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顿略显冷清的年夜饭。
　　桌子上摆着一碗蒸肉，一盘炖鸡，三盘凉菜。肉，是亲戚提前买好送过来的。和往常一样，赵春英拾掇完饭菜，只是看着孩子们吃，并没怎么动筷子。晚饭过后，村子里已是爆竹声声，但院子里却连一个火星都没有，弟弟小军已经好几年没放过炮仗了——因为剧烈的声响，也可能会刺激姐姐的病情。赵春英早早跟亲戚们打好招呼，今年家里有事儿，就不串门了。
　　去年年底，女儿盼盼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简称MDS）恶化了，必须通过移植骨髓进行治疗。赵春英只能告诉女儿，自己不是她的亲生母亲。她带着女儿去找她的亲生父母，希望能第二次给她生命。
　　“妈，我是捡回来的？”
　　第一次看见襁褓中那个小胖丫头，赵春英就抱着不愿撒手了。
　　她和丈夫都是北京平谷区峪口镇黎各庄村人。1991年夏天，他们结婚已经六年，却一直没有孩子。眼看就三十出头，她和丈夫商量，决定抱养一个。
　　领养当天，是双方父母唯一一次见面。
　　对方的模样赵春英都记不清了，只知道他们是从内蒙古迁过来的，在平谷帮人家养猪，已经有三个孩子，挤在猪场边的小棚子里住。
　　双方的联系人邢志彬，当时是猪场的场长。那时候处罚超生的政策很严，两位工人想把孩子“送”出去。
　　“他们说想要个男孩，却生了个女孩。”赵春英回忆道。
　　毛毯里裹着一个白白净净的女孩，出生才十天，身上套着件硬邦邦的花坎肩，一双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赵春英，没有哭闹。这位农村妇女当即便答应收养：“女孩好，长大了知道疼爹妈。”
　　回家后，赵春英第一件事是找来布料，做了件新衣服给孩子换上。她给孩子起名为“盼盼”，希望她以后过上有盼头的好日子。
　　为了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双方曾去平谷区公证处签署了一份收养证明，由“赵春英夫妇出面收养弃婴邢盼为养女”。
　　赵春英给了孩子最好的照顾。盼盼喝的奶粉，6块8一袋，是当时最贵的一种。孩子奶奶并不太支持领养的事儿，她还要照看家里其他的孙子孙女，最后赵春英辞了村里服装厂工人的工作，自己带盼盼。
　　丈夫一个月几十块钱的收入，家里并不富裕。领养盼盼没多久，赵春英就怀孕了。她挺着大肚子，背着盼盼，骑着三轮车走十几里路，去山上的果树园低价收苹果、梨等水果，然后拉着转悠着叫卖。“进价4毛钱一斤，卖6、7毛。”但她并不觉得辛苦。
　　第二年，赵春英生下儿子小军。日子过得更紧了，但孩子是她快乐的源泉。
　　盼盼从小就不爱哭，妈妈一扒拉她的脸蛋，就会露出右边的小酒窝，嗤嗤地乐。两岁多一点的时候，盼盼开口说的第一个字，是个发音含混的“妈”。之前，家里人一度担心孩子是个聋哑人。
　　稍大了些后，姐姐成天带着弟弟出去淘气。他们钻过村里鱼塘铁丝网的窟窿，偷偷钓鱼拿回家，让妈妈炖了吃。有一年冬天去河边滑冰，她一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里。之后，赵春英再不允许她去河边了。
　　但闯祸后，她从来都只打儿子。一次小军被打急了：“凭什么只打我，她也有份！”“因为姐姐比你听话！”
　　盼盼六岁的一天，哭着跑回了家，村里一个男孩告诉她，她不是亲生的。赵春英心头一紧，马上安慰道：“他（那个男孩）骗你呢，他成天挂着鼻涕泡，跟他爸妈一点都不像，他才是捡的呢！”孩子破涕为笑，才糊弄过去。
　　她找到男孩的家长：“以后别再提了，对孩子不好。”之后碰见村里的大人们，也都会嘱咐两句。
