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作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最知名的记者和小说家之一，约瑟夫·罗特亲身经历并记录了德奥社会多层面的变化，其政治立场与文字风格也随之改变：告别左派与新写实主义，回归传统文学叙事，倾向保守思想。罗特一方面扎根东欧犹太社会，探讨以犹太民族为代表的边缘种族争取政治权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歌颂传统贵族社会格局和多民族国家，用文字雕刻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时光。他的文字看似游戏于边缘—中心、信仰—怀疑的两端，实则力求从思想上恢复欧洲传统，以兼容取代单一，用精神抵御物化。
关键词：约瑟夫·罗特; 魏玛; 民族国家; 犹太
一、 从边缘到中心
1894年9月，约瑟夫·罗特出生于奥地利帝国最东边毗邻俄罗斯的一个小城，其为加利西亚地区一个犹太人聚居地。这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和谐共生之地，俄语、波兰语、意第绪语、德语在此享有同等地位。罗特精通多种语言，受过良好教育。他天资聪颖，敏感且富有想象力，从小就持有等级思想，并且对之有着虔诚的想象，因此他笔下既有对东欧古朴生活和传统信仰的细腻刻画，又有对西欧大都市浮华生活的冷静描摹。虽然人生轨迹与故乡交集不多，但故土意识和犹太传统始终是他创作的源泉。罗特的文学挚友茨威格这样评价他：“怀着对皇帝及其军队的敬畏，罗特把童年时代的神话从东欧家乡带到了维也纳。”①
看似矛盾的土洋结合，在罗特的文字世界里生出美妙花朵。一方面，他通过大量报刊文章以及散文集、小说作品，为故土的东欧犹太人树碑立传。他笔下的西欧犹太人，永远同东欧犹太兄弟保持无法跨越的界限，甚至不及同基督徒亲密。另一方面，无论在思想倾向还是日常生活上，罗特都更像是一个同化了的西欧犹太人。②不管行走于巴黎街头，或是与友人在小咖啡馆坐聊，照片上的罗特从来都是西装革履。他十分注重仪表，保持着从维也纳耳濡目染的贵族风度和咖啡馆社交习惯。这种生活形式上的“附庸风雅”，与他的文字世界似乎构成了另一组矛盾。尽管旅居漫游经历几乎贯穿罗特的后半生，但他最亲密的朋友几乎不是成功同化的西欧犹太人就是正统基督徒，不是维也纳富商之后就是出版巨擘、记者、作家、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仅宗教信仰五花八门，政治立场也各不相同。不过，这个纷繁的朋友圈恰恰说明，罗特行走在各种意识形态的边缘。
从魏玛时代的知名记者、作家，到被纳粹封禁、逃亡、酗酒，于1939年客死他乡，罗特一生总共创作有15部长篇小说，百余篇游记、报刊文章、随笔，其视野之深远、思想之丰富，更是难以仅用数言蔽之。到了今天，我们在谈及罗特的政治转向时，凡是提到保皇派或恢复帝制等字眼时，应当有所保留。乍看上去，这位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艺副刊记者，在告别所谓新写实主义之后，走上了一条回归传统文学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之路。然而通观其小说人物命运便不难发现：首先，作者并不是在为旧时代重燃香火，而是在文学世界里自觉进行着哀悼工作（Trauerarbeit），也就是二战之后被社会心理学家所重视并立论的“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其次，罗特借助衰败与感伤的氛围精确揭示出，哈布斯堡王朝并非戛然而止，而是患疾已久。
罗特文字的现实主义色彩毋庸置疑。他深知时光不能倒流，欧洲古老文明和延续千年的政治秩序，在现代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冲击下早已不堪一击。他笔下的前朝贵族、军队士兵、小市民、革命者、流浪者，都是从旧时代走来的人，尽管可爱可敬，但并不是希望的化身。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就是这个王朝形式和象征意义上的绝佳代表：一个没有直系子嗣继承的皇帝与一个病入膏肓而毫无生命力的帝国，其寿终正寝是早晚的事。面对日益逼近的法西斯灾难、民主政治谎言，以及纳粹运动和排犹浪潮，罗特还是没有彻底放弃。无奈个体已经无法靠思想和意志阻挡纳粹泛滥，复辟帝制成了他在文学世界里对抗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与实践的一套无法施展威力的武器。“他只是从过去撷取一幅理想的画面，从而沉浸其中，遁形其中。”Hilde Spiel， Eine Welt voller Enkel. Radetzkymarsch“， Joseph Roth：Leben und Werk，hrsg. von Daniel Keel und Daniel Kampa，Diogenes，2010，S.444.
罗特用文字和想象向遁入暮色的哈布斯堡王朝照进一道追光，为逝去的王权时代留下最后的剪影。茨威格在纪念罗特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他来自一个小城，奥地利最边缘的犹太小镇。然而，特别神秘的是，在我们这个奇怪的奥地利，真正了解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辩护的人，从来不会在维也纳找见，而总是来自帝国边陲。那里的人每天都可以拿哈布斯堡衰微的统治来对比隔壁国家里严苛的非人道生活。”Stephan Zweig， Joseph Roth“， Joseph Roth：Leben und Werk， hrsg. von Daniel Keel und Daniel Kampa，Diogenes，2010，S.174.这不仅是对罗特文学创作的褒扬，还暗含一丝反讽。衰微多年的王朝统治、松动的中央集权对于边疆人民而言，却成就了一种乐观的想象。罗特的政治敏感与故土意识不断滋养着这些想象，他把对皇权时代的“回忆”与对东欧边境的记忆，变成了丰富的小说素材。
罗特写作的出发点，正是历史上欧洲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问题。这个来自边缘地带的人，总是怀着理想色彩仰望着历史的中心。他笔下的政治与社会，是高度浓缩后的历史想象和现实经历的结合。罗特大半生时间在各个地方旅馆度过，他像个无根的旅人，始终有着浓重的怀乡情结。怀着边缘人的冷静与克制，他准确地预言欧洲社会的变迁，同养尊处优的维也纳犹太人保持距离。罗特塑造的理想人物，皆是宏大政治背景下的边缘人，因机遇巧合而站在了历史的罗盘旁边。他的目光时而聚焦失势的前朝贵族，时而流连城市的边缘群体和小人物。作为边陲出身的人，他不忘提醒世人，这个帝国首都的繁荣依赖于边陲人民几乎无条件地付出，但首都人民却毫不知情。在奥地利的复杂版图上，他习惯将斯拉夫语区与普鲁士德语区对峙，认为前者是故乡，后者是异地。参见Claudio Magris， Der ostjüdische Odysseus“， Joseph Roth und die Tradition， hrsg. von David Bronsen，Agora Verlag，1975，S.187f。罗特小说的中心地点几乎都在斯拉夫地区，靠近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聚居区。这就决定了这些作品的宗教基本属性。一旦统一的多民族混合现象“得以存续的政治與社会文化前提不复存在，我们完全可以把罗特的文字当作珍贵的历史记录，把他视为历史弥留之际的记录者”Helmuth Nürnberger，Joseph Roth，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1981，S.91.。 二、 想象中的告别式
罗特擅长通过刻画人物来渲染时代悲剧气氛，只言片语便能将凝重的情绪铺满纸面。其笔下人物的悲伤情愫既富于个性又能引发共鸣，创伤记忆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在中篇小说《皇帝的胸像》（1928年）中，罗特呈现了奥地利东部边境前朝贵族莫斯汀伯爵曾经的辉煌地位和与民同欢的和谐氛围，描述了一战政治风云过后，这位贵族与百姓共同经历的内心震撼以及共同演绎的哀悼仪式。小说展示了罗特将文学形式与政治主题巧妙糅合的高超技艺。他把人物的政治情感融入自然、土地、家乡和传统之中，让突如其来的政治动荡、外界强加的国家意识、表面上的歌舞升平与帝王时代的尊严、宁静、平衡相对峙，让新的腐朽败德、追求物化的社会风气与旧的人道关怀、不朽精神一较高下。
在《皇帝的胸像》中，罗特集中展现了欧洲旧时天主教秩序下的多民族国家与20世纪上半叶势不可挡的民族国家这对矛盾。主人公莫斯汀伯爵是一位前朝贵族，祖上16世纪从意大利迁至波兰。“他自视为最高贵最纯正的奥地利人，一个跨越了民族国家的人、真正的贵族，跟奥匈帝国时代诸多同等级出身并生活在皇家领地的人一样……他会说几乎所有欧洲民族的语言，到任何欧洲国家都如同在自己家，因为他的亲友散居在这个广阔而多彩的世界上。奥匈帝国就是一个多彩世界的缩影，所以也是他唯一的故乡。”②③④⑤⑥Joseph Roth，Die Büste des Kaisers，Reclam，1979，S.34; S.19; S.22; S.30; S.23; S.32.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印迹、意大利贵族与西里西亚的双重血统、分散在东欧乃至远东的亲戚同族，都烘托了莫斯汀伯爵的世界公民气质。同时，他又是正义的化身，是开明的贵族统治者，他惩恶扬善，保护底层百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年纪不详的贵族后裔，在20世纪的社会语境下，被推到边缘人的位置：他的贵族等级、他的财富、他的姓氏等等那些曾经带给他安全感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莫斯汀伯爵感觉自己是一具尸体。……现在看看吧：在旧世界的坟墓上，在新生民族国家和继承国的摇篮边，美国午夜酒吧的幽灵在跳舞。”②无论对于伯爵还是百姓来说，革命都仅仅是造反的循环，破坏永远比建构轻松。新的世界秩序和生活方式处处流露着腐败之气。
小说第五部分开篇是莫斯汀伯爵的一段独白，它契合罗特后来多部小说的主调：“由于我的世界看起来已经被彻底打败，我再也没了故乡。我还是找找旧时故乡的残砖碎瓦吧！”③于是，曾经矗立在门前的约瑟夫皇帝的胸像，成了这瓦砾中最夺目的代表。新政府要求拆除旧时代的象征物，莫斯汀没有继续抗争，而是选择一种体面的断念方式——这里也表现出罗特本人对待逝去王朝的态度：“是得埋葬旧世界，但是要怀着尊敬去埋葬。”④借助莫斯汀逃离故乡、失望返回的一段独白，罗特再次表达了自己对一战后政治新秩序的不满：
新的国家政要们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是以为人民（民族国家）跟他们一样对世界政治怀有激情。……人民活着不是靠世界政治，因此他们跟政客不一样。“人民”靠的是他们播种的土地、他们经营的买卖、他们从事的手艺。……整个世界大战和欧洲版图的变迁，并没有改变帕洛提尼村村民的意识。世界历史的“情绪”是抽象的，而人民的好恶则是具体的。⑤
“具体”体现在何处？就是让皇帝的胸像得到一个体面、尊贵的安葬仪式。于是，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的神父，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都为胸像安葬仪式奔忙起来：木匠造棺，铁匠打制代表奥匈帝国的双鹰徽章镶嵌在棺木外边，犹太抄经师傅用鹅毛笔在羊皮卷上写下祷文和悼词并用锡皮卷好。那天早上，鸟虫都来为葬礼伴奏，旧时代的伯爵、新时代的市长、身份依旧的村民，都来献上祝福。小山丘上的教堂钟声响起，三位宗教代表站在送葬队伍前排，四个强壮的农夫抬着棺材。安葬时刻，人们把棺材放进墓穴，把双鹰旗帜放在棺木上。莫斯汀伯爵如同一個现代版的堂吉诃德，最后一次用佩剑向皇帝行礼。“人群中发出一声抽泣，好像直到此时人们才把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安葬，才把王朝与旧时故乡安葬。三位神父在祈祷。人们就这样，在帕洛提尼村，在昔日的加利西亚，第二次埋葬了老皇帝。”⑥随着皇帝胸像的下葬，莫斯汀伯爵与帕洛提尼村所有人对旧时代的怀念，也象征性地入土为安。表面看来，罗特在用昔日习俗挑战一战后各种改朝换代的问题。实际上，无论作者本人还是他多部小说里的主人公，“哀悼过去”都是一个缓解革命风暴的仪式，但并非解决方案。只有看到了这一点，才能理解“罗特的人物总是活在过去”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罗特的写作基调并不是单纯怀旧和顾影自怜，他对历史上失败一方的同情源自统治欧洲千年的宗教信仰和人文关怀，既扎根于特殊历史背景，又不囿于时局。正如为他撰写传记的海尔穆特·纽伦伯格所言：“不同于同时期被民族国家热情点燃的德国文学，他的笔下呈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发自灵魂的声音，因此也绝不是历史上倏忽即逝的昙花。”Helmuth Nürnberger， Joseph Roth，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1981，S.91.
