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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良事件”如果没有好的收尾，那么类似的悲剧还将会继续上演
朱顺忠，《法制晚报》社深度记者，他采写的很多报道频频在全国引起轰动。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采访了农民郭玉良，并且俩人成了兄弟。或许因为一份未及公开的苦衷，也或许因为共同担当着责任：一种是一名“深度记者”的铁肩担道义；一种是一名普通民工的106年的“良心债”。
106年的“愚公”协议
郭玉良是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的农民，初一没读完就辍学了。因家境贫寒，父亲又早逝，为还债，2001年，郭玉良离开老家，来到北京打工。他的工作是在一家公司负责空调安装，装一个空调20元，平均月收入1000元钱左右。
2007年6月9日凌晨，郭玉良带着4000元钱，把怀孕待产的妻子张桂梅送到北京上地医院。张桂梅之前的两次B超显示胎儿很正常，全家人很高兴。其实分娩照理说是一个很简单、很常规的事情，但郭玉良妻子的情况比较复杂。当天凌晨5时43分，在剖腹产成功生下一个男孩后，张桂梅被诊断为“产后出血、妊娠期急性脂肪肝、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医生通知必须准备4万元转院，郭玉良一听就哭了，他当时已身无分文，只得向老家求助。亲戚们凑了4万元，汇到了他的银行卡里。
2007年6月10日凌晨，张桂梅被送至北医三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因为剖腹产手术后大出血引发的持续高烧、腹腔血肿、胃溃疡、脾梗塞等症，虽然经过47天的抢救，7月27日，张桂梅还是不幸离开了人世。
2007年7月31日，看到医院出示的催款通知单后，郭玉良傻了眼，天文数字，57万元！除了预交的4万元，还要再交53万元！
从妻子入院那天起，郭玉良的生活关键词只剩一个：借钱。正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郭玉良之前借遍了全村父老乡亲，弄到了4万元，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医院方面并没有因为患者没钱就停止用药治疗，从这点来看，很人性。
郭玉良与医院之间进行关于还款的“拉锯战”之后，时间已至2008年1月28日，离春节不足十天。了解到郭玉良的处境后，医院方面的最后表态是：“53万我们不要了，但要把你爱人的尸体留下，供我们医学解剖用。”
对别人来说，这可能是很好的处理方式，但郭玉良接受不了，他和妻子的感情特别深，不忍心这么做。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春节时把妻子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了，他才会心安。
他内心复杂：住了47天院，人死了，还花了57万！他不同意医院的方案。我采访郭玉良时，郭玉良说“城市的医院是老虎”。2005年他带母亲来北京看病时，就领教了医院的胃口。来京不到一个月，在几个大医院做了几项检查，花了2万多元后，母亲去世。他认为这些钱要是在老家治病，绝不会几个月后母亲就不在了。
郭玉良最后决定，宁愿交钱，卖身来交，分期来还款。他开始酝酿还款计划。
于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郭玉良如此写道：我每年5—7月工资2000元左右，8—9月份1000多元，3—4月为600元—900元，大孩子上学每月需300元，小孩子每月吃奶粉需630元，我年迈的父亲一年需要1500元生活费，这样算下来，我每年最多能保证还医院5000元，计划还款时间为106年，子孙三代还完。
协议上有郭玉良的签字，也有医院方面的批示，这几乎成为“史上最荒唐的还款协议”。
医院同意了此协议，郭玉良开始面临难题——他连存放尸体的费用都掏不起。因为没交钱，妻子尸体被安置在北医三院的太平间里。后来，医院装修，尸体又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存放四个月之久。
事件经媒体公开报道后，社会上发起捐款倡议。在南京投资的台湾商人王进源了解情况后，当即汇来6000元，先为郭玉良解决了停尸费用。腊月二十五，郭买了最便宜的300元的骨灰盒，终于把妻子的骨灰安葬在河南老家，完成了心愿。他在悲恸中又带着欣慰。
郭玉良的“反常”之举
台商王进源是个好人，他曾托天津的朋友看望寄养在天津的郭玉良的孩子。他同情郭，因为郭的两个子女目前还在不同的城市被两个亲戚领养。春节过后，王进源主动表示让郭玉良到他在南京的制造厂里上班。对郭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王进源每月给郭玉良1400多元工资，后来又增至1800元。工资高，而且舒心。郭工作很卖力，当然也很吃力，因为他对制造业的工艺并不精通，只能做一些杂活。这让郭思想负担特别大，心里很不安。
