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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你们的垃圾！否则我给你们运回去，倒在加拿大海滩上。我们这里不是垃圾场。”
“我们敦促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它们对塑料垃圾的管理，停止往发展中国家运垃圾的做法。”
“这种行为是不合适的，我们不想成为垃圾场。”
……
2019年以来，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先后向一些垃圾出口国喊话，拒收“洋垃圾”，有些言辞激烈，甚至上升为两国的外交纠纷。过去“躲在角落”的全球垃圾贸易及其背后的产业链，也因此被推到了台前。
2017年底，作为全球最大垃圾进口国的中国，发布了4类固体废物的进口禁令，逐渐关上了进口“洋垃圾”的大门。失去了重要出口目的地的垃圾出口国们，显然有些慌乱，他们试图将堆积如山的垃圾出口到东南亚国家。
然而，面对东南亚国家的强烈反弹，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会永远扮演世界垃圾场的角色。在全球性的垃圾问题面前，谁都不该置身事外。
为什么会有垃圾贸易？
对于不少人来说，被人丢弃的垃圾一无是处，更何况还要进行贸易，实在难以理解。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垃圾都毫无价值。以电子垃圾为例，每吨电脑部件中含有黄金0.9公斤、铜128.7公斤、塑料270公斤、铅58.5公斤，还包括数量可观的重金属和塑料部件。若有妥善的无害化处置手段，废物仍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正因如此，许多国家仍会对垃圾进行一定的回收处理。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法案，对垃圾处置提出了严格的环境保护规范，推高了发达国家处置垃圾的成本。高成本之下，在发达国家处置垃圾甚至成为了“赔本生意”。而这时，劳动力成本低、环境违法成本低，且对资源需求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就成为了这些垃圾理想的出口目的地。
于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垃圾贸易逐渐形成。也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开始大规模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国内处理费用大概在每吨400～1000美元的垃圾，运到中国，即便加上运费，每吨的成本也只有10～40美元。选择出口，既能减少污染，又有利可图，他们何乐而不为。而中国的接收方，以极低的价格买进“洋垃圾”，通过多次挑拣分类、再加工，并层层转卖获利，形成了一条位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产业链。
2017年之前，中国每年进口全球56%的塑料垃圾，以及美国6成和欧洲7成的纸类垃圾，以庞大的体量成为世界最大垃圾进口国。《环球》杂志2018年援引全球贸易数据库的数据称，向中国出口塑料等固体废物的国家中，日本的出口量最高，占14%，美国居第二，占10%。
在短缺经济时代，通过进口“洋垃圾”，中国的确获得了一些经济数字上的增长，以及看似低廉的制造业原材料，但大量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沉重的代价
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贵屿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全球最大的废弃电子电器拆解地，被称为“电子垃圾之都”。从屏幕到主板，大约5000家小型家族企业回收着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超过10万的从业人员每年创造着近10亿元人民币的产值。但当地分拣机构大多以家庭作坊、人工分拣为主，设备简陋，工人以“酸洗”“烧板”等原始落后的方法拆解电子电器，废气废液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河水被污染，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超标。根据2010年的一份统计显示，当地6岁以下的乡村儿童有81.8%都患有铅中毒病症。
一面是粗放式的回收加工，另一面则是防不胜防的造假与夹带。
