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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新变化，中央政府对完善社会治理从意识上的关注慢慢转变为政策上的落实。本文通过对农民工服务组织的数量增加、与政府媒体合作的加深等方面，运用政府放权思想、协作型社会治理理论和参与型社会治理理论探讨中国社会治理的日益完善的趋势。
关键词：农民工服务组织;社会治理;完善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12-0072-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当今中国处于政治经济大转型时期，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出现，表明每个阶层都有自身的利益需求，这些利益需求构成新的社会利益格局。如果沿着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前进将会抑制社会活力和多元化社会的发展，由此社会治理概念应运而生，成为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必要。
“社会治理”在2013年提出之后，日益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政府采取措施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民众讨论并参与社会治理。在此过程中，农民工NGO（NGO即非政府组织，为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英文缩写）作为一类非政府组织也在政策的大环境中促成了自身的快速发展。本文借鉴公共管理理论中政府放权思想、协作型社会治理理论、参与型社会治理理论，从农民工服务组织的发展中，特别以一个北京市农民工维权服务组织——小小鸟打工互助熱线的视角，看中国社会治理的进步。本文关注的个案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为农民工服务组织，是把农民工作为服务对象的一类非政府组织，除了服务组织所具备的组织性、民间性、非利润分配性、自主性、志愿性[1]的五点特征之外，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它还具有自身的发展特色：直接性与针对性。
一、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发展案例
“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以下简称“小小鸟”）是采用工商注册登记方式成立的农民工服务组织。它开通于1999年6月6日。“小小鸟”在成立之初仅是一条公益热线，主要组织志愿者开展各种公益活动，为打工者免费提供招聘信息，帮助农民工讨要工资等无偿服务[2]。这之后，“小小鸟”的发展道路可谓举步维艰。面临着资金不足、缺少社会支持等多重压力，坚持了长达五年时间才终于迎来了“小小鸟”的春天，目前，“小小鸟实现了南、中、北三地城际联动机制，更好地服务于打工群体”[3]。
（一）组织结构和人员构成
“小小鸟”设有理事会、秘书处、志愿者观察小组和顾问专家团。理事会成员除了秘书长兼创始人魏伟，还包括北京、上海、沈阳、深圳的办公室负责人，以及监事和顾问等。另设有志愿者观察小组，其中包括学者、普通打工者和传媒人员，负责监督“小小鸟”工作、对“小小鸟”长期规划提出意见、在年会时评估打分。“小小鸟”的组织设置的机构比较齐全，其中最有特色的为志愿者观察小组，志愿者观察小组作为一个部门，它的人员包含种类很多，从信息和资源的获取方面来讲，会通过媒体宣传来获得。同时也借此来扩大“小小鸟”的影响力;普通的打工者也会不断向“小小鸟”来表达农民工们利益需求。北京“小小鸟”的律师志愿者至少每月要服务一天，作为志愿服务，只是象征性补贴饭费和交通费。
（二）资金来源
“小小鸟”98%的资金来自国外机构，有1%左右来自国外的基金会合作，通过完成对外公开的项目，获得资金来运营日常工作。将近0.5%来自社会捐助，另外还有0.5%来自工友捐助。因为其非营利组织的性质，但维权中常产生相关的维权费用以及组织的运营费用，“小小鸟”的资金来源是一个难题，据了解，小小鸟也会通过做项目获得运作资金，创始人也经常将自己的资金投入运营，但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影响NGO发展的难点。
（三）服务内容
“小小鸟”有八个核心工作项目，即热线咨询服务、劳资纠纷调解、法律知识培训、职业安全培训、媒体关系培训、融入城市培训、打工子弟教育——“功夫儿童”和草根NGO能力建设。具体的活动内容包括法律咨询热线、就业指导、广播节目宣传、城市融入培训、社会公益活动、维权工作（包括维权调解和律师维权技巧交流等）、网络资源与政府合作等等。
“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自成立至今已有2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小小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核心竞争力，具备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良好的政府关系，高度透明化的开放式服务模式。
二、农民工服务组织发展反映出中国社会治理的完善
（一）数量增多反映政府的放权思想
以“南山区女职工服务中心”为开端，中国农民工服务组织不断发展，从1996年到1999年，在研究者和农民工自身的参与下，成立了第一批农民工服务组织，包括1998年8月由个人成立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4]、1999年成立，2000年6月在一家研究机构下挂牌登记的“流动人口教育与培训研究中心”、1999年6月在北京成立的农民工服务组织——“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在2011年之后，农民工服务组织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也有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服务农民工的队伍中。虽然和妇女、环保、扶贫等服务组织相比，农民工服务组织发展较为滞后，但作为20世纪90年代末才兴起的领域，坚持并长期提供服务的组织能形成一定规模已经是一个进步。