不但罗特本人擅长历史想象，就连他小说中的人物，也活在对祖辈、对帝王的想象之中。对一个客体的持续想象，本身就近似一种哀悼。在《拉德茨基进行曲》（1932年）中，特罗塔中尉一直把祖父的光荣事迹作为与生俱来的身份标记。老特罗塔的肖像是家族旗帜，也是通往过去的幽灵，既是鼓舞也是负担——“每年暑假孙子都要和这位祖父作多次无声的交谈。已故者只字不吐，孙子则什么也打听不到。”③约瑟夫·罗特：《拉德茨基进行曲》，关耳、望宁译，漓江出版社，2018 年，第47页;第139页。在死亡逼近特罗塔少尉的时刻，“当他的目光扫过阴影里的镜框时，突然又看到了祖父敦促似的面容”③。怀着同样的历史想象，特罗塔与军医德曼特作为失败的孙辈，同病相怜，结为密友，皆未得善终。特罗塔并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他对奥匈帝国和皇帝的崇敬依然来自祖父留给他的历史想象。历史上的索尔弗里诺战役是奥匈帝国衰败的开始，在小说里，特罗塔家族则因这场战役达到巅峰，从此开始走下坡路。更为讽刺的是，孙子的死与英雄故事打了一个擦边球——特罗塔在战场上为战友提水时中弹牺牲。这个在意义层面无法轻易盖棺定论的意外事件，在那个时代又是如此令人信服：因为英雄时代早已逝去，小人物可以莫名其妙地被写进历史。在另一部历史小说《百日》里，罗特索性直接把一个宫廷侍女对拿破仑皇帝的想象、普通民众的亲情以及人性尊严放在了大革命时代舞台的中央。 汉斯·纳托内克在给罗特的悼文中写道：“他召唤一战前那个奥地利和皇帝的影子，对其怀着儿子对父亲般的童稚的爱和忠诚。……他梦想着重建一个充满人性尊严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奥地利的超民族国家、人道主义、天主教等思想观念可以发展壮大。”Hans Natonek， Die Legende Roth“， Joseph Roth und die Tradition，hrsg. von David Bronsen，Agora Verlag，1975，S.74f.罗特始终将信仰放在首位，视其为最后的希望，所以怀着伤感和温情追忆旧时光可联系罗特在多部小说中对父子与母子关系以及对死神来临的形象刻画。，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彻底断念罗特因酗酒而亡，也有人称其是慢性自杀。。从他的小说成名作《约伯记》（1930年）直到他的最后一部中篇作品《利维坦》（1940年），皆可见一斑：前者的主人公在经历坎坷艰辛后活着见到了神迹，后者的主人公在假货横行的世道、在对弥赛亚的期待中死去。参见Joseph Roth， Leviathan“， Joseph Roth：Werk 6， Romane und Erzhlungen 1939—1940，hrsg. von Fritz Hackert，Kiepenheuer & Witsch，1989，S.574。在罗特的文学世界和现实观念里，唯一不变的是信仰。他笃信古老的罗马天主教传统下上帝的恩宠与救赎，将宗教作为最后的避难所。Wilhelm von Sternburg，Joseph Roth：Eine Biographie， 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2012，S.369. 通过小说人物莫斯汀伯爵之口，罗特表达了现实带给他的切肤之痛：
我经历了聪明人变蠢蛋，智者变傻瓜，真正的先知变成骗子，热爱真理者变虚伪的过程。这世上没有人性美德的立足之地，除了那一点：虔诚。信仰不会让我们失望，因为它不对我们许诺尘世间任何事情。……各个民族徒劳地寻找着所谓民族国家的美德，然而这美德比个人的美德更成问题。所以我憎恨民族国家，我旧时的故乡，就只是王朝帝制，就像一座大房子，有许多门、许多房间，里面住着形形色色的人。人们把它瓜分了，肢解了，摧毁了，让我无处可寻。我习惯住在大房子里，而不是小隔间里。Joseph Roth，Die Büste des Kaisers，Reclam，1979，S.33.
对新事物的怀疑不但不会抵消信仰，反而捍卫了信仰。唯有这样才可以理解，罗特面对革命、民族国家等政治敏感问题时为何会不安并转向过去。当遭遇反自然、反人文精神的现实，罗特只得乞灵于宗教精神。在1934年一气呵成的《敌基督》一书中，罗特索性将现代性、民族国家、群众政治、大城市、工厂、好莱坞电影统统列为敌基督的化身。③Wilhelm von Sternburg， Joseph Roth：Eine Biographie，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2012，S.415f; S.365.
三、 质疑革命与“民族国家”
与诞生于魏玛共和国中后期那些充满历史想象的虚构作品相比，罗特在为各大德语报纸担任通讯记者、专栏记者和副刊记者期间撰写的大量时评文章，更具直面现实的果断与锐气。其中既有对左翼政党的支持、对右翼政党的戏谑，也有对普通底层民众的同情、对雇佣阶层冷漠形象的勾勒。一战结束初期，罗特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资本主义针锋相对。工人运动的力量和社会结构的易变性，似乎为社会革新提供了希望。罗特在魏玛共和国早期对政治表现出罕有的热情，一度支持社会民主党。那段时期，他用笔名“红色约瑟夫”发表文章。然而不久，他就见证了社会民主的不接地气。1919年夏天，罗特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匈牙利西部，即今天的布尔根兰。一战后，由于当地居民大多数说德语，这里被划归到奥地利。不过，条约设定的政治秩序远远无法更改千百年來形成的纷繁局面，这就导致动乱不断。有人煽动公民投票，支持这里划归匈牙利。这个地区在宗教版图上一直属于天主教范围，居民的民族意识和身份归属比较混乱，除了有亲德意志、亲克罗地亚、亲匈牙利等派别和倾向，还有一些人支持霍尔蒂和奥地利党，后者要求复辟哈布斯堡王朝，反对社会民主。罗特在《海因茨兰之旅》（Reise ins Heanzeland）海因茨兰也是布尔根兰的另一种叫法。参见Helmuth Nürnberger，Joseph Roth，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1981，S.5556。中即反映了新的民族国家固有的问题正在发酵的现实。
政治斗争简化冲突，文学则呈现世界的纷繁。罗特的政论随笔并不局限于革命斗争题材，而是更加关注政治变迁对民众生活的影响。1926年9月，他以《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身份开始了历时四个月的苏俄之行③，这期间关于苏俄的报道无一不涉及政治，给人一个“摇摆于红色约瑟夫与哈布斯堡保皇派之间”⑤⑥Phillip Leson，Die Reisereportagen Joseph Roths：Eine Studie zum Feuilleton der Neuen Sachlichkeit，Dissertation an der PhillipUniversitt Marburg，2016，S.159; S.165ff; S.198f.的印象。从第一篇《沙皇的移民》到后来的《尼格雷耶边界》《莫斯科幽灵》等系列报道，罗特的笔触涉及移民与沙皇时代、边疆生活体验、行政阻碍给百姓带来的苦难、高加索地区的多民族生活、民族自治问题等诸多方面。后续报道还涉及农民、妇女、青少年基础教育等社会问题。罗特虽然在精神层面一直倾向旧时欧洲，但在政治社会层面，他一度积极欢迎俄国革命和美式自由思想。⑤
不久，罗特对革命和民族国家思想就采取批判和拒绝态度，转折点是他的意大利之行。此间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的报道，是他政治色彩最浓的文字，也成了他在这家报纸上的绝唱。那四篇报道的题目就已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与独裁制的初次遭遇》《橱窗里的独裁制》《至高无上的警察》《写作者的工会》。内容从指责对纳粹保持沉默者、批评教会教义问答为法西斯所用，到披露军警人数，再到揭露当地媒体丧失舆论自由。这些报道不再涉及具体地点，说明罗特有意将矛头指向政治制度。意大利与德国时局的相似性，成为罗特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口诛笔伐的直接原因。碍于当时德意在外交层面的亲近，《法兰克福报》的编辑在刊发这四篇报道时有意隐去了作者姓名。这最终成为罗特离开这家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德国报纸的重要导火索。⑥ 罗特之所以反对暴力革命，既是因为暴力革命造成了社会秩序混乱，更是由于其蔑视个体生命感知以及人性尊严。对民族革命本质的怀疑，在他的小说《无尽的逃亡》和《沉默的先知》中有更为充分的体现。或参见Wilhelm von Sternburg， Joseph Roth：Eine Biographie， 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2012，S.364365。尤其是在特罗塔家族系列的两部小说里，罗特用家族观念、主仆关系、军队生活、战争景象、死亡体验来解构革命的英雄主义色彩，以对先王的怀念去化解失序的恐慌，哀悼逝去的亲情和故乡。罗特的战争认识和革命感受，与百年前德意志知识分子面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奥地利知识分子面对1848年欧洲大革命前后的态度颇为相似。歌德在19世纪初就多次通过戏剧创作表达对法国大革命中贵族命运的同情，寄望于基督教秩序下封建王朝制度的复辟。可对比歌德两部未完成的戏剧作品——分别取材于法国大革命前孔蒂家族故事的《私生女》（1803年）和取材于西班牙、以查理大帝统治的即将进入基督教时代的欧洲为背景的《查理大帝时代的悲剧》（1810年）。然而剧本本身的未完成状态，似乎恰恰说明，复辟并不是歌德最终的政治主张。
在流亡岁月（1933—1939）1933年纳粹上台不久，罗特的作品遭到封禁，他本人也开始了流亡生活。里，罗特越发像一个精神贵族，尝试去寻找百年前的精神同路人。在致敬奥地利剧作家格里尔帕策的文章“Grillparzer”（1937年）中，罗特称格里尔帕策“从不造反，而是反抗，且倾向保守主义，是皇权秩序的支持者、传统价值的捍卫者”⑤⑥⑦Joseph Roth， Grillparzer“， Joseph Roth， Die Büste des Kaisers， Reclam， 1979， S.55; S.63; S.59; S.60.，是“奥地利历史上唯一一个保守的革命者”⑤。他明确宣布自己的政治倾向，不吝笔墨推崇格里尔帕策的政治远见，称其为奥地利有史以来第一个拥有悲世情怀（Weltschmerz）的作家，并认为格里尔帕策不仅在气质上与皇帝一样具备皇家风范，而且在思想上更是卓然独立于同时代人之上：“自他开始，奥地利作家中才有了政治含义上的悲世情怀，也是他，令悲世情怀一词具有了古典的味道”，这种悲痛是因为意识到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拉丁的、统一的、扬弃民族差异的中世纪欧洲之后，不可阻挡地必然会出现一个新教的、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一个拿破仑和俾斯麦的欧洲”。⑥罗特认为，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代表这种天主教的、政治的悲世情怀，是自由主义“开始把奥地利的美德转变成仿制品……从已经腐坏的‘新酒’中，酿出一杯甜汽水”⑦。
对旧时代的维护，对新事物的抵制，催生了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罗特秉持着一种果断的敌友思维，将普鲁士德国视作多民族国家的反面。在普鲁士德国身上，他看到一个笃信单一民族国家的同父异母兄弟：德国摧毁的不仅是奥地利军队，还有从前的德意志世界公民。他讽刺德国人将拉丁语Divide et impera曲解为“分离而压迫之”，嘲笑德国人不懂这句拉丁语的真正含义。在罗特看来，其真正含义是“分散而影响之”。耐人寻味的是，无论褒扬还是鞭笞，无论对罗马还是对柏林，罗特都借用一种亲缘关系来表达立场。即便是对他憎恨的普鲁士德国、纳粹德国，对持绥靖政策的其他欧洲国家，他依然选择用“兄弟”一词。罗特认为，在多民族的奥匈帝国中，民族概念要大于民族国家，比如，无论普鲁士的德意志人还是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同其他民族都是兄弟。在罗特生前未出版的一篇文章《奥地利松了口气》中，罗特即用“我们奥地利的兄弟们对新的德式生活的适应在一种不曾预感的、动态的方式中完成”。参见Joseph Roth， sterreich atmet auf“， Joseph Roth，hrsg. von Heinz Ludwig Arnold，Sonderband aus der Reihe Text + Kritik，1982，S.137。这不仅仅出于神圣罗马帝国历史，更是由于他固有的宗教救赎情怀。他的憎恨，首先源于一种认同，一种契合基督教精神的博爱之心。将内心认定的罪犯当作兄弟而不是妖魔化之，在同时代的托马斯·曼以及半个世纪后的剧作家海纳·基普哈特身上，都得到过精确再现。参见托马斯·曼的《希特勒老兄》（1938年）和海纳·基普哈特的《艾希曼兄弟》（1982年）。