理论上，垃圾可以“变废为宝”，实现回收利用，但不是所有垃圾回收都有利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例如，一些低品质的废弃塑料，如果在存放、分拣环节管理不当，会对人体、环境造成巨大危害。
但因为固体废物本身成分复杂多变，多数情况下本来就会含有不能利用的杂质;加之鉴别进口固体废物这项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中国目前在这方面能力有限，海关和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管难以做到全面覆盖和精准识别，因此，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故意夹带和造假走私很难杜绝。曾经在中国进口的“洋垃圾”中，就混有大量肮脏甚至有害的废物。
除了环境问题，“洋垃圾”进口也冲击着中国国内的垃圾回收和资源化再利用市场。因为中国国内的垃圾分类、处理和回收系统尚不成熟，相对于早已依赖“收集、分类、出口”体系的发达国家，国内的“土垃圾”在市场价值上并没有什么优势，甚至越来越“无利可图”。这导致“土垃圾”长期缺乏有效的后端治理和倒逼机制，一直松散发展，最终可能影响的是中国环境保护产业的健康发展。
有鉴于此，2017年，中国发布了“洋垃圾”禁令，宣布从2017年12月31日起禁止进口废塑料、废纸、废纺织原料、硼渣等4类24种固体废物。2019年年底前，中国还将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物。
“进口固体废物对中国环境的影响，要以发展的眼光加以客观分析。短缺经济时代、环境容量较大的时代，原生资源替代的正面环境效益是主要的;但是，到了过剩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时代、环境容量较小的时代，污染环境的负面效益就变成了主要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这样说道。
东南亚：“洋垃圾”的“接盘侠”？
在中国对“洋垃圾”关上大门之后，大多数垃圾出口商首先想到的是抓紧寻找替代的出口目的地。对进口垃圾管理相对松散、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东南亚国家迅速成为了他们的新目标。于是“洋垃圾”如潮水般涌向这里。2017年中旬到2018年中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尼一跃成为塑料垃圾的主要进口国，4个国家进口的塑料垃圾增幅超过170%，从原来的大约84万吨增加到大约230万吨。
进口垃圾的剧增，对于垃圾监管能力不足、垃圾处理能力及水平有限的东南亚国家而言无异于环境污染的灾难。在马来西亚，大量塑料垃圾被随便堆放在数百个垃圾场或者不顾有毒气体的排放被任意焚烧。马来西亚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人士恒凯春（Heng Kiah Chun）表示，马来西亚和其他東盟国家一样，缺乏健全的系统应对塑料垃圾进口量的急剧增加。 更糟糕的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一样，面临着进口“洋垃圾”故意夹带与造假走私的问题。无论是菲律宾还是马来西亚等国，相关部门都在进口的“洋垃圾”中发现了大量受污染的劣质塑料废物。德国联邦废弃物处理协会（BVSE）塑料专家普罗布斯特表示，在欧洲，这些劣质塑料垃圾在很大程度上会通过垃圾焚烧装置被焚烧或被加工成替代燃料。但遗憾的是，东盟国家没有这些（处理垃圾）的基础设施。
显然，面对棘手的监管和环境问题，东南亚国家从中国“沉重的代价”中也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并没有东南亚国家愿意做“洋垃圾”的“接盘侠”。2018年以来，多个东南亚国家对进口“洋垃圾”坚决说“不”。2019年7月16日，柬埔寨海关在西哈努克省海港码头查获83个满载垃圾的集装箱，柬埔寨官员表示，他们将把货柜中发现的1600吨塑料垃圾送回美国和加拿大，这也是目前为止东盟国家对“洋垃圾”最新的拒绝表态。
那么，当东南亚国家也拒收“洋垃圾”，这些漂洋过海的垃圾该去哪儿呢？
世界的问题 应该世界一起解决
中国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曾花3年时间，拍摄了名为《塑料王国》的纪录片。纪录片里讲述了中国“洋垃圾”的产业链。拍摄过程中，在日本，王久良的镜头对准过一家回收矿泉水瓶的现代化企业。在这家企业的生产线上，塑料瓶被规范有序地无害化处理。
但就是这样一家“模范”企业的负责人，却时常因为回收塑料瓶而烦恼。因为日本对污水排放的要求太高，为了排污达标，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企业只能亏本。
