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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吴/译
六年前,我辞掉了工作,开始出海捕鱼的生活,那是我向往已久的生活状态,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某天下午,我在小渔船上收起最后一张网。在拉上来的渔网里,除了一大堆活蹦乱跳的鱼和杂乱的海草外,还有一个闪闪发亮的棕色旧瓶子。
令我感到意外的事情是,旧瓶子的瓶塞竟然还在。我仔细撬开瓶塞,惊喜地发现瓶子里没有进水。我用工具从瓶子里取出一个封了口的信封,收信人是英国彻特纳姆市的伊丽莎白女士。除了信外,瓶子里还有另外一张小纸条,简单地写着:“请拾到瓶子的人转交此信,并接受一个可怜的英国士兵的祝福。”信封和纸条都已泛黄,看上去年代久远。
犹豫再三,我决定拆开这封信。我惊讶地发现这封信竟然来自85年前!信上所署的日期是1914年9月9日,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写信人托马斯在信的开头写着:“伊丽莎白,我亲爱的妻子,我正在船上给你写信,我将把此信扔进大海,看它能否奇迹般地到达你的手中。”信的结尾,托马斯说想在上战场前,向亲爱的妻子保证,对她和家人的爱将亘古不变。
怎么处理这封信呢?这是一封被扔进大洋里的信,瓶子在海上已经漂流了八十五年,也许托马斯战后回到了家,和妻儿过着幸福安定的生活,早已忘记这个瓶子的存在。他和伊丽莎白也都应该早已不在人世。
这个旧瓶子是否和我以前发现的其他瓶子一样,被我扔掉就完事了?还是我应该多做一点什么?也许托马斯和伊丽莎白的孩子还活着,这样一封信对他们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我突然感到一种重大的责任,似乎有某种使命感在催促我赶快行动。如果他们的孩子还活着,恐怕也接近90岁了。这些年来,这个盛着一个家庭亲人信息的瓶子一直在滚滚波涛下等待,我应该想办法把它转交给他们。
我想,如果能找到某家报纸,写一篇有关这个漂流瓶的报道,托马斯和伊丽莎白的亲戚中也许有人能读到,然后可能和我联系。第二天,我给当地的《太阳报》打电话说了漂流瓶的故事,一位记者随即赶到,很快写了一篇报道,并且附上了我和瓶子的照片。报道一登报,其他媒体的记者纷纷来到我的渔船,询问有关瓶子的故事。
过了大约两个星期,《太阳报》的记者给我打来电话:“托马斯和伊丽莎白有一个女儿,她现在还活着!她叫爱米莉,托马斯上战场那一年,她才两岁,现在她已经87岁了,住在新西兰。托马斯写这封信时,由于特殊的原因,不可能在信中过多地谈论当时的情况,他是秘密特种部队的士兵,当时正奉命前往法国。写下这封信仅仅12天之后,他就在战场上遇难了……他是那场战争的首批英国牺牲者之一,当时年仅26岁……”
事情似乎到此结束,我知道了瓶子的谜底,得到了相关信息。但我却睡不安稳,我不断想到当年爱米莉和她的母亲这一对孤儿寡母,一定生活艰难,迫使她们离开英国,到了遥远的新西兰。她们在那里靠什么过活?在我内心里,觉得这事到此还不能算真正结束。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天后,我居然接到一个来自新西兰的国际长途电话,新西兰邮政服务局的人在电话里询问我,想不想亲自转交这封来自八十五年前的信。新西兰邮政服务局将为我提供机票,我将作为特别信使完成这份特殊使命。
时隔一周,我坐飞机从英国飞到了新西兰,捧着棕色的漂流瓶站在了爱米莉的家门口。当我把旧瓶子和信亲自转交给87岁的爱米莉时,她紧紧拥抱了我,热泪纵横,泣不成声。她说这是她毕生收到的最棒的礼物。这个藏着信的旧瓶子,是她父亲留下来的最好的纪念品,她说我一定是上天派来的传递她父亲的爱的天使。