既然不是人与魔鬼的战争，而是人类兄弟之争，那么重要的就不是双方实力的天然差距，而是后天形成的主导思想、作战方式、战争伦理的分歧。罗特认为，从百年前的拿破仑起，“民族国家，觉醒吧！”成为时代呼声，这也是灾难的开始。他承认旧时帝国的覆灭“是伴随着日益软弱和昏聩而来的，存在内部的分裂、失误、琐碎、怠惰”，与此同时，他也不忘提醒读者，“这覆灭总还有高贵的一面”。与这高贵相对的是民族意识的产物——现代战争的卑鄙与阴险，把作为个体的人从肉体到象征意义上彻底抹杀。在古代，“人死得高贵。过去的战争中，胜者胜在其传统更胜一筹，败者也拥有象征意义，那是旧時骑士精神的最后一抹光辉，它如今败给了贱民的技术：光明正大的行军、不加遮掩的攻击如今要面对隐蔽的小规模部队;一览无余的高贵的雪白对抗烟雾笼罩的看不见的蓝（普鲁士蓝），旧式长枪对抗现代后膛枪，骑马进攻对抗看不见的大炮。封建制就这样覆灭，它死于旧式兵器，死于对抗贱民的战斗，而贱民很快就要戴上假王冠，成为一个被法律推上台的皇帝。从一个更高的角度观察，容克就是愣头愣脑坐收大革命渔利的人”Joseph Roth， Grillparzer“， Joseph Roth，Die Büste des Kaisers，Reclam，1979，S.66.。
在罗特看来，普鲁士德国所代表的是现代战争方式，是对骑士精神和规则的践踏，是技术时代对人性尊严的征服。其背后的哲学含义则在于，从民族国家时代起，一切将趋于扁平化、无人格化、匿名化，最终导致价值的丧失。因此，与“高贵”的奥地利皇帝相比，普鲁士国王是粗俗贱民，只能招致反感、冷漠乃至仇恨。罗特这篇文章像一篇战斗檄文，直指问题最顶端的信仰层面（普鲁士为抗罗宗，乃新教产物），其多次引用格里尔帕策的名言：“民族国家变人道为野蛮。”进一步说就是：“路德、腓特烈、拿破仑、俾斯麦，把从伊拉斯谟开始的传统变成了横行当今欧洲的独裁制。”⑤Helmuth Nürnberger，Joseph Roth，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1981，S.93; S.95.罗特将民族国家和现代社会的问题源头一并追溯至宗教改革。那是欧洲社会第一次经历信仰分裂，也是近代的开端。 四、 复杂的现实语境
在罗特去世前一年发表的小说《先王冢》（1938年）里，被视为作者化身的波兰贵族肖耶尼基伯爵，曾以烤栗子商贩为例，解释从多民族到单一民族国家的转变究竟会给普通百姓带来怎样的改变：“从前，吃到烤栗子的地方都是奥地利，而现在，没有签证就没有烤栗子。”⑥约瑟夫·罗特：《先王冢》，聂华译，漓江出版社，2018年，第164页;第13页。这段话也影射了罗特本人在一战后为获得身份证明而遭遇的尴尬。证件问题几乎困扰当时所有犹太人。一战刚结束他就回了一次老家，想要弄来身份证件，以证明他是新的奥地利治下的德意志主流民族的一员，但他的故乡利沃夫已归乌克兰管辖。罗特为逃避乌克兰征兵，花了三个月时间才重返奥地利。Wilhelm von Sternburg，Joseph Roth：Eine Biographie，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2012，189f.亲身经历让他有底气去痛斥新的民族国家，痛斥新政权因漠视历史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混乱无序。曾有人指出，罗特针对民族国家的言论或许不无道理，可是他对奥地利的跨民族性的吹捧未免过于聒噪⑤，可能将那些宗教、民族、文化和语言丰富性背后的冲突和矛盾一并屏蔽。
罗特并非没有看到民族意识的不断增长和不可遏制。后来，他干脆借小说人物之口接受现实：
我想以此说明，对于奥地利—匈牙利帝国而言，所谓奇怪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我也想以此说明，这个不言而喻仅仅针对以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自居的疯狂欧洲。确实，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鲁提尼的加利西亚人、来自鲍里斯拉夫的卡夫坦犹太人、来自巴奇卡的贩卖马匹者、来自萨拉热窝的穆斯林、来自莫斯塔尔的烤栗子小商贩，他们口里都唱着“天佑吾皇弗兰茨”。但是，来自布尔诺和埃格尔的德国大学生，来自林茨、格拉茨和克尼特尔费尔德的牙医、药剂师、发型助理师和艺术摄影师，来自阿尔卑斯的人，大家唱的是“坚守莱茵河”。⑥
在这个驳杂的民族地图上，分裂的单一民族国家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早已经是不可调和的政治社会现实。奥匈帝国的政治版图自19世纪中叶起便一分为二，即西部的奥地利和东部的匈牙利，奥国皇帝兼任匈牙利国王。这种二元体制无法覆盖奥匈帝国本质上过于复杂的语言和宗教结构。在奥地利，日耳曼人是最大的群体，但也只占总人口的1/3有余。在匈牙利，匈牙利人的比例不及总人口的一半。帝国体制必然让国内各民族走上各自不同的发展之路。波兰人适应了二元体制，且在宫廷担任要职。捷克人对整个二元体制感到失望，因为匈牙利人借此凌驾在他们头上，把他们变成次等民族。同样以捷克为例，其工业地位不容小觑，经济地位正在提升，说捷克语的人拥有的工厂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但捷克的地方行政语言一直是德语，这必然会点燃民族情绪之火。②参见查尔斯·埃默森：《1913——一战前的世界》，杨楠译， 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99页;第101102页。多语族群间的政治分歧日益凸显。一战前的维也纳议会，成员使用语言多达10种（德语、捷克语、波兰语、鲁塞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没有口译员，一切书面文件只用德语！”②言语层面尚且不能保证顺畅沟通，遑论展开高级别民主协商。
如果我们变换一下观察的方式，将政治与经济作为横纵坐标，会获得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画面的背景是魏玛共和国（1919—1933）。在今天的历史政治学者与当时的许多人看来，这个勉为其难的“临时民主”从成立之初就岌岌可危。库尔特·松特海默：《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思想》，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11页。德意志的政治文化背景，使得这里并不具备民主共和的基础。而来自左右两翼的反民主势力交替登场，更加令这个仓促建立的政体时时面临倒戈。历史学者沃约申称，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始于剔除帝制，终于各阶级的权力混战。参见Manfred Clemenz， Die gesellschaftlichen Ursprünge des Faschismus， Suhrkamp Verlag， 1972， S.58。 转引自Martha Wrsching， Die rückwrts gewandte Utopie. Sozialpsychologische Anmerkungen zu Joseph Roths Roman ，Radetzkymarsch‘“， Joseph Roth， hrsg. von Heinz Ludwig Arnold， Sonderband aus der Reihe Text + Kritik， 1982， S.91。
德奥各自历史的发展不同于西欧国家，在20世纪初的经济形态也不同于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两国资本主义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然而封建专制的政治框架阻碍市民阶层发展，民主革命在德国和奥地利从未发生，所谓的西方自由主义始终在起步阶段。19世纪工业革命则把普鲁士德国变成了一个尚武的帝国主义扩张型国家。无产者不再受制于皇权统治，但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只是队伍持续扩大。参见Martha Wrsching， Die rückwrts gewandte Utopie. Sozialpsychologische Anmerkungen zu Joseph Roths Roman， Radetzkymarsch‘“， Joseph Roth， hrsg. von Heinz Ludwig Arnold， Sonderband aus der Reihe Text + Kritik， 1982， S.91。從一战前的政治版图来看，普鲁士德国分散的领土很晚才有了一个首都。“柏林在二十年里的直线上升，其贸易和文化影响，在德国人的精神里，无可辩驳地得益于从属同一民族的意识。……在巴伐利亚州，面对有无必要跟随普鲁士去作战的问题，曾出现过一些迟疑，但最后，出于对帝国的忠诚，全德国的步伐都一致了。”从法国学者理查尔的描述可对柏林崛起的规模略窥一斑：“1885年，柏林有100万居民。这个比巴黎先进15年的城市拥有地铁、电灯照明和十分密集的电话网络，但这仍不过是个省城，街道上拥挤着独轮车、农民的马车，没有自来水，晚上10点钟——公共娱乐地点最晚到11点——以后就没有任何活动了。19世纪末，那里没有太多的贸易和金融活动，还不如汉堡、不莱梅、杜塞尔多夫。只是从1900年开始，由于有几十万东部移民，它才成为能吸引整个德国国内各地区兴趣的大城市，有了约三百万居民，在1914年前夕，终于获得帝国之都的地位。工业家和银行家在那里建立起公司总部，交易所行情能与伦敦和巴黎的交易所相抗衡了。”参见里昂奈尔·理查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李末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第4344页。民族国家观念将政治上互相抵牾的力量神奇地撮合到一起，“社民党因国家防务受到威胁而凝聚在一起，而且这一凝聚对于把德国民众团结在为民族集体义务效忠、而不向各种分裂主义让步的行动之中不无贡献。对于六千万德国人来说，一战代表着第一次共同经历，巩固了德国的团结”。里昂奈尔·理查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李末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第44页。民族国家理念在德国就这样有了深入人心的条件。然而同样的凝聚力，无论在奥匈帝国还是奥地利共和国，都无处可寻。 一战结束了欧洲四大封建王朝的统治，各个王侯失去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家族领地，奥地利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领土，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灰飞烟灭，废墟上出现了几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Wilhelm von Sternburg，Joseph Roth：Eine Biographie，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2012，S.185.新生的奥地利，在大多数人看来根本撑不下去，正如茨威格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所言：“这个新的奥地利是个难产儿，是个谁都不待见的共和国。”Stefan Zweig， Briefe 1914—1919，hrsg. von Knut Beck u.a.，S. Fischer，1998，S.239. 转引自Wilhelm von Sternburg，Joseph Roth：Eine Biographie，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2012，S.186。奥地利的经济发展不同于德国，它的工业化主要局限在维也纳和少数几个城市，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农业经济结构之中。这里尽管有许多强大的工人组织，但却没有诞生苏维埃共和国。工业资本发展的滞后和工人的政治行动构成了奥地利特殊发展的因素。这成为奥地利保守主义专制的前提条件：无产者的革命努力得到部分中产阶级和类无产者集团的支持。大资产阶级集团，包括工业主和大地主，为了确保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优势，开始跟军队和军事组织结成利益联盟。资产阶级专制是非民主制的政府形式，也是公开走向法西斯的重要一步。参见Martha Wrsching， Die rückwrts gewandte Utopie. Sozialpsychologische Anmerkungen zu Joseph Roths Roman ，Radetzkymarsch‘“， Joseph Roth， hrsg. von Heinz Ludwig Arnold， Sonderband aus der Reihe Text + Kritik， 1982， S.9293。旧的哈布斯堡王朝在波希米亚工业区和匈牙利农业区之间的关系尚且相得益彰，而今波希米亚和匈牙利都不再属于奥地利，于是，这个建立在德语区上的新国家，就只剩下联合同样战败的德国。Wilhelm von Sternburg， Joseph Roth：Eine Biographie， 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 2012， S.186.这些社会现实共同决定，相对于旧时王朝的复归，对于法西斯独裁的接纳更具备天时地利的优势。
