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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我从湖南茶陵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回北京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参与了三次具体的外事活动，虽然不是很重大，但从中体会出周总理的“细微处见精神”的工作作风。
接待美国作家韩丁
当时领导交给我的第一件具体任务就是接待美国作家韩丁。这位韩丁先生不是第一次来中国，早在解放战争期间就曾到过西北解放区，参加过当地的土改工作团，不久写出一本书《土地》，并被译成中文出版。这次再来中国的目的是准备写一本《土地》的续篇，所以他提出一些要求：参观当年他参加过土改的地区，还要去那个村庄；要找到当年土改时该村庄的支部书记和支委会的成员，要找到被批斗过的地主，还要找到当年为他做翻译的同志。他提出的这些要求，使我们感到比较难办：从1947年到1970年这么长时间，中国农村经历过多少事，有多大的变化？！要找回二三十年前的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新闻司的同志曾几次和韩丁先生谈话，希望他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改变一下他的计划，他毫不理会。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打一个报告，层层上呈，直到周恩来总理处。
周总理找我们去他办公室谈话，说韩丁先生的要求也有合理之处，尽可能满足这位朋友的要求吧；他当年的翻译戚云已病故，可以告诉他；至于找原来去过的地方和人物尽量满足吧。同时指示我具体去办：去一趟晋东南打前站，找地方也找人。于是我和当时美大司一位姓孙的同志立即出发去山西。抗日战争期间，晋东南是我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和游击区，八路军总部也设在那里。而晋东南的长治市，“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全国闻名的小商品生产批发的主要城市，临近河南省北边。
我和小孙立即整理行装坐上火车先到了山西省会太原市。当时省外事办已基本没有办公机构了，由省委宣传部接待。我们立即向宣传部的负责人说明原由，他们很快就安排一辆吉普车送我们去长治市（地委专署所在地）。从太原到长治相当遥远，即从山西省中部直到南端，公路是有的，但许多路段年久失修，估计最快也需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长治专区。山西省委派了一人陪我们前去。沿途我向他介绍了详细情况，并说明是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尽可能满足外宾的要求。长治专署立即指定一位李副专员专门负责。据韩丁说他当时在晋东南参加土改工作的村子名张庄，离当年白求恩大夫住过的地点不远，于是我们就根据这一条线索寻找，在广大农村地区，叫张庄李庄的不少，但还得去找。因为有老支部书记的名字，还有一位当年的民兵队长还很年轻，或许能寻找到。于是我们四五个人第二天吃过早饭，开始走上寻找的路程，真是天公不负有心人，第三天我们居然找到了这个张庄。原支部书记老张头居然还健在，那个年轻的民兵队长现在当了村里的负责人。我们真是万分高兴，就在张庄呆了两整天，了解有关的详细情况，老张头居然还记得韩丁当年确曾在此地参加过土改，斗地主，分浮财什么的。在晋东南，这个小村子不太贫穷：村民不住窑洞，而是有的住砖瓦房，有的住土坯房。房子还算整洁，就是粮食非常短缺，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一二两粗粮，村民（包括中农）的粮仓都空了。当我们和村干部商议时，他们都极不愿意接待这位外宾。我答应回北京后报告上级再作决定。
我和小孙赶回北京，立即向周恩来总理直接汇报情况，并建议最好不去张庄：那里条件太差了。但周总理思考片刻，还是决定让韩丁全家（包括他夫人和小孩共5人）去张庄，并吩咐我立即再去张庄准备接待韩丁一家。他还把他的秘书叫来，让他给山西省委以及长治专署打电话，要求他们给张庄村民发粮食，按人头每人一天一斤计算，共发一个月。周总理说：难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能让外国人参观、了解吗?
