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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危机仍在继续
最近两年的中国经济学界可谓多事之秋。2004年8月的“郎顾之争”掀起轩然大波，随着科龙董事长顾雏军的倒台，那些一度力挺顾雏军，为国企产权改革和市场化取向辩护的主流经济学家，依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照样冠冕堂皇地在公众场合亮相。当2005年10月香港学者丁学良一语惊人，发表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内地的经济学家到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的评论，这时内地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如坐针毡而集体失语。
随后《中国青年报》的一项民意调查为丁学良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民意支持。调查显示，83%的公众支持丁学良“不超过5个”的说法，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有郎咸平和吴敬琏两人，声名显赫的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和樊钢等均被排列在外。接着哈佛大学的“海归”博士邹恒甫教授质疑经济学家，令“江湖”风云再起，“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他不但把一些名声赫赫的学者拉下马，更把鼎鼎大名的张维迎也打上“九流”烙印。
其实质疑经济学研究的声音始终存在，早在1996年中国会计学年会上，香港科技大学的李志文先生就毫不顾及200多位会计教授的情面，猛烈抨击中国会计研究，提出“中国会计研究至今为零”的说法。自此之后，香港学者似乎成了内地经济学家的克星，只是一直没有引起社会公众的充分关注。直到郎咸平公开炮轰资本大鳄借改革之名鲸吞国有资产，人们对于若干大牌经济学家的批评才加速升级。等到去年丁学良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一样捅破一层窗糊纸，全国舆论才哗然一片，各大知名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就中国经济学家的水准、职责和道德等问题进行大讨论。
2006春节的喜庆好像没能冲淡人们对这场讨论的记忆，新年刚刚过去，各大媒体纷纷喧嚷“丁学良再‘出声’，经济学家信任危机仍在继续”。网络上更是一片火暴，很多网上论坛成为倒戈经济学家的阵地，相关文章也层出不穷。在这场对经济学家的集体批评中，观点的轨迹正慢慢发生变化，最初是对经济学家群体的道德批评，接下来则加入了对经济学家学术能力的拷问。讨论的内容逐渐丰富，涉及到更多具体的经济问题，但是不信任的程度却有增无减。
而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此时多选择退避搪塞，也不知确是被打中了软肋，还是害怕被公众舆论围攻难以脱身。究竟有什么原因使我们无辜或有辜的经济学家受到如此大的伤害，以致昨天还炙手可热，热得坐蒸笼；转眼间就寒风骤起，冷得坐冰凌。经济学家惹了谁？
经济学家惹了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经济学几乎成了唯一的显学，经济学界中人也因此大显风头，人见人羡。这无疑给经济学家搭建了一个空前的大舞台。随着社会经济和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密切，经济学家们肩负了更多本应属于其他学科的责任。然而在国内浮躁的学风影响下，一些经济学研究者眼盯着权和钱，只把经济学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把极少的精力用在经济科学研究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不少经济学研究者跑到企业当独立董事，如果我们开出一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中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名单，会发现这个名单很长；有的当个体户，借着大学的牌子到处搞课题四处走穴，到外地的中小企业挣讲课费和顾问费，荒芜了传道授业解惑。难怪有人说外国经济学家盯着诺贝尔奖在搞学问，中国经济学家在搞新闻。
俗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当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结为盟友时，我们又如何指望那些经济学家能针对纷纭变幻的经济现象，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正确判断。特别是在其理论与利益集团发生严重冲突时，经济学家们又如何保持面对社会公众的公平？于是有的经济学家儿女亲属炒股，就鼓吹股市要冲上5000点；有的当企业的独立董事，挣了钱就为这家企业鼓吹，充当“马仔”；有的为了挣钱参加论证会，为企业评功摆好。国内一线的经济学家年进数百万，二线的经济学家也挣百万，不得不让人怀疑起他们的致富之道来。
我国经济学学术积淀薄，整体水平差。吴敬琏毫不忌讳地指出：“中国经济学的成长道路是不平坦的。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了解几乎是从空白断档起步，现在仍处于补课阶段。尚未深厚到可以对“经济科学”进行重大解构与重建的程度，做出世界领先的学术突破更是一个美丽而遥远的梦。艰巨的历史任务与即学即用的学养储备形成这代经济学家特有的历史性尴尬。
邹恒甫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学界权威的《经济研究》杂志应该更名为“经济问题研究”，因为中国质量最好的论文也只是在研究具体实践问题，对经济学理论的知识库存并没有任何边际意义上的贡献。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句诗可以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谶语，写尽了官本位思想与物欲横流对经济学学者的摧残和腐蚀。一些只言片语就能激起千层大浪，看来经济学家职业操守有问题，学业不精的形象可谓已“深入人心”久矣。另外，改革开放走过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在经济发展之余积累了重重矛盾。公众中的不满情绪在堆积，对掌握经济权的精英阶层丧失信任，而被认为是改革方案建议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自然首当其冲。曾经叱咤风云的主流经济学家在经历了此番波折后竟显得如此之苍白和虚弱，怎能不在公众心中产生信任危机？
拆解舆论的弈局