严格地说，“民族国家”（Nation）这一概念即便在它最为流行的年代，也非常不清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民族保守主义者称，民族国家是被一個永恒意志所造就的巨大命运共同体，“就好比永恒的造物主创造出的人各不相同，这个民族国家也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因为造物主要通过每一个民族国家，一点点去实现其伟大的世界蓝图”。⑤参见库尔特·松特海默：《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思想》，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204页;第207页。在德国反民主运动的出版文献中，民族国家意味着一个通过坚定的政治意志组合而成的政治统一体。然而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其民族尚没有如此统一的意志，民族国家作为新的共和国的对立面出现，意味着为反对共和国所进行的一切。⑤
到了纳粹时期，经过现代生物学、民族学理论的推波助澜，民族主义在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在纳粹主义思维模式中，民族、种族因素赋予民族概念新的内涵，犹太人作为种族敌人被置于新的民族启示中，被明确定义为民族敌人。“在德国广大阶层中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对犹太人的重新定义，在民族概念的包裹下，将犹太人从种族中排除在外的基督教道德观之所以能够在德国遭遇极少的反对，这些都归于一战和战后基督教奉献观念与建构民族集体的尝试。”曼弗雷德·海特灵：《由共同体获得的救赎——魏玛共和国政治亡灵崇拜中的民族与宗教》，王珏译，见《北大德国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182页，中文略有改动。总而言之，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混杂新旧意识形态的发酵桶，而犹太人是其直接牺牲品。
五、 聚焦犹太问题
罗特不仅是政治意识敏锐的知识分子，还是人生阅历丰富、长期辗转西欧各大都市的知名记者。他以新闻纪录片的笔触、特有的犀利与幽默，展现了东欧犹太人生动而丰满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包括他们的保守、倔强与虔诚，对西方的痴心、牺牲精神以及遭遇的不公和迫害。在罗特笔下，犹太人不再只是非犹太人或基督教世界的对立面。这里的犹太人，多数时候指东欧犹太人。东欧犹太人是根，其孕育了犹太人的自我憎恨，也蕴藏着变革欧洲混乱精神局势的契机。他们是生活在苏俄地区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是波兰统治下的前西里西亚居民，是斯拉夫语区的常驻民。他们是罗特反驳单一民族国家的重要证据。
在散文集《流浪的犹太人》（Juden auf Wanderschaft）中，罗特用纪录片式的手法展现流浪犹太人的日常，思考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个体与革命的关系、建立民族国家可能性等20世纪的重大问题。该书初版于1927年，分篇描写东欧犹太人的被迫流浪与主动漂泊的生活境遇。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犹太隔都。每一个西方基督教国家和都市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无可否认，所有东欧犹太人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自认为同化了的）西方犹太人的歧视与拒绝。他们在新的国家里履行公民义务，但并没有享受到同等公民权利。罗特对于西欧犹太人所获得的社会承认也保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在十年后得到了确证）。在最后一篇《苏俄犹太人的状况》中，罗特直接将矛头指向民族国家理论，认为：“若要谈民族国家自治，得先从犹太人里面弄出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来，比如格鲁吉亚裔、德国裔、白俄罗斯裔等。必须先改变犹太人群非天生的社会结构，从一个全世界所有民族中最盛产乞丐、二流子、无业游民的民族中变出一副全国普及的大众脸……必须让这个民族的小市民元素和没出息的人变得更粗俗，变成彻底的无产阶级。最后，你还得给他们找一块封闭的地区。”②③⑦⑧Joseph Roth，Juden auf Wanderschaft，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2013，S.100; S.101; S.110; S.120; S.123. 记者经历加深了他对民族革命的怀疑、反感和抗议。“那个古老的、最关键的问题，革命连提都不提：犹太是一个跟其他民族国家一样的民族国家吗？还是多少有区别？它是一个宗教共同体、宗亲共同体还是只是一个精神统一体？把一个数千年来只是通过宗教以及在欧洲所处的边缘地位才得以自我保全的民族，视作一个独立于其宗教之外的‘民族’，这可能吗？”②罗特强调犹太民族的特殊性，但不是从20世纪初期就已流行的生理、心理、血缘等角度，而是从现代国家政体的成立条件——作为族群的犹太人独一无二的宗教和历史——出发。无论哪一个欧洲国家，如果不解决以上疑问就对犹太人进行重塑，必然会面对更为棘手的问题。 1937年，在《流浪的犹太人》新版序言中，罗特用十个小节再谈犹太问题。十年过去，罗特对于东欧犹太人的忧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目睹了西欧犹太人的灾难，窥见犹太人内部也有反犹主义者。③西欧犹太人，尤以德国犹太人为主，曾是东欧犹太人最大的敌人。茨威格曾戳穿“他们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的根源：“那是一条深深的鸿沟，它横亘于从小生活优裕、已被同化的西欧犹太人，与在君主王朝边缘生活的东欧贫穷犹太人之间。”⑤福尔克尔·魏德曼：《奥斯坦德1936》，郭力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52页;第18页及以下。罗特并没有止步于这种二元视角，而是一边游走于两个世界，独享他的跨界身份，一边敏锐洞察欧洲政治对犹太人身份的强行重塑。1936年夏天，受纳粹迫害的犹太知识分子和政治异见者汇聚到了比利时的海边小城奥斯坦德。在这里，曾经以为与基督教世界成功同化的犹太人，与传统观念下的犹太流浪者之间不再有明显差别。已经享誉世界的茨威格开始打破曾经的地域壁垒和一贯不问政治的主题风格，甚至在描写有关东欧犹太人与犹太传统仪式部分时，请求罗特提供指导。⑤政治迫害让西欧犹太人与东欧犹太人的天然纽带更加紧密，曾经的出身偏见也自动消散。那些亲密的朋友，包括茨威格、托勒夫妇、基施，以及非犹太籍女作家茵姆加特·奎恩，都让罗特更加坚信一点：由于纳粹的排忧政策日益恶化，西欧犹太人也毫无选择地成了被排斥被驱逐的对象，共同的受害者身份，令出走的德国犹太人（乃至所有遭受政治迫害者）组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Joseph Roth， Vorrede zu neuen Auflage“， Joseph Roth， Juden auf Wanderschaft，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13， S.109123.
罗特虔信天主教的并未局限于犹太人自身的命运。在新版序言中，他不失分寸地批判了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命运的袖手旁观，同时预见纳粹专政“只要与犹太人达成某种妥协，必然会更进一步，走向那个与犹太人完全无关的方向。他们口里说的是耶路撒冷，心里想的是耶路撒冷和罗马”⑦。早在兴登堡被选为总统时，罗特就已经对德国民主不抱希望;而今他更加相信，种族迫害只是一个开始，基督教世界必然会一并遭殃。如其在序言第九节所言：“人们总是说欧洲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为什么兄弟犯错你们却坐视不理？”⑧在整篇序言结尾，罗特发出悲叹：“我本想拥有足够的恩宠与智慧，好指出一条明路……但作为作家我首先必须诚实，我不得不以悲观笔调结束这篇序言。”这位心怀忧思的作者收敛起一切激情，明确提出三点：首先，犹太复国主义只是解决犹太问题的权宜之计;其次，内心自由必须先行于外在自由;最后，“寄生民族”找不到自由与尊严。参见Joseph Roth， Juden auf Wanderschaft，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13， S.123124。这三个警告，直指犹太建国、阶级革命与同化问题。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得到了圆满解决。
六、 结 语
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约瑟夫·罗特很早就预言魏玛共和国的灾难性后果，指出西方民族国家思想、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的同源性。他尝试到晚近的历史中去寻找解药，相信多民族国家精神可以抵抗单一民族国家思想，不惜从“革命者”转为“保皇派”。罗特为暮色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欧洲传统贵族社会雕刻出一幅幅动人的肖像。他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美化，来自一个出身帝国边缘之人对昔日秩序的历史想象。在罗特式的边缘—中心辩证法中，人格的高贵不受等级限制，边缘人和小角色也可以成为叙事中心;而那些原本站在历史高位的人，则被顺理成章地边缘化。于是我们看到，《拉德茨基进行曲》中的约瑟夫皇帝跟一个少尉平等交谈，《百日》中的拿破仑皇帝则亲自哀悼一个普通侍女之子。
罗特的历史想象立足于欧洲人文传统与东欧犹太社会，处处透出现实关怀，至今耐人寻味。放眼世界，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阿拉伯世界的持續对峙、难民问题的有增无减，无一不可追溯至20世纪的民族国家浪潮及其余波。单一民族国家里，人们不再享有沟通的自由、行走的自由、交易的自由。今天，欧盟存在的历史条件、申根条约的基本精神，便是对多民族国家共同体传统的尊重和复归，也是对两种体制的一个折中。但是，大概没有人会将之与复辟思想联系在一起。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s one of the famous journalists and novelist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Joseph Roth witnessed and recorded the versatile changes in both Germany and Austria. His political stance and writing style changed accordingly， from the leftwing orientation and Neue Sachlichkeit to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s with a tendency for conservative thoughts. His writings on the one hand took root entirely in the east Jewish society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Jewish natio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rginal race to fight for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other hand， he eulogized the traditional aristocratic social pattern and multiethnic state system， and sculptured the last days of the Habsburg Empire with words. His words seemed to indulge with amusement in the dialectics of edgecenter and faithfulsuspicious views. Actually he aimed to revive the European spiritual tradition， namely， tolerance and spirituality， to defend the national ideology from arbitrariness and materialization.