第二天我单独一人再去太原，因为赶时间省军区特别调派了一架安-2飞机送我去长治。说起安-2飞机，现在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了：这种飞机很小，驾驶舱和客舱在一起，只能坐几个人。这次只有驾驶员和我，上飞机之前，他们问我怕不怕？虽然我心里很忐忑，但只能当好汉了，表示：不怕!飞机没有机舱，头和身体都没有遮盖。飞机的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左右，往下看什么都清清楚楚：树木、房子、田野……我“全副武装”，飞行帽、眼罩、棉大衣什么的，只是飞机发动机的隆隆声把我耳朵震聋了，飞行了5个小时，到达长治市下飞机后，感觉还不错！我站得稳稳的，只是什么也听不见。
当晚长治地委副书记陪同我到达张庄，我就住在老张头家的炕上，躺下后觉得还像是在安-2飞机上一样，就这样晕晕乎乎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我即召集村干部开会，告诉他们外宾决定来张庄作调查，国务院已决定由山西省委调拨粮食给村里。我们要立即开始筹备，目前首先要解决他们的住房，此外还要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消除顾虑，并说明到时我本人将陪同外宾一起住到张庄，什么事情我们之间都可商量着办，这下村干部似乎放心了。于是我们开始到全村各家探访，主要是要找到可以安排韩丁一家五口的住处，同时也向大家宣传一下外宾来访的注意事项，好在村中有几个老农民还记得韩丁，我也觉得心里有些底。但房子不太好找，如果让村民让出房子让给韩丁住，那不妥，村子总共也就40多户人家，两条交叉的小街。最后村负责人想起在村头有一座旧的天主教堂，原来有牧师住过，有三四间房子可住，我们立即过去，发现房子仍比较完好，韩丁一家、翻译、陪同都住得下。于是决定让韩丁他们住在天主教堂里面，我让村干部立刻打扫清理，找来木板架上几张床，做成几张桌子板凳。安排好这些事情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紧回北京汇报。
还是周恩来总理直接听我的汇报，并作出决定：让韩丁准备去晋东南张庄体验生活，指定我为主陪，此外还有外交部美大司小孙、翻译邢绎。随后周总理考虑了一下，决定在韩丁一家去山西前，他亲自接见韩丁及其全家，并立刻请外事秘书做准备，我也赶快通知邢绎等人去张庄。
1971年夏天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召集一次座谈会，他的秘书告诉我，目的是在韩丁去晋东南之前和他见面并征求他的意见。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红卫兵之乱刚刚过去，但红卫兵仍在搞大联合，周总理非常忙碌。这次见面定在晚23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我到达会场一看，已坐了两三排近20人，仔细一看都是美国朋友，我认识的有寒春、阳早（韩丁的妹妹和妹夫），卡玛和阳阳（韩丁留在中国的子女），还有柯棣华大夫、马海德大夫以及一位美籍老作家等。周总理的秘书告诉我，因为周总理有很长时间没见过这些朋友了，趁这个机会一起见面谈谈，我即在后边坐下，韩丁的夫人（南美圭亚那人）为人非常朴实谦和，已生了两个小男孩，也一起到中国来了。
周总理准时到达福建厅，和在座的各位朋友亲切握手，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然后微笑着坐下来，向各位问好，并歉意地说：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很忙，许久没和诸位聚谈，非常抱歉。今晚因为韩丁先生一家人又来到北京，并且就要去晋东南体验生活，所以一并请大家来聚谈。周总理先向大家介绍了“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情况，也说到国际形势，但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谈到中美关系，那时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已秘密来访，尼克松总统也决定访华，但双方仍未公布。周总理以提问的方式特别问韩丁：如果有一天中美关系改善，美国总统来访问中国，你有什么看法呢?美国进步人士和工人阶级会如何反应呢？韩丁是美国左派代表人物，立刻表示：一是美帝国主义头头不可能来中国；二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不赞成帝国主义头目来访问，中美两国是水火不容的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根本没有可能和平相处。他发言相当激昂，接着发言的几位美国朋友虽然语调较温和，但大部分朋友均认为中美关系很难改善。周总理听了这些发言之后讲了话，主要从国际大形势说起：当前是大三角（中、美、苏）在国际形势中起作用，但可能会有新的情况出现。他还仔细分析了美国的情况。他特别感谢美国朋友提供的情况及他们的看法，其实当时周总理是在做非常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想如果形势发展了，怕这些美国朋友思想跟不上。座谈会开到凌晨4点才结束，周总理还和美国朋友一同吃夜餐——其实已经是早餐了。最后周总理与韩丁握手告别说：如果到了晋东南以后，遇到任何困难，还可以随时通过陪同人员向他汇报，也可以随时回北京来见面。