中国的经济学本身就是伴随“经世济民”的理想而产生的，并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密不可分。怎样评价中国经济学家这个群体呢？首先要充分肯定他们为改革开放做出的重大贡献。正如吴敬琏所说：“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响，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学者的话，那么，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他们却反而成了‘王八蛋’了，这是怎么回事？”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支撑下，改革开放之初的“增量改革”得以启动；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的革新，启发了中国“整体推进”改革思路。历史必将铭记，20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学家为这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历史功勋。改革开放的成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经济学家已步入经济科学的门口，先锋人物已经登堂入室。如果对他们的辛劳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哂笑谩骂，则是不应该的。
与更高深的哲学或其他纯科学相比，经济学看似一门很简单的学科，但是好的经济学家是各种素质的罕见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了解符号并用文字表达出来……他必须考虑人性或人的制度的每一部分。他必须同时保持果断而客观的情绪，像艺术家一样冷漠而不流俗，但有时又要像政治家一样脚踏实地。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既要客观又要主观；既要冷峻，又要满怀人文关怀。
求真乃任何学科的先决要求。人不求真，其言皆妄，谁能保证他的学术结论真实可信、真正有用呢？经济学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经济学家是做科学研究的，不能像明星那样炒作。经济学者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空房”，不要像政客明星那样喜好媒体的追捧，被利欲熏心。
正如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总期望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建议和指导。走出书斋、投身改革，是这一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命运。诸多转型时代出现的问题使得他们只能运用经济原理和方法来解决，暂时无暇埋首书案，独铸学理。
我们应该清楚，当听到经济学家谈论“政府应该怎样”时，他们已经跨过界限从科学家变成了政策顾问。而当他们这样做时，争论通常不可避免。因为，几乎任何一项政策总有受益者和受损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者对两者所给的权重不同，就会对政策有不同的评价，而当经济学家的价值观与公众发生偏离时，经济学家就会被推上风口浪尖。从这个程度上讲，我们应该从更理性的视角给他们以更公正的评价。
编辑：杜靖
最近两年的中国经济学界可谓多事之秋。2004年8月的“郎顾之争”掀起轩然大波，随着科龙董事长顾雏军的倒台，那些一度力挺顾雏军，为国企产权改革和市场化取向辩护的主流经济学家，依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照样冠冕堂皇地在公众场合亮相。当2005年10月香港学者丁学良一语惊人，发表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内地的经济学家到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的评论，这时内地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如坐针毡而集体失语。
随后《中国青年报》的一项民意调查为丁学良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民意支持。调查显示，83%的公众支持丁学良“不超过5个”的说法，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有郎咸平和吴敬琏两人，声名显赫的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和樊钢等均被排列在外。接着哈佛大学的“海归”博士邹恒甫教授质疑经济学家，令“江湖”风云再起，“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他不但把一些名声赫赫的学者拉下马，更把鼎鼎大名的张维迎也打上“九流”烙印。
其实质疑经济学研究的声音始终存在，早在1996年中国会计学年会上，香港科技大学的李志文先生就毫不顾及200多位会计教授的情面，猛烈抨击中国会计研究，提出“中国会计研究至今为零”的说法。自此之后，香港学者似乎成了内地经济学家的克星，只是一直没有引起社会公众的充分关注。直到郎咸平公开炮轰资本大鳄借改革之名鲸吞国有资产，人们对于若干大牌经济学家的批评才加速升级。等到去年丁学良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一样捅破一层窗糊纸，全国舆论才哗然一片，各大知名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就中国经济学家的水准、职责和道德等问题进行大讨论。
2006春节的喜庆好像没能冲淡人们对这场讨论的记忆，新年刚刚过去，各大媒体纷纷喧嚷“丁学良再‘出声’，经济学家信任危机仍在继续”。网络上更是一片火暴，很多网上论坛成为倒戈经济学家的阵地，相关文章也层出不穷。在这场对经济学家的集体批评中，观点的轨迹正慢慢发生变化，最初是对经济学家群体的道德批评，接下来则加入了对经济学家学术能力的拷问。讨论的内容逐渐丰富，涉及到更多具体的经济问题，但是不信任的程度却有增无减。
而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此时多选择退避搪塞，也不知确是被打中了软肋，还是害怕被公众舆论围攻难以脱身。究竟有什么原因使我们无辜或有辜的经济学家受到如此大的伤害，以致昨天还炙手可热，热得坐蒸笼；转眼间就寒风骤起，冷得坐冰凌。经济学家惹了谁？