纪录片的拍摄让王久良认清了一个道理：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基本上是“赔本生意”。环保型垃圾回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大多低于需要为之付出的环保成本。粗放式的垃圾回收之所以小本万利，是因为没有把高昂的环境成本算进去。
随着发展中国家环保意识的逐渐加强，这意味着要实现环保型的垃圾回收，这个成本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太低。如此来看，垃圾处理本身不单纯是市场行为，更多的也是各国对维护地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责任，发达国家对垃圾基本只出口不处理，本质上是以邻为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的垃圾问题。
当倒入海里的垃圾通过洋流又冲击回岸边，当塑料微粒通过海产品进入人体内，我们必须承认垃圾及污染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世界的问题最终必然需要世界更多国家共同参与解决。目前，越来越多国家在推动垃圾出口数量减少及质量提升上形成了共识。
2019年5月10日，旨在限制有害废弃物国际性转移的《巴塞尔公约》缔约国会议，在瑞士日内瓦通过了修正案。“限制向非发达国家随意出口塑料垃圾”的国际贸易行为得到了186个国家的一致同意，并将于2021年1月生效。这意味着脏塑料垃圾被列入进出口限制对象，要出口塑料垃圾，得事先获得目的地国家的许可。
出口垃圾的路正越走越窄，未来怎么办？还得靠自己。在中国发布“洋垃圾”禁令后，日本多家企业正在开发新的废塑料瓶再利用技术。2018年4月，澳大利亚环境和能源部表示，该国将投资兴建垃圾焚烧厂，计划到2025年实现包装材料100%可回收利用。2018年10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全面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立法，这意味着，到2021年，欧洲市场上再难寻见塑料吸管、餐具等一次性塑料产品的踪影;而对于目前还没有理想替代品的其他一次性塑料产品，2025年前，其使用量须降低至25%。还有一些国家提出要通过科技创新研发出可循环利用的替代品，并从产品设计环节考虑如何回收处理。
而在中国，共有46个重点城市正在加快垃圾分类的各项环节建设，并将在2020年底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对“洋垃圾”关上了大门的中国，正在努力完善国内的分类、回收、处理系统，发展环境经济。相关部门也在加快出台配套政策，为中国国内可回收物再利用提供渠道和空间，帮助再生资源企业由依赖国外垃圾转向消化国内垃圾，实现良性发展，增强拒绝“洋垃圾”的底气。人们也期待中国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如果说垃圾贸易离普通人的生活还有一些距离，那么环境污染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除了从技术上提升垃圾回收利用率，改变人们的生活消费习惯显得更为迫切和长远。因为，要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状，建设环境负荷小的“循环型社会”，靠的是我们每个人给垃圾分类的举手之劳，是每个人消费时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习惯，是每个人对后代以及对地球母亲的一份责任感。
·联系编辑：313464302@qq.com
TIPS
你一天要产生多少垃圾？
废纸、饮料瓶、食品包装袋、残余的食物、丢弃的衣服和鞋帽……每个人每天都能产生大量的垃圾。那么全球70亿人口，会产生多少垃圾？
世界银行在《2050年全球固体废物管理一览》报告中给出了一个数据：2016年，全球共产生了20亿吨固体垃圾，也就是说，平均每人每天要制造0.74公斤垃圾。
但是这样的平均并不公平，因为一些地区商品物资丰富，人们收入高，制造的垃圾自然就更多。 按世界银行的统计，高收入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6%，却制造了全球34%的垃圾。其中，在百慕大、加拿大和美国，每个人每天的垃圾“产量”达到了2.21公斤;相比之下，占全球人口9%的低收入国家，只产生了全球5%的垃圾。
另一方面，低收入国家的垃圾中，有56%都是食物残渣;而在高收入国家，塑料、纸张纸板、金属、玻璃等可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占比高达51%。
什么是“洋垃圾”？
“洋垃圾”是一种俗称，广义的“洋垃圾”泛指所有从国外进入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固体废物;狭义的“洋垃圾”特指以走私、夹带、瞒报等方式，进口国家禁止進口的固体废物，或未经许可擅自进口属于限制进口的固体废物。