农民工服务组织数量的增多，反映出中国社会治理中政府放权的思想。要实现管理的社会化，就要求政府必须把原本属于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权，交还给社会组织与民众，在这个意义下，服务组织和民众拥有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同样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权力的源泉。政府把一部分职责和权力向社会下放和转移，服务组织和民众是接受者，这样接受权力的主体在公共管理过程中主动性和积极性定会增强。
2011年以前，我国法律法规对民间团体的管理主要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两份条例，对民间社团实行双层管理，日常活动由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登记注册由各级民政部负责，同时成功登记注册的前提是得到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批盖章。这两份条例对农民工服务组织的身份确认构成困境。作为非政府组织应该向社会筹集资本组织非营利性活动，由于农民工服务组织的特殊身份，以及它组织活动的特殊性，很难找到一个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它的日常活动，所以要在民政部登记注册就更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农民工服务组织选择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为企业法人。2011年国家放宽了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注册条件，这一政策使得农民工服务组织在困扰已久的组织合法性问题上得到了政策的支持，也反映出政府在中国社会建设中做出的努力。 在北京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的发展历程中，其在东城区司法所的授权下建立起小小鸟调解委员会是小小鸟发展的一大转折点，将小小鸟从面临解散的情境中缓解出来，也是在政府放权下促进发展。
（二）与政府合作的扩大反映协作型社会治理模式
小小鸟于2004年在北京东城区东华门司法所的帮助下成立调解委员会，有了一个较为合法的身份，略微缓解原来尴尬的地位。自从调解委员会成立后，小小鸟一年解决的欠薪问题比以往几年加起来还要多。据统计：从小小鸟调委会成立截至2018年底，累计服务共计5 291天，解决来访求助4 514件，其中讨要工钱3 188件，法律咨询1 325件，累计服务43 234人，累计帮讨回被拖欠工钱共计2.5亿元[5]。显而易见，政府在小小鸟解决农民工欠薪事件中不自觉地成为坚强后盾。同时，由于成功解决的欠薪事件越来越多，小小鸟在农民工心中的声望也日渐增大，为其发展的前景奠定基础。调委会建立的同时，小小鸟每月会向司法部做工作报告，这意味着小小鸟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的合作，而这种合作无疑是有利于提高小小鸟处理欠薪事务的效率，现在70%的欠薪事件得到解决，而另外30%交由法律仲裁。
同时，小小鸟还与政府进行项目合作。与北京精神文明办一起开展“百名慈母游京城”活动，邀请100名农民工母亲一起游故宫、爬长城。与北京公关部联系，希望把农民工培训扩展到建筑工地，关注这些被忽视的群体。与首都精神文明办联系，通过了十大高校复议，拟成立农民工融入城市培训。并且小小鸟与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劳动局、深圳市劳动局、深圳市司法局、沈阳市司法局和工会组织，包括其他一些政府机构都建立了积极的工作关系。这无疑是利于农民工服务组织发展的好势头，由此看来政府重视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同时意味着政府在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些主动、积极的作用。
农民工服务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反映出中国社会治理中的协作型社会治理模式，协作是现代民主制度必不可少的部分。协作型社会治理主张共享权力结构——社会治理秩序是“合作生产”，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众共同努力，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资源整合。
（三）与媒体合作的扩大反映参与型社会治理模式
媒体被西方国家称为“第四力量”，也就是说媒体起着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一方面媒体宣传政府的方针政策，以便于政府执行;另一方面媒体也汇集民情民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鉴于媒体的宣传力度大而且范围广，且受众数量庞大，小小鸟发起人在组织成立的初期就勤于联系媒体，给小小鸟做宣传，经统计在其发展过程中有100多家中外媒体进行2 000多次的宣传。
与此同时小小鸟通过媒体还可获得丰富广泛的社会资源，媒体也可从小小鸟处得到他们想要的最新信息。通过多家媒体长时间的报道，小小鸟的影响力不断增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促使政府更加关注小小鸟。在调委会的成立过程中，是媒体的宣传让司法所得知小小鸟的活动，看到小小鸟的执着，才会联系小小鸟成立调委会。
第二，农民工服务组织的发展阻力来自多方面，其中之一便是资金和公信力，没有资金，组织便会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公信力不足，民众等对组织不信任，那么组织生存之根会日渐萎缩。小小鸟先后得到多家国际机构的资金支持。同时随着媒体报道力度的加大，社会整体对小小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小小鸟的声望和名气在农民工之中口耳相传，而且一些民众也会为小小鸟捐款来表示支持。
第三，媒体的宣传带动了志愿者队伍的扩大，5 000多名社会各界志愿者的参加，媒体的宣传使小小鸟对社会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经调解成功并拿到欠薪的农民工，有些人会利用周末空闲时间为小小鸟服务;专职律师成为专职志愿者，利用专业知识来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支持;学生群体也通过网络、报纸了解到小小鸟，将在大学学到的法律知识运用在实践中去。
