什么历史的偶然，不正是以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为基础，以它的现代形式“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形势下创新性实践而取得的必然胜利吗？！ 此是之故，一旦外部周边环境相对安全，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共产党第二个重大创新，是毛泽东思想的逻辑发展。主义不是用来争辩的，它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和完成。一种主义好不好，在于人民的评判。你让大家吃好穿好生活好了，大家就说你有好主意（“主义”就是这么来的）。因此，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埋头苦干，不理会任何人的冷嘲热讽甚至污蔑诅咒。光说不练有什么用？随你骂，等我做好了，你也骂累了。对对错错，要用发展着的现实来对照验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完成了对大众的再一次启蒙，完成了思想文化上的一次革命。但这场教育，主体是人民大众，客体还是人民大众——中国人民完成了一次自我教育和更新！
“一带一路”是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又一个伟大创新。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解决中国人自己的穿衣吃饭问题，“一带一路”则是考虑全世界的繁荣发展问题，因而是前一个创新的继续推进和升华，同样以更前一个创新为理论指南。同时，“一带一路”又是古时候“丝绸之路”（陆路、海路）的“推陈出新”。传统时代的中国人讲求“王道”，做法是“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孔子：《论语·季氏》）和周边藩属国甚至更远的民族都是“厚往薄来”（朝贡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平等地和世界各国展开经济交往，达成互利共赢；真心实意地投资帮其他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吃亏是福”。不同的是，传统中国是“中心之国”，今天的时代则“资本为王”。我们面对一些国际上的非正义强权旧势力，犹以“金融帝国”最为代表。金融帝国主导的资本（货币）以及所谓不断“创新”推出的金融衍生品，成为他们“剪羊毛”，收割其他国家人民劳动创新成果的工具。然而这种货币及金融“产品”，本质上是无根的；它的锚，锚在虚空之中，因而终究是一只“纸老虎”（毛泽东语）。货币或金融的本质是什么，帝国强人们其实并不理解，或者理解而仍自恃聪明，以为能忽悠别人——不行的话就用拳头，终归要被大家唾弃。货币、资本，其本质还是人，是人的幻影，又是人追求自我实现的工具。用它掠夺别人，它就是坏的，是吃人的老虎；用它来促进经济发展，它就是好的，是桥梁和润滑剂、催化剂。因而，这张纸，我们也可以用；但是这只老虎，我们必须打倒或改造，这就需要我们努力追求、不断推出习总书记提出的“技术创新”。
四、结语
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上，习总书记更多次提到“创新”这个词，得到与会各国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2016年9月28日，中央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肯定了“创新”理念已成为这次极富历史重大意义的G20峰会的核心成果。
这世界上的某些人们喜欢假设，中国人则追求“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要求的是脚踏实地，以人为本，不断去实践、劳动，不断去创新创业，以此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进而创造出更加文明健康的精神生活。“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以历史资源丰富、思想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为依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必然充满勇气并敢于担当；必定能够与全世界人民一道，矢志创新，创造出一个繁荣幸福的未来！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初心不改！”
参考文献：
[1]習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2日.
[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 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参见：http：//cpc.people.com.cn/n/2014/0609/c64094-25125270.html.
[3]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版，第1048页.
[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6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页.
[8]《中国共产党党章》，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作者简介：滕志朋（1968—）男，广西桂林人。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学与文化。李业才（1969—）男，广西北流人。广西财经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财经类专业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编号：2010JGB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