　　之后的十多年，再没人说过盼盼是“捡来的孩子”。
　　吃不完的药
　　这个性格如假小子一般的女孩，却有着一副脆弱的身体。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如果有伤口，半天都难以止血。到了10岁那年，情况严重了。她开始流鼻血。一次，用来堵住鼻孔的卫生纸不断换掉，装了一纸篓。最后，鼻血开始回流到嘴里，从嘴角流出。
　　赵春英吓坏了，带着孩子去北京儿童医院检查——盼盼被确诊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是一种造血干细胞克隆性疾病，医生告诉她，有30%到60%的几率转为白血病，还有可能心脏衰竭。而病因，有一定可能性与遗传有关系。赵春英一下子蒙了。
　　在抽取骨髓进行化验时，趴在病床的盼盼，疼得大喊大叫，她甚至觉得“医生忘了打麻药”。而她的母亲一直坐在外面，默默地抹眼泪。
　　为治病，盼盼每天都要吃好几种不同的免疫和激素类药物，还要每周进行一次血液指标化验。
　　因为药物副作用的刺激，这个爱美的女孩越来越胖。升入初中后，她总是觉得疲惫没精神，写字很慢，常常很晚都写不完作业。
　　平日里，母亲干农活全都让弟弟跟着，家务活也不让她做。盼盼想帮忙做饭都不行，别说菜刀，连炒勺都不让碰。
　　药大部分都是自费种类。每月一千多块钱的收入里，有700多块钱花在了买药和治疗上。除去日常的生活支出，这个家庭什么都剩不下。
　　农闲之余赵春英几乎什么活都干过：苗圃工人、建筑队搬砖工、蒸包子卖早点、批发水果……
　　让她欣慰的是，女儿并没有因为病情而消沉。见到村里的街坊邻居，她从来都是乐呵呵地打招呼。她从来没跟班上的同学说过自己的病情，体育课、出操都跟着大家一起。考入北京一所中专后，开学要军训。夏末的中午阳光很毒，站军姿的时候，很多的女生都晕倒了，但盼盼愣是咬牙站得笔直，一次也没落下过。
　　但这个坚强懂事儿的姑娘，还是会因为吃不完的药而闹情绪。赵春英常常连哄带劝，而盼盼“一看见那些药丸就想吐”。一次她把药都摔在地上：“不吃了，反正也治不好，就这样吧。”
　　当时的盼盼已经进入了叛逆期。某次课间，因为和一个男生发生口角，她一巴掌打了过去还踹了两脚。这件事儿差点引发了放学后的斗殴事件。校方要开除盼盼。小学文化水平的赵春英，多次央求校长，才免除处分。 　　这位母亲第一次冲盼盼发火。之后，盼盼没让母亲操过心。
　　一年之后，盼盼的身体有了好转，各项血液指标都恢复了正常水平。他们一度以为，很快就能康复了。
　　两年前，因情况好转，盼盼没再每周检查血项。2012年5月份，她的身体出现异常：生理期一来就是半个月，关节疼痛，走路乏力。
　　8月份，因为没玩过过山车，她忍不住和同学去了趟游乐场。“第二天，脸惨白，身上的血都流光了似的，我背她的时候都昏迷了。”小军回忆当时的状况。经医院检查，她的血小板等指标急剧下降。
　　10月份吃了一顿火锅之后，她第二天“差点就死在床上”了。在协和医院进行全面的检查后，大夫告诉赵春英，只有进行移植骨髓才可能保住性命。医生建议，为了保证配型几率和移植成功率，最好由孩子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提供骨髓。
　　赵春英支支吾吾地回答：“兄弟倒是有一个，但血型不一样。”
　　得知化验结果的盼盼问弟弟：“为什么妈是O型血，爸是B型，我却是A型的？”
　　在初中的时候，小军就知道了姐姐的身世，他一直帮母亲瞒着。他也没办法解释，只得搪塞了一阵。
　　回来的路上，女儿平静地问母亲：“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告诉我？”
　　赵春英感觉实在瞒不住了。