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朱哥，你劝劝王总，每个月只给我几百块钱就行，多了我受不了，我还欠他6000块呢”。农民的话很真诚，很朴实。
郭玉良的愿望没有实现，王进源知道情况后，又给他加薪了。
郭玉良更加内心不安，他不止一次地和我说，“我不能要这个钱，我得走”。我开始以为他是戏言，后来，某个下午，郭说自己主意已定，要离开南京，离开王总，没有原因。
挂断电话后，我心情复杂，我真不希望他丢掉这个非常稳定、待遇不菲的工作。
此后我了解到，无锡一家电梯厂的老总得知郭的为人和他的想法后，主动表示：“可以先垫付还上你欠王总的6000元钱，我们厂里欢迎你，但工资或许没有王总发得高。”
2008年4月30日下午，郭玉良正式给王进源写了辞职报告，并列出一个计算公式，“我欠你6000元救命钱。大年正月初六，我来到这里。工作期间做了哪些活，应该拿多少钱？”他计算出自己的工资是2000元，然后把扣除工资后所欠的4000块钱装进信封，并夹了一封字迹潦草的感恩信。
“我现在就考虑怎么才能给北医三院还5000块钱。”可见他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如何认真。
很多人曾对郭玉良说，你可以把良心债卸下来。但他不肯，因为他不想因欠良心债而沮丧和不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背着包袱上路，尽管很累，但却是一步一个脚印。他已酝酿着还北医三院的钱，计划今年10月前后把5000元先还上，现在他已积攒了800元钱，我知道这钱攒得有多么不容易。
郭玉良始终觉得北医三院已经“帮了大忙”，毕竟医院在患者没有交够钱的情况下，抢救过自己的妻子。“咱凭良心说，不能因为人没救活，就不承认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反复说这句话。他说，“每年5000元钱，就是砸锅卖铁，子孙三代也要坚持还完！”
可是他拿什么还啊，我知道他的处境，50多万啊，不仅一个普通的农民承受不了，就是城市白领阶层的家庭，能承受得了吗？其实，社会各界已给予了郭玉良大量的资助，但99%都被他拒绝。我所知道的，他收到的仅有王总那6000元钱，而且这个钱已经拆东墙补西墙还上了。
他给自己8个月大的儿子取名字———郭京鑫。因为儿子出生于北京，所以有一个“京”字；“鑫”字的意思是想让儿子长大后知道自己的出生花了很多很多钱，也希望儿子长大后不再像爸爸这么穷，多挣钱、挣大钱，早日还上这笔债。
坚持背负“良心之债”
最近，我在北京同仁医院动手术。有一天去检查，进手术室前，我给他打电话，“马上要去一个地方，信号不好”，因为我担心他打我电话打不通。
他赶忙问我要去哪儿，我没敢说去手术，只说去见医生。他就嘘寒问暖地关心我，问我到底怎么了。
出了手术室，我第一个电话不是打给家人，而是打给他，我问他在哪儿，他说，“我在排队买车票，马上要轮到我了”。他说得很兴奋，我很感动，但最终，我还是千方百计把他说服劝阻了。
我曾经有个非常荒唐的想法，我甚至也卑劣地说，你将来尽力还吧，如果还不上，也不要还了。106年的协议，法律拿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确实没有偿还能力。
他当时立刻声色俱厉地批评我，“你怎么能这样呢？作为人，最基本的道理，欠钱，就应该还。”我忽然就感觉到了郭玉良的伟大。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个人所应该具有的真诚、对事情尽责的心态。
坚持到底是社会氛围的胜利
我经常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先不说郭玉良这个53万最终能否还上，单探讨57万元的天价医疗费，是如何产生的？
直到现在，郭自己也说不清楚。医院说得很明白，很明细，每天都给他发清单，从制度上来看，从纸面上来看，你找不到医院的任何纰漏。一天有几万元的帐单，上面说的药品和医疗手段，郭作为一个农民根本看不懂。那么，在无法彻底了解的情况下，郭知道的都是单方面的信息，他只知道一天花了多少钱，然后拼命地四处借钱。
即使医疗单子没有任何纰漏，但是否存在用药过贵、故意开贵药的问题和可能呢？
郭很善良，对事情的认识总是怀有感恩的心态，这样是否在无意间让一个体制的巨大漏洞很自然地显露出来呢？
我不认为这57万里没有一点水分，但我现在没有证据。但我仍然怀疑，而且，像我一样持怀疑态度的人，应该很多。
可悲的是，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对这40多天花50多万的事情进行调查，种种原因决定，也不好调查。相关疑问，是很多新闻工作者的无奈。
