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有所谓“咏蝉三绝”，分别为虞世南、骆宾王和李商隐的咏蝉诗作。这三首诗作题材相同、手法相似，抒发的情感却截然不同。
　　《蝉》是虞世南的名作之一。诗云：“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据说，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邀请弘文馆学士共赏海池景色。太宗询问大家是否有新作，虞世南便诵读了该诗。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诗人、书法家、政治家。少年时代，他与兄世基一同受学于南朝梁陈间著名学者顾野王。其文曾受到南朝陈著名文学家徐陵称道;曾向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学习书法，其书法笔势外柔内刚，圆融遒丽，后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号称“唐初四大书家’。初唐时曾任弘文馆学士、秘书监等，封永兴县子。性情刚正耿介，直言敢谏，深得唐太宗信任，太宗曾称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为“五绝”。
　　虞世南的《蝉》是一首托物寓意的五言诗。首句写蝉的生活习性。垂绥，古代官员系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伸出两根触须，形状与其有些相似。古人认为蝉栖身高树，只喝清洁的露水，这里用“饮清露’象征蝉的品性高洁。次句写蝉声。蝉嘹亮的声音从稀疏的梧桐叶之间传出。这两句实际上是以蝉的栖高饮露、声音远传，暗喻詩人自己的清华俊朗、高标逸韵。第三、四句发表议论，是全诗点睛之笔。蝉是因为身居高枝，站的位置高，所以声音自然传播得远，并不是凭借秋风的力量。藉，凭借、依靠的意思。诗中的蝉是一种尊贵清高的形象，很明显诗人是夫子自道，借蝉自喻：我之所以声名远播，是因为自己立身高洁，而不是凭借谄媚奉承或各种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这里诗人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品格美，表达了诗人对自己人格的肯定和欣赏，流露出一种雍容、闲雅、自信的风度和气韵。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称赞这首诗道：“命意自高。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虞世南博学多才，刚直敢谏，当太宗让群臣诵新作时，他不是以雄鹰大鹏自况，而是以一只小小的蝉来自喻，也可见其谨慎持重的性情。
　　整首诗在艺术上也非常成功，通篇巧用比兴，耐人寻味。上乘的咏物诗贵在传神，而不仅在于表层物象的描摹是否逼真。清人李锳《诗法易简录》：“咏物诗固须确切此物，尤贵遗貌得神，然必有命意寄托之处，方得诗人风旨。此诗三四品地甚高，隐然自写怀抱。”以此对照，可见这首诗以蝉喻己，物我合一，可以说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骆宾王与李商隐笔下的“蝉’则是另外的风味。骆宾王的《在狱咏蝉》诗云：“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这首诗作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身为侍御史的骆宾王，因多次上疏言事触怒武后，以贪赃罪名被诬陷下狱。这首诗是他身陷狱中所作。诗中以蝉自喻，用比兴手法寄托了自己的悲愤和苦闷。特别是颈联“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表面上写蝉的生存环境非常艰难：露水非常大，打湿了蝉的翅膀，蝉很难向前飞进：狂风的阻遏很容易使蝉鸣声淹没。但是，结合骆宾王的遭遇，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在写自己政治处境的艰难，以致有才难施，有志难伸。
　　李商隐的《蝉》诗云：“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这首咏蝉诗前半部分写蝉栖身高处，自难果腹，虽带恨声，但实也徒然。诗人这是借蝉来写自己的清高与无奈。蝉虽彻夜悲鸣，声嘶力竭，但所栖之树犹自碧绿，冷漠无情，并不为之动容。这其实是在写自己竭尽全力，可惜无法得到执政者的理解和帮助。后半部分抒写自己闻蝉以自警，四处飘零，故园荒芜，胡不归去。最后，诗人借蝉的操守高洁以言自己的廉正清贫。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树无情而人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钟书先生指出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而“我”却谓其相警，极其明确地指出了本诗咏蝉与抒情的关系错综复杂，实为咏物佳作。
　　这三首咏蝉诗作，虽然取材一样，同为咏蝉佳作。而且都采用了比兴手法显蝉隐己，但内涵各异其趣，寄寓的情感完全不同。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中评论道：“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引文有校改）可谓切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