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机里有一张母亲的照片:穿着对襟布扣衫的母亲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双手捧着一本书在看,面容专注而宁静。这张照片是今年母亲到我这儿度中秋时,我在一旁偷偷拍下来的。
　　母亲78岁了,眼神依旧好,穿针走线不在话下,但是,母亲看书,着实令我有些意外。因为母亲是真正的大字不识几个,她会写的字只有她繁体字的姓和名,会认的字,是我父亲及她的儿女们的姓——“谢”字。
　　我家客厅的茶几上堆了好几本书,母亲常常一本一本地翻看。国庆节前一天,我下班回来,母亲就把书里一个个“谢”字指给我看,问:“这是你的名字吧?”这些书上有些有我的名字,但大多数都不是,除了本家同姓的人名外,像“感谢”、“酬谢”、“谢顶”、“凋谢”等词也很多。母亲敢这么肯定地指认给我看,一定是因为别人说她儿子会写文章,书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她还指着一本登有我照片的杂志说:“这本书上的照片,就你的像最小。”她语气里透着些骄傲,脸上却有些许不高兴,仿佛是出书的把相片登小了,亏欠了她儿子似的。
　　母亲不识字,但她喜欢她的儿女们读书。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每个孩子都是自己读书读到不愿读为止。在六七十年代,父母能这么做非常不易。那些日子,即使再艰苦再难撑,母亲依然坚持“饭管饱,不误身子,书管读,不误脑子;饭吃饱了别硬塞,书不读了不强求。”这是一个当家女人对儿女的许诺,也是她的治家方针。或许正是这样,我们家很少添置贵重物品,甚至连碗筷也是点着人头买,缺一只补一只,缺一双补一双。家中稍有余钱,除了交学费还学费,就是买米添粮。
　　一晃眼,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已经是“奔四奔五”的人了。从小到大,我们的身体结结实实的,无病无灾,各自成家后,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大出息,但每个人还算过得和和乐乐、滋滋美美。
　　儿女们大了,升了学的在她够不着的地方有了好工作,她高兴,没考上的在跟前种地,她也不数落,是真正的顺其自然。
　　这时,母亲便经常到各地的孩子那走走看看。她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血肉,一年半载的没见到,总感觉哪儿少了一块。父亲去世后,母亲一走动,家里的老屋便常空着。房子一空,容易遭贼,今年春上,母亲正在姐姐家时,突然接到大嫂打来电话说家里被偷了,母亲急得不行。以前她从不敢坐摩托车,那天却坚持让姐夫用摩托车载她回去。
　　破旧的老屋里,贼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很是狼藉。母亲却不管,直奔家里的樟木箱子而去,看到满满的一箱书还在,母亲这才长舒一口气:“亏得那贼人不读书,不识货。”大嫂不知母亲的心思,嫌这些书没地方搁,便对母亲说:“这些书早没用了,我们当废纸卖了吧?”母亲看了嫂子一眼,说:“这可都是六崽留下来的书呢,书是读书人的灶头,你见过有谁家卖灶头的吗?我都当宝守了二十几年了,你能狠心卖了啊?”嫂子一下子就脸红了,没吱声。
　　国庆节那天,我应酬到晚上八点才回到家。推开儿子的房间,看见儿子在做作业,妻子在一旁辅导,头发花白的母亲也拿着一本书在看。三代同室看书的情景,让我一下愣在那儿。我问母亲为啥不看电视,母亲赶紧把我拉到房间外面,说:“小孙子在做作业,我看电视,他哪安得下心?”然后,她又咧着没牙的嘴笑着说:“小时候,你们做作业,我也是这样假装识字,坐在一旁陪你们,你不记得啦?”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小时候母亲陪读的情景。
　　说来也巧,那天和母亲说话的时候,我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重播“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78岁生日的访问节目。想起母亲今年也正好78岁,她倾尽一生心血让儿女们顺利成人成家,犹如袁隆平对水稻的专注和投入。
　　那一天,我心里在大科学家袁隆平和健健康康的不识字的母亲之间划了等号,母亲和袁隆平,天地不一样,身手也不同,但他们生命的意义却一样深远,赢得的敬重和感恩,也一样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