第二、这个钱究竟应该由谁来埋单？谁生病了，谁治病了，患者或患者家属来掏，这是天经地义。但社会应该建立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制度或体系。因为直到现在，没有哪个医疗部门在深刻地研究、反思这个事件，没有把它上升到一个重视的高度。
我国公民绝大多数医疗保障不足，所以这样的悲剧就会不断上演。我不知道这样的悲剧究竟会延续到何时？要用多少人的生命做代价——就比如前段时间的“北京孕妇之死事件”，究竟该埋怨谁？
有网站曾做过一个专题，认为肖志军很愚昧，很无知，认为郭玉良很真诚。用这种正反形象来评论，我觉得这非常不负责任。从本质上来看，这两个事件性质相同，都折射了中国医疗体制和现状，社会应该善意地去宽容这些受害者。
不过，我们也能看到希望，现在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一直在向前走，越走越好。我只希冀，郭玉良事件是一个推动我国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重要环节和因素。
作为一个记者，我痛心，是因为“郭玉良事件”如果没有好的收尾，那么王玉良、陈玉良都会冒出来，悲剧一定会继续上演。
在我近十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对郭的报道文章，不是写得最好的，但它是对我震撼最大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农民，在听到一个正在帮助自己的记者说出一句错话时，他会声色俱厉地提出批评，而且骂得我心服口服，我只能脸红；第二、不管你做什么，切不可忘了你的本分。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先做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朴实，是一种让我震撼的力量；第三、当社会上沸沸扬扬地说郭玉良时，我感受到了相关部门的冷漠，有很多事，到现在我也不能说，也不适合说。
“郭玉良事件”远没有结束。直到今天，我仍旧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希望我们的社会氛围，能形成一种思潮，能促使和监督郭玉良按他几个月前对我的承诺、对社会的承诺永远坚持下去。
假如郭玉良能坚持到底，我觉得这是社会氛围的胜利。假如郭玉良只有一个朱顺忠来监督，他不是没有可能发生人性蜕变。假如我们的社会氛围让他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丧失做一个普通的农民、做一个普通人的朴素和真诚，那么，这个社会的氛围就是失败的。
朱顺忠，《法制晚报》社深度记者，他采写的很多报道频频在全国引起轰动。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采访了农民郭玉良，并且俩人成了兄弟。或许因为一份未及公开的苦衷，也或许因为共同担当着责任：一种是一名“深度记者”的铁肩担道义；一种是一名普通民工的106年的“良心债”。
106年的“愚公”协议
郭玉良是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的农民，初一没读完就辍学了。因家境贫寒，父亲又早逝，为还债，2001年，郭玉良离开老家，来到北京打工。他的工作是在一家公司负责空调安装，装一个空调20元，平均月收入1000元钱左右。
2007年6月9日凌晨，郭玉良带着4000元钱，把怀孕待产的妻子张桂梅送到北京上地医院。张桂梅之前的两次B超显示胎儿很正常，全家人很高兴。其实分娩照理说是一个很简单、很常规的事情，但郭玉良妻子的情况比较复杂。当天凌晨5时43分，在剖腹产成功生下一个男孩后，张桂梅被诊断为“产后出血、妊娠期急性脂肪肝、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医生通知必须准备4万元转院，郭玉良一听就哭了，他当时已身无分文，只得向老家求助。亲戚们凑了4万元，汇到了他的银行卡里。
2007年6月10日凌晨，张桂梅被送至北医三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因为剖腹产手术后大出血引发的持续高烧、腹腔血肿、胃溃疡、脾梗塞等症，虽然经过47天的抢救，7月27日，张桂梅还是不幸离开了人世。
2007年7月31日，看到医院出示的催款通知单后，郭玉良傻了眼，天文数字，57万元！除了预交的4万元，还要再交53万元！
从妻子入院那天起，郭玉良的生活关键词只剩一个：借钱。正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郭玉良之前借遍了全村父老乡亲，弄到了4万元，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医院方面并没有因为患者没钱就停止用药治疗，从这点来看，很人性。
郭玉良与医院之间进行关于还款的“拉锯战”之后，时间已至2008年1月28日，离春节不足十天。了解到郭玉良的处境后，医院方面的最后表态是：“53万我们不要了，但要把你爱人的尸体留下，供我们医学解剖用。”