“我们敦促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它们对塑料垃圾的管理，停止往发展中国家运垃圾的做法。”
“这种行为是不合适的，我们不想成为垃圾场。”
……
2019年以来，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先后向一些垃圾出口国喊话，拒收“洋垃圾”，有些言辞激烈，甚至上升为两国的外交纠纷。过去“躲在角落”的全球垃圾贸易及其背后的产业链，也因此被推到了台前。
2017年底，作为全球最大垃圾进口国的中国，发布了4类固体废物的进口禁令，逐渐关上了进口“洋垃圾”的大门。失去了重要出口目的地的垃圾出口国们，显然有些慌乱，他们试图将堆积如山的垃圾出口到东南亚国家。
然而，面对东南亚国家的强烈反弹，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会永远扮演世界垃圾场的角色。在全球性的垃圾问题面前，谁都不该置身事外。
为什么会有垃圾贸易？
对于不少人来说，被人丢弃的垃圾一无是处，更何况还要进行贸易，实在难以理解。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垃圾都毫无价值。以电子垃圾为例，每吨电脑部件中含有黄金0.9公斤、铜128.7公斤、塑料270公斤、铅58.5公斤，还包括数量可观的重金属和塑料部件。若有妥善的无害化处置手段，废物仍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正因如此，许多国家仍会对垃圾进行一定的回收处理。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法案，对垃圾处置提出了严格的环境保护规范，推高了发达国家处置垃圾的成本。高成本之下，在发达国家处置垃圾甚至成为了“赔本生意”。而这时，劳动力成本低、环境违法成本低，且对资源需求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就成为了这些垃圾理想的出口目的地。
于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垃圾贸易逐渐形成。也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开始大规模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国内处理费用大概在每吨400～1000美元的垃圾，运到中国，即便加上运费，每吨的成本也只有10～40美元。选择出口，既能减少污染，又有利可图，他们何乐而不为。而中国的接收方，以极低的价格买进“洋垃圾”，通过多次挑拣分类、再加工，并层层转卖获利，形成了一条位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产业链。
2017年之前，中国每年进口全球56%的塑料垃圾，以及美国6成和欧洲7成的纸类垃圾，以庞大的体量成为世界最大垃圾进口国。《环球》杂志2018年援引全球贸易数据库的数据称，向中国出口塑料等固体废物的国家中，日本的出口量最高，占14%，美国居第二，占10%。
在短缺经济时代，通过进口“洋垃圾”，中国的确获得了一些经济数字上的增长，以及看似低廉的制造业原材料，但大量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沉重的代价
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贵屿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全球最大的废弃电子电器拆解地，被称为“电子垃圾之都”。从屏幕到主板，大约5000家小型家族企业回收着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超过10万的从业人员每年创造着近10亿元人民币的产值。但当地分拣机构大多以家庭作坊、人工分拣为主，设备简陋，工人以“酸洗”“烧板”等原始落后的方法拆解电子电器，废气废液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河水被污染，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超标。根据2010年的一份统计显示，当地6岁以下的乡村儿童有81.8%都患有铅中毒病症。
一面是粗放式的回收加工，另一面则是防不胜防的造假与夹带。
理论上，垃圾可以“变废为宝”，实现回收利用，但不是所有垃圾回收都有利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例如，一些低品质的废弃塑料，如果在存放、分拣环节管理不当，会对人体、环境造成巨大危害。