Joseph Roth; Weimar; nation; Jewish
周春玲
关键词：约瑟夫·罗特; 魏玛; 民族国家; 犹太
一、 从边缘到中心
1894年9月，约瑟夫·罗特出生于奥地利帝国最东边毗邻俄罗斯的一个小城，其为加利西亚地区一个犹太人聚居地。这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和谐共生之地，俄语、波兰语、意第绪语、德语在此享有同等地位。罗特精通多种语言，受过良好教育。他天资聪颖，敏感且富有想象力，从小就持有等级思想，并且对之有着虔诚的想象，因此他笔下既有对东欧古朴生活和传统信仰的细腻刻画，又有对西欧大都市浮华生活的冷静描摹。虽然人生轨迹与故乡交集不多，但故土意识和犹太传统始终是他创作的源泉。罗特的文学挚友茨威格这样评价他：“怀着对皇帝及其军队的敬畏，罗特把童年时代的神话从东欧家乡带到了维也纳。”①
看似矛盾的土洋结合，在罗特的文字世界里生出美妙花朵。一方面，他通过大量报刊文章以及散文集、小说作品，为故土的东欧犹太人树碑立传。他笔下的西欧犹太人，永远同东欧犹太兄弟保持无法跨越的界限，甚至不及同基督徒亲密。另一方面，无论在思想倾向还是日常生活上，罗特都更像是一个同化了的西欧犹太人。②不管行走于巴黎街头，或是与友人在小咖啡馆坐聊，照片上的罗特从来都是西装革履。他十分注重仪表，保持着从维也纳耳濡目染的贵族风度和咖啡馆社交习惯。这种生活形式上的“附庸风雅”，与他的文字世界似乎构成了另一组矛盾。尽管旅居漫游经历几乎贯穿罗特的后半生，但他最亲密的朋友几乎不是成功同化的西欧犹太人就是正统基督徒，不是维也纳富商之后就是出版巨擘、记者、作家、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仅宗教信仰五花八门，政治立场也各不相同。不过，这个纷繁的朋友圈恰恰说明，罗特行走在各种意识形态的边缘。
从魏玛时代的知名记者、作家，到被纳粹封禁、逃亡、酗酒，于1939年客死他乡，罗特一生总共创作有15部长篇小说，百余篇游记、报刊文章、随笔，其视野之深远、思想之丰富，更是难以仅用数言蔽之。到了今天，我们在谈及罗特的政治转向时，凡是提到保皇派或恢复帝制等字眼时，应当有所保留。乍看上去，这位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艺副刊记者，在告别所谓新写实主义之后，走上了一条回归传统文学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之路。然而通观其小说人物命运便不难发现：首先，作者并不是在为旧时代重燃香火，而是在文学世界里自觉进行着哀悼工作（Trauerarbeit），也就是二战之后被社会心理学家所重视并立论的“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ltigung）;其次，罗特借助衰败与感伤的氛围精确揭示出，哈布斯堡王朝并非戛然而止，而是患疾已久。
罗特文字的现实主义色彩毋庸置疑。他深知时光不能倒流，欧洲古老文明和延续千年的政治秩序，在现代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冲击下早已不堪一击。他笔下的前朝贵族、军队士兵、小市民、革命者、流浪者，都是从旧时代走来的人，尽管可爱可敬，但并不是希望的化身。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就是这个王朝形式和象征意义上的绝佳代表：一个没有直系子嗣继承的皇帝与一个病入膏肓而毫无生命力的帝国，其寿终正寝是早晚的事。面对日益逼近的法西斯灾难、民主政治谎言，以及纳粹运动和排犹浪潮，罗特还是没有彻底放弃。无奈个体已经无法靠思想和意志阻挡纳粹泛滥，复辟帝制成了他在文学世界里对抗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与实践的一套无法施展威力的武器。“他只是从过去撷取一幅理想的画面，从而沉浸其中，遁形其中。”Hilde Spiel， Eine Welt voller Enkel. Radetzkymarsch“， Joseph Roth：Leben und Werk，hrsg. von Daniel Keel und Daniel Kampa，Diogenes，2010，S.444.
罗特用文字和想象向遁入暮色的哈布斯堡王朝照进一道追光，为逝去的王权时代留下最后的剪影。茨威格在纪念罗特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他来自一个小城，奥地利最边缘的犹太小镇。然而，特别神秘的是，在我们这个奇怪的奥地利，真正了解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辩护的人，从来不会在维也纳找见，而总是来自帝国边陲。那里的人每天都可以拿哈布斯堡衰微的统治来对比隔壁国家里严苛的非人道生活。”Stephan Zweig， Joseph Roth“， Joseph Roth：Leben und Werk， hrsg. von Daniel Keel und Daniel Kampa，Diogenes，2010，S.174.这不仅是对罗特文学创作的褒扬，还暗含一丝反讽。衰微多年的王朝统治、松动的中央集权对于边疆人民而言，却成就了一种乐观的想象。罗特的政治敏感与故土意识不断滋养着这些想象，他把对皇权时代的“回忆”与对东欧边境的记忆，变成了丰富的小说素材。
罗特写作的出发点，正是历史上欧洲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问题。这个来自边缘地带的人，总是怀着理想色彩仰望着历史的中心。他笔下的政治与社会，是高度浓缩后的历史想象和现实经历的结合。罗特大半生时间在各个地方旅馆度过，他像个无根的旅人，始终有着浓重的怀乡情结。怀着边缘人的冷静与克制，他准确地预言欧洲社会的变迁，同养尊处优的维也纳犹太人保持距离。罗特塑造的理想人物，皆是宏大政治背景下的边缘人，因机遇巧合而站在了历史的罗盘旁边。他的目光时而聚焦失势的前朝贵族，时而流连城市的边缘群体和小人物。作为边陲出身的人，他不忘提醒世人，这个帝国首都的繁荣依赖于边陲人民几乎无条件地付出，但首都人民却毫不知情。在奥地利的复杂版图上，他习惯将斯拉夫语区与普鲁士德语区对峙，认为前者是故乡，后者是异地。参见Claudio Magris， Der ostjüdische Odysseus“， Joseph Roth und die Tradition， hrsg. von David Bronsen，Agora Verlag，1975，S.187f。罗特小说的中心地点几乎都在斯拉夫地区，靠近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聚居区。这就决定了这些作品的宗教基本属性。一旦统一的多民族混合现象“得以存续的政治與社会文化前提不复存在，我们完全可以把罗特的文字当作珍贵的历史记录，把他视为历史弥留之际的记录者”Helmuth Nürnberger，Joseph Roth，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1981，S.91.。 二、 想象中的告别式
罗特擅长通过刻画人物来渲染时代悲剧气氛，只言片语便能将凝重的情绪铺满纸面。其笔下人物的悲伤情愫既富于个性又能引发共鸣，创伤记忆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在中篇小说《皇帝的胸像》（1928年）中，罗特呈现了奥地利东部边境前朝贵族莫斯汀伯爵曾经的辉煌地位和与民同欢的和谐氛围，描述了一战政治风云过后，这位贵族与百姓共同经历的内心震撼以及共同演绎的哀悼仪式。小说展示了罗特将文学形式与政治主题巧妙糅合的高超技艺。他把人物的政治情感融入自然、土地、家乡和传统之中，让突如其来的政治动荡、外界强加的国家意识、表面上的歌舞升平与帝王时代的尊严、宁静、平衡相对峙，让新的腐朽败德、追求物化的社会风气与旧的人道关怀、不朽精神一较高下。
在《皇帝的胸像》中，罗特集中展现了欧洲旧时天主教秩序下的多民族国家与20世纪上半叶势不可挡的民族国家这对矛盾。主人公莫斯汀伯爵是一位前朝贵族，祖上16世纪从意大利迁至波兰。“他自视为最高贵最纯正的奥地利人，一个跨越了民族国家的人、真正的贵族，跟奥匈帝国时代诸多同等级出身并生活在皇家领地的人一样……他会说几乎所有欧洲民族的语言，到任何欧洲国家都如同在自己家，因为他的亲友散居在这个广阔而多彩的世界上。奥匈帝国就是一个多彩世界的缩影，所以也是他唯一的故乡。”②③④⑤⑥Joseph Roth，Die Büste des Kaisers，Reclam，1979，S.34; S.19; S.22; S.30; S.23; S.32.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印迹、意大利贵族与西里西亚的双重血统、分散在东欧乃至远东的亲戚同族，都烘托了莫斯汀伯爵的世界公民气质。同时，他又是正义的化身，是开明的贵族统治者，他惩恶扬善，保护底层百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年纪不详的贵族后裔，在20世纪的社会语境下，被推到边缘人的位置：他的贵族等级、他的财富、他的姓氏等等那些曾经带给他安全感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莫斯汀伯爵感觉自己是一具尸体。……现在看看吧：在旧世界的坟墓上，在新生民族国家和继承国的摇篮边，美国午夜酒吧的幽灵在跳舞。”②无论对于伯爵还是百姓来说，革命都仅仅是造反的循环，破坏永远比建构轻松。新的世界秩序和生活方式处处流露着腐败之气。
小说第五部分开篇是莫斯汀伯爵的一段独白，它契合罗特后来多部小说的主调：“由于我的世界看起来已经被彻底打败，我再也没了故乡。我还是找找旧时故乡的残砖碎瓦吧！”③于是，曾经矗立在门前的约瑟夫皇帝的胸像，成了这瓦砾中最夺目的代表。新政府要求拆除旧时代的象征物，莫斯汀没有继续抗争，而是选择一种体面的断念方式——这里也表现出罗特本人对待逝去王朝的态度：“是得埋葬旧世界，但是要怀着尊敬去埋葬。”④借助莫斯汀逃离故乡、失望返回的一段独白，罗特再次表达了自己对一战后政治新秩序的不满：
新的国家政要们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是以为人民（民族国家）跟他们一样对世界政治怀有激情。……人民活着不是靠世界政治，因此他们跟政客不一样。“人民”靠的是他们播种的土地、他们经营的买卖、他们从事的手艺。……整个世界大战和欧洲版图的变迁，并没有改变帕洛提尼村村民的意识。世界历史的“情绪”是抽象的，而人民的好恶则是具体的。⑤
“具体”体现在何处？就是让皇帝的胸像得到一个体面、尊贵的安葬仪式。于是，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的神父，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都为胸像安葬仪式奔忙起来：木匠造棺，铁匠打制代表奥匈帝国的双鹰徽章镶嵌在棺木外边，犹太抄经师傅用鹅毛笔在羊皮卷上写下祷文和悼词并用锡皮卷好。那天早上，鸟虫都来为葬礼伴奏，旧时代的伯爵、新时代的市长、身份依旧的村民，都来献上祝福。小山丘上的教堂钟声响起，三位宗教代表站在送葬队伍前排，四个强壮的农夫抬着棺材。安葬时刻，人们把棺材放进墓穴，把双鹰旗帜放在棺木上。莫斯汀伯爵如同一個现代版的堂吉诃德，最后一次用佩剑向皇帝行礼。“人群中发出一声抽泣，好像直到此时人们才把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安葬，才把王朝与旧时故乡安葬。三位神父在祈祷。人们就这样，在帕洛提尼村，在昔日的加利西亚，第二次埋葬了老皇帝。”⑥随着皇帝胸像的下葬，莫斯汀伯爵与帕洛提尼村所有人对旧时代的怀念，也象征性地入土为安。表面看来，罗特在用昔日习俗挑战一战后各种改朝换代的问题。实际上，无论作者本人还是他多部小说里的主人公，“哀悼过去”都是一个缓解革命风暴的仪式，但并非解决方案。只有看到了这一点，才能理解“罗特的人物总是活在过去”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罗特的写作基调并不是单纯怀旧和顾影自怜，他对历史上失败一方的同情源自统治欧洲千年的宗教信仰和人文关怀，既扎根于特殊历史背景，又不囿于时局。正如为他撰写传记的海尔穆特·纽伦伯格所言：“不同于同时期被民族国家热情点燃的德国文学，他的笔下呈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发自灵魂的声音，因此也绝不是历史上倏忽即逝的昙花。”Helmuth Nürnberger， Joseph Roth，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1981，S.91.