对别人来说，这可能是很好的处理方式，但郭玉良接受不了，他和妻子的感情特别深，不忍心这么做。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春节时把妻子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了，他才会心安。
他内心复杂：住了47天院，人死了，还花了57万！他不同意医院的方案。我采访郭玉良时，郭玉良说“城市的医院是老虎”。2005年他带母亲来北京看病时，就领教了医院的胃口。来京不到一个月，在几个大医院做了几项检查，花了2万多元后，母亲去世。他认为这些钱要是在老家治病，绝不会几个月后母亲就不在了。
郭玉良最后决定，宁愿交钱，卖身来交，分期来还款。他开始酝酿还款计划。
于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郭玉良如此写道：我每年5—7月工资2000元左右，8—9月份1000多元，3—4月为600元—900元，大孩子上学每月需300元，小孩子每月吃奶粉需630元，我年迈的父亲一年需要1500元生活费，这样算下来，我每年最多能保证还医院5000元，计划还款时间为106年，子孙三代还完。
协议上有郭玉良的签字，也有医院方面的批示，这几乎成为“史上最荒唐的还款协议”。
医院同意了此协议，郭玉良开始面临难题——他连存放尸体的费用都掏不起。因为没交钱，妻子尸体被安置在北医三院的太平间里。后来，医院装修，尸体又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存放四个月之久。
事件经媒体公开报道后，社会上发起捐款倡议。在南京投资的台湾商人王进源了解情况后，当即汇来6000元，先为郭玉良解决了停尸费用。腊月二十五，郭买了最便宜的300元的骨灰盒，终于把妻子的骨灰安葬在河南老家，完成了心愿。他在悲恸中又带着欣慰。
郭玉良的“反常”之举
台商王进源是个好人，他曾托天津的朋友看望寄养在天津的郭玉良的孩子。他同情郭，因为郭的两个子女目前还在不同的城市被两个亲戚领养。春节过后，王进源主动表示让郭玉良到他在南京的制造厂里上班。对郭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王进源每月给郭玉良1400多元工资，后来又增至1800元。工资高，而且舒心。郭工作很卖力，当然也很吃力，因为他对制造业的工艺并不精通，只能做一些杂活。这让郭思想负担特别大，心里很不安。
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朱哥，你劝劝王总，每个月只给我几百块钱就行，多了我受不了，我还欠他6000块呢”。农民的话很真诚，很朴实。
郭玉良的愿望没有实现，王进源知道情况后，又给他加薪了。
郭玉良更加内心不安，他不止一次地和我说，“我不能要这个钱，我得走”。我开始以为他是戏言，后来，某个下午，郭说自己主意已定，要离开南京，离开王总，没有原因。
挂断电话后，我心情复杂，我真不希望他丢掉这个非常稳定、待遇不菲的工作。
此后我了解到，无锡一家电梯厂的老总得知郭的为人和他的想法后，主动表示：“可以先垫付还上你欠王总的6000元钱，我们厂里欢迎你，但工资或许没有王总发得高。”
2008年4月30日下午，郭玉良正式给王进源写了辞职报告，并列出一个计算公式，“我欠你6000元救命钱。大年正月初六，我来到这里。工作期间做了哪些活，应该拿多少钱？”他计算出自己的工资是2000元，然后把扣除工资后所欠的4000块钱装进信封，并夹了一封字迹潦草的感恩信。
“我现在就考虑怎么才能给北医三院还5000块钱。”可见他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如何认真。
很多人曾对郭玉良说，你可以把良心债卸下来。但他不肯，因为他不想因欠良心债而沮丧和不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背着包袱上路，尽管很累，但却是一步一个脚印。他已酝酿着还北医三院的钱，计划今年10月前后把5000元先还上，现在他已积攒了800元钱，我知道这钱攒得有多么不容易。
郭玉良始终觉得北医三院已经“帮了大忙”，毕竟医院在患者没有交够钱的情况下，抢救过自己的妻子。“咱凭良心说，不能因为人没救活，就不承认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反复说这句话。他说，“每年5000元钱，就是砸锅卖铁，子孙三代也要坚持还完！”
可是他拿什么还啊，我知道他的处境，50多万啊，不仅一个普通的农民承受不了，就是城市白领阶层的家庭，能承受得了吗？其实，社会各界已给予了郭玉良大量的资助，但99%都被他拒绝。我所知道的，他收到的仅有王总那6000元钱，而且这个钱已经拆东墙补西墙还上了。
他给自己8个月大的儿子取名字———郭京鑫。因为儿子出生于北京，所以有一个“京”字；“鑫”字的意思是想让儿子长大后知道自己的出生花了很多很多钱，也希望儿子长大后不再像爸爸这么穷，多挣钱、挣大钱，早日还上这笔债。
坚持背负“良心之债”