会见后的第三天，韩丁全家五口（夫妇二人、两个小男孩及大女儿卡玛）从北京出发去张庄了。
接待基辛格一行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特别顾问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中方接待工作一切就绪，当时基辛格博士一行住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接待班子的人员都住在4号楼，为的是工作方便和保密。7月19日，章文晋等4位同志前往巴基斯坦秘密迎接基辛格等人来北京。周总理特别让我们把5号楼整理一番，还把存放在外交部仓库的一些珍贵文物如殷商青铜器、宋官窑瓷瓶等放在房间多宝柜中。又特别嘱咐，所有中英文杂志并参考资料都放在卧室外的休息室，而不要放进卧室，免得认为我们是强加于人。另外我们还在卧室摆上中国产的多种糖块和水果。当天中午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章文晋立即向周总理汇报，说基辛格等人在飞机上表现得很紧张，带了三四个彪型大汉做保镖，手提大小箱子不离手，周总理点点头。
下午3时整，周总理亲自到5号楼接见基辛格等人，他们早在门口迎接，庄重地向周总理致意。周总理却是满脸笑容，轻松愉快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请他们走入会议室按名单入座。进入会议室后，周总理又轻松地再次和他们握手，并询问到会的每个人的姓名等。当周总理与温士顿·洛德握手时，特别地紧握他的手并轻轻摇着说：呵，你是中国女婿啊，今天应该说也是回到娘家了，欢迎你。这时候客人们才松了口气慢慢坐下来。随即双方开始了紧张的会谈。
接待人员第二天向周总理报告，所有参考资料基辛格他们都主动拿进房间里去了，但糖块和水果却一点没有动，还有一个保镖表示不满说，那些放置珍贵文物的多宝柜都上了锁，是对他们不信任吗？周总理说，那就全都打开，而且今天再换上新的糖块。到第二天上午，礼宾官再去察看：所有彩色的糖块全部不见了。于是又放上更大盘的糖块，客人离开宾馆时，他们把所有糖果全部带走了，一块不剩。10多年后我们到美国工作，洛德夫人告诉我，那些糖块被当做珍贵礼品送给他们的亲友了，因为20多年没与中国来往了，大家看到那些彩色糖块都十分喜欢。
中美关于建立地面卫星站的谈判
1971年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是公开来访，目的是与中方商谈有关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告等事宜，并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春访问中国做一些具体准备工作，经过协商，决定尼克松来访的地点是上海和杭州。同基辛格一起来的有美国总统新闻发言人齐格勒。关于地点、航程、汽车等事由外交部礼宾司负责协商解决，而关于新闻记者及新闻发布相关事宜则由新闻司负责。由于我从准备基辛格秘密访华就参加了接待组，这次也顺理成章由我代表新闻司与齐格勒商议新闻方面的有关事宜。商议时，我们了解到尼克松来访时，因为不能间断与美国的联系，所以美方要带来地面卫星，以便尼克松随时和美国国内联系，而中国当时还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由于卫星站的功能主要是通讯，所以中方除了新闻司的有关同志参加谈判外，还有邮电部的申光，但第一次会谈后即改由刘澄清具体负责。
齐格勒手下也有个新闻和通讯小组，我们在第一次会谈后就意识到，双方主要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美国记者来采访的人数和接待；另一个是卫星站的设置问题。因为采访记者人数比较容易解决，所以我们之间的第二次会谈决定先解决这个问题。美方提出美国记者500人随尼克松来访，另外还准备邀请其他西方记者如英法等欧洲记者100名。我们听后很是吃惊，哪里有这样庞大的记者团？中方认为无此必要，美方则认为中美两国改善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世界政治形势发展趋向，必须扩大宣传。然而在中方看来，中美关系解冻固然是件大事，但也不能因此为美国造势，毕竟中国还要顾及第三世界人民的感受，而且接待如此庞大的记者团对我们来说也实在难以承担。双方为记者团人数争论半天也没有结果。会后我们在接待组和新闻司研究，认为美国记者团只能限制在300人以内，其他国家记者来访由中方自行解决。这个方案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美方也接受了，最终来访的美国记者人数为288人。