(刘书艳 摘自《微型小说精品》)
六年前,我辞掉了工作,开始出海捕鱼的生活,那是我向往已久的生活状态,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某天下午,我在小渔船上收起最后一张网。在拉上来的渔网里,除了一大堆活蹦乱跳的鱼和杂乱的海草外,还有一个闪闪发亮的棕色旧瓶子。
令我感到意外的事情是,旧瓶子的瓶塞竟然还在。我仔细撬开瓶塞,惊喜地发现瓶子里没有进水。我用工具从瓶子里取出一个封了口的信封,收信人是英国彻特纳姆市的伊丽莎白女士。除了信外,瓶子里还有另外一张小纸条,简单地写着:“请拾到瓶子的人转交此信,并接受一个可怜的英国士兵的祝福。”信封和纸条都已泛黄,看上去年代久远。
犹豫再三,我决定拆开这封信。我惊讶地发现这封信竟然来自85年前!信上所署的日期是1914年9月9日,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写信人托马斯在信的开头写着:“伊丽莎白,我亲爱的妻子,我正在船上给你写信,我将把此信扔进大海,看它能否奇迹般地到达你的手中。”信的结尾,托马斯说想在上战场前,向亲爱的妻子保证,对她和家人的爱将亘古不变。
怎么处理这封信呢?这是一封被扔进大洋里的信,瓶子在海上已经漂流了八十五年,也许托马斯战后回到了家,和妻儿过着幸福安定的生活,早已忘记这个瓶子的存在。他和伊丽莎白也都应该早已不在人世。
这个旧瓶子是否和我以前发现的其他瓶子一样,被我扔掉就完事了?还是我应该多做一点什么?也许托马斯和伊丽莎白的孩子还活着,这样一封信对他们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我突然感到一种重大的责任,似乎有某种使命感在催促我赶快行动。如果他们的孩子还活着,恐怕也接近90岁了。这些年来,这个盛着一个家庭亲人信息的瓶子一直在滚滚波涛下等待,我应该想办法把它转交给他们。
我想,如果能找到某家报纸,写一篇有关这个漂流瓶的报道,托马斯和伊丽莎白的亲戚中也许有人能读到,然后可能和我联系。第二天,我给当地的《太阳报》打电话说了漂流瓶的故事,一位记者随即赶到,很快写了一篇报道,并且附上了我和瓶子的照片。报道一登报,其他媒体的记者纷纷来到我的渔船,询问有关瓶子的故事。
过了大约两个星期,《太阳报》的记者给我打来电话:“托马斯和伊丽莎白有一个女儿,她现在还活着!她叫爱米莉,托马斯上战场那一年,她才两岁,现在她已经87岁了,住在新西兰。托马斯写这封信时,由于特殊的原因,不可能在信中过多地谈论当时的情况,他是秘密特种部队的士兵,当时正奉命前往法国。写下这封信仅仅12天之后,他就在战场上遇难了……他是那场战争的首批英国牺牲者之一,当时年仅26岁……”
事情似乎到此结束,我知道了瓶子的谜底,得到了相关信息。但我却睡不安稳,我不断想到当年爱米莉和她的母亲这一对孤儿寡母,一定生活艰难,迫使她们离开英国,到了遥远的新西兰。她们在那里靠什么过活?在我内心里,觉得这事到此还不能算真正结束。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天后,我居然接到一个来自新西兰的国际长途电话,新西兰邮政服务局的人在电话里询问我,想不想亲自转交这封来自八十五年前的信。新西兰邮政服务局将为我提供机票,我将作为特别信使完成这份特殊使命。
时隔一周,我坐飞机从英国飞到了新西兰,捧着棕色的漂流瓶站在了爱米莉的家门口。当我把旧瓶子和信亲自转交给87岁的爱米莉时,她紧紧拥抱了我,热泪纵横,泣不成声。她说这是她毕生收到的最棒的礼物。这个藏着信的旧瓶子,是她父亲留下来的最好的纪念品,她说我一定是上天派来的传递她父亲的爱的天使。
(刘书艳 摘自《微型小说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