媒体在农民工服务组织发展中的作用得益于中国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型社会治理模式。媒体是当今新公民参与政治中的一个毋庸置疑的特点，媒体参与挑战了传统社会治理体制的权力结构、决策程序和资源分配机制，要求政治体制实行改革来改善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正是中国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包容性，使得媒体能够参与进来，也促进了农民工服务组织的发展。
三、结语
对于国家、政府、社会和公民来说，社会治理的日益完善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实践，有助于培养民主的国家、民主的政府、民主的社会和民主的公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在农民工服务组织的发展中，群体数量的增加、与政府和媒体的合作都体现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发展，无论是政府分权、协作型社会治理或参与型社会治理的模式都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采取的适合国情的方式，我们期待这样的转变继续进行，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治理，为农民工服务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治理还应注意将社会治理宏观政策落到实处，不能仅仅在于增加群众信心，还应该在运行中显示它的作用;继续加大对农民工服务组织的支持力度，引导组织向更有利于社会团结与和谐的方向发展;培育更加优化的社会公益环境，加大对公益观的宣传，以点及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农民工服务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人力资源的提升，以及资金的多元化获取。从宏观社会环境和具体政策促进农民工服务组织发展，也反作用于社会治理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名.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1978-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陈巍.调解中的社会规则——立足“小小鳥调解委员会”的调研与分析[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5）：20-30.
[3]魏宇.为农民工免费维权的“小小鸟”——记魏伟创办的“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J].社会与公益，2010（4）：40-41.
[4]高英雄.援助外来劳工[EB/OL].[2019-05-05].http：//news.sina.com.cn/c/2003-12-22/02122431941.shtml.
[5]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磨砺2018，京鸟年度报告[EB/OL].[2019-02-22].http：//www.xiaoxiaoniao.org.cn/html/2019/work_0122/1810.html.
关键词：农民工服务组织;社会治理;完善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12-0072-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当今中国处于政治经济大转型时期，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出现，表明每个阶层都有自身的利益需求，这些利益需求构成新的社会利益格局。如果沿着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前进将会抑制社会活力和多元化社会的发展，由此社会治理概念应运而生，成为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必要。
“社会治理”在2013年提出之后，日益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政府采取措施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民众讨论并参与社会治理。在此过程中，农民工NGO（NGO即非政府组织，为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英文缩写）作为一类非政府组织也在政策的大环境中促成了自身的快速发展。本文借鉴公共管理理论中政府放权思想、协作型社会治理理论、参与型社会治理理论，从农民工服务组织的发展中，特别以一个北京市农民工维权服务组织——小小鸟打工互助熱线的视角，看中国社会治理的进步。本文关注的个案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为农民工服务组织，是把农民工作为服务对象的一类非政府组织，除了服务组织所具备的组织性、民间性、非利润分配性、自主性、志愿性[1]的五点特征之外，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它还具有自身的发展特色：直接性与针对性。
一、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发展案例
“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以下简称“小小鸟”）是采用工商注册登记方式成立的农民工服务组织。它开通于1999年6月6日。“小小鸟”在成立之初仅是一条公益热线，主要组织志愿者开展各种公益活动，为打工者免费提供招聘信息，帮助农民工讨要工资等无偿服务[2]。这之后，“小小鸟”的发展道路可谓举步维艰。面临着资金不足、缺少社会支持等多重压力，坚持了长达五年时间才终于迎来了“小小鸟”的春天，目前，“小小鸟实现了南、中、北三地城际联动机制，更好地服务于打工群体”[3]。
（一）组织结构和人员构成
“小小鸟”设有理事会、秘书处、志愿者观察小组和顾问专家团。理事会成员除了秘书长兼创始人魏伟，还包括北京、上海、沈阳、深圳的办公室负责人，以及监事和顾问等。另设有志愿者观察小组，其中包括学者、普通打工者和传媒人员，负责监督“小小鸟”工作、对“小小鸟”长期规划提出意见、在年会时评估打分。“小小鸟”的组织设置的机构比较齐全，其中最有特色的为志愿者观察小组，志愿者观察小组作为一个部门，它的人员包含种类很多，从信息和资源的获取方面来讲，会通过媒体宣传来获得。同时也借此来扩大“小小鸟”的影响力;普通的打工者也会不断向“小小鸟”来表达农民工们利益需求。北京“小小鸟”的律师志愿者至少每月要服务一天，作为志愿服务，只是象征性补贴饭费和交通费。