关于建立地面卫星站，美方要求在机场附近设置地面站，只要中方同意并指定地方安放设备就可以，相关的具体事宜由刘澄清再与美方商议。对于这个问题我完全外行，只是在旁听，但由于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在我们以往外事活动中从未遇到过，所以我们提议暂时休会，等我们研究后再讨论。
我们谈判小组经过全体商议，决定即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并请示意见，很快我们和周总理见面，把情况详细报告之后，周总理稍作思考，随即对刘澄清和我说，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美国把通讯卫星安放在中国境内，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必须要妥善解决，你们谈判时必须表明立场，美国卫星站不能设立，尤其是不能由他们来主持和运作。周总理又沉思一会儿，想出一个办法说：你们下次谈判时，首先要阐明立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严肃事情，然后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考虑买下美方的设备，由我们来主持，只需要他们传授一些技术给中方人员就可以了。于是在第二次谈判时我们就提出这一立场和要求，齐格勒当即回答：你们要买下的这套设备价格非常昂贵，需要数千万美元，而且你们在天空也没有通讯卫星，地面站用不上，你们再考虑吧。在会谈休息空隙我立即给周总理办公室通电话呈报，周总理随即指示：目前买地面站可能有困难，那可以提出租用，这就是和美方做买卖，他们没有理由拒绝，租用期间主权属于中方，运作权也属于中方，租期15天（其中包括安装和拆卸），会后你们再具体研究。于是我们向美方提出租用方案，否则就不安装了，美方也无理由拒绝，只是提出租金也需300万至500万美元。我们表示第二天再决定。
晚上周恩来总理再次召集我们开会，大家都感到数百万美元还是太贵了，周总理提出，先不管钱多少，我和你们大家共同来计算一下，按现在的国际行情，每使用一次按时间收费是多少美元，同时还可以估算一下，数百名外国记者加上美国官方使用大概能收费多少，这样就能计算出我们能收回多少美元。于是我们先从邮电部了解了收费标准，然后分别估算数百名记者可能使用的次数，还估算了租用的时间，从而计算出中方在租用时间内可能收回多少成本，周总理和我们大家一起计算。最后我们大致算出，我们在租用期间可能收回100万美元以上。
周总理经过一番思考当即决定，可以用100万至200万美元租下地面卫星站，这样就既可以坚持我国立场，维护我国尊严，又可以让美方人员培训我方人员操作卫星站设备，我们还可以学习到一些先进技术。以我为主，即使花掉一些钱也是值得的。
第二天谈判，美方基本同意中方的做法，中方用100多万美元租下了美方的地面卫星站，当他们离开中国时双方都感到满意，而且双方的通讯人员之间还建立了友谊。（责任编辑谢文雄）
接待美国作家韩丁
当时领导交给我的第一件具体任务就是接待美国作家韩丁。这位韩丁先生不是第一次来中国，早在解放战争期间就曾到过西北解放区，参加过当地的土改工作团，不久写出一本书《土地》，并被译成中文出版。这次再来中国的目的是准备写一本《土地》的续篇，所以他提出一些要求：参观当年他参加过土改的地区，还要去那个村庄；要找到当年土改时该村庄的支部书记和支委会的成员，要找到被批斗过的地主，还要找到当年为他做翻译的同志。他提出的这些要求，使我们感到比较难办：从1947年到1970年这么长时间，中国农村经历过多少事，有多大的变化？！要找回二三十年前的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新闻司的同志曾几次和韩丁先生谈话，希望他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改变一下他的计划，他毫不理会。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打一个报告，层层上呈，直到周恩来总理处。
周总理找我们去他办公室谈话，说韩丁先生的要求也有合理之处，尽可能满足这位朋友的要求吧；他当年的翻译戚云已病故，可以告诉他；至于找原来去过的地方和人物尽量满足吧。同时指示我具体去办：去一趟晋东南打前站，找地方也找人。于是我和当时美大司一位姓孙的同志立即出发去山西。抗日战争期间，晋东南是我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和游击区，八路军总部也设在那里。而晋东南的长治市，“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全国闻名的小商品生产批发的主要城市，临近河南省北边。