不但罗特本人擅长历史想象，就连他小说中的人物，也活在对祖辈、对帝王的想象之中。对一个客体的持续想象，本身就近似一种哀悼。在《拉德茨基进行曲》（1932年）中，特罗塔中尉一直把祖父的光荣事迹作为与生俱来的身份标记。老特罗塔的肖像是家族旗帜，也是通往过去的幽灵，既是鼓舞也是负担——“每年暑假孙子都要和这位祖父作多次无声的交谈。已故者只字不吐，孙子则什么也打听不到。”③约瑟夫·罗特：《拉德茨基进行曲》，关耳、望宁译，漓江出版社，2018 年，第47页;第139页。在死亡逼近特罗塔少尉的时刻，“当他的目光扫过阴影里的镜框时，突然又看到了祖父敦促似的面容”③。怀着同样的历史想象，特罗塔与军医德曼特作为失败的孙辈，同病相怜，结为密友，皆未得善终。特罗塔并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他对奥匈帝国和皇帝的崇敬依然来自祖父留给他的历史想象。历史上的索尔弗里诺战役是奥匈帝国衰败的开始，在小说里，特罗塔家族则因这场战役达到巅峰，从此开始走下坡路。更为讽刺的是，孙子的死与英雄故事打了一个擦边球——特罗塔在战场上为战友提水时中弹牺牲。这个在意义层面无法轻易盖棺定论的意外事件，在那个时代又是如此令人信服：因为英雄时代早已逝去，小人物可以莫名其妙地被写进历史。在另一部历史小说《百日》里，罗特索性直接把一个宫廷侍女对拿破仑皇帝的想象、普通民众的亲情以及人性尊严放在了大革命时代舞台的中央。 汉斯·纳托内克在给罗特的悼文中写道：“他召唤一战前那个奥地利和皇帝的影子，对其怀着儿子对父亲般的童稚的爱和忠诚。……他梦想着重建一个充满人性尊严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奥地利的超民族国家、人道主义、天主教等思想观念可以发展壮大。”Hans Natonek， Die Legende Roth“， Joseph Roth und die Tradition，hrsg. von David Bronsen，Agora Verlag，1975，S.74f.罗特始终将信仰放在首位，视其为最后的希望，所以怀着伤感和温情追忆旧时光可联系罗特在多部小说中对父子与母子关系以及对死神来临的形象刻画。，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彻底断念罗特因酗酒而亡，也有人称其是慢性自杀。。从他的小说成名作《约伯记》（1930年）直到他的最后一部中篇作品《利维坦》（1940年），皆可见一斑：前者的主人公在经历坎坷艰辛后活着见到了神迹，后者的主人公在假货横行的世道、在对弥赛亚的期待中死去。参见Joseph Roth， Leviathan“， Joseph Roth：Werk 6， Romane und Erzhlungen 1939—1940，hrsg. von Fritz Hackert，Kiepenheuer & Witsch，1989，S.574。在罗特的文学世界和现实观念里，唯一不变的是信仰。他笃信古老的罗马天主教传统下上帝的恩宠与救赎，将宗教作为最后的避难所。Wilhelm von Sternburg，Joseph Roth：Eine Biographie， 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2012，S.369. 通过小说人物莫斯汀伯爵之口，罗特表达了现实带给他的切肤之痛：
我经历了聪明人变蠢蛋，智者变傻瓜，真正的先知变成骗子，热爱真理者变虚伪的过程。这世上没有人性美德的立足之地，除了那一点：虔诚。信仰不会让我们失望，因为它不对我们许诺尘世间任何事情。……各个民族徒劳地寻找着所谓民族国家的美德，然而这美德比个人的美德更成问题。所以我憎恨民族国家，我旧时的故乡，就只是王朝帝制，就像一座大房子，有许多门、许多房间，里面住着形形色色的人。人们把它瓜分了，肢解了，摧毁了，让我无处可寻。我习惯住在大房子里，而不是小隔间里。Joseph Roth，Die Büste des Kaisers，Reclam，1979，S.33.
对新事物的怀疑不但不会抵消信仰，反而捍卫了信仰。唯有这样才可以理解，罗特面对革命、民族国家等政治敏感问题时为何会不安并转向过去。当遭遇反自然、反人文精神的现实，罗特只得乞灵于宗教精神。在1934年一气呵成的《敌基督》一书中，罗特索性将现代性、民族国家、群众政治、大城市、工厂、好莱坞电影统统列为敌基督的化身。③Wilhelm von Sternburg， Joseph Roth：Eine Biographie，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2012，S.415f; S.365.
三、 质疑革命与“民族国家”
与诞生于魏玛共和国中后期那些充满历史想象的虚构作品相比，罗特在为各大德语报纸担任通讯记者、专栏记者和副刊记者期间撰写的大量时评文章，更具直面现实的果断与锐气。其中既有对左翼政党的支持、对右翼政党的戏谑，也有对普通底层民众的同情、对雇佣阶层冷漠形象的勾勒。一战结束初期，罗特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资本主义针锋相对。工人运动的力量和社会结构的易变性，似乎为社会革新提供了希望。罗特在魏玛共和国早期对政治表现出罕有的热情，一度支持社会民主党。那段时期，他用笔名“红色约瑟夫”发表文章。然而不久，他就见证了社会民主的不接地气。1919年夏天，罗特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匈牙利西部，即今天的布尔根兰。一战后，由于当地居民大多数说德语，这里被划归到奥地利。不过，条约设定的政治秩序远远无法更改千百年來形成的纷繁局面，这就导致动乱不断。有人煽动公民投票，支持这里划归匈牙利。这个地区在宗教版图上一直属于天主教范围，居民的民族意识和身份归属比较混乱，除了有亲德意志、亲克罗地亚、亲匈牙利等派别和倾向，还有一些人支持霍尔蒂和奥地利党，后者要求复辟哈布斯堡王朝，反对社会民主。罗特在《海因茨兰之旅》（Reise ins Heanzeland）海因茨兰也是布尔根兰的另一种叫法。参见Helmuth Nürnberger，Joseph Roth，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1981，S.5556。中即反映了新的民族国家固有的问题正在发酵的现实。
政治斗争简化冲突，文学则呈现世界的纷繁。罗特的政论随笔并不局限于革命斗争题材，而是更加关注政治变迁对民众生活的影响。1926年9月，他以《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身份开始了历时四个月的苏俄之行③，这期间关于苏俄的报道无一不涉及政治，给人一个“摇摆于红色约瑟夫与哈布斯堡保皇派之间”⑤⑥Phillip Leson，Die Reisereportagen Joseph Roths：Eine Studie zum Feuilleton der Neuen Sachlichkeit，Dissertation an der PhillipUniversitt Marburg，2016，S.159; S.165ff; S.198f.的印象。从第一篇《沙皇的移民》到后来的《尼格雷耶边界》《莫斯科幽灵》等系列报道，罗特的笔触涉及移民与沙皇时代、边疆生活体验、行政阻碍给百姓带来的苦难、高加索地区的多民族生活、民族自治问题等诸多方面。后续报道还涉及农民、妇女、青少年基础教育等社会问题。罗特虽然在精神层面一直倾向旧时欧洲，但在政治社会层面，他一度积极欢迎俄国革命和美式自由思想。⑤
不久，罗特对革命和民族国家思想就采取批判和拒绝态度，转折点是他的意大利之行。此间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的报道，是他政治色彩最浓的文字，也成了他在这家报纸上的绝唱。那四篇报道的题目就已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与独裁制的初次遭遇》《橱窗里的独裁制》《至高无上的警察》《写作者的工会》。内容从指责对纳粹保持沉默者、批评教会教义问答为法西斯所用，到披露军警人数，再到揭露当地媒体丧失舆论自由。这些报道不再涉及具体地点，说明罗特有意将矛头指向政治制度。意大利与德国时局的相似性，成为罗特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口诛笔伐的直接原因。碍于当时德意在外交层面的亲近，《法兰克福报》的编辑在刊发这四篇报道时有意隐去了作者姓名。这最终成为罗特离开这家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德国报纸的重要导火索。⑥ 罗特之所以反对暴力革命，既是因为暴力革命造成了社会秩序混乱，更是由于其蔑视个体生命感知以及人性尊严。对民族革命本质的怀疑，在他的小说《无尽的逃亡》和《沉默的先知》中有更为充分的体现。或参见Wilhelm von Sternburg， Joseph Roth：Eine Biographie， 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2012，S.364365。尤其是在特罗塔家族系列的两部小说里，罗特用家族观念、主仆关系、军队生活、战争景象、死亡体验来解构革命的英雄主义色彩，以对先王的怀念去化解失序的恐慌，哀悼逝去的亲情和故乡。罗特的战争认识和革命感受，与百年前德意志知识分子面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奥地利知识分子面对1848年欧洲大革命前后的态度颇为相似。歌德在19世纪初就多次通过戏剧创作表达对法国大革命中贵族命运的同情，寄望于基督教秩序下封建王朝制度的复辟。可对比歌德两部未完成的戏剧作品——分别取材于法国大革命前孔蒂家族故事的《私生女》（1803年）和取材于西班牙、以查理大帝统治的即将进入基督教时代的欧洲为背景的《查理大帝时代的悲剧》（1810年）。然而剧本本身的未完成状态，似乎恰恰说明，复辟并不是歌德最终的政治主张。
在流亡岁月（1933—1939）1933年纳粹上台不久，罗特的作品遭到封禁，他本人也开始了流亡生活。里，罗特越发像一个精神贵族，尝试去寻找百年前的精神同路人。在致敬奥地利剧作家格里尔帕策的文章“Grillparzer”（1937年）中，罗特称格里尔帕策“从不造反，而是反抗，且倾向保守主义，是皇权秩序的支持者、传统价值的捍卫者”⑤⑥⑦Joseph Roth， Grillparzer“， Joseph Roth， Die Büste des Kaisers， Reclam， 1979， S.55; S.63; S.59; S.60.，是“奥地利历史上唯一一个保守的革命者”⑤。他明确宣布自己的政治倾向，不吝笔墨推崇格里尔帕策的政治远见，称其为奥地利有史以来第一个拥有悲世情怀（Weltschmerz）的作家，并认为格里尔帕策不仅在气质上与皇帝一样具备皇家风范，而且在思想上更是卓然独立于同时代人之上：“自他开始，奥地利作家中才有了政治含义上的悲世情怀，也是他，令悲世情怀一词具有了古典的味道”，这种悲痛是因为意识到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拉丁的、统一的、扬弃民族差异的中世纪欧洲之后，不可阻挡地必然会出现一个新教的、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一个拿破仑和俾斯麦的欧洲”。⑥罗特认为，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代表这种天主教的、政治的悲世情怀，是自由主义“开始把奥地利的美德转变成仿制品……从已经腐坏的‘新酒’中，酿出一杯甜汽水”⑦。
对旧时代的维护，对新事物的抵制，催生了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罗特秉持着一种果断的敌友思维，将普鲁士德国视作多民族国家的反面。在普鲁士德国身上，他看到一个笃信单一民族国家的同父异母兄弟：德国摧毁的不仅是奥地利军队，还有从前的德意志世界公民。他讽刺德国人将拉丁语Divide et impera曲解为“分离而压迫之”，嘲笑德国人不懂这句拉丁语的真正含义。在罗特看来，其真正含义是“分散而影响之”。耐人寻味的是，无论褒扬还是鞭笞，无论对罗马还是对柏林，罗特都借用一种亲缘关系来表达立场。即便是对他憎恨的普鲁士德国、纳粹德国，对持绥靖政策的其他欧洲国家，他依然选择用“兄弟”一词。罗特认为，在多民族的奥匈帝国中，民族概念要大于民族国家，比如，无论普鲁士的德意志人还是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同其他民族都是兄弟。在罗特生前未出版的一篇文章《奥地利松了口气》中，罗特即用“我们奥地利的兄弟们对新的德式生活的适应在一种不曾预感的、动态的方式中完成”。参见Joseph Roth， sterreich atmet auf“， Joseph Roth，hrsg. von Heinz Ludwig Arnold，Sonderband aus der Reihe Text + Kritik，1982，S.137。这不仅仅出于神圣罗马帝国历史，更是由于他固有的宗教救赎情怀。他的憎恨，首先源于一种认同，一种契合基督教精神的博爱之心。将内心认定的罪犯当作兄弟而不是妖魔化之，在同时代的托马斯·曼以及半个世纪后的剧作家海纳·基普哈特身上，都得到过精确再现。参见托马斯·曼的《希特勒老兄》（1938年）和海纳·基普哈特的《艾希曼兄弟》（1982年）。