（二）资金来源
“小小鸟”98%的资金来自国外机构，有1%左右来自国外的基金会合作，通过完成对外公开的项目，获得资金来运营日常工作。将近0.5%来自社会捐助，另外还有0.5%来自工友捐助。因为其非营利组织的性质，但维权中常产生相关的维权费用以及组织的运营费用，“小小鸟”的资金来源是一个难题，据了解，小小鸟也会通过做项目获得运作资金，创始人也经常将自己的资金投入运营，但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影响NGO发展的难点。
（三）服务内容
“小小鸟”有八个核心工作项目，即热线咨询服务、劳资纠纷调解、法律知识培训、职业安全培训、媒体关系培训、融入城市培训、打工子弟教育——“功夫儿童”和草根NGO能力建设。具体的活动内容包括法律咨询热线、就业指导、广播节目宣传、城市融入培训、社会公益活动、维权工作（包括维权调解和律师维权技巧交流等）、网络资源与政府合作等等。
“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自成立至今已有2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小小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核心竞争力，具备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良好的政府关系，高度透明化的开放式服务模式。
二、农民工服务组织发展反映出中国社会治理的完善
（一）数量增多反映政府的放权思想
以“南山区女职工服务中心”为开端，中国农民工服务组织不断发展，从1996年到1999年，在研究者和农民工自身的参与下，成立了第一批农民工服务组织，包括1998年8月由个人成立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4]、1999年成立，2000年6月在一家研究机构下挂牌登记的“流动人口教育与培训研究中心”、1999年6月在北京成立的农民工服务组织——“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在2011年之后，农民工服务组织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也有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服务农民工的队伍中。虽然和妇女、环保、扶贫等服务组织相比，农民工服务组织发展较为滞后，但作为20世纪90年代末才兴起的领域，坚持并长期提供服务的组织能形成一定规模已经是一个进步。
农民工服务组织数量的增多，反映出中国社会治理中政府放权的思想。要实现管理的社会化，就要求政府必须把原本属于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权，交还给社会组织与民众，在这个意义下，服务组织和民众拥有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同样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权力的源泉。政府把一部分职责和权力向社会下放和转移，服务组织和民众是接受者，这样接受权力的主体在公共管理过程中主动性和积极性定会增强。
2011年以前，我国法律法规对民间团体的管理主要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两份条例，对民间社团实行双层管理，日常活动由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登记注册由各级民政部负责，同时成功登记注册的前提是得到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批盖章。这两份条例对农民工服务组织的身份确认构成困境。作为非政府组织应该向社会筹集资本组织非营利性活动，由于农民工服务组织的特殊身份，以及它组织活动的特殊性，很难找到一个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它的日常活动，所以要在民政部登记注册就更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农民工服务组织选择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为企业法人。2011年国家放宽了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注册条件，这一政策使得农民工服务组织在困扰已久的组织合法性问题上得到了政策的支持，也反映出政府在中国社会建设中做出的努力。 在北京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的发展历程中，其在东城区司法所的授权下建立起小小鸟调解委员会是小小鸟发展的一大转折点，将小小鸟从面临解散的情境中缓解出来，也是在政府放权下促进发展。
（二）与政府合作的扩大反映协作型社会治理模式
小小鸟于2004年在北京东城区东华门司法所的帮助下成立调解委员会，有了一个较为合法的身份，略微缓解原来尴尬的地位。自从调解委员会成立后，小小鸟一年解决的欠薪问题比以往几年加起来还要多。据统计：从小小鸟调委会成立截至2018年底，累计服务共计5 291天，解决来访求助4 514件，其中讨要工钱3 188件，法律咨询1 325件，累计服务43 234人，累计帮讨回被拖欠工钱共计2.5亿元[5]。显而易见，政府在小小鸟解决农民工欠薪事件中不自觉地成为坚强后盾。同时，由于成功解决的欠薪事件越来越多，小小鸟在农民工心中的声望也日渐增大，为其发展的前景奠定基础。调委会建立的同时，小小鸟每月会向司法部做工作报告，这意味着小小鸟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的合作，而这种合作无疑是有利于提高小小鸟处理欠薪事务的效率，现在70%的欠薪事件得到解决，而另外30%交由法律仲裁。
同时，小小鸟还与政府进行项目合作。与北京精神文明办一起开展“百名慈母游京城”活动，邀请100名农民工母亲一起游故宫、爬长城。与北京公关部联系，希望把农民工培训扩展到建筑工地，关注这些被忽视的群体。与首都精神文明办联系，通过了十大高校复议，拟成立农民工融入城市培训。并且小小鸟与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劳动局、深圳市劳动局、深圳市司法局、沈阳市司法局和工会组织，包括其他一些政府机构都建立了积极的工作关系。这无疑是利于农民工服务组织发展的好势头，由此看来政府重视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同时意味着政府在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些主动、积极的作用。