我和小孙立即整理行装坐上火车先到了山西省会太原市。当时省外事办已基本没有办公机构了，由省委宣传部接待。我们立即向宣传部的负责人说明原由，他们很快就安排一辆吉普车送我们去长治市（地委专署所在地）。从太原到长治相当遥远，即从山西省中部直到南端，公路是有的，但许多路段年久失修，估计最快也需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长治专区。山西省委派了一人陪我们前去。沿途我向他介绍了详细情况，并说明是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尽可能满足外宾的要求。长治专署立即指定一位李副专员专门负责。据韩丁说他当时在晋东南参加土改工作的村子名张庄，离当年白求恩大夫住过的地点不远，于是我们就根据这一条线索寻找，在广大农村地区，叫张庄李庄的不少，但还得去找。因为有老支部书记的名字，还有一位当年的民兵队长还很年轻，或许能寻找到。于是我们四五个人第二天吃过早饭，开始走上寻找的路程，真是天公不负有心人，第三天我们居然找到了这个张庄。原支部书记老张头居然还健在，那个年轻的民兵队长现在当了村里的负责人。我们真是万分高兴，就在张庄呆了两整天，了解有关的详细情况，老张头居然还记得韩丁当年确曾在此地参加过土改，斗地主，分浮财什么的。在晋东南，这个小村子不太贫穷：村民不住窑洞，而是有的住砖瓦房，有的住土坯房。房子还算整洁，就是粮食非常短缺，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一二两粗粮，村民（包括中农）的粮仓都空了。当我们和村干部商议时，他们都极不愿意接待这位外宾。我答应回北京后报告上级再作决定。
我和小孙赶回北京，立即向周恩来总理直接汇报情况，并建议最好不去张庄：那里条件太差了。但周总理思考片刻，还是决定让韩丁全家（包括他夫人和小孩共5人）去张庄，并吩咐我立即再去张庄准备接待韩丁一家。他还把他的秘书叫来，让他给山西省委以及长治专署打电话，要求他们给张庄村民发粮食，按人头每人一天一斤计算，共发一个月。周总理说：难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能让外国人参观、了解吗?
第二天我单独一人再去太原，因为赶时间省军区特别调派了一架安-2飞机送我去长治。说起安-2飞机，现在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了：这种飞机很小，驾驶舱和客舱在一起，只能坐几个人。这次只有驾驶员和我，上飞机之前，他们问我怕不怕？虽然我心里很忐忑，但只能当好汉了，表示：不怕!飞机没有机舱，头和身体都没有遮盖。飞机的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左右，往下看什么都清清楚楚：树木、房子、田野……我“全副武装”，飞行帽、眼罩、棉大衣什么的，只是飞机发动机的隆隆声把我耳朵震聋了，飞行了5个小时，到达长治市下飞机后，感觉还不错！我站得稳稳的，只是什么也听不见。
当晚长治地委副书记陪同我到达张庄，我就住在老张头家的炕上，躺下后觉得还像是在安-2飞机上一样，就这样晕晕乎乎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我即召集村干部开会，告诉他们外宾决定来张庄作调查，国务院已决定由山西省委调拨粮食给村里。我们要立即开始筹备，目前首先要解决他们的住房，此外还要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消除顾虑，并说明到时我本人将陪同外宾一起住到张庄，什么事情我们之间都可商量着办，这下村干部似乎放心了。于是我们开始到全村各家探访，主要是要找到可以安排韩丁一家五口的住处，同时也向大家宣传一下外宾来访的注意事项，好在村中有几个老农民还记得韩丁，我也觉得心里有些底。但房子不太好找，如果让村民让出房子让给韩丁住，那不妥，村子总共也就40多户人家，两条交叉的小街。最后村负责人想起在村头有一座旧的天主教堂，原来有牧师住过，有三四间房子可住，我们立即过去，发现房子仍比较完好，韩丁一家、翻译、陪同都住得下。于是决定让韩丁他们住在天主教堂里面，我让村干部立刻打扫清理，找来木板架上几张床，做成几张桌子板凳。安排好这些事情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紧回北京汇报。
还是周恩来总理直接听我的汇报，并作出决定：让韩丁准备去晋东南张庄体验生活，指定我为主陪，此外还有外交部美大司小孙、翻译邢绎。随后周总理考虑了一下，决定在韩丁一家去山西前，他亲自接见韩丁及其全家，并立刻请外事秘书做准备，我也赶快通知邢绎等人去张庄。
1971年夏天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召集一次座谈会，他的秘书告诉我，目的是在韩丁去晋东南之前和他见面并征求他的意见。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红卫兵之乱刚刚过去，但红卫兵仍在搞大联合，周总理非常忙碌。这次见面定在晚23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我到达会场一看，已坐了两三排近20人，仔细一看都是美国朋友，我认识的有寒春、阳早（韩丁的妹妹和妹夫），卡玛和阳阳（韩丁留在中国的子女），还有柯棣华大夫、马海德大夫以及一位美籍老作家等。周总理的秘书告诉我，因为周总理有很长时间没见过这些朋友了，趁这个机会一起见面谈谈，我即在后边坐下，韩丁的夫人（南美圭亚那人）为人非常朴实谦和，已生了两个小男孩，也一起到中国来了。