既然不是人与魔鬼的战争，而是人类兄弟之争，那么重要的就不是双方实力的天然差距，而是后天形成的主导思想、作战方式、战争伦理的分歧。罗特认为，从百年前的拿破仑起，“民族国家，觉醒吧！”成为时代呼声，这也是灾难的开始。他承认旧时帝国的覆灭“是伴随着日益软弱和昏聩而来的，存在内部的分裂、失误、琐碎、怠惰”，与此同时，他也不忘提醒读者，“这覆灭总还有高贵的一面”。与这高贵相对的是民族意识的产物——现代战争的卑鄙与阴险，把作为个体的人从肉体到象征意义上彻底抹杀。在古代，“人死得高贵。过去的战争中，胜者胜在其传统更胜一筹，败者也拥有象征意义，那是旧時骑士精神的最后一抹光辉，它如今败给了贱民的技术：光明正大的行军、不加遮掩的攻击如今要面对隐蔽的小规模部队;一览无余的高贵的雪白对抗烟雾笼罩的看不见的蓝（普鲁士蓝），旧式长枪对抗现代后膛枪，骑马进攻对抗看不见的大炮。封建制就这样覆灭，它死于旧式兵器，死于对抗贱民的战斗，而贱民很快就要戴上假王冠，成为一个被法律推上台的皇帝。从一个更高的角度观察，容克就是愣头愣脑坐收大革命渔利的人”Joseph Roth， Grillparzer“， Joseph Roth，Die Büste des Kaisers，Reclam，1979，S.66.。
在罗特看来，普鲁士德国所代表的是现代战争方式，是对骑士精神和规则的践踏，是技术时代对人性尊严的征服。其背后的哲学含义则在于，从民族国家时代起，一切将趋于扁平化、无人格化、匿名化，最终导致价值的丧失。因此，与“高贵”的奥地利皇帝相比，普鲁士国王是粗俗贱民，只能招致反感、冷漠乃至仇恨。罗特这篇文章像一篇战斗檄文，直指问题最顶端的信仰层面（普鲁士为抗罗宗，乃新教产物），其多次引用格里尔帕策的名言：“民族国家变人道为野蛮。”进一步说就是：“路德、腓特烈、拿破仑、俾斯麦，把从伊拉斯谟开始的传统变成了横行当今欧洲的独裁制。”⑤Helmuth Nürnberger，Joseph Roth，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1981，S.93; S.95.罗特将民族国家和现代社会的问题源头一并追溯至宗教改革。那是欧洲社会第一次经历信仰分裂，也是近代的开端。 四、 复杂的现实语境
在罗特去世前一年发表的小说《先王冢》（1938年）里，被视为作者化身的波兰贵族肖耶尼基伯爵，曾以烤栗子商贩为例，解释从多民族到单一民族国家的转变究竟会给普通百姓带来怎样的改变：“从前，吃到烤栗子的地方都是奥地利，而现在，没有签证就没有烤栗子。”⑥约瑟夫·罗特：《先王冢》，聂华译，漓江出版社，2018年，第164页;第13页。这段话也影射了罗特本人在一战后为获得身份证明而遭遇的尴尬。证件问题几乎困扰当时所有犹太人。一战刚结束他就回了一次老家，想要弄来身份证件，以证明他是新的奥地利治下的德意志主流民族的一员，但他的故乡利沃夫已归乌克兰管辖。罗特为逃避乌克兰征兵，花了三个月时间才重返奥地利。Wilhelm von Sternburg，Joseph Roth：Eine Biographie，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2012，189f.亲身经历让他有底气去痛斥新的民族国家，痛斥新政权因漠视历史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混乱无序。曾有人指出，罗特针对民族国家的言论或许不无道理，可是他对奥地利的跨民族性的吹捧未免过于聒噪⑤，可能将那些宗教、民族、文化和语言丰富性背后的冲突和矛盾一并屏蔽。
罗特并非没有看到民族意识的不断增长和不可遏制。后来，他干脆借小说人物之口接受现实：
我想以此说明，对于奥地利—匈牙利帝国而言，所谓奇怪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我也想以此说明，这个不言而喻仅仅针对以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自居的疯狂欧洲。确实，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鲁提尼的加利西亚人、来自鲍里斯拉夫的卡夫坦犹太人、来自巴奇卡的贩卖马匹者、来自萨拉热窝的穆斯林、来自莫斯塔尔的烤栗子小商贩，他们口里都唱着“天佑吾皇弗兰茨”。但是，来自布尔诺和埃格尔的德国大学生，来自林茨、格拉茨和克尼特尔费尔德的牙医、药剂师、发型助理师和艺术摄影师，来自阿尔卑斯的人，大家唱的是“坚守莱茵河”。⑥
在这个驳杂的民族地图上，分裂的单一民族国家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早已经是不可调和的政治社会现实。奥匈帝国的政治版图自19世纪中叶起便一分为二，即西部的奥地利和东部的匈牙利，奥国皇帝兼任匈牙利国王。这种二元体制无法覆盖奥匈帝国本质上过于复杂的语言和宗教结构。在奥地利，日耳曼人是最大的群体，但也只占总人口的1/3有余。在匈牙利，匈牙利人的比例不及总人口的一半。帝国体制必然让国内各民族走上各自不同的发展之路。波兰人适应了二元体制，且在宫廷担任要职。捷克人对整个二元体制感到失望，因为匈牙利人借此凌驾在他们头上，把他们变成次等民族。同样以捷克为例，其工业地位不容小觑，经济地位正在提升，说捷克语的人拥有的工厂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但捷克的地方行政语言一直是德语，这必然会点燃民族情绪之火。②参见查尔斯·埃默森：《1913——一战前的世界》，杨楠译， 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99页;第101102页。多语族群间的政治分歧日益凸显。一战前的维也纳议会，成员使用语言多达10种（德语、捷克语、波兰语、鲁塞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没有口译员，一切书面文件只用德语！”②言语层面尚且不能保证顺畅沟通，遑论展开高级别民主协商。
如果我们变换一下观察的方式，将政治与经济作为横纵坐标，会获得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画面的背景是魏玛共和国（1919—1933）。在今天的历史政治学者与当时的许多人看来，这个勉为其难的“临时民主”从成立之初就岌岌可危。库尔特·松特海默：《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思想》，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11页。德意志的政治文化背景，使得这里并不具备民主共和的基础。而来自左右两翼的反民主势力交替登场，更加令这个仓促建立的政体时时面临倒戈。历史学者沃约申称，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始于剔除帝制，终于各阶级的权力混战。参见Manfred Clemenz， Die gesellschaftlichen Ursprünge des Faschismus， Suhrkamp Verlag， 1972， S.58。 转引自Martha Wrsching， Die rückwrts gewandte Utopie. Sozialpsychologische Anmerkungen zu Joseph Roths Roman ，Radetzkymarsch‘“， Joseph Roth， hrsg. von Heinz Ludwig Arnold， Sonderband aus der Reihe Text + Kritik， 1982， S.91。
德奥各自历史的发展不同于西欧国家，在20世纪初的经济形态也不同于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两国资本主义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然而封建专制的政治框架阻碍市民阶层发展，民主革命在德国和奥地利从未发生，所谓的西方自由主义始终在起步阶段。19世纪工业革命则把普鲁士德国变成了一个尚武的帝国主义扩张型国家。无产者不再受制于皇权统治，但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只是队伍持续扩大。参见Martha Wrsching， Die rückwrts gewandte Utopie. Sozialpsychologische Anmerkungen zu Joseph Roths Roman， Radetzkymarsch‘“， Joseph Roth， hrsg. von Heinz Ludwig Arnold， Sonderband aus der Reihe Text + Kritik， 1982， S.91。從一战前的政治版图来看，普鲁士德国分散的领土很晚才有了一个首都。“柏林在二十年里的直线上升，其贸易和文化影响，在德国人的精神里，无可辩驳地得益于从属同一民族的意识。……在巴伐利亚州，面对有无必要跟随普鲁士去作战的问题，曾出现过一些迟疑，但最后，出于对帝国的忠诚，全德国的步伐都一致了。”从法国学者理查尔的描述可对柏林崛起的规模略窥一斑：“1885年，柏林有100万居民。这个比巴黎先进15年的城市拥有地铁、电灯照明和十分密集的电话网络，但这仍不过是个省城，街道上拥挤着独轮车、农民的马车，没有自来水，晚上10点钟——公共娱乐地点最晚到11点——以后就没有任何活动了。19世纪末，那里没有太多的贸易和金融活动，还不如汉堡、不莱梅、杜塞尔多夫。只是从1900年开始，由于有几十万东部移民，它才成为能吸引整个德国国内各地区兴趣的大城市，有了约三百万居民，在1914年前夕，终于获得帝国之都的地位。工业家和银行家在那里建立起公司总部，交易所行情能与伦敦和巴黎的交易所相抗衡了。”参见里昂奈尔·理查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李末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第4344页。民族国家观念将政治上互相抵牾的力量神奇地撮合到一起，“社民党因国家防务受到威胁而凝聚在一起，而且这一凝聚对于把德国民众团结在为民族集体义务效忠、而不向各种分裂主义让步的行动之中不无贡献。对于六千万德国人来说，一战代表着第一次共同经历，巩固了德国的团结”。里昂奈尔·理查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李末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第44页。民族国家理念在德国就这样有了深入人心的条件。然而同样的凝聚力，无论在奥匈帝国还是奥地利共和国，都无处可寻。 一战结束了欧洲四大封建王朝的统治，各个王侯失去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家族领地，奥地利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领土，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灰飞烟灭，废墟上出现了几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Wilhelm von Sternburg，Joseph Roth：Eine Biographie，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2012，S.185.新生的奥地利，在大多数人看来根本撑不下去，正如茨威格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所言：“这个新的奥地利是个难产儿，是个谁都不待见的共和国。”Stefan Zweig， Briefe 1914—1919，hrsg. von Knut Beck u.a.，S. Fischer，1998，S.239. 转引自Wilhelm von Sternburg，Joseph Roth：Eine Biographie，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2012，S.186。奥地利的经济发展不同于德国，它的工业化主要局限在维也纳和少数几个城市，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农业经济结构之中。这里尽管有许多强大的工人组织，但却没有诞生苏维埃共和国。工业资本发展的滞后和工人的政治行动构成了奥地利特殊发展的因素。这成为奥地利保守主义专制的前提条件：无产者的革命努力得到部分中产阶级和类无产者集团的支持。大资产阶级集团，包括工业主和大地主，为了确保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优势，开始跟军队和军事组织结成利益联盟。资产阶级专制是非民主制的政府形式，也是公开走向法西斯的重要一步。参见Martha Wrsching， Die rückwrts gewandte Utopie. Sozialpsychologische Anmerkungen zu Joseph Roths Roman ，Radetzkymarsch‘“， Joseph Roth， hrsg. von Heinz Ludwig Arnold， Sonderband aus der Reihe Text + Kritik， 1982， S.9293。旧的哈布斯堡王朝在波希米亚工业区和匈牙利农业区之间的关系尚且相得益彰，而今波希米亚和匈牙利都不再属于奥地利，于是，这个建立在德语区上的新国家，就只剩下联合同样战败的德国。Wilhelm von Sternburg， Joseph Roth：Eine Biographie， Kiepenheuer & Witsch Verlag， 2012， S.186.这些社会现实共同决定，相对于旧时王朝的复归，对于法西斯独裁的接纳更具备天时地利的优势。
