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疫情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疫情防控将成为常态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平稳恢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还要靠内需的拉动。眼下，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以城镇化为主线释放内需潜力是应对疫情冲击、提振内需的关键一步。
　　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虽然在持续增加，但城镇化的质量依然有待提升。大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圈在布局优化、资源联动等方面依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2014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年—2020年》，标志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收官之年。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4月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将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重点任务》的印发，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四个重要方向提出了28项重点任务，既是在深入落实细化此前的城镇化长期规划，也表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依然是促进释放内需的重要领域之一。

从“发展”到“融合发展”

　　“与往年印发的《重点任务》相比，今年的文件名称中突出了‘城乡融合发展’。”在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看来，《重点任务》体现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从问题来讲，中国在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从目标来讲，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实现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重點任务》明确提出要提升人口市民化质量，过去两年中的重点任务中，都采用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提法，而2020年的重点任务则首次强调了“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体现出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战略方向。对于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督促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推动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城市落户再放松，是在既定改革方向上对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尤其是在当前，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间流动人口在适宜的城市实现落户，对于疫情之后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韧劲具有重要意义。”冯奎认为。
　　在提出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促进城镇协调发展的同时，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加明确优势地区的引擎带动作用，明确“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也是重点任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发展重点社会民生、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相对偏低，突发疫情更是将其暴露无遗，《重点任务》提出要重点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进一步加大健康、教育、养老等领域投资，同时，新基建涉及的智慧城市、5G基础设施等也是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冯奎表示。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实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重点任务》促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同时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入乡。冯奎指出目前大量人口为跨省流动，必然导致流入地土地指标紧缺，流出地建设用地限制。土地入市能高效利用土地，将人口流出地的建设用地转化为农业用地，再通过交易将建设用地指标转移给人口流入地。
　　“《重点任务》对中心城市发展描绘了更加清晰的路径图。这次的通知，结合中国城市发展实际，提出了中心城市的四种主要类型，进一步明确了中心城市在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中具有牵头协调的地位与作用等，这对于未来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导向意义十分突出。”冯奎说。

协同发展助力复工复产

　　企业注册、员工填报、部门汇总、疫情预警、大数据分析……在天津中科曙光研发并投入使用的曙光云企业复工疫情防控排查平台上，这些信息都迅速可查。该平台基于曙光公司遍布全国的云计算中心，支持全国各地的快速部署，并针对当地的需求进行定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上办公、在线教育的异军突起加速了人们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数据的流动逐步代替了人的流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新产业。对于新一阶段的城镇化发展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来说，信息及数字技术的应用，将有助于提升区域的协同发展水平。
　　“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各种渠道，辅助科学决策。”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周文彰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型城镇化建设强调了数据网络的重要性，鼓励数字技术发展，有利于助力复工复产。将数字化信息纳入生产要素范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最具时代特色的内容，标志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入最具网络特征的新时代，可促进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区域深度综合协调与治理。”
　　随着各行各业开始复工复产，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支撑，只有恢复劳动力，受疫情影响的经济才能继续运转。《重点任务》提出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形成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社会性流动，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重点任务》以深化改革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为路径，打破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就当前情况而言，劳动力的流动是影响企业复工复产的重要因素。 　　“劳动力要素能否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要素能否充分释放效能，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能否充分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钟春平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进不去的大城市，发展不了的家乡”，城镇化发展不均衡现象普遍，所以才有了“春运”与“半城镇化”等现象。这就推动了每年春运数以亿计的返乡潮，让交通枢纽和外来人口大市在短期内集中了大量流动人口。
　　以武汉为例，2018年武汉创造了近1.5万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占全省比重达到37.7%。湖北省内部城乡差距大，资源都源源不断往省会城市集中，然而武汉辐射带动性并不特别强，城镇化水平整体较低，三四线地区城市化水平不足。因此青壮劳动力全都被驱使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资源和财富有限，还不足以为全部在城市工作的人提供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和配套资源保障。这次疫情暴发正赶上了这个节骨眼，造成了疫情由中心城市向周边传播扩散。
　　“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的目标已经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 的目标还有不到1个百分点（现为44.38%）就快要实现，重点是确保1亿人在城镇落户。当前我国城镇化率距离发达国家仍然有不小的差距，这些因素都意味着我国经济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钟春平说。
　　虽然城市化进程很快，许多人开始拥有“城市居民”身份，但在精神层面，大部分仍然有诸多欠缺。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教授李强将“人的城镇化”解读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现代文明素质的形成和公平公正的社会权益的达成这几个进程。
　　“人的城镇化的最终目標是，城乡居民拥有平等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和发展权利，建立起一套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制度、体制和机制。这既是一个国民教育的软过程，也依赖于在人类发展活动中的大量硬件投入。”李强指出，这个过程与达成社会权益平等的过程相辅相成，医疗、教育、公共卫生等都是重点领域，与达成高质量城镇化之间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