周总理准时到达福建厅，和在座的各位朋友亲切握手，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然后微笑着坐下来，向各位问好，并歉意地说：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很忙，许久没和诸位聚谈，非常抱歉。今晚因为韩丁先生一家人又来到北京，并且就要去晋东南体验生活，所以一并请大家来聚谈。周总理先向大家介绍了“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情况，也说到国际形势，但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谈到中美关系，那时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已秘密来访，尼克松总统也决定访华，但双方仍未公布。周总理以提问的方式特别问韩丁：如果有一天中美关系改善，美国总统来访问中国，你有什么看法呢?美国进步人士和工人阶级会如何反应呢？韩丁是美国左派代表人物，立刻表示：一是美帝国主义头头不可能来中国；二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不赞成帝国主义头目来访问，中美两国是水火不容的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根本没有可能和平相处。他发言相当激昂，接着发言的几位美国朋友虽然语调较温和，但大部分朋友均认为中美关系很难改善。周总理听了这些发言之后讲了话，主要从国际大形势说起：当前是大三角（中、美、苏）在国际形势中起作用，但可能会有新的情况出现。他还仔细分析了美国的情况。他特别感谢美国朋友提供的情况及他们的看法，其实当时周总理是在做非常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想如果形势发展了，怕这些美国朋友思想跟不上。座谈会开到凌晨4点才结束，周总理还和美国朋友一同吃夜餐——其实已经是早餐了。最后周总理与韩丁握手告别说：如果到了晋东南以后，遇到任何困难，还可以随时通过陪同人员向他汇报，也可以随时回北京来见面。
会见后的第三天，韩丁全家五口（夫妇二人、两个小男孩及大女儿卡玛）从北京出发去张庄了。
接待基辛格一行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特别顾问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中方接待工作一切就绪，当时基辛格博士一行住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接待班子的人员都住在4号楼，为的是工作方便和保密。7月19日，章文晋等4位同志前往巴基斯坦秘密迎接基辛格等人来北京。周总理特别让我们把5号楼整理一番，还把存放在外交部仓库的一些珍贵文物如殷商青铜器、宋官窑瓷瓶等放在房间多宝柜中。又特别嘱咐，所有中英文杂志并参考资料都放在卧室外的休息室，而不要放进卧室，免得认为我们是强加于人。另外我们还在卧室摆上中国产的多种糖块和水果。当天中午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章文晋立即向周总理汇报，说基辛格等人在飞机上表现得很紧张，带了三四个彪型大汉做保镖，手提大小箱子不离手，周总理点点头。
下午3时整，周总理亲自到5号楼接见基辛格等人，他们早在门口迎接，庄重地向周总理致意。周总理却是满脸笑容，轻松愉快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请他们走入会议室按名单入座。进入会议室后，周总理又轻松地再次和他们握手，并询问到会的每个人的姓名等。当周总理与温士顿·洛德握手时，特别地紧握他的手并轻轻摇着说：呵，你是中国女婿啊，今天应该说也是回到娘家了，欢迎你。这时候客人们才松了口气慢慢坐下来。随即双方开始了紧张的会谈。
接待人员第二天向周总理报告，所有参考资料基辛格他们都主动拿进房间里去了，但糖块和水果却一点没有动，还有一个保镖表示不满说，那些放置珍贵文物的多宝柜都上了锁，是对他们不信任吗？周总理说，那就全都打开，而且今天再换上新的糖块。到第二天上午，礼宾官再去察看：所有彩色的糖块全部不见了。于是又放上更大盘的糖块，客人离开宾馆时，他们把所有糖果全部带走了，一块不剩。10多年后我们到美国工作，洛德夫人告诉我，那些糖块被当做珍贵礼品送给他们的亲友了，因为20多年没与中国来往了，大家看到那些彩色糖块都十分喜欢。
中美关于建立地面卫星站的谈判