　　母亲与女儿
　　按照这位农村妇女的设想，等到盼盼出嫁的那天，再告诉她身世的秘密。
　　赵春英一直把那份收养公证书藏在衣柜底板下，用厚厚好几层被褥压得严严实实。她害怕盼盼看到，感觉自己是个“被抛弃的孩子”。
　　这多少，与赵春英年幼时的一次遭遇有关。
　　她8岁的时候，因为大脑炎昏迷不醒。母亲一边背着重病的她，一边牵着她的弟弟去看病。路过村外的“狼道”时，妈妈背不动了。不得已，她将迷迷糊糊的赵春英放在了路边，先领着儿子去卫生队驻处托人安置好，再回来背她。“狼道”周围荒无人烟，遍布树丛，晚上经常传出狼嚎，连白天也有狼出现过。
　　独自等待母亲的惶恐，她至今还记得，“我甚至想过，妈妈这样做是因为我都病成那样了，看医生也不一定治好，索性把我丢在这儿，让狼叼走。”
　　在她成为盼盼的母亲后，她不愿意让女儿再有一点点同样的惶恐。
　　二十多年里，她不止一次打算把这份写着“弃婴”二字的公证书偷偷烧掉。但她还是觉得，等孩子长大了，总有一天应该知道这件事儿，也许还有机会见见亲生父母。
　　在家里，看着公证书上几乎褪色的字迹，已经有些预感的盼盼，还是哭了。
　　“你不是妈生的，但是妈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的。你放心，妈不会不管你，妈想方设法，也会把你的病治好。”赵春英抱着女儿抹眼泪。
　　她得知，如果是选择从骨髓库移植，全部费用至少30万以上，而同胞兄弟或父母的配型骨髓移植费用低一些，也得要10多万——对她而言都是天文数字。
　　在这之前，赵春英曾把用来买药的2500块钱弄丢了，却强装平静，轻描淡写地安慰女儿：“没事，破财免灾，钱总会有的。”后来，她在院子的一堆棒子骨里找回了遗失的钱，这个52岁的干瘦妇女像个孩子一般兴奋了老半天，反复嘟囔：“哎呀，原来在这儿呐！”
　　“我得帮我妈分担点，至少得把自己的药钱赚了。”盼盼轻声说。
　　半年之内，她输了四次血，如今右耳已经失聪，说话总是哑着嗓子。
　　毕业后，她的求职之路并不顺利。第一份工作是超市收银员，一个月800多点。她用第一份工资给母亲买了双雪地靴，给弟弟买了件冲锋衣，最后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了。
　　因为病情反复，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已经换了四次工作。2012年底出院没多久，她在中关村广场购物中心地下的一家服装卖场，当了导购员。
　　赵淑英希望她静养身体，或者在平谷找个离家近的工作。但盼盼坚持选择来城里求职：“跟同学朋友见面的机会多，赚钱也多些。”
　　她拿自己经常吃的“环孢素软胶囊”举例：“一盒药460块钱，我一个月得吃两盒。我一个月挣两千多，除了吃饭和租房，还能剩下一千多块。”2013年1月，她因为重感冒发高烧，39度多，却坚持不吃药。“这些小毛病一般闷头睡上一觉，扛两天就好了。”她说。
　　当时，她租住在安贞门一座小区的地下室里。一张单人床占了三分之二的空间，褥子被子都是从家里带的。床上放着一个卡通脚丫形状的暖脚宝，还有一个睡觉时抱着的粉色大毛绒熊。
　　“冬暖夏凉，挺好。”盼盼笑着说。可能是右耳没有听力的原因，聊天时她总是微微扭着头，让左耳偏过来。
　　每次周末回平谷老家都是深夜，赵春英会骑车去公交车站接她。离家还有好几公里路，得穿过一片人烟稀少、没有灯光的林间小道。四周一片漆黑，偶尔还有不知名的动物叫声。这时候，赵春英会一边骑车一边聊些生活琐事。一到这时候，盼盼就有了安全感：“我妈一说话，我就不怕了。”
　　前些日子，她用从工资里攒下的一笔钱，给母亲买了只银手镯，因为她听人说这能吸收人体毒素，对身体好。
