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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本是个工科生,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的是海军,后来到英国留学,学的也是海军。对于源自西方的科学和科学精神,他也有着深刻的见解。
在今天很多人心中,严复是“天演论”或“进化论”的代名词。确实,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出版就产生深刻影响,用当时人的说法,“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胡适后来回忆说,“饫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复风行全国,竞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说,严复是改变了普通中國人知识和信仰世界的人。但不能忘记的是,严复本是个工科生。1866年,严复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的是海军,后来到英国留学,学的也是海军。对于源自西方的科学和科学精神,他也有着深刻的见解。如果我们把严复探求富国强兵之路的人生比作一段艰辛的旅程,那么,他的行囊中总是装着一样东西,这就是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的坚守甚或信仰。
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把严复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思想家”。确实,严复对西方文化的看法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甲午战争之后,严复深感民族危亡在即,写过一篇痛定思痛的文章。他说,西方已今非昔比,“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当时被一般人看重的西方人的轮船、兵器,其实不过“形下之粗迹”,“天算”“格致”等西方知识也“非命脉之所在”。那么,西方强大的命脉究竟在何处呢?严复说,“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这句话,实际上开了后世“民主与科学”之先声。
在严复看来,西方的强大得益于科技盼陕速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又和科学方法论的创立有关。“黜伪而存真”这几个字可看作严复对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概括,也可看作他对于中国学术的期望,也就是要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革新中国的文化,从而为中国找到走向强盛的根本之道。纵观严复一生,对科学及其在西方文化中地位的重视,是他坚持多年的观点。1902年,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严复对所谓“中体西用”的观念作了系统批判,再一次强调科学是西方文明之根本,中国要学习西方,首先要在这方面努力而不是舍本逐末。“中国此后教育,在宜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
在其他论著中,严复对科学精神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比如,1898年,也就是120年前,严复曾在北京象房桥维新派开设的“通艺学堂”发表过一篇重要演讲,提出研究学问首先要读“无字之书”。他引用赫胥黎的话说,“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读第二手书,难免会跟着别人的思路走,甚至信从错误的观点,因而是“格物家最忌者”。那么,如何读这本“无字之书”呢?严复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方法。第一是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备著其实”。第二是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做到了这两条,就可以求得“大法公例”。但仅做到这两条,还是古代的治学之道,并不能保证求得的“大法公例”没有错误。于是到了近代,科学家叉使用了第三层方法,这就是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严复把前两个层面归为“内导”,“内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也就是归纳法;后一个方法则是“外导”,“试验印证之事”,“印证愈多,理愈见坚确也”,也就是演绎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从自然和社会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寻找知识和规律,然后在科学实验或实践中对这些知识和规律进行检验。
据《科技日报》整理
在今天很多人心中,严复是“天演论”或“进化论”的代名词。确实,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出版就产生深刻影响,用当时人的说法,“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胡适后来回忆说,“饫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复风行全国,竞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说,严复是改变了普通中國人知识和信仰世界的人。但不能忘记的是,严复本是个工科生。1866年,严复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的是海军,后来到英国留学,学的也是海军。对于源自西方的科学和科学精神,他也有着深刻的见解。如果我们把严复探求富国强兵之路的人生比作一段艰辛的旅程,那么,他的行囊中总是装着一样东西,这就是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的坚守甚或信仰。
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把严复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思想家”。确实,严复对西方文化的看法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甲午战争之后,严复深感民族危亡在即,写过一篇痛定思痛的文章。他说,西方已今非昔比,“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当时被一般人看重的西方人的轮船、兵器,其实不过“形下之粗迹”,“天算”“格致”等西方知识也“非命脉之所在”。那么,西方强大的命脉究竟在何处呢?严复说,“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这句话,实际上开了后世“民主与科学”之先声。
在严复看来,西方的强大得益于科技盼陕速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又和科学方法论的创立有关。“黜伪而存真”这几个字可看作严复对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概括,也可看作他对于中国学术的期望,也就是要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革新中国的文化,从而为中国找到走向强盛的根本之道。纵观严复一生,对科学及其在西方文化中地位的重视,是他坚持多年的观点。1902年,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严复对所谓“中体西用”的观念作了系统批判,再一次强调科学是西方文明之根本,中国要学习西方,首先要在这方面努力而不是舍本逐末。“中国此后教育,在宜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
在其他论著中,严复对科学精神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比如,1898年,也就是120年前,严复曾在北京象房桥维新派开设的“通艺学堂”发表过一篇重要演讲,提出研究学问首先要读“无字之书”。他引用赫胥黎的话说,“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读第二手书,难免会跟着别人的思路走,甚至信从错误的观点,因而是“格物家最忌者”。那么,如何读这本“无字之书”呢?严复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方法。第一是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备著其实”。第二是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做到了这两条,就可以求得“大法公例”。但仅做到这两条,还是古代的治学之道,并不能保证求得的“大法公例”没有错误。于是到了近代,科学家叉使用了第三层方法,这就是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严复把前两个层面归为“内导”,“内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也就是归纳法;后一个方法则是“外导”,“试验印证之事”,“印证愈多,理愈见坚确也”,也就是演绎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从自然和社会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寻找知识和规律,然后在科学实验或实践中对这些知识和规律进行检验。
据《科技日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