1971年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是公开来访，目的是与中方商谈有关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告等事宜，并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春访问中国做一些具体准备工作，经过协商，决定尼克松来访的地点是上海和杭州。同基辛格一起来的有美国总统新闻发言人齐格勒。关于地点、航程、汽车等事由外交部礼宾司负责协商解决，而关于新闻记者及新闻发布相关事宜则由新闻司负责。由于我从准备基辛格秘密访华就参加了接待组，这次也顺理成章由我代表新闻司与齐格勒商议新闻方面的有关事宜。商议时，我们了解到尼克松来访时，因为不能间断与美国的联系，所以美方要带来地面卫星，以便尼克松随时和美国国内联系，而中国当时还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由于卫星站的功能主要是通讯，所以中方除了新闻司的有关同志参加谈判外，还有邮电部的申光，但第一次会谈后即改由刘澄清具体负责。
齐格勒手下也有个新闻和通讯小组，我们在第一次会谈后就意识到，双方主要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美国记者来采访的人数和接待；另一个是卫星站的设置问题。因为采访记者人数比较容易解决，所以我们之间的第二次会谈决定先解决这个问题。美方提出美国记者500人随尼克松来访，另外还准备邀请其他西方记者如英法等欧洲记者100名。我们听后很是吃惊，哪里有这样庞大的记者团？中方认为无此必要，美方则认为中美两国改善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世界政治形势发展趋向，必须扩大宣传。然而在中方看来，中美关系解冻固然是件大事，但也不能因此为美国造势，毕竟中国还要顾及第三世界人民的感受，而且接待如此庞大的记者团对我们来说也实在难以承担。双方为记者团人数争论半天也没有结果。会后我们在接待组和新闻司研究，认为美国记者团只能限制在300人以内，其他国家记者来访由中方自行解决。这个方案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美方也接受了，最终来访的美国记者人数为288人。
关于建立地面卫星站，美方要求在机场附近设置地面站，只要中方同意并指定地方安放设备就可以，相关的具体事宜由刘澄清再与美方商议。对于这个问题我完全外行，只是在旁听，但由于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在我们以往外事活动中从未遇到过，所以我们提议暂时休会，等我们研究后再讨论。
我们谈判小组经过全体商议，决定即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并请示意见，很快我们和周总理见面，把情况详细报告之后，周总理稍作思考，随即对刘澄清和我说，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美国把通讯卫星安放在中国境内，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必须要妥善解决，你们谈判时必须表明立场，美国卫星站不能设立，尤其是不能由他们来主持和运作。周总理又沉思一会儿，想出一个办法说：你们下次谈判时，首先要阐明立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严肃事情，然后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考虑买下美方的设备，由我们来主持，只需要他们传授一些技术给中方人员就可以了。于是在第二次谈判时我们就提出这一立场和要求，齐格勒当即回答：你们要买下的这套设备价格非常昂贵，需要数千万美元，而且你们在天空也没有通讯卫星，地面站用不上，你们再考虑吧。在会谈休息空隙我立即给周总理办公室通电话呈报，周总理随即指示：目前买地面站可能有困难，那可以提出租用，这就是和美方做买卖，他们没有理由拒绝，租用期间主权属于中方，运作权也属于中方，租期15天（其中包括安装和拆卸），会后你们再具体研究。于是我们向美方提出租用方案，否则就不安装了，美方也无理由拒绝，只是提出租金也需300万至500万美元。我们表示第二天再决定。
晚上周恩来总理再次召集我们开会，大家都感到数百万美元还是太贵了，周总理提出，先不管钱多少，我和你们大家共同来计算一下，按现在的国际行情，每使用一次按时间收费是多少美元，同时还可以估算一下，数百名外国记者加上美国官方使用大概能收费多少，这样就能计算出我们能收回多少美元。于是我们先从邮电部了解了收费标准，然后分别估算数百名记者可能使用的次数，还估算了租用的时间，从而计算出中方在租用时间内可能收回多少成本，周总理和我们大家一起计算。最后我们大致算出，我们在租用期间可能收回100万美元以上。
周总理经过一番思考当即决定，可以用100万至200万美元租下地面卫星站，这样就既可以坚持我国立场，维护我国尊严，又可以让美方人员培训我方人员操作卫星站设备，我们还可以学习到一些先进技术。以我为主，即使花掉一些钱也是值得的。
第二天谈判，美方基本同意中方的做法，中方用100多万美元租下了美方的地面卫星站，当他们离开中国时双方都感到满意，而且双方的通讯人员之间还建立了友谊。（责任编辑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