最近，我在北京同仁医院动手术。有一天去检查，进手术室前，我给他打电话，“马上要去一个地方，信号不好”，因为我担心他打我电话打不通。
他赶忙问我要去哪儿，我没敢说去手术，只说去见医生。他就嘘寒问暖地关心我，问我到底怎么了。
出了手术室，我第一个电话不是打给家人，而是打给他，我问他在哪儿，他说，“我在排队买车票，马上要轮到我了”。他说得很兴奋，我很感动，但最终，我还是千方百计把他说服劝阻了。
我曾经有个非常荒唐的想法，我甚至也卑劣地说，你将来尽力还吧，如果还不上，也不要还了。106年的协议，法律拿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确实没有偿还能力。
他当时立刻声色俱厉地批评我，“你怎么能这样呢？作为人，最基本的道理，欠钱，就应该还。”我忽然就感觉到了郭玉良的伟大。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个人所应该具有的真诚、对事情尽责的心态。
坚持到底是社会氛围的胜利
我经常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先不说郭玉良这个53万最终能否还上，单探讨57万元的天价医疗费，是如何产生的？
直到现在，郭自己也说不清楚。医院说得很明白，很明细，每天都给他发清单，从制度上来看，从纸面上来看，你找不到医院的任何纰漏。一天有几万元的帐单，上面说的药品和医疗手段，郭作为一个农民根本看不懂。那么，在无法彻底了解的情况下，郭知道的都是单方面的信息，他只知道一天花了多少钱，然后拼命地四处借钱。
即使医疗单子没有任何纰漏，但是否存在用药过贵、故意开贵药的问题和可能呢？
郭很善良，对事情的认识总是怀有感恩的心态，这样是否在无意间让一个体制的巨大漏洞很自然地显露出来呢？
我不认为这57万里没有一点水分，但我现在没有证据。但我仍然怀疑，而且，像我一样持怀疑态度的人，应该很多。
可悲的是，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对这40多天花50多万的事情进行调查，种种原因决定，也不好调查。相关疑问，是很多新闻工作者的无奈。
第二、这个钱究竟应该由谁来埋单？谁生病了，谁治病了，患者或患者家属来掏，这是天经地义。但社会应该建立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制度或体系。因为直到现在，没有哪个医疗部门在深刻地研究、反思这个事件，没有把它上升到一个重视的高度。
我国公民绝大多数医疗保障不足，所以这样的悲剧就会不断上演。我不知道这样的悲剧究竟会延续到何时？要用多少人的生命做代价——就比如前段时间的“北京孕妇之死事件”，究竟该埋怨谁？
有网站曾做过一个专题，认为肖志军很愚昧，很无知，认为郭玉良很真诚。用这种正反形象来评论，我觉得这非常不负责任。从本质上来看，这两个事件性质相同，都折射了中国医疗体制和现状，社会应该善意地去宽容这些受害者。
不过，我们也能看到希望，现在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一直在向前走，越走越好。我只希冀，郭玉良事件是一个推动我国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重要环节和因素。
作为一个记者，我痛心，是因为“郭玉良事件”如果没有好的收尾，那么王玉良、陈玉良都会冒出来，悲剧一定会继续上演。
在我近十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对郭的报道文章，不是写得最好的，但它是对我震撼最大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农民，在听到一个正在帮助自己的记者说出一句错话时，他会声色俱厉地提出批评，而且骂得我心服口服，我只能脸红；第二、不管你做什么，切不可忘了你的本分。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先做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朴实，是一种让我震撼的力量；第三、当社会上沸沸扬扬地说郭玉良时，我感受到了相关部门的冷漠，有很多事，到现在我也不能说，也不适合说。
“郭玉良事件”远没有结束。直到今天，我仍旧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希望我们的社会氛围，能形成一种思潮，能促使和监督郭玉良按他几个月前对我的承诺、对社会的承诺永远坚持下去。
假如郭玉良能坚持到底，我觉得这是社会氛围的胜利。假如郭玉良只有一个朱顺忠来监督，他不是没有可能发生人性蜕变。假如我们的社会氛围让他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丧失做一个普通的农民、做一个普通人的朴素和真诚，那么，这个社会的氛围就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