经济学家惹了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经济学几乎成了唯一的显学，经济学界中人也因此大显风头，人见人羡。这无疑给经济学家搭建了一个空前的大舞台。随着社会经济和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密切，经济学家们肩负了更多本应属于其他学科的责任。然而在国内浮躁的学风影响下，一些经济学研究者眼盯着权和钱，只把经济学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把极少的精力用在经济科学研究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不少经济学研究者跑到企业当独立董事，如果我们开出一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中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名单，会发现这个名单很长；有的当个体户，借着大学的牌子到处搞课题四处走穴，到外地的中小企业挣讲课费和顾问费，荒芜了传道授业解惑。难怪有人说外国经济学家盯着诺贝尔奖在搞学问，中国经济学家在搞新闻。
俗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当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结为盟友时，我们又如何指望那些经济学家能针对纷纭变幻的经济现象，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正确判断。特别是在其理论与利益集团发生严重冲突时，经济学家们又如何保持面对社会公众的公平？于是有的经济学家儿女亲属炒股，就鼓吹股市要冲上5000点；有的当企业的独立董事，挣了钱就为这家企业鼓吹，充当“马仔”；有的为了挣钱参加论证会，为企业评功摆好。国内一线的经济学家年进数百万，二线的经济学家也挣百万，不得不让人怀疑起他们的致富之道来。
我国经济学学术积淀薄，整体水平差。吴敬琏毫不忌讳地指出：“中国经济学的成长道路是不平坦的。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了解几乎是从空白断档起步，现在仍处于补课阶段。尚未深厚到可以对“经济科学”进行重大解构与重建的程度，做出世界领先的学术突破更是一个美丽而遥远的梦。艰巨的历史任务与即学即用的学养储备形成这代经济学家特有的历史性尴尬。
邹恒甫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学界权威的《经济研究》杂志应该更名为“经济问题研究”，因为中国质量最好的论文也只是在研究具体实践问题，对经济学理论的知识库存并没有任何边际意义上的贡献。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句诗可以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谶语，写尽了官本位思想与物欲横流对经济学学者的摧残和腐蚀。一些只言片语就能激起千层大浪，看来经济学家职业操守有问题，学业不精的形象可谓已“深入人心”久矣。另外，改革开放走过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在经济发展之余积累了重重矛盾。公众中的不满情绪在堆积，对掌握经济权的精英阶层丧失信任，而被认为是改革方案建议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自然首当其冲。曾经叱咤风云的主流经济学家在经历了此番波折后竟显得如此之苍白和虚弱，怎能不在公众心中产生信任危机？
拆解舆论的弈局
中国的经济学本身就是伴随“经世济民”的理想而产生的，并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密不可分。怎样评价中国经济学家这个群体呢？首先要充分肯定他们为改革开放做出的重大贡献。正如吴敬琏所说：“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响，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学者的话，那么，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他们却反而成了‘王八蛋’了，这是怎么回事？”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支撑下，改革开放之初的“增量改革”得以启动；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的革新，启发了中国“整体推进”改革思路。历史必将铭记，20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学家为这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历史功勋。改革开放的成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经济学家已步入经济科学的门口，先锋人物已经登堂入室。如果对他们的辛劳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哂笑谩骂，则是不应该的。
与更高深的哲学或其他纯科学相比，经济学看似一门很简单的学科，但是好的经济学家是各种素质的罕见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了解符号并用文字表达出来……他必须考虑人性或人的制度的每一部分。他必须同时保持果断而客观的情绪，像艺术家一样冷漠而不流俗，但有时又要像政治家一样脚踏实地。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既要客观又要主观；既要冷峻，又要满怀人文关怀。
求真乃任何学科的先决要求。人不求真，其言皆妄，谁能保证他的学术结论真实可信、真正有用呢？经济学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经济学家是做科学研究的，不能像明星那样炒作。经济学者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空房”，不要像政客明星那样喜好媒体的追捧，被利欲熏心。
正如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总期望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建议和指导。走出书斋、投身改革，是这一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命运。诸多转型时代出现的问题使得他们只能运用经济原理和方法来解决，暂时无暇埋首书案，独铸学理。
我们应该清楚，当听到经济学家谈论“政府应该怎样”时，他们已经跨过界限从科学家变成了政策顾问。而当他们这样做时，争论通常不可避免。因为，几乎任何一项政策总有受益者和受损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者对两者所给的权重不同，就会对政策有不同的评价，而当经济学家的价值观与公众发生偏离时，经济学家就会被推上风口浪尖。从这个程度上讲，我们应该从更理性的视角给他们以更公正的评价。
编辑：杜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