但因为固体废物本身成分复杂多变，多数情况下本来就会含有不能利用的杂质;加之鉴别进口固体废物这项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中国目前在这方面能力有限，海关和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管难以做到全面覆盖和精准识别，因此，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故意夹带和造假走私很难杜绝。曾经在中国进口的“洋垃圾”中，就混有大量肮脏甚至有害的废物。
除了环境问题，“洋垃圾”进口也冲击着中国国内的垃圾回收和资源化再利用市场。因为中国国内的垃圾分类、处理和回收系统尚不成熟，相对于早已依赖“收集、分类、出口”体系的发达国家，国内的“土垃圾”在市场价值上并没有什么优势，甚至越来越“无利可图”。这导致“土垃圾”长期缺乏有效的后端治理和倒逼机制，一直松散发展，最终可能影响的是中国环境保护产业的健康发展。
有鉴于此，2017年，中国发布了“洋垃圾”禁令，宣布从2017年12月31日起禁止进口废塑料、废纸、废纺织原料、硼渣等4类24种固体废物。2019年年底前，中国还将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物。
“进口固体废物对中国环境的影响，要以发展的眼光加以客观分析。短缺经济时代、环境容量较大的时代，原生资源替代的正面环境效益是主要的;但是，到了过剩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时代、环境容量较小的时代，污染环境的负面效益就变成了主要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这样说道。
东南亚：“洋垃圾”的“接盘侠”？
在中国对“洋垃圾”关上大门之后，大多数垃圾出口商首先想到的是抓紧寻找替代的出口目的地。对进口垃圾管理相对松散、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东南亚国家迅速成为了他们的新目标。于是“洋垃圾”如潮水般涌向这里。2017年中旬到2018年中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尼一跃成为塑料垃圾的主要进口国，4个国家进口的塑料垃圾增幅超过170%，从原来的大约84万吨增加到大约230万吨。
进口垃圾的剧增，对于垃圾监管能力不足、垃圾处理能力及水平有限的东南亚国家而言无异于环境污染的灾难。在马来西亚，大量塑料垃圾被随便堆放在数百个垃圾场或者不顾有毒气体的排放被任意焚烧。马来西亚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人士恒凯春（Heng Kiah Chun）表示，马来西亚和其他東盟国家一样，缺乏健全的系统应对塑料垃圾进口量的急剧增加。 更糟糕的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一样，面临着进口“洋垃圾”故意夹带与造假走私的问题。无论是菲律宾还是马来西亚等国，相关部门都在进口的“洋垃圾”中发现了大量受污染的劣质塑料废物。德国联邦废弃物处理协会（BVSE）塑料专家普罗布斯特表示，在欧洲，这些劣质塑料垃圾在很大程度上会通过垃圾焚烧装置被焚烧或被加工成替代燃料。但遗憾的是，东盟国家没有这些（处理垃圾）的基础设施。
显然，面对棘手的监管和环境问题，东南亚国家从中国“沉重的代价”中也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并没有东南亚国家愿意做“洋垃圾”的“接盘侠”。2018年以来，多个东南亚国家对进口“洋垃圾”坚决说“不”。2019年7月16日，柬埔寨海关在西哈努克省海港码头查获83个满载垃圾的集装箱，柬埔寨官员表示，他们将把货柜中发现的1600吨塑料垃圾送回美国和加拿大，这也是目前为止东盟国家对“洋垃圾”最新的拒绝表态。
那么，当东南亚国家也拒收“洋垃圾”，这些漂洋过海的垃圾该去哪儿呢？
世界的问题 应该世界一起解决
中国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曾花3年时间，拍摄了名为《塑料王国》的纪录片。纪录片里讲述了中国“洋垃圾”的产业链。拍摄过程中，在日本，王久良的镜头对准过一家回收矿泉水瓶的现代化企业。在这家企业的生产线上，塑料瓶被规范有序地无害化处理。
但就是这样一家“模范”企业的负责人，却时常因为回收塑料瓶而烦恼。因为日本对污水排放的要求太高，为了排污达标，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企业只能亏本。
纪录片的拍摄让王久良认清了一个道理：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基本上是“赔本生意”。环保型垃圾回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大多低于需要为之付出的环保成本。粗放式的垃圾回收之所以小本万利，是因为没有把高昂的环境成本算进去。