　　皮肤白皙、大眼睛的盼盼从来没谈过恋爱。“我身体都这样了，哪家男孩能接受呢？随缘吧。”谈到小孩的时候，她还是满脸期冀：“我会好好宠着，如果工作忙，我就让我妈带孩子。”
　　她的手机屏保，是一对胖胖的、正在亲吻的卡通情侣。
　　重逢
　　今年1月，赵春英找到了盼盼生父生母的线索。
　　在媒体的帮助下，母女二人走访了间隔遥远的三个村子，找到了他们目前供职的养猪场。站在大门口说明来意后，门卫拦住了他们。猪场负责人进去问了问，回来后告知：“他们没在。”
　　赵淑英递过盼盼的照片：“让他们看看女儿。”对方还是摆手拒绝了。 　　“这么多年了，换谁一时间也接受不了。”赵春英挺理解，“他们给了盼盼第一次生命，相信也愿意给她第二次生命。我只希望得到骨髓上的帮助，钱我不花他们一分。”
　　1月中旬，赵春英陪着盼盼去301医院，为准备骨髓移植手术做体检。盼盼刚到医院就晕倒了，送进了抢救室，紧急输血之后才缓过来。当晚，赵淑英跟女儿挤在地下室的那张单人床上，唠叨了一夜“按时吃饭”、“按时吃药”。
　　回平谷之后，除了继续联系盼盼的生父生母，她也开始四处筹钱。因为“无论用亲属的还是骨髓库的，手术都再也不能耽搁了”。
　　两年前，丈夫和赵春英离婚，两个孩子和母亲住在一起。而家里四亩玉米地的收成，加上帮别人做散工的收入，一年能赚下1万多块钱。
　　为了女儿的治疗费和儿子的学费，她已经前后跟亲戚朋友借了将近10万块钱。
　　几个月前，她凌晨摸黑便骑着电瓶车赶往一个工地干活，突然眼前一黑失去知觉，摔进了路边的水沟，在医院躺了好一阵子。身上的伤刚刚恢复，她便不顾孩子们的劝阻，又开始起早贪黑地拼命去了。让她失望的是，春节期间，建筑队也都歇工停活儿了。
　　2月份，身体不适的盼盼辞去了导购员的工作，遵照医嘱回家休养。就在这个时候，她生父生母那边有了转机。
　　赵春英找到了当年的联系人邢志彬，说明了情况。这位邻村的老村干部一直在帮忙做工作。
　　腊月二十八那天上午，盼盼的亲姑姑打来电话，告知孩子的亲生父母邀请赵春英一家过来吃团圆饭：“这么多年没见了，大家聚聚，过个好年。”
　　赵春英带着盼盼和小军，中午赶到了那家猪场。在里边的院子里，两家人见面了。
　　“看到他们，我倒并没有太激动。”盼盼歪着头想了想。
　　赵春英则记得更清晰：“孩子父亲、母亲岁数都五十好几了，都是圆脸。父亲情绪很激动，盯着盼盼端详了半天。他们的大女儿跟盼盼长得挺像，刚生完小孩。盼盼姑姑家的孩子也在，在传媒大学念书，两人聊得挺投机。”
　　屋子里坐了满满两桌。席间对方一家子不断给盼盼夹菜，给小军敬酒。不一会小军就喝得晕呼呼的。他还依稀记得自己对着一帮长辈念叨着：“我妈这么多年不容易……”
　　盼盼的生父也红着眼跟着哭了，他答应提供移植的骨髓，只要配型成功，一刻也不耽搁。
　　回到家之后，盼盼表现得一直很平静。“我这人心缝儿大，连吃的什么饭都忘了。”除夕那天，她给自己的亲姑姑发了条祝福短信，她忘了留生父生母的手机号。
　　如今，赵春英正在和对方商量着，能尽早去医院一块进行骨髓配型化验的事儿，如果一切顺利，她打算在三月份就把移植手术做了。之前，她跑了好几趟民政局，希望能申请到“大病医疗救助”，减免一部分治疗费用。可剩下的缺口，依然要自己想办法。
　　这位身高一米五出头，总是蓬乱着头发，裹着一身厚厚棉衣的农村妇女，精神状态还不错。盼盼穿了两年多的羽绒服口袋漏了，她一边跟记者聊天，一边用针线缝补。
　　这个冬天，她自己搬砖和泥，在居住的厢房里搭了个简易的土炕。因为手艺不太熟练，无论怎么添火，炕总是烧不烫。说话的时候，屋里能看见哈气。
　　“正房屋子里有暖气，孩子们住着，他们冻不着就行。”她停下针线活，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