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使馆驶出神秘轿车
　　李洪枢，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因为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于1967年非法越境进入苏联。李洪枢逃到苏联后，被克格勃网罗收买，后被多次派回中国搜集情报。在中国活动初期，李洪枢从未失手，因此深得克格勃指挥人员的信任。
　　1972年，李洪枢再次被派回中国东北收集情报，结果后来在大庆地区被中国边防人员抓获。经审问得知，李洪枢随身携有“情报发射器”，可随时与苏联驻华使馆人员秘密联系。中方高层决定，布下天罗地网，借李洪枢抓捕潜伏中国的苏联间谍。
　　李洪枢已经落网一事，并未被苏联情报机构察觉。李洪枢被押解至北京，按照中国情报机构的安排，与苏联使馆外交官取得了联系，双方约定在比较偏僻的北京东郊西坝河接头。为了事后把抓捕苏联间谍一事公之于众，除了公安人员和民兵提前潜伏在西坝河大桥附近的荒野之外，中方还安排了多部电影摄像机进行实时拍摄。
　　1974年1月15日晚，一辆牌照为“使01-0044”的白色伏尔加牌轿车匆匆驶出苏联驻华大使馆，辗转向北京的东北郊驶去。
　　白色伏尔加终于在郊区一处较暗的地方停了下来。车停了5分钟之后，轿车后排两侧车门同时打开，车上下来两个人，径直向着百米外的西坝河桥走去。这两人分别是苏联驻华使馆秘书谢苗诺夫和使馆武官处翻译科诺索夫。当这两人消失在西坝河桥下之后，那辆原本停着的伏尔加轿车，就载着苏联使馆另一名秘书马尔琴柯与其妻子，以及谢苗诺夫的妻子，调头向西北方向快速离去。车上3人以为此次与李洪枢的接头行动将万无一失。
　　克格勃头目恼羞成怒
　　谢苗诺夫和科诺索夫藏在西坝河桥下的桥洞里。大约晚上9时l0分，西坝河桥西面突然出现了两个人。他们在桥上徘徊片刻后，慢慢踱到了桥下。在和苏联人简单寒暄了几句后，来人之一（李洪枢）便将自己戴着的口罩（藏有情报）摘下来，交给了谢苗诺夫，谢苗诺夫也将一个深色的旅行包交给了对方。就在双方情报交接快要完结时，西坝河桥四周忽然传出几声脆响，红色信号弹以及白色照明弹随之升起，大批早就埋伏四周的中国警察和民兵冲了过来。正在进行情报交接的苏联驻华使馆的这两个人被当场擒获，中方叛逃人员李洪枢也“再次落网”。
　　中国外交部随后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并向其宣布：苏联数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立即将他们驱逐出中国（苏联使馆的那辆伏尔加轿车，在离开情报交接现场不久后，就被在远处埋伏已久的民兵和警察拦下，车上人员被捕）。两对苏联夫妇和一名武官处翻译就这样被中方以从事间谍行动的名义，遣返回苏联。据说，这件事情令当时的克格勃头目，后来成为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非常恼火，他认为这起事件让克格勃丢尽了脸。
　　国际列车上的冤案
　　克格勃高层于是下令：一定要抓一个中国外交官！当时中国已获悉相关情报，中国外交部急电通知中国驻苏大使馆，要求做好相关的应急准备，以防克格勃因急于报复而狗急跳墙。中国驻苏联使馆接到指示后，立即通知当时所有驻苏人员：近期所有人员一律不准出门，全部放假休息在家。
　　情急之下，克格勃特工几乎倾巢出动，在苏联全境内苦寻能把中国外交官以“间谍罪”逮捕的机会。经过海底捞针式的搜索，克格勃终于获悉：一名中国外交官正在回国探亲的途中。这名中国外交官名叫关恒广，坐火车已至西伯利亚。闻知此情，克格勃方面如获至宝，急派特工乘飞机追赶关恒广所坐的列车，准备逮捕他回去交差。
　　1974年1月19日，也就是在中国抓获苏联间谍4天后，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市（已接近中苏边境）的车站，克格勃特工登上了关恒广所乘的K3次国际列车。上车后，他们一行数人径直奔向关恒广所在的车厢。克格勃事先设计了一个圈套，以便对关恒广“抓现行”。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名克格勃女特工假扮乘客，坐到了关恒广旁边的座位上。貌似和善的她和关恒广用俄语寒暄了几句后，仿佛不经意间随手递给关恒广一包东西。尽管关恒广是职业外交人员，但他没有相关的反间谍经验，下意识地接过了那人递来的东西。说时迟那时快，旁边突然有人举起照相机，咔嚓、咔嚓连续拍照。紧接着，突然间又冒出几个人，声称关恒广正在“交接情报并从事反苏间谍活动”。随后，关恒广先被苏方人员从列车上押解下来并强行扣押，接着，他又被克格勃特工用直升机押往莫斯科。关恒广最后被冠以的罪名是：“企图向苏联女公民索取军事性质情报”。
　　之后，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苏联外交部马上宣布：中方外交人员关恒广是“不受苏方欢迎的人”，将被限期离开莫斯科。
　　历史斗转星移，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后，1974年两国之间的“间谍大战”，常常成为中苏双方在交往时的笑谈。
　　（摘自《上海译报》2012.5.31—6.7）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