严格地说，“民族国家”（Nation）这一概念即便在它最为流行的年代，也非常不清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民族保守主义者称，民族国家是被一個永恒意志所造就的巨大命运共同体，“就好比永恒的造物主创造出的人各不相同，这个民族国家也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因为造物主要通过每一个民族国家，一点点去实现其伟大的世界蓝图”。⑤参见库尔特·松特海默：《魏玛共和国的反民主思想》，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204页;第207页。在德国反民主运动的出版文献中，民族国家意味着一个通过坚定的政治意志组合而成的政治统一体。然而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其民族尚没有如此统一的意志，民族国家作为新的共和国的对立面出现，意味着为反对共和国所进行的一切。⑤
到了纳粹时期，经过现代生物学、民族学理论的推波助澜，民族主义在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在纳粹主义思维模式中，民族、种族因素赋予民族概念新的内涵，犹太人作为种族敌人被置于新的民族启示中，被明确定义为民族敌人。“在德国广大阶层中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对犹太人的重新定义，在民族概念的包裹下，将犹太人从种族中排除在外的基督教道德观之所以能够在德国遭遇极少的反对，这些都归于一战和战后基督教奉献观念与建构民族集体的尝试。”曼弗雷德·海特灵：《由共同体获得的救赎——魏玛共和国政治亡灵崇拜中的民族与宗教》，王珏译，见《北大德国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182页，中文略有改动。总而言之，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混杂新旧意识形态的发酵桶，而犹太人是其直接牺牲品。
五、 聚焦犹太问题
罗特不仅是政治意识敏锐的知识分子，还是人生阅历丰富、长期辗转西欧各大都市的知名记者。他以新闻纪录片的笔触、特有的犀利与幽默，展现了东欧犹太人生动而丰满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包括他们的保守、倔强与虔诚，对西方的痴心、牺牲精神以及遭遇的不公和迫害。在罗特笔下，犹太人不再只是非犹太人或基督教世界的对立面。这里的犹太人，多数时候指东欧犹太人。东欧犹太人是根，其孕育了犹太人的自我憎恨，也蕴藏着变革欧洲混乱精神局势的契机。他们是生活在苏俄地区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是波兰统治下的前西里西亚居民，是斯拉夫语区的常驻民。他们是罗特反驳单一民族国家的重要证据。
在散文集《流浪的犹太人》（Juden auf Wanderschaft）中，罗特用纪录片式的手法展现流浪犹太人的日常，思考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个体与革命的关系、建立民族国家可能性等20世纪的重大问题。该书初版于1927年，分篇描写东欧犹太人的被迫流浪与主动漂泊的生活境遇。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犹太隔都。每一个西方基督教国家和都市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无可否认，所有东欧犹太人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自认为同化了的）西方犹太人的歧视与拒绝。他们在新的国家里履行公民义务，但并没有享受到同等公民权利。罗特对于西欧犹太人所获得的社会承认也保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在十年后得到了确证）。在最后一篇《苏俄犹太人的状况》中，罗特直接将矛头指向民族国家理论，认为：“若要谈民族国家自治，得先从犹太人里面弄出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来，比如格鲁吉亚裔、德国裔、白俄罗斯裔等。必须先改变犹太人群非天生的社会结构，从一个全世界所有民族中最盛产乞丐、二流子、无业游民的民族中变出一副全国普及的大众脸……必须让这个民族的小市民元素和没出息的人变得更粗俗，变成彻底的无产阶级。最后，你还得给他们找一块封闭的地区。”②③⑦⑧Joseph Roth，Juden auf Wanderschaft，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2013，S.100; S.101; S.110; S.120; S.123. 记者经历加深了他对民族革命的怀疑、反感和抗议。“那个古老的、最关键的问题，革命连提都不提：犹太是一个跟其他民族国家一样的民族国家吗？还是多少有区别？它是一个宗教共同体、宗亲共同体还是只是一个精神统一体？把一个数千年来只是通过宗教以及在欧洲所处的边缘地位才得以自我保全的民族，视作一个独立于其宗教之外的‘民族’，这可能吗？”②罗特强调犹太民族的特殊性，但不是从20世纪初期就已流行的生理、心理、血缘等角度，而是从现代国家政体的成立条件——作为族群的犹太人独一无二的宗教和历史——出发。无论哪一个欧洲国家，如果不解决以上疑问就对犹太人进行重塑，必然会面对更为棘手的问题。 1937年，在《流浪的犹太人》新版序言中，罗特用十个小节再谈犹太问题。十年过去，罗特对于东欧犹太人的忧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目睹了西欧犹太人的灾难，窥见犹太人内部也有反犹主义者。③西欧犹太人，尤以德国犹太人为主，曾是东欧犹太人最大的敌人。茨威格曾戳穿“他们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的根源：“那是一条深深的鸿沟，它横亘于从小生活优裕、已被同化的西欧犹太人，与在君主王朝边缘生活的东欧贫穷犹太人之间。”⑤福尔克尔·魏德曼：《奥斯坦德1936》，郭力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52页;第18页及以下。罗特并没有止步于这种二元视角，而是一边游走于两个世界，独享他的跨界身份，一边敏锐洞察欧洲政治对犹太人身份的强行重塑。1936年夏天，受纳粹迫害的犹太知识分子和政治异见者汇聚到了比利时的海边小城奥斯坦德。在这里，曾经以为与基督教世界成功同化的犹太人，与传统观念下的犹太流浪者之间不再有明显差别。已经享誉世界的茨威格开始打破曾经的地域壁垒和一贯不问政治的主题风格，甚至在描写有关东欧犹太人与犹太传统仪式部分时，请求罗特提供指导。⑤政治迫害让西欧犹太人与东欧犹太人的天然纽带更加紧密，曾经的出身偏见也自动消散。那些亲密的朋友，包括茨威格、托勒夫妇、基施，以及非犹太籍女作家茵姆加特·奎恩，都让罗特更加坚信一点：由于纳粹的排忧政策日益恶化，西欧犹太人也毫无选择地成了被排斥被驱逐的对象，共同的受害者身份，令出走的德国犹太人（乃至所有遭受政治迫害者）组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Joseph Roth， Vorrede zu neuen Auflage“， Joseph Roth， Juden auf Wanderschaft，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13， S.109123.
罗特虔信天主教的并未局限于犹太人自身的命运。在新版序言中，他不失分寸地批判了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命运的袖手旁观，同时预见纳粹专政“只要与犹太人达成某种妥协，必然会更进一步，走向那个与犹太人完全无关的方向。他们口里说的是耶路撒冷，心里想的是耶路撒冷和罗马”⑦。早在兴登堡被选为总统时，罗特就已经对德国民主不抱希望;而今他更加相信，种族迫害只是一个开始，基督教世界必然会一并遭殃。如其在序言第九节所言：“人们总是说欧洲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为什么兄弟犯错你们却坐视不理？”⑧在整篇序言结尾，罗特发出悲叹：“我本想拥有足够的恩宠与智慧，好指出一条明路……但作为作家我首先必须诚实，我不得不以悲观笔调结束这篇序言。”这位心怀忧思的作者收敛起一切激情，明确提出三点：首先，犹太复国主义只是解决犹太问题的权宜之计;其次，内心自由必须先行于外在自由;最后，“寄生民族”找不到自由与尊严。参见Joseph Roth， Juden auf Wanderschaft，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13， S.123124。这三个警告，直指犹太建国、阶级革命与同化问题。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得到了圆满解决。
六、 结 语
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约瑟夫·罗特很早就预言魏玛共和国的灾难性后果，指出西方民族国家思想、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的同源性。他尝试到晚近的历史中去寻找解药，相信多民族国家精神可以抵抗单一民族国家思想，不惜从“革命者”转为“保皇派”。罗特为暮色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欧洲传统贵族社会雕刻出一幅幅动人的肖像。他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美化，来自一个出身帝国边缘之人对昔日秩序的历史想象。在罗特式的边缘—中心辩证法中，人格的高贵不受等级限制，边缘人和小角色也可以成为叙事中心;而那些原本站在历史高位的人，则被顺理成章地边缘化。于是我们看到，《拉德茨基进行曲》中的约瑟夫皇帝跟一个少尉平等交谈，《百日》中的拿破仑皇帝则亲自哀悼一个普通侍女之子。
罗特的历史想象立足于欧洲人文传统与东欧犹太社会，处处透出现实关怀，至今耐人寻味。放眼世界，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阿拉伯世界的持續对峙、难民问题的有增无减，无一不可追溯至20世纪的民族国家浪潮及其余波。单一民族国家里，人们不再享有沟通的自由、行走的自由、交易的自由。今天，欧盟存在的历史条件、申根条约的基本精神，便是对多民族国家共同体传统的尊重和复归，也是对两种体制的一个折中。但是，大概没有人会将之与复辟思想联系在一起。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s one of the famous journalists and novelist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Joseph Roth witnessed and recorded the versatile changes in both Germany and Austria. His political stance and writing style changed accordingly， from the leftwing orientation and Neue Sachlichkeit to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s with a tendency for conservative thoughts. His writings on the one hand took root entirely in the east Jewish society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Jewish natio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rginal race to fight for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other hand， he eulogized the traditional aristocratic social pattern and multiethnic state system， and sculptured the last days of the Habsburg Empire with words. His words seemed to indulge with amusement in the dialectics of edgecenter and faithfulsuspicious views. Actually he aimed to revive the European spiritual tradition， namely， tolerance and spirituality， to defend the national ideology from arbitrariness and materialization.
Joseph Roth; Weimar; nation; Jewish
周春玲