农民工服务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反映出中国社会治理中的协作型社会治理模式，协作是现代民主制度必不可少的部分。协作型社会治理主张共享权力结构——社会治理秩序是“合作生产”，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众共同努力，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资源整合。
（三）与媒体合作的扩大反映参与型社会治理模式
媒体被西方国家称为“第四力量”，也就是说媒体起着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一方面媒体宣传政府的方针政策，以便于政府执行;另一方面媒体也汇集民情民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鉴于媒体的宣传力度大而且范围广，且受众数量庞大，小小鸟发起人在组织成立的初期就勤于联系媒体，给小小鸟做宣传，经统计在其发展过程中有100多家中外媒体进行2 000多次的宣传。
与此同时小小鸟通过媒体还可获得丰富广泛的社会资源，媒体也可从小小鸟处得到他们想要的最新信息。通过多家媒体长时间的报道，小小鸟的影响力不断增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促使政府更加关注小小鸟。在调委会的成立过程中，是媒体的宣传让司法所得知小小鸟的活动，看到小小鸟的执着，才会联系小小鸟成立调委会。
第二，农民工服务组织的发展阻力来自多方面，其中之一便是资金和公信力，没有资金，组织便会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公信力不足，民众等对组织不信任，那么组织生存之根会日渐萎缩。小小鸟先后得到多家国际机构的资金支持。同时随着媒体报道力度的加大，社会整体对小小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小小鸟的声望和名气在农民工之中口耳相传，而且一些民众也会为小小鸟捐款来表示支持。
第三，媒体的宣传带动了志愿者队伍的扩大，5 000多名社会各界志愿者的参加，媒体的宣传使小小鸟对社会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经调解成功并拿到欠薪的农民工，有些人会利用周末空闲时间为小小鸟服务;专职律师成为专职志愿者，利用专业知识来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支持;学生群体也通过网络、报纸了解到小小鸟，将在大学学到的法律知识运用在实践中去。
媒体在农民工服务组织发展中的作用得益于中国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型社会治理模式。媒体是当今新公民参与政治中的一个毋庸置疑的特点，媒体参与挑战了传统社会治理体制的权力结构、决策程序和资源分配机制，要求政治体制实行改革来改善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正是中国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包容性，使得媒体能够参与进来，也促进了农民工服务组织的发展。
三、结语
对于国家、政府、社会和公民来说，社会治理的日益完善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实践，有助于培养民主的国家、民主的政府、民主的社会和民主的公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在农民工服务组织的发展中，群体数量的增加、与政府和媒体的合作都体现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发展，无论是政府分权、协作型社会治理或参与型社会治理的模式都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采取的适合国情的方式，我们期待这样的转变继续进行，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治理，为农民工服务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治理还应注意将社会治理宏观政策落到实处，不能仅仅在于增加群众信心，还应该在运行中显示它的作用;继续加大对农民工服务组织的支持力度，引导组织向更有利于社会团结与和谐的方向发展;培育更加优化的社会公益环境，加大对公益观的宣传，以点及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农民工服务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人力资源的提升，以及资金的多元化获取。从宏观社会环境和具体政策促进农民工服务组织发展，也反作用于社会治理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名.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1978-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陈巍.调解中的社会规则——立足“小小鳥调解委员会”的调研与分析[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5）：20-30.
[3]魏宇.为农民工免费维权的“小小鸟”——记魏伟创办的“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J].社会与公益，2010（4）：40-41.
[4]高英雄.援助外来劳工[EB/OL].[2019-05-05].http：//news.sina.com.cn/c/2003-12-22/02122431941.shtml.
[5]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磨砺2018，京鸟年度报告[EB/OL].[2019-02-22].http：//www.xiaoxiaoniao.org.cn/html/2019/work_0122/18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