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人将其总结为“三立”或“三不朽”。怎样才不朽？办法之一就是树碑立传，将功名镌刻于坚硬的石头上面，永存世间，世代铭记。所以，古人特别重视立碑铭传，不惜花大价钱请当世名家大儒撰写碑文或墓志铭。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这两位当世的文化班头，就成了此中被人竞相延请的高手。
　　古代文人写诗作文都是自娱自乐，没有发表或出版的稿费可挣。但碑铭却是受人之托请，且关系重大，是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故所付润笔极为丰厚。韩愈一生写了此类文章约八十来篇，所获不菲，有好事者给他的一篇1500字的碑铭文章所获润笔，按今天市场价格换算，居然高达20万元。刘禹锡写过一篇《祭韩吏部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刘禹锡和韩愈交厚，此言应当可信。
　　但是，润笔虽丰却也不好拿，因事关重大，要让生者满意，要对死者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不能一味称颂歌赞、妄言乱说。欧阳修曾说，“其为苦，不可胜言”“此文极难做，敌兵尚强，须字字与之对垒”。既要公平公正，又要防备政敌攻讦，字斟句酌，呕心沥血，当是情理中的事了。即便如此，韩愈和欧阳修这两位文章巨头还是遇到了麻烦，碑铭变成了悲鸣。
　　元和十三年（818年），淮西叛乱平定，四海宴平，皇帝龙颜大悦，在朝臣的鼓噪之下，要刻石记功，明示天下。撰写《平淮西碑》的重任自然落到韩愈头上——他不仅是文章圣手，还是平叛的参与者。接受皇帝诏令之后，韩愈却“闻命震骇，心识颠倒，非其所任，为愧为恐，经涉旬月，不敢措手”。经过70天的苦思深虑，韩愈终于写成《平淮西碑》。皇帝阅后首肯，亲历者无异议，其中的韩弘还送来五百匹绢以示感谢。于是将原文勒铭，竖碑于蔡州城中。
　　没想到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发生了，大将李愬的部下石孝忠认为碑文没有突出其主人的功绩，有失公道，一怒之下，推倒石碑，杀了看守石碑的士兵，并求见皇帝慷慨陈词。皇帝一听言之有理，当即赦其无罪。加上皇帝表妹、李愬之妻也来哭诉，于是皇帝下诏磨掉韩文，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这个结果大大出人意料，怪不得韩愈当初接活儿时“为愧为恐”。
　　韩愈是为公家干活儿惹出事端，欧阳修却是为亡友撰文招怨，费力不讨好，更为憋屈。欧阳修的密友尹洙去世，受范仲淹之托，他写了一篇《尹师鲁墓志铭》，极备哀痛，评价精当，言简意深。按说，彼此之间皆为好友，于情于理当归圆满才是。孰料，这篇碑铭却引起尹洙家属不满，以为评价太轻。尽管欧阳修为此专门撰文做了辩解，尹洙家属仍不买账，甚至连范仲淹也认为过于简略，另请韩琦重写了一篇，令欧阳修灰头土脸，好不失落。
　　还有一次，是范仲淹死后，其家屬致信欧阳修“以埋铭见托”，请欧阳修撰写墓志铭——墓志铭是要随死者埋入墓中，故称“埋铭”。欧阳修自忖一生蒙范公知遇之恩，撰写碑铭义不容辞，但又深感难以措辞，一直拖了两年方字斟句酌写成《范公神道碑铭》，但仍惹了麻烦。文中叙写了一段西夏战事爆发后的史实，范仲淹和宰相吕夷简“二公欢然相约，勠力平贼”，引起范仲淹儿子范纯仁极大不满：范和吕曾是“朋党风波”中的政敌，范因此被贬谪，吕后来也被罢黜，两败俱伤。西夏战事爆发，为抵御外侮，范仲淹致信吕夷简求和解，体现了以国事为重的高风亮节和磊落胸怀，赢得朝野一致好评。这事有范仲淹收入文集里的书信为证，欧阳修据实叙写，也有一份对范公的敬重在里边。范纯仁却对“朋党”的罅隙难以释怀，坚持说：我父亲从没与吕某人和解过，要求欧阳修修改。遭拒后，范纯仁乃自作主张删去二十字，刻石埋铭。欧阳修为此深长叹息。
　　韩愈、欧阳修都是当时文魁，能请到他们写碑铭，该是至高荣耀，应一言九鼎、不容置喙才是，却招致或被否定或让修改的命运，陷入极为难堪尴尬的境地。这只能说明碑铭在人们心中实在太重要了。雁过留影，人过留名，活一辈子不就是为了那几个字的评价吗？然而，如果连当世文豪撰写的碑铭都难令各方满意，生生变成一声悲鸣，一地鸡毛，岂不可悲乎？其实，这些人为声名所累，活得不明白，刻在石头上固可“不朽”，而真正的不朽却是刻在人心上的。古人如此，放诸当今，恐这般糊涂颟顸的人也不在少数。（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