随着发展中国家环保意识的逐渐加强，这意味着要实现环保型的垃圾回收，这个成本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太低。如此来看，垃圾处理本身不单纯是市场行为，更多的也是各国对维护地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责任，发达国家对垃圾基本只出口不处理，本质上是以邻为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的垃圾问题。
当倒入海里的垃圾通过洋流又冲击回岸边，当塑料微粒通过海产品进入人体内，我们必须承认垃圾及污染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世界的问题最终必然需要世界更多国家共同参与解决。目前，越来越多国家在推动垃圾出口数量减少及质量提升上形成了共识。
2019年5月10日，旨在限制有害废弃物国际性转移的《巴塞尔公约》缔约国会议，在瑞士日内瓦通过了修正案。“限制向非发达国家随意出口塑料垃圾”的国际贸易行为得到了186个国家的一致同意，并将于2021年1月生效。这意味着脏塑料垃圾被列入进出口限制对象，要出口塑料垃圾，得事先获得目的地国家的许可。
出口垃圾的路正越走越窄，未来怎么办？还得靠自己。在中国发布“洋垃圾”禁令后，日本多家企业正在开发新的废塑料瓶再利用技术。2018年4月，澳大利亚环境和能源部表示，该国将投资兴建垃圾焚烧厂，计划到2025年实现包装材料100%可回收利用。2018年10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全面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立法，这意味着，到2021年，欧洲市场上再难寻见塑料吸管、餐具等一次性塑料产品的踪影;而对于目前还没有理想替代品的其他一次性塑料产品，2025年前，其使用量须降低至25%。还有一些国家提出要通过科技创新研发出可循环利用的替代品，并从产品设计环节考虑如何回收处理。
而在中国，共有46个重点城市正在加快垃圾分类的各项环节建设，并将在2020年底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对“洋垃圾”关上了大门的中国，正在努力完善国内的分类、回收、处理系统，发展环境经济。相关部门也在加快出台配套政策，为中国国内可回收物再利用提供渠道和空间，帮助再生资源企业由依赖国外垃圾转向消化国内垃圾，实现良性发展，增强拒绝“洋垃圾”的底气。人们也期待中国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如果说垃圾贸易离普通人的生活还有一些距离，那么环境污染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除了从技术上提升垃圾回收利用率，改变人们的生活消费习惯显得更为迫切和长远。因为，要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状，建设环境负荷小的“循环型社会”，靠的是我们每个人给垃圾分类的举手之劳，是每个人消费时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习惯，是每个人对后代以及对地球母亲的一份责任感。
·联系编辑：313464302@qq.com
TIPS
你一天要产生多少垃圾？
废纸、饮料瓶、食品包装袋、残余的食物、丢弃的衣服和鞋帽……每个人每天都能产生大量的垃圾。那么全球70亿人口，会产生多少垃圾？
世界银行在《2050年全球固体废物管理一览》报告中给出了一个数据：2016年，全球共产生了20亿吨固体垃圾，也就是说，平均每人每天要制造0.74公斤垃圾。
但是这样的平均并不公平，因为一些地区商品物资丰富，人们收入高，制造的垃圾自然就更多。 按世界银行的统计，高收入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6%，却制造了全球34%的垃圾。其中，在百慕大、加拿大和美国，每个人每天的垃圾“产量”达到了2.21公斤;相比之下，占全球人口9%的低收入国家，只产生了全球5%的垃圾。
另一方面，低收入国家的垃圾中，有56%都是食物残渣;而在高收入国家，塑料、纸张纸板、金属、玻璃等可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占比高达51%。
什么是“洋垃圾”？
“洋垃圾”是一种俗称，广义的“洋垃圾”泛指所有从国外进入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固体废物;狭义的“洋垃圾”特指以走私、夹带、瞒报等方式，进口国家禁止進口的固体废物，或未经许可擅自进口属于限制进口的固体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